源出《僑報》

對於中國人來說，誰也不會忘記1992年令人激動的春天。那個春天，鄧小平到南方視察並發表談話。那是一個真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春天。

　　其時，《深圳特區報》已頗具名氣，作為該報副總編輯的陳錫添（後被任命為該報總編輯，現為《香港商報》總編輯）更是幸運。當1月19－23日鄧小平視察深圳時，這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新聞記者被深圳市指派為當地惟一的文字記者，全程隨同採訪；是年3月26日，署名陳錫添的長篇報道《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的發表，在海內外引起強烈之反響。

　　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再看，陳錫添坦言這篇文章有一個“最遺憾”的地方，就是沒有把鄧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談話寫上去：“鄧小平有一段話：‘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這四句是原話，我記得非常清楚。”然而，這幾句話臨上版之前，陳錫添卻把它刪掉了，因為當時正在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另外，小平同志還說：‘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等等，這些我都沒敢寫。”

　　很明顯，鄧小平的這兩段話，一段是反對“形式主義”問題，一段是力主“退休制度”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那麼，對於如此重要的兩段話，陳錫添為什麼“不敢寫”呢？——陳錫添自己的解釋是，“不敢寫，說明當時我的思想不夠解放。”實事求是地說，在當時那個年代，思想不夠解放決不是少數人或個別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存在的問題，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當然，思想不夠解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左”的意識形態的盛行。正如小平同志當時所說的那樣，“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譬如姓“社”姓“資”的問題，就是時刻困擾人們並時常引起爭論的一大問題。

　　新聞界、理論界，更是敏感，誰不怕“言論”上出差錯呢？在中國歷史上，“以言治罪”的情況還少嗎？人們的“怕”，不是沒有道理的。正因如此，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反覆地強調，“膽子要大一些”，“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要怕”。可以說，正是小平的這一番南方談話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從此也才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時代，1992年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其實，回過頭來看，新聞媒體今天能夠發表陳錫添過去年代“不敢寫”、不敢發表的文章內容，其本身就已經很說明問題。

　　總而言之，人們不敢說、“不敢寫”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轉貼者 愚若智 所加的評論

所謂的不要搞政治運動和教育實在荒唐和愚蠢。一個國家是一個公司嗎？為什麼89年風波之後拿出老一輩的革命史來救鄧小平之類的賣國賣黨賊？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不對，鄧小平的“兩個凡是”就對嗎？他是“凡毛澤東所說的都是錯的，凡毛澤東所做的都是錯的”。他的狗屁政策讓中國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民眾從農民到高級知識分子成為西方國家的打工族。憑什麼批評人家不認祖認宗，改動歷史，現今大陸當局不一樣拋棄作家如魯迅，擦掉文章如《包身工》？直至最近還拿建國前的共產黨人士的悲壯經歷為自己無恥無能的執政和肆無忌憚的貪腐來穩盤呢？明明是????“資本主義”，為什麼還在掩耳盜鈴，盜名欺世，仍稱“中國共產黨”呢？現在中國怎麼樣？好像能造很多東西，但是有一點高技術的產品中國沒有知識產權。一場非典要醋熏，一場雪災要手鏟。聲稱很有錢，????該要花錢投入的地方（如教育，自主科研）只有那一點點投入，解釋為“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精英”和“平民官員”吃喝考察從來不缺錢和不缺場合。

不敢寫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完完全全的屁話，在這個世界上還找不到這樣的國家和政府。我要飯碗，也要腦袋，但是要能有地方出力建立一個中國人民的民主社會主義政府，我一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