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正秋

　 　 一、米鋪與米市 兩宋都城的人口，均在一百萬上下，是宋代人口最多的兩大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一百萬人口，每人一天二升計算，每天耗糧即達數萬石，每年的耗糧更為巨大。每年從各地經河渠運入東京（今河南開封）的上供官米達八百餘萬石。 東京居民所耗倉米，主要是靠商人從江淮一帶輸入，富商大賈利用兩地米之差價，“轉至京師，坐邀厚利。”（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3景德三年五月戊辰條）因汴京居民所耗倉米數量大，米價極易上漲。朝廷為鼓勵商人運米入京、給以免除“力勝錢”稅的優遇。

南宋臨安府市場所需米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夢粱錄》卷十六《米鋪》記載：“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 杭州市場上所需之糧食，大多來自蘇州、湖州、常州、秀州（嘉興）、淮、廣等處，外地客米從航運到達杭城之北的運河碼頭；湖州市米市橋、黑橋（今杭州湖墅大關一帶），俱是米行，由米行行頭接客定價批發給收購者。米行成批收購後，然後小牙子（中間商）和杭城各處的米鋪聯繫，再批發給米鋪，再零售京師居民細戶。米鋪向米行批發，約定時日，由米行直接送米至米鋪。城北米市最大，以湖州米最多，故稱運河碼頭地段為湖州市。今拱墅區米市巷、米市橋，就是當年米市集散地。 除城北大型米市外，在杭城南部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有個中小型米市，約有三四十家米行，專門接待從錢塘江運入杭城的外地米客，然後批發給鋪家，再由鋪家（米店）零售給市民細戶。 從米行把米批售給米鋪，有條不紊。

據《夢粱錄》卷十六《米鋪》記載：“杭城常願米船紛紛而來，早夜不絕可也。且叉袋自有賃戶，肩駝腳夫亦有甲頭管領，船隻各有受載舟戶，雖米市搬運混雜，皆有爭差，故鋪家不勞餘力而米徑自到鋪矣。” 到達杭城的外地米，品種繁多：有早米、晚米、新破礱、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紅蓮子、黃芒、上稈、粳米、糯米、箭子米、黃秈米、蒸米、紅米、黃米、陳米等二三十種之多。 米價時有波動。東京開封便宜時，每斗米麥，約僅10—30文錢，上漲至中等價，常在70—100文之間，政局不穩時，米麥之價， 每斗高達200—300文。

每日官府、軍旅所耗的米量是多少，史書未見確切記載，今從南宋理學家朱熹《李公椿墓志銘》記載，軍隊所耗之米也一年達二百萬石，加之官府、皇宮所需，杭城官民所需糧食約達六、七百萬石以上。 官米的搬運，按宋代祖傳的規定，不許雇募百姓搬載，是由官兵按月輪流肩挑入倉。

運河兩岸的運米船隻，種類眾多。大多船夫以船為家，全家大小生活在船上，隨船航行各地。《夢粱錄》卷十二《河舟》記載說，外地諸郡米客船隻，多是鐵頭舟，可載五、六百石，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來興販耳。”

二、肉鋪與肉市 兩宋都城人口眾多，居民富戶比例高，因此羊肉消費水平也較高，肉鋪席也較發達。
汴京肉鋪：東京居民所食的家畜肉類以羊肉為主，以豬肉為副。東京居民，無論是上等貴族、皇宮，或是平民百姓，都喜食羊肉。據皇宮御廚統計，神宗時，年所食羊達四萬三千四百多斤，而豬肉僅四千一百多斤，占1／10。東京肉鋪以銷售羊豬肉為主。 豬肉，據《東京夢華錄》卷二《朱雀門外街巷》載，活豬從南薰門入城，“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十數人驅逐，無有亂行者。”東京有專門宰殺豬屠羊的作坊；賣肉又有肉鋪；另有挑擔串街零賣，生意興旺。生意好時，“每人擔豬羊及車子上市，動即百數。”（同上書，卷三《天曉諸人入市》）。一般肉鋪，多為三五人操刀，早上售生肉給市民；至晚所余，煮成熟食品上市銷售（卷四《肉行》）。《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一家肉店門口掛着半個豬身的肉塊。 肉店所售品種也很多，除鮮豬羊肉外，還有肉乾脯、鹿脯、羊頭、腰子、肚肺、旋炙豬皮肉等，此外，狗肉及被禁屠的牛肉也時有上市。

臨安肉店：臨安府肉鋪，更是林立街巷，以貨售豬羊肉為主。各肉鋪“每日各懸掛成邊豬，不下十餘邊。如遇冬年兩節（冬至與過年），各鋪日賣數十邊。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顧從便索喚批切。”（《夢粱錄》卷十六《肉鋪》豬肉有精肉、頭肉、燥子肉、膂肉、庵蔗肉等；骨也有雙條骨、三層骨、浮筋骨、脊齦骨、球杖骨、蘇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腦頭大骨等。一般說，早上之肉很早售完；近午如有餘肉，都燒煮成熟食品出售。 鋪，也很興隆，，即羊巴或豕巴，就是豬、羊、狗之醃臘肉，生、熟兼售，主要品種：豬肉有算條、線長、影戲、糟豬頭肉、瑪瑙肉，紅羊，鵝，黃雀等；又有“”，就是醃魚槽魚類，如魚頭醬、桃花、大魚、鱘鰉魚、銀魚等。

臨安肉市貿易也十分發達，地址在今壩北修義坊。“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皆成邊及頭蹄等肉，俱系城內外諸麵店、分茶店、酒店、店及盤街賣熬肉等人，自三更開行上市，至曉方罷市。其街坊肉鋪，各有作坊，屠宰貨賣矣。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席，華筵數十處，欲收市腰肚，頃刻並皆辦集，從不勞力。

州府縣鎮肉鋪：各地州郡及縣鎮都有屠肆與肉鋪。僅據《夷堅志》所載，以屠殺家畜為業，就有十多家，今舉四例： 臨江軍新喻縣屠者張氏，居於僧寺之旁，每宰豬，必以曉鍾時起。《夷堅支癸》卷第五《新喻張屠》） 德清（今屬浙江）民鄭八，酷於屠牛，每行刃時，先刺其頸，血從中傾注數斗，目尚開闔。（《夷堅三志辛》卷第一《二屠鼎烹》） 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嚴前嶺上民朱聾三八者，本姓名曰洪亨時，專宰牛……殺牛千頭。（同上卷六《朱聾三八》） 桐廬（今屬浙江）人養兩牛，一*一犢（即一母一兒）同日賣給屠家，屠家準備先殺其犢，再殺其*。（《夷堅三志己》卷第十《桐廬犢求母》）

臨安宰豬，但一大屠為長，每五鼓擊殺於作坊，須割裂既竟（盡），然後眾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掛肉於案鈎上。（《夷堅丁志》卷第九《河東鄭屠》）這說明宰殺作坊與貨售肉已大部分分開，但也有少數或個別，宰殺貨賣合在一起，仍有前店後坊之性質。

三、魚行與鯗鋪
北宋汴京周圍水道縱橫，池沼星布，淡水魚蝦資源十分豐富。《東京夢華錄》卷四《魚行》記載： “賣生魚則用淺抱捅，以柳葉間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賣。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如此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 除附近州縣運進淡水魚蝦外，江淮一帶的是蝦米（海蝦）、淮白魚、螃蟹、蛤蜊、乾貝等入京銷售，逐漸改變汴京市民菜的雞豕獨霸的局面。北京政治家歐陽修，吃食東南沿海的海鮮後，寫一首《京師初食車螯》詩（《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6）。

南宋行都杭州，水產資源更為豐富多彩。據《夢梁錄》卷十八《物產·蟲魚之品》記載，有鯉、黃顙、白頰、石首（大黃魚）、鰳、白魚、鰣、鰻以及蝦、螃蟹等數十種之多。 同書卷十六《鯗鋪》記載： “姑以魚鯗言之，此物產於溫、台、四明等郡，城南渾水閘，有團（魚行）招客旅，鯗魚聚於此，城內外鯗鋪，不下一二百餘家，皆就此上行合摭（批發）。” 杭州魚行批發的魚鯗品種繁多，主要有郎君鯗、石首鯗、鰲鯗、鰳鯗、鰻魚鯗、鯖魚鯗等十多種；此外還有酒香螺、酒蠣、酒江瑤、蚶子、鯖子、比目、車螯等二三十種之多。

四、酒樓飯館 酒樓，是唐宋之際城市中新興的店鋪，是宋代飲食繁榮的重要標誌。 唐代以前，飲食店鋪大多開設在坊內或山鄉之交通要道之處，一般都是規模較小的食肆。史料筆記中偶見酒樓，也是規模不大的。而兩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市）與臨安府（今浙江杭州市）卻出現了規模宏麗、設備精良的大型酒樓，時人稱為“正店”。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之多。

汴京酒樓：《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詳細記錄北宋汴京大型酒樓的遍布的概況：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白礬樓，後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食，則第一白廚，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李慶家、東雞兒巷郭廚、鄭皇后宅後宋廚、曹門簡李家、寺東骰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彩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牆下長慶樓尤盛。

樊樓：又名礬樓，是東京最大的酒樓。南宋學者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九記載：“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為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為酒樓，本名白礬樓。”仁宗時礬樓每年賣官酒之曲達五萬斤，能供腳店（分店）三千戶之用。北宋末，擴建後改名豐樂樓，成為“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齊東野語》卷十一《沈君與》）宋代詩人劉子*《汴京紀事》描述說：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仁和酒店、八仙樓正店和會仙酒樓等也是東京大型酒樓。《東京夢華錄》卷四《會仙酒樓》介紹說：“如州東仁和店、新門裡會仙樓正店，常有百十分廳館動使，各各足備，不尚少闕一件。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座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 東京酒樓裝備精良，盤杯器皿除瓷器外，還尚有銀器，顯示貴重。 北宋士大夫也常常到酒樓飲酒作樂或招待客人。歐陽修《歸田錄》所記載魯宗道就是常在仁和酒店招待客人。有一次真宗派中貴人召問魯宗道，恰遇魯宗道易服至仁和酒店招待從遠方而來的鄉親。當真宗問及此事，他如實答道：“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

北宋著名文學家石曼卿，以“飲酒過人”知名。有一次義士劉潛，到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中，“對飲終日，不交一言。”“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歸田錄》卷二） 酒樓經營風格也有以信取譽的。蘇頌曾以孫家酒店為例，綜述了一位從酒博士（僱工）出身，以誠實取得主人的信任，借錢開了一爿腳店。由於經營得法，生意興盛，發展成汴京的大型酒樓。（《丞相魏公譚訓》卷十《雜事》）

南宋行都臨安府的酒樓，大都仿效汴京，重視門樓裝潢宏麗與店內擺設精緻。無論是官辦酒庫或是民辦酒樓，其規模宏麗者各有數十家之多。 據《武林舊事》卷六《酒樓》記錄了戶部點檢所開辦的酒樓有十餘家。 這些酒樓（庫），“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並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凡肴核杯盤，亦各隨意攜至庫中。初無疱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不易登也。”

民辦酒樓，華麗可與官樓相比，著名者也有十餘家。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盛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盛頭，香滿絝陌，憑欄招邀，謂之“賣客”。 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 又有吹嘯、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 及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 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韻姜、砌香、橄欖、薄荷，至酒分得錢，謂之“撒*。” 又有賣玉面狸、鹿肉、槽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魚孱干者，謂之“家風”。 又有賣酒浸江*、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蜜丁、脆螺、鱟醬、法蝦、子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 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誤。 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杯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極意奉承。

此外，還有各種特色的小酒店，滿足京都各方人士的需求。據《都城紀勝·酒肆》載： 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此處易為支費。 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飾如仁宦宅舍，或是仁宦子改作者。 花園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學園館裝摺。 直賣店，謂不賣下酒食次，又名“角球店”。售賣整盤飯菜的食店。 散酒店，謂零賣零沽散賣，百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等不同規格的價格，並折賣外坊酒。 肥羊酒店，零賣軟羊、大骨龜背、爛蒸大片、羊雜雞四軟、羊擇四件等。 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箸蓋之，以為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買歡，則多往其居。 羅酒店，在山東、河北有之，今借名以賣渾頭，遂不貴重也。 “酒家事物，門設紅杈子、緋綠簾、貼金紅紗梔子燈之類，舊傳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樓，至今成俗。酒閣名為廳院，若樓上則又或名為山，一山、二山、三山之類。牌額寫過山（即美酒名），非特有山、謂酒力高遠也。”

五、茶肆風貌
唐宋飲茶之風的盛行，據《萍洲可談》卷一記載，宋人接待客人的習俗是：“至則啜茶，去則啜湯。”這些習俗促進了茶行與茶肆生意的興旺；在宋代州郡城市中茶肆普遍開設，尤其是宋代兩都城，茶店林立，成為都市商貿一大特色；茶肆不僅是宋人飲茶之地，還成為交際、商談、行業開會、學習樂器和婚姻介紹等的地方，似乎成了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公共場所。 從外地運茶至汴京，先由茶行頭接待定價批售。史書記載：“若客人將茶到京，即先饋獻設燕，乞為定價。”（《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六，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條）汴京市民喜歡本地所產的末茶，也購買從東南運入京師的高價片茶（餅茶）與散茶。片茶以福建所貢的為皇親貴戚大官所重。

汴京的茶肆始見於五代，北宋定都之後，茶坊有了迅速發展。清人徐叟輯《宋人小說類編》卷四《傳奇·茶肆高風》還記述汴京礬樓旁邊一家茶肆，“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整，故賣茶極盛。”接着還介紹了主人拾金不昧的高風亮節品德。說的是熙寧年間（1068—1076），福建邵武李氏邀其友在茶肆飲茶，暢談久別重逢之懷。結果把數十兩金遺失在肆內桌子上。三四年後，李氏又來此肆，談及失金之事，茶肆主人立即把收藏之金全部交還，李氏一秤，分毫不差。李氏為感謝店主，想分一半給他，也被店主拒絕；李氏想請他礬樓飲酒致謝，店主也堅辭不往。當時在肆中飲茶的五十餘人，皆稱讚說：“世所罕見也。” 提瓶流動賣茶小販也不少。據《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汴京居民左鄰右舍常以茶交往： “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相互支茶，相問動靜。” 南宋杭州的茶肆，在裝飾方面雖然多承繼了汴京風貌，數量上大大超過，在經營方式上更加靈活多樣。 茶肆大者，多掛名人書畫，其目的是“勾引觀者，留連食客。”這是承襲汴京之俗。此外，還插四時花，裝點門面。

其經營方法有如下特色： ①貨售奇茶異湯。一年四季不同，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饊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這是一種產品隨天氣冷暖而異的新風。 ②以樂曲助賣。紹興年間（1131—1162年），一些茶肆賣梅花酒，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或者，門面列花架，插上奇松異檜，敲打響盞歌賣。 ③富室子弟、諸司（機關）下直等人會聚處，成為他們習學樂器、教練唱叫之類的場所，當時人稱為“掛牌兒”。 ④城內諸行借工賣伎人行老會聚處，時人稱為“市頭”。 ⑤有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青年人）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 ⑥有茶肆樓上還安置妓女陪客人喝茶，時人稱為“花茶坊”。據《夢粱錄》卷十六《茶肆》記載，這種花茶坊，杭州有五家：即市西坊南潘節干茶坊、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張七相干茶坊。作者總結說，“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 ⑦利用茶肆會友，如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等，“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 茶肆之外，還有固定茶攤與流動小販賣茶，夜市尤是如此。“夜市於大街，有車擔設浮鋪（流動），點茶湯以便游觀之人。”“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兵，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以此為名乞覓錢物，謂之‘齪茶’；僧道頭陀，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為進身之階。” ⑧茶肆與歌館合為一體。這種茶肆一般為高檔茶肆，有妓女陪樂，“朝歌暮弦，搖盪心目。”大多集中於抱劍營街、清河坊、新街、太平坊、後市街等商貿繁榮的地段。此外諸處茶肆有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等。（《武林舊事》卷六《歌館》） 除宋代兩都城茶肆較繁榮之外，各地州府與縣鎮也有開設茶肆，生意也很興旺。

六、水果行
兩宋都城的水果店鋪也很多，貨售來自全國的水果。東京把賣瓜果的店鋪，稱為果子行，據《東京夢華錄》記載主要集中於州橋、西大街，朱雀門外等，而零星小店遍布街巷。 從《東京夢華錄》卷二《飲食果子》等書記載，東京水果來自全國各地，主要有河北的鵝梨、西京的雪梨、鎮定的濁梨、河陰的石榴、沙苑的ｗēｎｐｏ、溫州的柑、福建的荔枝、江西的金桔、河東的葡萄、衛州的白桃、南京的金桃、洛陽的嘉慶子、嶺南的橄欖等數以十計。

如金桔傳入汴京，還有一段趣事，據歐陽修《歸田錄》卷二《金桔產於江西》記載： “金桔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ｙòｕ（1034—1037年）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桔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仁宗之妃）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 宋人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二《金桔產於江西諸郡》也有類似記載，大同小異而已。

如嘉慶子，據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引唐代韋述《兩京記》記載，東都（洛陽）嘉慶坊李樹的果子“甘鮮為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接着又說：“今人（宋人）但言嘉慶子。”也是京師果子鋪中常見名果。

如溫柑，據宋人王＠①⑤《燕翼詒謀錄》卷五記載： “承平時，溫州，鼎州（今湖南常德）、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天聖六年（1028）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余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州）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而商人仍遠運到京師貨售。 關於溫柑，又名永嘉柑，據宋人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五《永嘉之柑》記載： “永嘉之柑，為天下冠。有一種名叫‘朱欒’，花比柑桔，其香絕勝。”接着又介紹了栽培方法說：“栽接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疏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桔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為佳者矣。‘朱欒’，乃枳也。”

南宋行都杭州，水果鋪中也擺着來自全國各地的新鮮水果，據《夢粱錄》卷十六《分茶酒店》記載，達37種之多：圓柑、乳柑、福柑、甘蔗、土瓜、地栗、麝香甘蔗、沉香藕、花紅、金銀水蜜桃、紫李、水晶李、蓮子、ｐｏ桃、新胡桃、新銀杏、紫楊梅、銀瓜、福李、台柑、洞庭桔、蜜桔、匾桔、衢桔、金桔、橄欖、紅柿、方頂柿、火珠柿、綠柿、巧柿、櫻桃、豆角、青梅、黃梅、枇杷、金杏。” 賣水果時，往往配以歌聲叫賣。此外還有乾果子，如錦荔、京棗、串桃、松子、巴欖欖、人面子、嘉慶子以及十色蜜煎螺、陳州果兒、蜜雲柿、糖絲梅等。 記載中的水果，大多運自全國各地，如福柑、福李，為福建所產柑桔、李子；台柑、衢桔、洞庭桔等，又是今台州、衢州等地所產。此外，有太原的葡萄、鹽官的棗、南京的棗、松陽的柿、羅浮的桔等數十種之多。 因此，南宋行都杭州的水果市場除了有城南初外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等集市貿易外，也有專門的果子鋪，如水巷口的阮家京果鋪、大瓦前水果鋪和中瓦前的錢家乾果鋪子是杭城名店。此外，和寧門外，水果店較多，主要貨售的新果子，為皇親貴戚所喜歡。杭州果子鋪遍布大街小巷，數量之多，名列京師十大類店鋪。

據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福州新荔枝到進上：御前送朝貴，遍賣街市，生紅為上，或是鐵色。或海船來，或步擔到。直賣至八月，與新木彈相接。”

七、陶瓷工藝品鋪
宋代工藝美術品在唐代的基礎上有了新發展，形成了新的經營與消費特點： 一是官府手工業的規模大、分工細、產品種類多，在工藝美術品占重要地位，以宮廷消費為主。 二是都市城鎮商品經濟的發達，民間手工作坊發展迅速，其精品“極其工巧，前所罕有”；工藝美術品的消費以陶瓷、絲綢、漆器、金銀珠寶工藝品等受到富家市民的歡迎。

兩宋陶瓷工藝極為發達，品種極為豐富，各窯產品的工藝、釉色、造型和裝飾的差異，形成風格各異的陶瓷工藝品。
定窯，在今河北曲陽，因宋代屬定州而名。定窯瓷器，胎體堅細輕菁，釉色乳白偏黃，紋樣典雅富麗，北宋時一度成為官窯，專燒宮廷用瓷。除生產盤、碗、碟、盆、瓶等日常生活用具外，還燒制淨瓶爐等佛前供器。
磁州窯，在今河北磁縣觀台鎮、鼓城鎮一帶，宋屬磁州而得名。是宋代北方最大的民窯體系。磁州窯最具特色。專門燒制瓷枕，數量較多，其中以張家造：“所遺留為多或如意頭形、或腰圓形、或八方形；其中一件方形瓷枕，長約40厘米，枕面繪有一虎，右上側題“明道元年（宋仁宗年號，即公元1032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筆於沙陽”等16字；瓷枕上往往書有詩詞曲牌等許多文字。
耀州窯，是以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為代表諸窯之瓷器，因銅川宋時屬耀州而得名。燒造器物以碗盤為主，瓶、罐、盆、爐、缽、注子等也燒制；胎質灰白而薄，釉色勻淨；裝飾以刻花為主，線條剛勁流暢。 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記載說：“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以其類餘姚（今浙江餘姚，唐宋之際屬越州）秘色也。然極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鈞窯，北宋五大名窯之一，在今河南禹縣，宋屬鈞州而名。鈞窯是屬北方青瓷系統，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乳濁釉，釉內含有少量銅，燒出來的成品是青中帶紅如藍天中的晚霞，人稱“藍色乳光釉”，器形有花盆、盆托、爐、洗、碗、盤、缽、尊等；釉色有天青、天藍、月白、紫紅等多種色調。
景德鎮窯，是宋代燒制青白色瓷的代表，因它的釉色介於青白兩色之間，或青中帶白，名白中帶青；因而得名青白瓷，習慣上還叫“彩青”。 目前國內墓葬出土的或國外日本、朝鮮遺址出土的景德鎮瓷盒，其底部往往印有“許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蔡家合子記”、“吳家合子記”等標記達十一處之多。這種青的瓷盒，是大盒內又排列三個或五個小盒，俗稱“子母盒”，深受中外歡迎。
龍泉窯，是南方青瓷體系的代表之一，因位龍泉而得名；南宋龍泉窯的瓷器，其胎色有白胎與黑胎兩類，以白胎為主，約占十分之九，是龍泉窯的特色產品；而粉子青是胎白中帶灰色，外觀有柔和淡雅如青玉的良好效果。梅子青釉，胎白中略帶灰，可與翡翠媲美，它的燒成溫度比粉子青釉要高，釉的玻化程度也比粉青釉高；這種釉層的特點表面光澤，略帶透明。
哥窯，是龍泉（今屬浙江）章生一（哥哥）所燒之瓷稱為哥窯；其弟章生二（弟弟）所燒之瓷稱為弟窯。 哥窯，瓷胎有薄、厚之分；色有黑、灰、土黃之別；釉色以灰青為主，也有米黃色的；釉面開不同紋片，稱“百圾碎”，有的大開片呈黑色，小開片呈黃色，俗稱“金絲鐵線”。造型有各式爐、瓶、洗、盤、ｗǎｎ＠①⑦、罐等，“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脈細薄，釉色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紋，號曰百圾碎。”

八、布帛鋪與染織品
宋代紡織，主要有絲、麻、毛、棉四類，以絲、麻為主。兩宋都城都是全國最大的紡織中心，除了朝廷官辦的紡織業具有規模大、製作精、分工細的特點外；民營的紡織也十分繁榮，尤其是兩蜀、江西、兩浙等地較為發達。 兩宋的布帛，從經營方式不同分，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前店後坊，銷售兼紡織的鋪席，即前面出售，後面為生產織物的私營作坊；另一類是以銷售為主，貨源主要來自農村家庭婦女的副業所織的物品。

宋代的私營作坊有了較大發展，歐陽修《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詩有：“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之句，可見東陽城郭機織之盛。（《居士集》卷十）又如揚州城西郊農戶之中，“茅舍機杼之聲”，有幾張機，皆以素絲為主，有四五婦女在織。 宋代布帛鋪，以經營產品的不同，可細分為彩帛鋪、絨線鋪、頭巾鋪、腰帶鋪、幞頭鋪、絲鞋鋪、抹領銷金鋪、生帛鋪等十餘類。據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鋪席》記載，大型彩帛鋪，“堆上細匹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

杭州的紡織品是全國的名品；外地商人也到杭州來採購各種紡織品，然後販賣各地。如婺州（今浙江金華市）地方官唐仲友，在城內開設一家大彩帛鋪，從杭州進貨暗花羅、瓜子春等彩帛，一次就能賣出三四百匹之多。 明人《古今小說》中描寫一家南宋杭州由吳防禦開設的彩帛鋪。吳防禦是個富商，在湖墅新橋、灰橋分別開了兩家彩帛鋪；其中新橋新帛鋪，前為商店，後為作坊；一邊生產，一邊銷售。與此同時，也收購農村家庭副業中生產的紡織品，再由店鋪貨售得到。因生產興旺而成富家。 杭州彩帛鋪出售的以全國各地名品與杭州土特珍品為多。 綢，主要有蘇州的織錦（稱為宋錦）、建康（今江蘇南京）的雲錦、四川之蜀錦、婺州之精羅、越州（今浙江紹興市）的越羅、毫州（今屬安徽）的輕紗；此外有廣西的柳布（苎麻布）、海南青花布以及甘肅蘭州一帶羊絨等等。

各地州縣市場也都有布帛鋪，經營得法者致富，如邢州商人張翁，原來開了爿小布店，因救了一位罪犯而發跡，十年後，罪犯發財後送來五千匹布感恩，使他成為“家貲十千萬”的富翁，當地人呼他為“布張家”，（《夷堅乙志》卷七《布張家》） 鄂州富商武邦寧，開了家大布店，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之甲。”（《夷堅支庚》卷六《武女異疾》） 布帛到染坊染色時，必以霞頭為記號“綴布條於角，記物主姓氏，以草纏結之，使不漫滅，謂之霞頭。”（《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三）

九、金銀珠寶行
宋代金銀珠寶、首飾的消費，以都城皇親貴戚、富商大賈為主，其他大的州郡也不少。因為都城的金銀鋪、古董行、珠子店、首飾鋪是十分發達的。這種鋪是屬於上等鋪席，從事這種行業，多是豪商或貴族兼營。汴京大內西右掖門外西大街金銀首飾鋪有棗王家金銀鋪為著名。東角樓街界身之內，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

南宋都城杭州尤為發達，御街南端，“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今屬中山南路），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前列金銀器皿及現錢，謂之“看垛錢’。”“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如遇買賣，動以萬數。”（《夢粱錄》卷十三《鋪席》）

著名的金銀首飾店有：市西坊南（今羊壩頭）有沈家金銀交引鋪、張家金銀交引鋪，保佑坊前有俞家七寶鋪（古玩），李博士橋畔鄧家金銀鋪，官巷口的盛家珠子鋪、劉家翠鋪等為宋城名店。

金銀珠寶首飾的鋪店，不僅兩都汴京、臨安繁榮，一些大城市如建康（今江蘇南京）、袁州（今屬江西）、樂平（今屬江西）、長沙等地均有這類侈奢品店鋪。這類店鋪也大多前面為店出售，後面即為工匠作坊，大多是僱傭工匠。這些金銀加工後，宋人習慣上多稱為“銀匠”，靠手工技藝吃飯，也有發財或富貴的，據宋人《朝野遺記》載，宋徽宗時宰相李邦彥就是銀工出身： “李太宰邦彥起於銀行，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出宰相正為嘉事，何恥焉？”

金銀製品器皿與首飾的流行，促進了金銀鋪的發展。宋人飲酒、喝茶，常以金器為珍，顯示富貴的派頭。宋代婦女首飾、佛像的修飾多以貼金貴，朝廷多次禁止而未成。銀杯銀碗更為酒樓、茶肆的高檔器皿之一，受到貴商之歡迎，如酒樓把酒器稱為銀瓶或銀瓮，南宋杭州有一官府酒庫稱為銀瓶酒庫。 日用器物上填嵌金飾或銀飾，稱為“*金”或“*銀”。宋代較為流行。元末陶宗儀《輟耕錄》卷三十《＠①⑧金銀法》說： “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畫，然後用新羅（今朝鮮半島上）漆，若*金，則調雌黃；若*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刻縫罅，以金箔或銀箔，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箔在內，逐旋細切，取鋪已旋漆上，新綿楷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熔鍛，渾不走失。”

珠玉等裝飾品也很盛行，尤以富貴人家的婦女首飾為多，稱為珠翠。也有用珍珠串綴成圈，作為項飾，宋人稱為“珠瓔”，唐宋之際十分流行。 此外，以珠玉綴飾成為帘子，稱為“珠簾”，在皇宮中常用珠簾銀屏作為房內或床前的裝飾品。還有珠子燈，“以五色珠結為網，下垂流蘇”，（周密《武林舊事》卷二《燈品》也是南宋杭州的名燈品。 因為珍珠用途的日益廣泛，唐宋之間在廣南海邊一帶有專門採珠的民戶，稱為“珠戶”，地方官每年還督促珠戶送上精品作為貢品。（劉恂《嶺表錄異》卷上） 這些珠貝的珍貴裝飾品都是富貴人家所享受，而貧戶百姓卻少見少用，正如蘇東坡《監試呈諸官詩》說：“貧家見朱貝，眩目自難審。”（《分類東坡詩》卷十一）

十、書籍鋪與刻印
兩宋，不僅雕板印刷在迅速發展，而且是我國活字印刷術創造與開始推廣的重要時期。朝廷規定主管中央教育的機構國子監、太學（最高學府）、秘書監等可以刻印監本（標準本）書笈，各路（省）、州府也有印書機構。這些屬於官方印刷書籍。兩宋的民間刻書更是十分繁榮，這些書肆的特點是刻書與售書相兼的鋪店，前店為售書，後店為刻書；這種書肆為多，只賣不印者也有。 宋代印刷業最發達的是汴京、杭州、四川、福建，譽為四大中心。兩宋之際的學者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世言雕板印書》對四地印書作了評述說： “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汴京開封）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汴京是北宋刻書、印書的最大中心，無論官刻或是私刻均為全國之首。官辦刻書印書機構有國子監、崇文院、秘書監、司天監等，主要是刻印經書、史書、醫書、算書、類書以及日曆等為主；官印之書籍，校對精審，錯誤較少，尤其是監本。淳化年間（990—994年），國子監“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同上書卷八） 相國寺書市，生意興旺。北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二《余皇ｙòｕ壬辰歲取國學解》記載，皇ｙòｕ四年（1052年）作者到汴京參加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然後到相國寺游觀，“一日閱相國寺書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

同書卷三《鄉人上官極》記載，作者同鄉上官極（一作拯）到汴京參加科舉考試，“累舉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試，游相國寺，買詩一冊，紙已熏晦，歸視其表，乃五代時門狀（拜貼）一幅。” 文人設肆售書，是宋代書肆的重要特點。北宋古文倡導者穆修，晚年生活困苦，衣食不能給，恰得唐代文學家《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穆）修就手奪取，瞑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魏泰《東軒筆錄》卷三《文章隨時美惡》）

杭州刻印書籍，早在五代始盛，北宋時已相當發達，據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記載：“監本刊於杭者，殆居太半。”元ｙòｕ四年（1089年）蘇東坡為地方官時，福建泉州商人徐戩，在杭州刻本佛經《夾注華嚴經》等書，私自運往高麗等地貨售，獲得厚利。蘇東坡便向朝廷上奏《論高麗進奏狀》請求禁止（《蘇軾文集》卷三十奏議）。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畢升就是北宋杭州一位技術精湛的刻印工，北宋科學家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中首次作了記錄說：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五代）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1041—1048）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與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ｒóｎｇ，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 又說：“（畢）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

宋室南遷杭州之後，杭州的刻書印書更加繁盛，成為南宋最大的中心。 南宋杭州的民間刻印書籍之坊，十分發達，稱為坊刻本。坊刻書籍鋪，往往有某某“經鋪”、“經坊”、經籍鋪、文字鋪等多名。宋代書肆大多前店售書，後店為坊刻印。臨安府城，大小書籍鋪林立，據近代史學家王國維考證，至今尚能找到店鋪名號的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宅書鋪（陳道人）等十六家之多。 坊刻本，不僅數量多，而且講究質量，它以流通營利為目的，刻印快、銷售廣等特點。刻字工整，刀法圓潤，字墨有淡香，有些版本保存至今仍有一股香氣味。鍾家書坊刻印《文選五臣注》（皮紙）一書，至今保存在北京閣書館。 彩色套印技術，宋代始有記錄，可能是宋代所發明。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四川流行的交子，是用六塊印板，青、藍、紅三色套印而成；太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喜，酬價不登，竟為衢（今浙江衢州市）人柴望號秋堂者得之。至元（1264—1294年）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不知歸之何人？此皆畫中之奇品也。”（《癸辛雜識》續集下《畫本草、三輔黃圖》）坊刻本，在書末刻上家鋪之名號，如岳珂《棠湖詩稿》最後一頁刻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鋪印”等42字；每部書價也刻上，如紹興十七年（1147年）刻印《王黃州小畜集》（即王禹俘《小畜集》標明每部書價為伍貫文。

私家刻書在宋代開始盛行，多作為自家存書，贈送交換之用，也有少量流入市肆。唐宋之前，私家藏書以抄書為多，這在宋代仍然流行，如宋初黃州刺史孫光憲，性嗜經籍，博通經史，聚書幾數千卷，其中許多書是他親手抄寫的；葉夢得家藏書三萬餘卷，多為親自抄錄；自雕板、活字印刷術發展後，許多富有的官僚士大夫也選擇自己喜愛的書籍，刻本，或自己收藏、或饋送親友、或相互交換。如藏書家晁說之，山東濟州鉅野人，他博極群書，他家五世藏書，常以家刻補充，如政和五年（1115年）他家刊王弼所注《老子道德經》等。如南宋奸相賈似道及其門客廖瑩中也多自刻圖書貯藏，宋末學者周密在《癸辛雜識》後集《賈、廖刊書》作了記錄。 《持靜齋書目》卷四還說“宋廖瑩中世彩堂精刊本，相傳刊印時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為之，此本為當初印，紙寶墨光，醉心悅目。”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賈似道·廖瑩中》台灣學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