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武帝六年的“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絀抑黃老，崇尚儒學”。過去，理論界一直將其釋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也不科學。這句話從字面上來講，“絀”雖通“黜”，但二者含義並不完全一致，“絀”通“黜”時，意為“貶退”之“黜”，不是“罷黜”之“黜”。用貶退來釋“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這裡就包含了三層意思：一將黃老從正統思想的寶座上拉下來，即“絀”；二不給其他學派躍上這個寶座的機會，即“抑”；三讓黃老與共他學派均居在野地位，即對其僅僅是“絀抑”，而不將其“罷黜”。同樣，儒學也只是成了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而不是“獨尊儒術”。

由此可見，漢武帝初期的思想鬥爭根本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把“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曲解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完全是後來受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對策影響所致。

四、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後來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不合

台灣著名歷史學家柏楊先生曾說：“董仲舒先生的這項‘對策’（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建議——引者），經皇帝採納後，就成了神聖的‘國策’。一個巨大轉變，在不聲不響中發生，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長而單調的儒學思想的時代”。（6）這就是說，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百家就此消失了，只有儒學在中國一直占統治地位。儘管這種說法代表了中國和世界理論界對此問題的普遍性觀點，但它與整個後來中國古代的思想史不合。

首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論是在武帝時期，還是兩漢時期，亦或魏晉至明清時期，都找不到真憑實據。武帝是尊儒的，他在繼位初期，確曾“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但是黃老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史記·汲鄭列傳》載：“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合內不出。歲余，東海大治。稱之。上（指武帝——引者）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他還在朝堂上公開用黃老批評尊儒的漢武帝、張湯、公孫弘等，不僅未受打擊，反仍受重用。另外，武帝晚年還酷愛仙道，一心想成神。他這時用人的標準是懂仙道，看誰的仙道懂得越多，給誰的官就越大。結果朝廷上下，巫蠱橫行，他為此不僅犧牲了太子，還犧牲了皇后衛子夫。後來，他的仙道夢都成了歷史笑柄，以致唐代詩人李賀在《馬詩》中曾諷刺說：“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因此，能說他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嗎？

兩漢是經學時期，其主旨是尊儒的。但其他學說也並未消失，不僅一直處野地位，而且仍有一定發展，還在政治領域“偶爾露崢嶸”。如：“申商韓”等學說。這一學說雖在武帝元年被黃老所罷，但漢統治者仍允許其存在與發展，並不時地向其吸取營養。《漢書·元帝紀》載：“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中國封建統治者向來都是陽儒陰法（實際是陽儒陰術），儒術並用，純用儒時沒有。

黃老。黃老是道家的別稱。金春峰先生說：在武帝時期，“道家思想的權威受到沉重打擊，但它未被取締，也沒有消絕。不少學者、貴族、官吏，仍然不斷地研習《老子》、從《老子》中獲得靈感和智慧。兩漢之世，研習《老子》的，據楊樹達統計，約五十餘家”（7）。任繼愈先生也說：雖然“道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優勢和地位，但沒有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它作為一股支流或暗流，始終存在着和演變着。”（8）

墨家。墨家作為一個學派，在先秦就已中絕，漢初也始終沒有恢復起來。不過，漢代統治者還是向其吸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如：《後漢書·明帝紀》有一《申明科禁詔》說：“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眾。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這份詔書是打着儒家旗號出籠的，但儒家從不提倡節葬，以上舉孔、曾、閔之例，非為“節葬”，實是當時太窮的結果。在古代，首倡節葬的是墨子，如《墨子·節葬下》：“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泄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這是漢代統治者對墨子思想的批判與吸取。過去，有人將墨子中絕當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證據，實非。

陰陽家，陰陽家在漢代一直未遭禁。《漢書·元帝紀》有一詔云：“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偷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亟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免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以上可見漢代百家存在之一斑，怎麼能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呢？值得一提的是，漢代不僅百家仍然存在，而且還發展出一種新學說——讖緯學。

讖主要是隱語，預言政治。讖雖在先秦就已有之，但發展成系統理論卻是武帝以後的事。緯是對經而言，經為豎線，緯為橫線，是對經學的闡釋。讖緯是西漢中後期和東漢時期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想。如《漢書·哀帝紀》載：建平二年，夏賀良向哀帝奏“赤精之子讖”說：“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哀帝當即下詔，將建平二年，改為太初元將元年，並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以順讖語。王莽篡漢，根據即是讖。後來劉秀建立東漢，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載，也是讖：“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又：“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到了中元元年，劉秀還“宣布圖讖於天下”。章帝時的白虎觀會議，許多儒生還以讖緯解經，現存殘本《白虎通義》中，引讖緯就達二十餘處。讖緯之興，更說明漢武帝根本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魏晉至明清的情況就更複雜了。魏晉是玄學統治，玄學不是儒學，雖然其經典中有儒學的《周易》，但其本質是《老子》。南朝時期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佛學，佛學也不是儒學。唐代雖復興了儒學，但唐代的儒學與漢代根本不同，如果說漢代只是儒學的枝葉，唐代則是其主幹；漢代儒學的經典主要為《五經》，後又增至《七經》，而唐代則是《十二經》，宋初又補成《十三經》。但唐代佛學依然十分昌盛，就連最篤信儒學的唐太宗，同時還是一個虔誠的佛門弟子，唐僧前往西天取經，即是遵照他的旨意。宋明至清的理學也不是儒學。雖然理學的典籍是《四書》、《五經》，但這時其意重點在注，而不在經，即是人們後來常說的“六經注我”，不是“我注六經”。朱熹的注已將儒學全變了味，儘管理學名義上打着儒學的旗號，實則販賣的不是儒家的東西。因此，怎麼能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呢？！

其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眾所周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種思想專制。在先秦百家爭鳴中，只有“商韓”學說持此主張，李斯焚書，秦始皇坑儒，就是以這一理論為根據。除“商韓”外，其他學說均不主張思想專制。儒家在思想問題上的主張是：一、保護言論自由；二、應當進行學術批評。如《左傳》襄三十一年載：“鄭人游於鄉校，議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論語·為政》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己。”據此，孟子曾“辟楊墨”，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閉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陂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9）儘管孟子這裡有點言詞激烈，但仍屬學術批評之範疇。因此，只要儒家在歷史上真正占了統治地位，是不會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相反，誰若是堅決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要受到嚴厲制裁。如：漢唐時期，人們都不否認這時是儒學占統治地位，請看《後漢書·桓譚傳》：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其後，有詔會議靈台所處，帝謂譚曰：‘吾欲[ 以] 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這裡的“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不就是所謂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最好的註腳嗎？無獨有偶，唐代的韓愈也是個公認的大儒，他在《原道》一文中曾深患唐代沒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認為佛、老二教嚴重影響了儒學的傳播，提出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也”。可是，就在憲宗準備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宮供奉時，他上了一《諫迎佛骨表》的奏章，結果“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後經宰臣們極力相救，才免死，但被放逐。（10）正所謂：“一封朝奏幾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11）這不也是所謂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另一有力註腳嗎？

再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若具體至某一學者的頭上，也是難以做到的。不妨以董仲舒為例，《漢書·董仲舒傳》說：“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這真是個大笑話！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人，卻滿口陰陽災變，完全象個巫師，還要他弟子來教訓，並險些丟了腦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連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怎麼能認為漢武帝對此真正採納並實行了呢？

五、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換成“絀抑黃老，崇尚儒學”的意義

既然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人為的學術謊言，那麼我們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必須將其徹底拋棄，並以漢武帝採納田蚡的建議“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取代而之。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換成“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歷史上說，漢武帝採納田蚡的建議“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才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基點。它承前起後，與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所有重大問題都有直接聯繫。過去，理論界由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誤，所以對漢武帝以後的中國思想史，從一開始就倒入了歧途，這是需要認真糾正的。

從學術上說，董仲舒根本就不是漢代儒學的代表人物。他非儒的歷史使命是什麼？他與先秦百家爭鳴的關係是什麼？他對後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貢獻是什麼？等等，至今未被揭示，理論界仍將其曲解為儒家！

孔儒代表不了中國整個傳統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本質。現在一提中國傳統文化，國內、國外的理論界都以孔儒來說明，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孔儒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在中國古代不是一直起主導作用，即使在其起主導作用時，也不是其中的主幹。孔儒與先秦百家學說及後來佛、道思想的關係是什麼？孔儒的致命缺陷是什麼？孔儒是怎樣與其他學說一起構成中國古代封建文化之大廈的？理論至今研究亦甚少！

商鞅、韓非等學說根本就不是先秦法家。商、韓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最反動的一個方面，這一方面在歷史上沒起過任何積極作用。可是理論界卻至今卻仍然將其當作瑰寶！

以上這些問題不解決，要想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絕不可能。

從現實上說：由於對傳統文化本身的認識有誤，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以及用這種批判繼承來指導實踐的問題上，很難不出問題。中國近現代三次大的傳統文化的反思之偏差即是如此。如：“五四”在全面否定儒學的同時，將商、韓的反動思想當作精華吸取。商、韓思想具有極端、偏激和愚民的政治恐怖主義色彩，對社會發展只會幫倒忙。由於商、韓思想得勢，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運動，變成了阿Q 運動。阿Q 是打碎了一塊“皇帝萬萬歲”的龍碑，就自詡為革命成功；“五四”則砸碎了孔家店中孔子的偶像便宣告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結束，並說是“一場徹底的反封建運動。”事實上，“五四”不僅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反思出些有價值的東西，反而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五四”以來的最大學術冤案就是孔夫子冤案。在後來的實踐中，也沒取得積極成果。

“文革”全面地繼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衣缽，到處砸古蹟，焚古籍，口誅筆伐乃至拳腳相加地鬥爭那些古文化研習者，以物質毀滅代替學術反思。更有甚者“評法（實際是術）批儒”，試圖用商、韓學說的反動性來改造中國現代社會。歷史饒有趣味的是：那些自“五四”以來就一貫“尊術反儒”的專家學者們，他們一個個地都死在或倒在了他們自己自製造的理論之下，演出了一幕幕新的“請君入甕”！殊不知商、韓理論本身就是要整知識分子，要象消滅蠹蟲一樣地消滅知識分子，只有消滅了知識分子，才能“以吏為師”，才好實行愚民政策。“尊術反儒”不導致政治災難才怪呢！而知識分子首當其害亦於理然矣。令人遺憾的是：倖存下來的知識分子卻執迷不悟，仍在為商、韓思想的反動性在中國嗣機泛濫繼續製造理論根據！

1989年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雖對“文革”的錯誤有所警惕，但矯枉過正。在對孔儒進行新的評價時，不僅將其當作了傳統文化的本質，還將其糟粕也一併當作好東西翻了出來，孔儒落後的一面是反改革的，這只會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總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必須從傳統文化的歷史本來面目中探求，而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謊言必須予以澄清，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打開中國古代歷史迷宮的科學的入口。

註：

（1）司馬光：《司馬溫公文集》第12卷。

（2）（3）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3 9 6 頁、第3 2 2 頁。

（4）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 4 0 ? 4 1 頁。

（5）王葆：《中國學術從百家爭鳴時期向獨尊儒術時期的轉變》，《哲學研究》1990年1月。

（6）柏楊：《資治通鑑》（現代語文版），第5冊，第83頁。

（7）金春峰：《漢代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377頁。

（8）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人民出版社，第637頁。

（9）《孟子》：《騰文公下》。

（10）《舊唐書》：《韓愈傳》。

（11）韓愈：七律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於南京“困 陋 齋”

（載《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報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轉摘；《求是》之《內部文稿》1994年3月轉摘；《新華文摘》1994年3月轉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