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政治運動實錄（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湘南一角透視

　　原載 著者蕭一湘《天堂腳印》上冊 第293-314頁 1999年出版
　　
　　作者：82歲 蕭一湘
　　
　　目錄
　　 一、首次整黨運動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組織（1950）
　　 二、減租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51）
　　 三、土地改革運動 （1952）
　　 四、三反五反運動 （1952）
　　 五、肅反運動 （1956）
　　 六、農村反資本主義運動（簡稱反資） （1956）
　　 七、城市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簡稱反資） （1957）
　　 八、共產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簡稱反右傾） （1959）
　　 九、農村整風整社運動 （1959）
　　 十、農村三反運動 （1960）
　　 十一、整風整社運動（簡稱反五風）（1960）
　　 十二、整風整社運動（簡稱反五股黑風）（1962）
　　 十三、四清運動 （1964--66）
　　 十四、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1966--1977）
　　 十五、寫後感
　　
　　 一個縣的政治運動紀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毛澤東執政之日起，就一直沿用游擊戰爭年代“運動方式”來做一切工作，在小米加步槍的戰爭年代，游擊戰術確曾起過重要作用。但是建成一個大國政府後，一切本應按執政大國的正常規則運作，從法律治國入手。不幸的還是一切運用運動辦法，政治用搞運動、經濟也用搞運動、文化還是搞運動，仍然採取中國古老傳統的人治方法，未能及時轉向民主法治軌道。毛澤東只是把法律當作一種為我所用的附加手段，未能認識法治是現代化國家的根本方針。其實道德也只有納入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普及，因為一個國家能有高尚道德的人數總是由少到多的過程，完全普及永遠是難事，要能等到都能自覺講道德時，那個國家早已不再存在了。這在哲學上就是叫做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規律。即使領導人是好心，領導的事是好事，都必須以法律為準繩，全民才能在統一的法律下有統一的行動。我國的政治運動不少從發動的動機來說不能不說是好心好事，但所得效果卻是求好難好；至於本來就是錯事，那就更不消說了。所以1979年改革開放後，國家再不搞政治運動了。茲就常寧一個縣的歷次政治運動作一歷史反思，讓歷史的事實去檢驗。
　　
　　 一，首次整黨運動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組織
　　
　　 公元1950年開始，至1952年，常寧縣共產黨開展首次整黨運動。內容主要是整頓老黨員的宗派主義思想、新黨員組織和思想上的不純。當時中共常寧縣委班底都是由山西南下來的，除了縣長、縣委宣傳部長略有小學文化外，絕大多數是文盲、半文盲，還有部分剛從北方農村不脫產的村幹部直接調出來者。其中一支是太行地區的，一支是晉中地區的，太行派掌握權力大，排擠晉中派的人，致使晉中地區有幾個區委書記和區長被迫逃回了老家，這種鬧宗派問題，本是整風重點，但是縣裡大權掌握在鬧者們手裡，農民的狹隘思想，決定他們難以去整自己。於是重點只整頓新黨員的組織不純和思想不純。其時，常寧有３支地下黨組織，共有黨員75人。還有３支其它革命組織，
　　 這６支革命力量，不費一槍一彈，沒有動亂、破壞，在解放軍和南下幹部尚未進城就和平解放了常寧。南下幹部一到，大家便馬不停蹄地投入接管、征糧、減租、反霸、清匪肅特、抗美援朝等等許多艱難危險的工作。沒有休息一天，突然就要整頓，當然在一場巨大的急劇變革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整頓一番也是應該。可是這一整頓，幾乎所有的地下革命力量一下子消失了。
　　 煙洲組織，因其上一級組織被取消了，該組織亦遭株連而被取消。僅僅承認其中兩名黨員。功不消說，有的還坐了共產黨的班房。
　　 北鄉支部，主體成員是農民，為了開展地下工作，發展了一點國民黨的小吏，甚至有意發展點特務。當時所謂“反戈一擊”、“棄暗投明”、“既往不咎”，已成昨日黃花，或殺或關，有的竟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有法治，發現有新的違法行為，犯到哪裡就依法處理到哪裡，是否可能避免濫殺、錯殺，是否還可能更調動人的積極性呢？也還避免後來平反的難度？
　　 自詡出身歷史清白，又有文化的常寧文教支部成員，但又因剝削階級家庭出身而相信不過、靠不住 ，或他調異地，或藉故清出黨門，內部監督使用。而且經此一擊，給日後連年政治運動留下了難逃的劫難。
　　 到1952年，因各種原因共清除出黨的57人，占地下黨員總數的76%，其
　　中判刑７人，被殺７人。
　　 民先隊成員，後來除劉世輔及早調離縣境外，（過後還是逃不了“反右”運動）整個組織都不被承認。成員還因這個組織被懷疑而整得死去活來。吳集賢“肅反運動”中，跪在瓦礫上受審，皮開肉綻，唐勢豪因受這個組織的影響，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就患了20多年的牢獄之災。
　　 民盟組織，因縣級一律停止活動，無形消失，成員遍遭懷疑、挨整或被鎮壓。
　　 湘游一支隊，被認為是投解放之機，雜牌隊伍，成員複雜，不但不被承認，反當作為歷次政治運動批鬥的“活把子”。
　　 所有這些組織與成員，受壓30年。直到1979年共產黨的11屆3中全會後，所有革命組織都被承認，人人都得以平反。對其成員，無論存沒，皆作了妥善處理。
　　 案雖結果，但一壓幾十年，人的黃金時代白白流逝，子女跟着受罪，又浪費一代，國家人才資源白白流失，社會進步，遷延歲月，損失之賬，無法算清，不過總算天理不滅。
　　
　　 二、減租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
　　
　　 自1950年春至1951年7月10日止，在減租反霸運動中，全縣174鄉，已有123鄉、30萬人口完成，剩下48鄉、10萬人口的地區，待土改運動時結合去搞。這次運動，所得勝利果實，折稻穀73494400斤，內黃金607.3兩，銀元22,247塊折成的稻穀。
　　 減租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破獲匪特武裝12案、特務４案，各種反動組織９案，其它搶劫、暗殺、破壞12案，共計37案，總共捕獲匪特、地霸等反革命分子1,427人，鎮壓514人，（其中國民黨師團長14人。）判刑229人，其餘訓教後交群眾管制439人，尚未結案200人。
　　 社會上鎮反的同時，革命隊伍內部的幹部中，亦逮捕6人，其中槍決４人。
　　 對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殺他一批也是應該，這對鞏固新政權穩定社會秩序都有很大作用。但是否真有那麼多反動組織，又是否一定要殺這麼多？黨的11屆3中全會後，正因為如此，才平反了一大批。
　　 從知識就是生產力角度看，歷史上知識多掌握在有產之家，人才培養不易，對於建設國家，也是一筆財富。1949年民國政府常寧縣長歐陽耆，整理好檔案，率領部屬，禮帽長揖，步行出北門迎接解放幹部，縱然投誠，也難保一命。雖然當過地方檢察廳長留學日本的郭彝尊，辭職歸田多年，年屆古稀，足不出戶庭，潛心研究中醫數十載，成為一位名老中醫，理論實踐，皆冠一縣，非數十年之天才勤奮者，難以得之。且在當地，深得民心，也難逃一劫，就是二例。至於大批起義有功人員，絕大多數橫遭鎮壓，都有損黨的聲譽，給後來平反造成很多困難。這也只能從一場大變革中難免去理解了。
　　
　　 三、土地改革運動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全縣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沒收地主和部分富農土地、房屋、浮財，無償分給了無地和少地的貧農。以此，實現耕者有其田。
　　 這場運動，組織幹部、中小學教師、農民翻身隊以及外地前來參加土改的工作隊共2,491人，分別派駐各鄉的貧苦農民家中，和他們實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勞動，通過訪貧問苦，發動群眾起來向地主清算鬥爭。全縣地主5,114戶，其家庭人口23,470人，鬥爭3,708戶，4,750人，逃亡262戶，自殺443人，（其中非地主96人，）鎮壓323人，判刑507人，沒收地主及各類公產田311,245畝，旱土9,942畝，山林716.3萬畝，耕牛1，757頭，農具23,310件，房屋42,783間，家具、衣被168,565萬件，稻穀（包括金銀折谷）199,528萬石，250,430農民無償分得了土地，人平1.26畝。
　　 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早為世所公認。遠在資本主義國家，已都先後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了改革。雖方法各異，但效果皆佳，生產力得到發展，例不勝舉。例如台灣實行孫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張，對於地主不能耕種的土地，統由國家用較低價收購，轉賣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買者可以分期付款，賣者一般不付現金，由政府發給“工業券”，促使地主轉向工商企業，結果工農業都得到發展，也不失為一種可行辦法。不過封建土地所有制，乃歷史產物，並非都是某些人為之過。改革一種社會制度，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殺之過多，不就少了一批生產力嗎，尤其正當共產黨全面開展經濟建設急需知識人才，自己又沒有，培養又來不及，就是培養也得要師資資源嘛！這些都需要利用原有人才之際，似宜以少殺為好。雖然上面說“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但是採取群眾運動方式，而啟用的執行者，卻是沒有文化的農民，而且又是一哄而起的運動形式，於是常寧絕大部分有知識的地主官紳，除了當時逃出者外，幾乎很少倖免者。中共大革命時期早已是湖南區委委員工人運動領袖蕭石月烈士遺孀，孤苦寧丁，為死難丈夫守節，苦熬30年，全靠僅有的20來畝地生活，共產黨來了，不但得不到照顧，反被劃為地主，生活無着，只得另行改嫁一貧農，以求苟全性命。曾在雲南當過法官但1949年即潛赴香港勸導兩個在國民黨空軍的軍官兒子起義的周本仁，回鄉後，竟被活活打死。不能不給人民政府帶來一定不利影響。
　　
　　 四、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7月30日至8月12日，全縣幹部、職工隊伍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參加運動605人，占總幹部職工數的73%，揭發貪污十萬元（舊幣一萬元相當後來新幣一元）以上者122人，而萬以上者19人，處分38人。暑假，又集中全縣教師進行“三反”。“五反”是對工商業者，無資料且缺。
　　 農民幹部一進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繚亂，染上腐爛生活，通過這次運動，教育廣大幹部，煞住歪風，起到及時雨作用。但是所使用的方法，是用的群眾政治運動，而不是法治，群眾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陣，很難弄得清楚。後來落實結案，帶來很大困難，有終生不得結案而不能再被啟用者。有的被弄得自殺而終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的真正貪污分子反成了反貪積極分子，給人留下只要人緣關係好，運動中能夠掌握運動的領導權，運動就好過，結果為後來留下反貪不斷，貪污不斷的後遺症。例如縣委副書記、縣長張宗光，懷抱情婦指揮整他人，造成全縣腐敗大集團，一個縣委大攤子除個別人外全爛了。以後20多年連續不斷的各種運動，幾乎每次少不了反貪污的內容。因為以後二十多年幹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國家經濟又長期發展緩慢，而治貪沒有正規法制。
　　
　　 五、肅反運動
　　
　　 幾年來通過對社會上鎮壓反革命、減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黨政機關、企業、學校也夾在其中搞了，這次又專門來個內部肅反運動。早在1956年9月，就抽調257名幹部查閱檔案1021卷，查出有下落的“敵人”42,421人。其實這個數字當中連一般舊政府的職員和全縣所有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圈子會員統統算計進去了，其中有268人正在人民政府各部門工作。3月份成立了15個“五人小組”，分３年４批搞完。第一批在縣直機關、區級和部分廠礦、中學中開展，參加人數3,177人，被調查對象298人，調查的問題1,330個，鬥爭60人，自殺６人，逃亡１人。在縣、鄉、村的主要幹部中，前後參加的總人數達20,110人。最後被定名反革命分子395人（幾乎都是不脫產的村幹部），開除41人，判刑47人，結論有重大歷史問題的439人。幾年來過了多次篩子，越篩越有。當時縣委一書記吳若虛看到肅反運動專搞鬥爭和被斗的人很多、時間太久，連正常工作都受到影響，可後來縣直機關幾乎沒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不無感慨地說出一句：肅反本是為了搞清問題，現在反而越肅越亂了！為了這句話，到1959年“反右傾運動”就算他一條罪狀。這是後話了。
　　
　　 六、農村反資本主義運動（簡稱反資）
　　
　　 1957年春夏之間，農民，特別是中農和富裕中農對激進地把田地收歸公有的合作化，一時思想轉不過彎來，認為自己辛辛苦苦勞動得來好不容易，穀子盡端了出去；對餘糧統購過頭作法，有些不安，認為多勞不能多得，懶人反而有福；對某些幹部工作作風惡劣，也存在意見。
　　 根據上級指示，對廣大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批判資本主義思想，打擊反動派（簡稱反資），於8月4日訓練7,000餘人骨幹，同一支17,000餘人的宣傳隊伍，開赴農村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批判，引導群眾提出137萬多條意見：屬於糧食統購方面的占31%，屬於合作化方面的占25%，屬於工農關係方面的占14%，屬於幹群關係方面的占12%，其它占7%。
　　 鳴放出來了，便認定這是“資本主義勢力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立即組織反擊。共批判鬥爭1,732人，批判後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殺20人。直到20多年後的八十年代末，才得到平反。
　　 其實，這些中農都是農村最好的生產力，也是那些貧農嚮往奮鬥的目標，他們再怕做地主富農，但確實想成為一個溫飽型的中農，現在看到沒有剝削，只是通過勤勞而得溫飽的中農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資本主義分子，成了人民的敵人，不能不寒心，對將來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些懶惰的人，則看風使舵、吃漂、爭搶運動積極分子，一種中華傳統的勤勞美德在這裡大大貶值了。
　　
　　 七、城市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簡稱反資）
　　
　　 1957年9月12日起，接着城市開展“整風運動”。第一次大會1,883人參加。其時，北京已經如火如塗地開展反右鬥爭，照常規真正的反動派也不會選在這個時候自跳火坑，人們還以為真是幫黨整風，於是在共產黨主持的各種會議上，用口頭、書面、帖大小字報等形式來鳴放，計帖出大小字報2,142張，點名批評領導的就有203張，共鳴放出大小字報42,383條意見。
　　 根據上級分的“右派”任務指標，有了向黨“猖狂進攻的證據”，於是馬上組織反“右派”鬥爭，這一次就劃了59名“右派分子”。
　　 寒假，集中教師1,135人“幫黨整風”，不識時務的書呆子，又被引蛇出洞之計，致使251名教師，各領“右派”帽子一頂。
　　 同時，在工人、學生中，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名義，將21名工人，學生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整個運動，共劃“右派分子”317名，（其中幹部59人，教師251人，醫生５人，工人２人，學生因上面不叫劃，只是批鬥，開除，沒有留檔。其中105人被劃為極右分子、兼反革命分子雙料貨者，判了33人的刑。所有“右派分子”中，除個別特長而又急需要留用者外，余皆遣送回原籍，交群眾管制或集中勞動改造。留下教書的，上課學生不起立，下課由學生監督勞動，晚上不是寫反省，就是挨批鬥，於是自殺或逃亡他鄉者有之。
　　 1958年，又乘餘興，回馬一槍，重點批判71人，內定為“嚴重右傾主義者”。這些人只有老老實實做事的權利，只是勞動工具而已！想再被重用，已經無望，而且每遇運動一來，便以“活把子”首當其充。本年3月6日，接着下放幹部245人，上山辦林場者75人，進工廠做工者55人，下農村務農者115人。幸遇“大躍進”，各方面需人孔急，又被抽了回來。
　　 1961年，摘掉部分人“右派”帽子，這些人在群眾監督下終日惶惶，像小媳婦樣幹活，做夢也擔心當“活把子”使用，群眾仍然叫他們“摘帽右派”。
　　 所有以上這些人，直到共產黨11屆3中全會後，才重見天日，全部得到平反，並妥善得到安排，對死亡57人，給予撫恤。有人還說，現在扶右派分子上天了。其實，對右派分子的摘帽，不僅僅只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是為了挽救知識，挽救中國，挽救共產黨。因為要知識才能救國，已經迫在眉睫，如果現在還只是口喊救國，再不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誰還願意去做中國最下等的“臭老九”的接班人呢？
　　
　　 八、共產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簡稱反右傾）
　　
　　 每逢上面颳風，下面必下雨。1959年共產黨中央批判了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下面就層層布置“反右傾運動”。9月21日，常寧緊跟開展“反右傾”運動，歷時4月，參加運動的縣以上機關、廠礦、企業、學校74個單位的黨員686人，其中縣委委員19人，科局長120人，公社書記15人，在黨的會議上，誘導人人開口，用大字報、交心書等鳴放方式，交出各種意見和問題6,975條：屬於黨的領導方面的964條，總路線551條，“大躍進”1,943條，人民公社894條，大煉鋼鐵722條，市場供應467條，其它2,352條。這本來就是就真實反映了人民對“三面紅旗”的意見。
　　 口說無憑，準備批判的材料出來了，緊接着開展大批判、大鬥爭。定為黨內重點批判的對象82人，其中劃為什麼“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計13人，定為嚴重“反黨”的69人，其中開除黨籍３人，留黨察看2人，撤銷職務６人，其它處分者２人。縣委一書記吳若虛、縣長曹正初皆被撤職，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而積極領導反右傾的一縣頭頭，卻恰恰是那些半文盲的嚴重腐敗分子。
　　 到1961年，雖然這些曾經被批判過的117位幹部，陸續恢復了黨籍，安排了適當工作，但仍然留下了尾巴，長期影響了他們的合理使用。直到1979年以後，才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但年歲摧人，力量過時矣。
　　 附錄：當時縣委一書記吳若虛，在大躍進中自己也搞了很多東西，但為什麼又批他的右傾呢？這裡摘錄他在一次縣委擴干會議上的講話：“一年多來，各項事業盤子太大，步子太寬，基建任務太大，於是勞力緊張，建材都集中去了廠礦，運輸也緊張。上面對下，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抽調勞力、物質）、三提款。於是下面對上就拼命瞞產私分。無償供給部分又搞多了，勞力就分得少，強弱一拉平，勞力那裡還有積極性？幹部浮報產量，群眾又敞開肚皮吃，紅薯吃心，甚至不收，爛在田裡。這些問題，帶來惡果嚴重......”
　　 從這段講話來看，可見當時基層幹部已經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可見當時再反右傾已經大錯特錯，但還是逃不了批“右傾”一關。
　　
　　 九、農村整風整社運動
　　
　　 1959年9月，緊挨着黨內“反右傾運動”，又在農村掀起“整風整社運動”。上級提出，這是一次保衛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運動。參加運動的有生產隊作業組長以上的幹部15,612人，同時15個公社、12處水利工程上的幹部、民工參加辯論者18,124人，共批判399人，逮捕65人，勞教17人，拘留104人，交群眾管制17人，被辯論後認定為“農村資本主義分子”而自縊身亡者16人。
　　 時至30多年後的今天，更看出所謂“三面紅旗”，就是主觀意志的產物。即使是真理，那種純靠鎮壓手段，也是無法保住的。時間才是真正的檢驗師。
　　
　　 十、農村三反運動
　　
　　 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過苦日子餓死人的時候，縣委還在召開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2,808人參加反貪污、反盜竊、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重點批鬥76人。8月15—31日，運動又莫名其妙地在中小學教師中開展，重點批鬥112人。隨後，全縣層層開展，參加運動的15,582人（含農村不脫產幹部），有3,230人貪污，退賠340,137元。最後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義處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結束。其實這時農村已經因饑荒餓死人了。餓死也無法挽救。
　　
　　 十一、整風整社運動（簡稱反五風）
　　
　　 1960年11月，上面着手糾正自1958年以來幹部隊伍中產生的“五風”錯誤，即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簡稱五風）。這本來是幹部隊伍內自身的事，但認為這是黨內階級鬥爭的社會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即於1960年12月15日，對15個公社開展整風整社。提出這次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重點批判“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2,157人。內老上中農1,297人，新上中農384人，五類分子464人，其它13人。
　　 田土早已歸到人民公社，老上中農已經一無所有，又冒出一種什麼“新上中農”來。原來他們的生活比貧農好了點，又發明了個“新階級”。只有大家守着這個“窮”字，大門口永遠掛着“現有貧農”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
　　 先殺殺黨外這群“雞”，才好給這批黨內“猴”看。於是1960年冬，在農村對大隊以下幹部開展“整風整社”運動，23,958名大隊、生產隊、作業組幹部（黨員4,958人、非黨員18,709人）參加，重點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認為這些人的亂來，是原來的階級敵人鑽進來了或者已經變成敵人了。
　　 既然犯“五風”錯誤的是“階級敵人”，反的方法當然沿用老土改辦法，把原有班底一腳踢開，重新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尋找還是窮得叮鐺響的貧農根子為新積極分子，擴大戰鬥隊伍，打擊哪些被新認定為“敵人”的基層幹部，再從他們手中把權奪回來。利用群眾鬥爭群眾，把新積極分子扶上台來，取而代之。
　　 12月25日，縣裡開189人的三級擴干會，用小組鳴放和大字報方式，首先幫助縣委揭發五風問題642條，屬共產風258條，命令風89條，浮誇風117條、瞎指揮風121條，特殊化風57條。縣92個直屬單位犯有五風錯誤的有49個，平調下面財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開縣、區、社三級擴干會，參加運動2,835人，犯有五風錯誤的有217人，內嚴重的53人。
　　 通過以上各種批判鬥爭，挑出認為有嚴重問題的486人，由縣社兩級集訓、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計拘押142人，判刑40人（內基層幹部27人，五類分子13人）。國家幹部清洗214人，新選大隊幹部以下幹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幹部。
　　 這五風源頭，本來絕大部分來自上層，上層要“大躍進”，就有高指標，超過實際的高指標，本身就是製造“瞎指揮”。完不成就壓，壓得下級喘不過氣來，就會做假，“浮誇風”也就出現了。完不成，除了“強迫命令”，還有什麼辦法？他們總是農民革命嘛！
　　 經過清理，各級共平調生產隊的資金39,958,310元，（專署平調414040元，縣平調27,950,042元，公社平調11,590,828元，）這些平調去的錢，主要是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交通、大辦水利平調基層的現金、實物、勞動力。省里先後撥來140萬元，縣裡分期分批退賠。筆者無數字，暫缺。
　　 這次運動至1962年2月結束，但又沒有結束，新上來的幹部打不開局面，窮久了，一旦掌權，家裡揭不開鍋，自然錢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老幹部還厲害。原來挨了整的幹部撇了一肚子氣，一旁觀風，工作開展不了。這種過分追究社隊幹部的責任，他們有怨氣、不願干、怕干，全面消極怠工。後來，中央承擔擔子，對下面的問題一口風吹了，並對已挨整的幹部甄別平反，再起用原班人馬，才逐漸轉過彎。
　　
　　 十二、整風整社運動（簡稱反五股黑風）
　　
　　 1962年底，上級突然提出要緊抓階級鬥爭，以“五股黑風”為內容的整風整社，即反“單幹風”、“投機倒把風”、“偷盜風”、“牌賭風”、“迷信風”。才填飽一下肚子，又要整人了。
　　 事情是這樣的：1961年，“大躍進”實踐檢驗錯了，人心不滿，出勤不出力，生產上不去。基層幹部或害怕，或好上爬，層層浮報虛誇，社會上已經出現餓死人現象，公共食堂這碗大鍋飯再也無法往下端，為了活命，群眾和基層幹部自發解散了食堂，土地包產到了戶，集市貿易亦已自發開放，毛澤東被迫也只得宣布解散食堂。在當時確實起到了起死回生作用，社員到處開荒，每家僅開荒地的麥子都收了好幾擔，比生產隊一年分的都要多幾多倍。連黨政機關也都到鄉下找地種雜糧，以治幹部的浮腫病。這種“活命術”，後來卻被稱為所謂“單幹風”。包產到戶，農產品有了剩餘，就要到市場上交換，商品要流通，就要有轉手貿易者，這就被稱為所謂“投機倒把風”。人們餓壞了，也就被饑寒起盜心所迫，社員家裡反正光光的一無所有，只得到生產隊倉庫里偷點糧食，便出現“偷盜風”。人們長期處於生產生活緊張之下，思想已禁錮了很久，一旦肚子填滿了，精神也想放鬆點，想玩玩，這就出現“牌賭風”。人們終年勞累，反不得一飽，在他們還懂不了這個道理的時候，自然求助於神靈的保佑，這就出現了“迷信風”。1962年，人們肚子才填飽了點，精神上稍為舒暢了點，馬上來了個反“五股黑風”，又是層層整頓，壓了下去。而且還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反“五股黑風”反的結果如何呢？田地都收到人民公社大集體去了，大家又來吃大鍋飯，批鬥一陣，一些得了點利的人，都被稅收、罰款、沒收到國家去了，因未掌握資料，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