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清運動
　　 一紙全國通報，引進萬人工作團
　　
　　 1963年秋，來了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初，以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清工分為內容的“四清運動”。大既是後來看到這些內容突不出階級鬥爭綱，涵蓋得不全面，便發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的“四清運動”，這就成了包治百病的“萬能丹”。1964年6月12日起，由省、地、縣共抽調1,027人的社教工作隊，省98人，地區17人，縣由下面調不脫產的大隊幹部380人，余皆由縣直機關、企業中抽調，分批進行。
　　 後因常寧出現縣委領導成員腐化集團，全國通報了，中央、省委對當前階級鬥爭形勢認為非常嚴重，決心用五、六年時間，將城鄉“社會主義教育”搞徹底。
　　 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組織“萬人社教工作團”，進駐常寧。下設十個分團，分駐５區、１鎮、３７個公社和縣、區的１０６個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團成員計有衡陽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15人，祁陽1,420人，衡陽市247人，南398人，省委機關324人，地委機關700人，本縣幹部都處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個公社，工作團實有8,484人。
　　 更為往深處認識的，出現“四不清”是階級敵人鑽進來掌了權，又是採取原來搞土地改革老辦法，重新訪貧問苦，紮根串聯，組成新現有貧農為主的新階級戰鬥隊伍，打擊原有的“敵人”幹部，各級成立“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甩開原班人馬，一個地方，黨政大權悉歸工作隊，逐步扶持貧協作主。
　　 第一批參加運動的對象有21,204人（內黨員4,615人，非脫產幹部19,208人）。白天勞動，晚上接受審查、批鬥，發動“貧協”鬥爭“四不清幹部”。採用對敵方式，緊極一時。有因家裡抄光，典賣衣物，甚至自殺者。
　　 1965年1月中央發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２３條）。大多數被整者，相續被解放出來。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234人，判刑或勞教者5人，劃成“新資產階級分子”和補劃“地主”成分4人。
　　 運動仍然陷於老循環，新扶持的貧協成員仍然擔不起擔子，而且不少人一樣亂拿、亂要，比原有幹部好不了多少。運動後期建政，仍然要請原有幹部上台，工作組還磨破了許多嘴皮子，才把這些挨過整的原班人馬請上馬。
　　 9月，第二批再調集1,388人，搞剩下的22個公社，無情打擊，仍有重複。不久，緊接着“文化大革命”運動衝來，“四清運動”工作團匆匆撤離，運動也就夭折，所謂“貧協”無形消失。這次培養提拔上來的最窮的貧農根子的貧協主席，無形失去權力，反被人們輕視。
　　 黨的11屆3中全會後，凡是四清受過處分的人，大都平反，新劃的敵對“分子”，也以不合法撤銷。
　　
　　 附錄：
　　 1964年8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發出《關於處理常寧縣委主要成員腐爛變質問題的決定》。內稱：1963年春，揭露了常寧縣委主要的嚴重問題，五個正副書記，四個亂搞女人，副書記兼縣長張宗光腐爛透頂，自1957年以來，利用職權，強姦、調戲婦女69人，王、張、何三個書記，同與一名女幹部（筆者：縣委辦公室主任）長期通姦、安插親信、包庇壞人；1961年張宗光派人去廣州非法套購黑市手錶，削價賣給科局以上幹部，套購工業用布27萬餘尺，剋扣私分民用生、婚、喪等專用布票3.2萬餘尺；（摘者按：當時每人全年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為了純潔黨組織、維護黨紀國法，挽回影響。對張宗光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另三名撤職降薪，一人病故，不再處理。改組原縣委，自外地調進6名重組縣委。事件中央通報全國。
　　
　　 十四、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
　　
　　 幕啟
　　 1966年5月下旬，中共常寧縣委組織上千人學習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學習毛主席著作開始的。6月8日，成立“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並對縣一、二中派工作組。14日，一中把工作組趕出校園，縣委認為這是破常規之舉，立即開展反擊。20日，即批“三家村”抓“黑鬼”（“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中青年學生教師王蒔德早在四清時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名《中國向何處去？》。其實內容只是說了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太多了點。但是在那個年代毛已上了神的地位，那還了得，於是“現行反革命”出來了，批判、鬥爭、戴高帽、遊街、掛黑牌。當即逮捕，全縣開展大批王蒔德、李康清。
　　 點火
　　 6月8日，群眾掀起破“四舊”浪潮。以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由，人們像發了瘋似的，成群結隊地擁向千家萬戶，抄出的書就燒，見門窗床上有花雕就砸，管它什麼文物、文獻、神堂、寺廟，一概搗毀了。常寧經過歷史政治運動的篩子早已倖存無幾，再經這一次算是掃地乾淨了。歷次運動也沒有破壞的常寧縣一中多年收藏的圖書，這次也蕩然無存了。新中國前常寧留有的２００多座寺廟，經過這次，已經無一倖存了。
　　 9、10兩月，先後兩次紅衛兵師生數百人，組成赴京參加毛主席第三次、第八次的接見紅衛兵造反派。反正吃飯、坐車、睡覺都不要錢，火點起來了，全縣到處抓“走資派”批鬥，一條大罪“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歷史或家庭問題者，概以“牛鬼蛇神”帽子戴上。這種破常規的場面，縣委非常被動了。1967年2月，縣委、政府都被造反派奪了權，到處揪斗“走資派”，多如牛毛的造反派內部則被爭權奪利，各吹自己派是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誓死捍衛毛主席的真左派而相互打起派仗，政府各部門的工作陷入癱瘓。
　　 5月，武裝部出面，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代行政府職能，勉強維持日常工作。
　　 慘 殺
　　 在無政府狀態下，新田縣發生亂殺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也包括他們的子女）之風傳到常寧，到處流傳四類分子組成“黑殺隊”要殺農民了。誰也不敢去證實，不需分真假，一些兇殘暴徒，其中有農民，也有基層幹部，無法無天，亂殺“四類分子”，甚至他們的子女。一位青年退伍軍官（地主子女），竟被亂石砸死在馬家橋下。
　　 1967年9月30日，廟前公社石馬大隊，一夥暴徒，公然擺設“農民最高法庭”公堂，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次用鳥銃、梭標、木棍慘殺了27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一個貧農向大隊書記請求說：“我該死！我該死！不該討了個地主子女做老婆。老婆萬死也該，但是請求留下我的一半。”書記反問是什麼回事？貧農說：“她肚子裡懷了我的一半。”書記驚呆了一陣說：“沒有最高指示，暫時不作處理。”共和國的法律尊嚴在哪裡？歷史上壞消息總比好事情飛得更快，於是迅速傳遍最南區羅橋，而宜陽，而陰田，而水口山等大半個縣。不久，由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派人前去，才得以制止。
　　全縣據政府統計數，共慘殺無辜80餘人，較之鄰縣新田殺了7,000多人又算是小菜一碟。慘殺手段，更有叫被殺人自己挖洞用石灰活埋者。一個被改造了20年的地主兒子在新力公社被活埋後，不幾天，為了斬草除根，把剩下個12歲的女兒和一個9歲的兒子，也一齊活埋了。街上有次瑤塘公社一農民被造反派用皮鞭活活打死。縣一中造反派紅革會頭頭活活打死體育教師陳積強，教師唐國新被迫自殺而死，死後，命令兩個出身地主資本家的教師用藁薦捲起乘夜抬到山勾里給狗吃了。這種慘無人道的事不勝枚舉。
　　 頂峰
　　 1968年8月27日，人民解放軍駐常領導小組進駐縣委、人委機關“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全縣組織32個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帶領41315名隊員，分別駐進區鎮、公社、學校，行使黨政領導職權。原班幹部靠邊站，或被打倒，白天挑水做飯、掃廁所、種地、掛黑牌遊街、挨批鬥，晚上寫檢查反省。
　　 9月2日，縣委書記廖仁柯等9名科局長以上幹部抓進了監獄，受犯人迎接。
　　 9月15日，成立以解放軍為主的有造反派代表和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幹部為“三結合”的“縣革命委員會。
　　 3月27日，對郵電、銀行、財政實行軍管。因為天倒下來還得要飯吃，不能丟了錢袋子，還要通消息。老百姓的血汗錢被徵到國庫，提供打內仗，讓他們亂打胡來。
　　 10月，全縣開展“三查一清運動”，（即查敵情、查海外關係、清理階級隊伍）。可憐又有多少人遭殃。
　　 11月縣直機關所有成員（除郵電、銀行、財政外）都被拉到黨校、或農科所集訓學毛著、搞勞動。美其名曰進“五七幹校”。
　　 冬，遍地開展“三忠於”活動，（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毛主席像章滿胸前，毛主席語錄歌遍山川，“紅寶書”（《毛澤東著作》、《毛主席語錄》台家家供，忠字牌子金光閃，忠字舞蹈處處跳，“忠字室”遍設在機關。更加人人“早請示，晚匯報”，肅立在毛主席光輝前悔懺。活像教徒門在教堂里做禮拜。這時候，人人好像都反到封建王朝的世界，在昏昏的迷宮裡亂竄。
　　 1969年1月，要求幹部人人申請下放，上面批准。於是411名幹部背着包袱，拜別緊跟多年的毛主席，抱幼牽稚，回到那無家可緊的老家。回為他們都是地富家庭出身的老實人，打倒還不夠。1971年7月，又來個所謂光榮還鄉101名，這年裡，城市知識青年2402名，紛紛敲鑼打鼓，含着胸中的淚水走向農村，尋找他們的新家。
　　 泰山壓頂式的“三查一清運動”後，接二連三又是“一打兩反運動”（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浪費、反對投機倒把），又是“鬥批改運動”（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改革不合理的上層建築）。搞得人人手顫腳抖，禁襟自危。“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
　　 尾 聲
　　 1971年1月，開始成立“縣革命委員會”，直到1973年7月，解放軍才退回軍營。原班幹部，絕大多數又登上了自己的原座。所謂赫赫一時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紅衛兵，七零八落地無形退出了歷史舞台，“光榮”地完成了他們打獵圍山任務，原來的緊跟，可以大義滅親的凜然義氣，直到這時候才逐漸明白自己的糊鬧。
　　 1976年9月18日，全縣共設8個靈堂，21萬人悼唁，沒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結束。但是回光還在返照，1977、1978兩年，在以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口號下，再搞了一個“一批、兩打、三清運動”，（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和清政治、清經濟、清隊伍）再續一個“一批、兩打、三整頓”批修正主義、打擊資本主義勢力階級敵人破壞，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領導班子），點火人滅了，而階級鬥爭的余火未熄，還在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階級鬥爭的幽靈還在到處遊蕩。直到1978年底黨的11屆3中全會後，才算初步清除“文革”的明火余焰。
　　
　　 逸芳氏曰：
　　以上諸多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令人難解者，並非常寧小小一個縣所獨有，更不是常寧人生而好鬥、不講人性、不講友愛，必須從全國政治氣候大局上去探索，就是由來已久的“極左”思潮。為什麼毛澤東親手打下來的天下，又親手把它打爛呢？弄得“國無寧日”、“民無安日”呢？攪得周天混徹呢？
　　且不說所有剝削階級的消亡應該有它的條件和過渡時期，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不久，所謂“保留富農經濟”，接着富農變成了“四類分子”中的老二。所謂“團結中農”，不一年，接着中農成了農村的“資本主義”鬥爭對象，不少人還被斗得死去活來，而且已經“餘糧”交了國，田地入了公。1957年城市反右擴大化，收入了歷史，平反改正，出台了政策，可1956年的農村“反資”，竟然淡化得無蹤無影。貧農中由於勤奮，生活過得稍為好點，又被劃成“新上中農”，變成了“資本主義”，甚至還有的“晉升”“新富農”、“新地主”，即使你加入了共產黨，當了幹部，還得一朝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直到黨內的“反黨集團”、直到黨內出了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而這位司令竟是黨的二把手、國家一把手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塊純而又純的“極左”篩子，把中國公民差不多篩得沒有了，甚至人還沒有到公民年齡，就成了剝削階級“狗崽子”。結果 越篩越雜，篩出了毛自己欽定的接班人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反革命分子、毛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舊剝削階級永遠存在，新剝削階級不斷產出，於是階級鬥爭也永遠了無終日。
　　 原來劃階級標準是以某個時期個人掌握生產資料的量而定，演變到後來看誰生活好、誰有不同意見，也不管意見是否正確，都被視為劃分敵對階級條件。劃階級的標準既然是個“變數”，鬥爭自然也就無所謂“序”了。奇妙的階級鬥爭“萬花筒”！
　　 為什麼鑽到牛角尖了呢？出發點似乎是有鑑於歷代農民革命皆鬧得半途而廢，掌權後即變質，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而已。為走出這個惡圈，毛澤東便反覆讓底層群眾用政治運動方法起來造當權者的反，以為這樣就能迫使當權者不敢亂來。你要亂來，“老子就揍！揍不變，就滾！”再讓一批同素質的新人上去，而且還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時時講，這就是毛澤東一生思想的軌跡吧！
　　 有人因毛澤東傷人過多，就說他是秦始皇，筆者到不以為然。歷代開國之君，取得天下之後，為了鞏固他的地位，或者實現他的治國安邦宏圖，對內多有殺戮一批功臣，對外則剿平一切反動派，甚至大興文字獄來鎮壓所有的反對思想者。僅從這一點來說，唐太宗連兄弟都殺了，但是誰也不會因他的殘忍而否定其“貞觀之治”的政績。清代雍正皇帝為了推行他的改革新政，也殺過不少有功之臣，直至他的新兄弟，但是雍正搭了乾嘉盛世的富民強國基礎，使上個落後的少數民族滿族統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文明漢族，竟達270多年之久。從這一點來論，多殺了點人，也不算是毛的獨家發明專利，只不過是繼承歷代封建王朝“人治”的衣缽而已。何況他一心只想建立一個完美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呢。其用心不為不良苦。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不一定憑其殺人多少而論定他的個人，主要看他的治國目標是否正確，制定的路線和他的實踐方略是否正確。生產力是否高度發展，人民生活是否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強大。當然亂殺人者，就在專制時代，還是被非議的，況乎世界潮流已經民主自由之時，就更有罪於人民了，
　　 毛澤東的初衷不能說不好，但是專靠“挖富濟貧”（這是他經常對外國人自詡的），從你口袋掏進我口袋，不用科學技術向大自然要，只是重用運動方式拼體力消耗，結果有者口袋掏空了，冒者口袋也仍然還是空的。最後大夥喝西北風去。
　　 地主資本家的文化知識，經營管理經驗；富農的技能，中農的勤勞節儉，都像潑嬰兒洗澡水一樣連嬰兒一齊潑掉了。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呢？自然不敢再妄想攀當地主、效法富農、連中農的溫飽希望也不能學。雖然農民中出了一批官員，哪曉得官有那麼難當，伴君如伴虎，幾乎所有的大小幹部被卷進階級鬥爭的旋渦里，很難沒有不過“階級鬥爭”這個刀口的。原以為共產主義很快就要來了，當時到處流傳共產主義的形象“早上一杯牛奶兩個雞蛋”，一個“大躍進”反正到處有無價供應吃，幹勁沖天，不料拼來的只是遍地轆轆飢腸餓死了人！ “一杯牛奶兩個雞蛋的共產主義生活夢”破滅了。只有大夥排着長隊、消極怠工，一齊守窮。最大的生產力“人”的積極因素，還到哪裡去找？人民群眾力沒少下，汗沒少流，心沒少忠，跟沒少緊，苦沒少吃，可是元氣大傷，才氣大傷，而窮氣終難少減。
　　 所謂“挖富濟貧”，歷來為中國農民所嚮往，是他們的興奮劑。一旦追求夢滅，還是會等待下一輪夢再來，千百年的循環亦在所不惜，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領袖之所以有巨大號召力者在此。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想法，實際早已為馬克思所批判過了的“空想社會主義”。回憶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曾想在長沙嶽麓區試辦“新村”，“有事大家做，有飯大家吃。”那就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學家歐文的“烏托邦”實驗模式。這個方向錯了！反思筆者青年時代也曾羨慕並企圖實驗這種“新村”，這就是毛澤東治國方向的根本錯誤根源所在。中國不少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途徑，都帶有或多或少的狂熱性、空想性，許多人為時勢迫切，對馬克思主義也沒有來得及認真學懂。其實馬克思早就說過，經濟落後的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不接受資本主義的一切成果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們偏偏把這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忽略了。
　　 馬克思當時所處形勢是西歐已經工業化了的環境，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也還未完善，缺陷也還多，所以他對於共產主義的實現也是說要等到全世界都已高度發達後才能進入。可是後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卻都是在不發達或欠發達的國家建立的。在落後的條件下卻要求採用先進的制度，這就未免南其轅而北其轍。
　　 “文化大革命”運動，其實也並非只是從1966年新創，也不過是重複歷次政治運動而總其大成。所不同者，過去內外有別，此次黨內黨外、上下左右，混交進行，規模最大曠日持久而已。實際上是集封建延續之大成，封建在中國大地最後一次迴光返照而已！
　　 這種憑主觀意志違背客觀規律的蠻幹，縱然好心一片，定是悲劇一場。上脫離老戰友，下脫離群眾，只有哪些投機迎合之徒，恰好投其所好，乘機而近之，“三呼萬歲！”就孤注一擲。林彪、康生“四人邦”之流，投其所好，起到揚波助瀾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本是偉大的哲學，但是當碰到鋼鐵的情感意志時，也會顯得無能為力！
　　一個偉大的設想，拿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當“試驗場”，拿六億人民當“試驗品”，持其一片“好心”，作為感情動物之人，可以理解，作為嚴謹的歷史科學，就不能僅憑好心一顆，而放棄歷史應有的使命“以史為鑑”。毛澤東真的總是好心嗎？錯了要別人買單,反美其名曰“失誤的經驗”,以“交學費”自慰。連“錯誤”兩字都不敢提,連‘教訓’一詞也不願說。交點學費也還可以諒解,但老是交留級生的學費,損失的資金,千金散去還復來,喪失的時間與資源,就一江春水向東流了。“好心！好心！”你使天下許多英雄豪傑、獨夫民賊，莫不假汝之名，令歷史學家，蓋棺難定；騙凡夫俗子，滿臉淚痕！
　　 真正的社會發展規律，只能是高度發展經濟的同時，高度發揚民主和法制，只有發展了經濟，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發揚了民主，才能使天下人視國家建設為己任，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增強創新性，減少消極性；只有加強了法治，才能使全國人民有一個統一的行為準則，也就能把超越法律的自由，得以有所約束。只要高度發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才能多出人才。這就是根本出路。不承認“資產階級法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它應有的作用的規律，人們只能因勢利導，給以調節，竟異想天開在一朝一夕就把它清除，而且是用最落後、最原始、最野蠻的捧打棍殺，結果從封建走向封建，終究無法闖出迷宮。
　　 近來讀胡繩同志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談到共產黨建國初期黨內最高層曾對中國建設道路有過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中國還太窮，民族資本主義也不發達，農民還在喘息中，先維持一段原有經濟秩序，讓經濟發展起來，再搞社會主義。當時毛澤東也是首肯的。可惜一開始就轉了方向。歷史證明，倘能於解放初期，聽取這個意見，息內外干戈而團結一致，休養生息，起碼鞏固一段長長的新民主主義的秩序，起用人才，致力發展經濟，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鄧小平頂着“黑鍋”來搞改革開放了。
　　 反思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38年之所以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國無寧日”，連年刀兵，何談建設？不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執政的前27年裡，仍然陷入“國無寧日”的舊泥沼。何以歷史相似乃爾？
　　 毛澤東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教給我們聽，還是沒錯。共產黨11屆3中全會後18年來，各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較多點調動人的積極性上做了篇文章嗎？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常寧近18年來就出了國內外博士、碩士和正在攻讀研究生的就有８６位之多，開了常寧４８年來的先河。中國的希望就在這裡。可惜至今還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識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認識在技術上而已。實際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經濟）也是科學。甚至在同等條件下，管理的重要性還勝過技術，因為技術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術也會沉淪大海。
　　
　　 蕭一湘 1996年6月12寫
　　
　　
　　毛澤東的歷次政治運動寫成後的反思
　　82歲 蕭一湘
　　為什麼毛澤東親手打下來的天下，又親手把它打爛呢？弄得“國無寧日”、“民無安日”呢？攪得周天混徹呢？
　　且不說所有剝削階級的消亡應該有它的條件和過渡時期，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不久，所謂“保留富農經濟”，接着富農變成了“四類分子”中的老二。所謂“團結中農”，不一年，接着中農成了農村的“資本主義”鬥爭對象，不少人還被斗得死去活來，而且已經“餘糧”交了國，田地入了公。1957年城市反右擴大化，收入了歷史，平反改正，出台了政策，可1956年的農村“反資”，竟然淡化得無蹤無影。貧農中由於勤奮，生活過得稍為好點，又被劃成“新上中農”，變成了“資本主義”，甚至還有的“晉升”“新富農”、“新地主”，即使你加入了共產黨，當了幹部，還得一朝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直到黨內的“反黨集團”、直到黨內出了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而這位司令竟是黨的二把手、國家一把手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塊純而又純的“極左”篩子，把中國公民差不多篩得沒有了，甚至人還沒有到公民年齡，就成了剝削階級“狗崽子”。結果 越篩越雜，篩出了毛自己欽定的接班人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反革命分子、毛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舊剝削階級永遠存在，新剝削階級不斷產出，於是階級鬥爭也永遠了無終日。
　　 原來劃階級標準是以某個時期個人掌握生產資料的量而定，演變到後來看誰生活好、誰有不同意見，也不管意見是否正確，都被視為劃分敵對階級條件。劃階級的標準既然是個“變數”，鬥爭自然也就無所謂“序”了。奇妙的階級鬥爭“萬花筒”！
　　 為什麼鑽到牛角尖了呢？出發點似乎是有鑑於歷代農民革命皆鬧得半途而廢，掌權後即變質，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而已。為走出這個惡圈，毛澤東便反覆讓底層群眾用政治運動方法起來造當權者的反，以為這樣就能迫使當權者不敢亂來。你要亂來，“老子就揍！揍不變，就滾！”再讓一批同素質的新人上去，而且還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時時講，這就是毛澤東一生思想的軌跡吧！
　　 有人因毛澤東傷人過多，就說他是秦始皇，筆者到不以為然。歷代開國之君，取得天下之後，為了鞏固他的地位，或者實現他的治國安邦宏圖，對內多有殺戮一批功臣，對外則剿平一切反動派，甚至大興文字獄來鎮壓所有的反對思想者。僅從這一點來說，唐太宗連兄弟都殺了，但是誰也不會因他的殘忍而否定其“貞觀之治”的政績。清代雍正皇帝為了推行他的改革新政，也殺過不少有功之臣，直至他的新兄弟，但是雍正搭了乾嘉盛世的富民強國基礎，使上個落後的少數民族滿族統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文明漢族，竟達270多年之久。從這一點來論，多殺了點人，也不算是毛的獨家發明專利，只不過是繼承歷代封建王朝“人治”的衣缽而已。何況他一心只想建立一個完美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呢。其用心不為不良苦。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不一定憑其殺人多少而論定他的個人，主要看他的治國目標是否正確，制定的路線和他的實踐方略是否正確。生產力是否高度發展，人民生活是否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強大。當然亂殺人者，就在專制時代，還是被非議的，況乎世界潮流已經民主自由之時，就更有罪於人民了，
　　 毛澤東的初衷不能說不好，但是專靠“挖富濟貧”（這是他經常對外國人自詡的），從你口袋掏進我口袋，不用科學技術向大自然要，只是重用運動方式拼體力消耗，結果有者口袋掏空了，冒者口袋也仍然還是空的。最後大夥喝西北風去。
　　 地主資本家的文化知識，經營管理經驗；富農的技能，中農的勤勞節儉，都像潑嬰兒洗澡水一樣連嬰兒一齊潑掉了。點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呢？自然不敢再妄想攀當地主、效法富農、連中農的溫飽希望也不能學。雖然農民中出了一批官員，哪曉得官有那麼難當，伴君如伴虎，幾乎所有的大小幹部被卷進階級鬥爭的旋渦里，很難沒有不過“階級鬥爭”這個刀口的。原以為共產主義很快就要來了，當時到處流傳共產主義的形象“早上一杯牛奶兩個雞蛋”，一個“大躍進”反正到處有無價供應吃，幹勁沖天，不料拼來的只是遍地轆轆飢腸餓死了人！ “一杯牛奶兩個雞蛋的共產主義生活夢”破滅了。只有大夥排着長隊、消極怠工，一齊守窮。最大的生產力“人”的積極因素，還到哪裡去找？人民群眾力沒少下，汗沒少流，心沒少忠，跟沒少緊，苦沒少吃，可是元氣大傷，才氣大傷，而窮氣終難少減。
　　 所謂“挖富濟貧”，歷來為中國農民所嚮往，是他們的興奮劑。一旦追求夢滅，還是會等待下一輪夢再來，千百年的循環亦在所不惜，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領袖之所以有巨大號召力者在此。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想法，實際早已為馬克思所批判過了的“空想社會主義”。回憶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曾想在長沙嶽麓區試辦“新村”，“有事大家做，有飯大家吃。”那就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學家歐文的“烏托邦”實驗模式。這個方向錯了！反思筆者青年時代也曾羨慕並企圖實驗這種“新村”，這就是毛澤東治國方向的根本錯誤根源所在。中國不少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途徑，都帶有或多或少的狂熱性、空想性，許多人為時勢迫切，對馬克思主義也沒有來得及認真學懂。其實馬克思早就說過，經濟落後的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不接受資本主義的一切成果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們偏偏把這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忽略了。
　　 馬克思當時所處形勢是西歐已經工業化了的環境，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也還未完善，缺陷也還多，所以他對於共產主義的實現也是說要等到全世界都已高度發達後才能進入。可是後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卻都是在不發達或欠發達的國家建立的。在落後的條件下卻要求採用先進的制度，這就未免南其轅而北其轍。
　　 “文化大革命”運動，其實也並非只是從1966年新創，也不過是重複歷次政治運動而總其大成。所不同者，過去內外有別，此次黨內黨外、上下左右，混交進行，規模最大曠日持久而已。實際上是集封建延續之大成，封建在中國大地最後一次迴光返照而已！
　　 這種憑主觀意志違背客觀規律的蠻幹，縱然好心一片，定是悲劇一場。上脫離老戰友，下脫離群眾，只有哪些投機迎合之徒，恰好投其所好，乘機而近之，“三呼萬歲！”就孤注一擲。林彪、康生“四人邦”之流，投其所好，起到揚波助瀾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本是偉大的哲學，但是當碰到鋼鐵的情感意志時，也會顯得無能為力！
　　一個偉大的設想，拿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當“試驗場”，拿六億人民當“試驗品”，持其一片“好心”，作為感情動物之人，可以理解，作為嚴謹的歷史科學，就不能僅憑好心一顆，而放棄歷史應有的使命“以史為鑑”。毛澤東真的總是好心嗎？錯了要別人買單,反美其名曰“失誤的經驗”,以“交學費”自慰。連“錯誤”兩字都不敢提,連‘教訓’一詞也不願說。交點學費也還可以諒解,但老是交留級生的學費,損失的資金,千金散去還復來,喪失的時間與資源,就一江春水向東流了。“好心！好心！”你使天下許多英雄豪傑、獨夫民賊，莫不假汝之名，令歷史學家，蓋棺難定；騙凡夫俗子，滿臉淚痕！
　　 真正的社會發展規律，只能是高度發展經濟的同時，高度發揚民主和法制，只有發展了經濟，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發揚了民主，才能使天下人視國家建設為己任，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增強創新性，減少消極性；只有加強了法治，才能使全國人民有一個統一的行為準則，也就能把超越法律的自由，得以有所約束。只要高度發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才能多出人才。這就是根本出路。不承認“資產階級法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它應有的作用的規律，人們只能因勢利導，給以調節，竟異想天開在一朝一夕就把它清除，而且是用最落後、最原始、最野蠻的捧打棍殺，結果從封建走向封建，終究無法闖出迷宮。
　　 近來讀胡繩同志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談到共產黨建國初期黨內最高層曾對中國建設道路有過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中國還太窮，民族資本主義也不發達，農民還在喘息中，先維持一段原有經濟秩序，讓經濟發展起來，再搞社會主義。當時毛澤東也是首肯的。可惜一開始就轉了方向。歷史證明，倘能於解放初期，聽取這個意見，息內外干戈而團結一致，休養生息，起碼鞏固一段長長的新民主主義的秩序，起用人才，致力發展經濟，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鄧小平頂着“黑鍋”來搞改革開放了。
　　 反思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38年之所以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國無寧日”，連年刀兵，何談建設？不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執政的前27年裡，仍然陷入“國無寧日”的舊泥沼。何以歷史相似乃爾？
　　 毛澤東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教給我們聽，還是沒錯。共產黨11屆3中全會後18年來，各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較多點調動人的積極性上做了篇文章嗎？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常寧近18年來就出了國內外博士、碩士和正在攻讀研究生的就有８６位之多，開了常寧４８年來的先河。中國的希望就在這裡。可惜至今還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識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認識在技術上而已。實際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經濟）也是科學。甚至在同等條件下，管理的重要性還勝過技術，因為技術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術也會沉淪大海。
　　
　　原載 著者蕭一湘《天堂腳印》上冊 第293-314頁 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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