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入關與明末中國現代化嘗試的夭折
作者：羽陵 提交日期：2004-11-10 9:42:00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曾說，“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通雅》卷首之一），作為十七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在於全面總結了中國的古代科學文化，亦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他所處的時代，是世界歷史發生重要轉折的時期，西方國家正處於從文藝復興向啟蒙運動的過渡階段，近代科學的發展引起了西方一系列的巨變。在中國，也到了一個“天崩地解”的大轉變時期，傳統文化既在解體，也在自我重組，自我完善。在中國思想史上，那是一個堪與春秋戰國之際相媲美的異常活躍的時代，理學和王學的相互衝擊相互碰撞與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經世致用的實學和啟蒙思想的產生，學術研究的範圍從儒家經典擴大到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想文化各領域。以自然科學而言，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顛峰之作，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在短時期內集中產生了，中國的自然科學到了新的爆發點。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近現代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舊的傳統的思想觀念與新的先進的價值理念在激烈的衝擊和碰撞，社會面臨着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價值衝突和社會轉向。但是，很遺憾，中國社會的新的轉型因為滿清的入主中原而嘎然而止了。
（對於明末清初時期通常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我比較反感，這隻注重生產和資本關係，有貼標籤的嫌疑。事實上晚明的社會轉型是全方位的，英國人Craig Clunas以為明中晚期是中國現代化的早期，我以為更確切。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講學於桐城，是王陽明心學在東南地區的重要傳人，與江浙的王派傳人顧憲成、劉宗周、黃道舟等人並峙。作為王陽明的三傳弟子，顧憲成對於王學的空談心性已經相當反感，企圖進行撥亂反正，但他的努力，主要還是在於道德方面的，即王夫之所說的“東林會講，人但知為儲皇羽翼，不知其當新學邪說橫行之日，砥柱狂瀾，為斯道衛之尤烈也”（王夫之《搔首問》）。但其時程朱理學也已經破綻百出，東林黨人的由王返朱，不免有些茫然。方學漸則走得更遠，他“究良知而歸實”，公然主張“崇實”（葉燦《方明善先生行狀》），開明末崇尚務實的風氣。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回歸到程朱的道路，重視“格物致知”，強調實證主義，兩人都擅長天文學。方孔炤曾從意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學習近代科學，他的《崇禎曆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成為集大成者，達到了中國科學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數學家，著有《數度衍》。
晚明的社會，其實是一個多元的政治格局，傳統的君主制度下，其它的制約因素也在產生。天主教的傳入是其一，崇禎年間的首輔沈一貫、葉向高、徐光啟，名臣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於階等人均受過洗禮，形成了一個西學集團。而東林黨人聯合民間的各方勢力，在東南遙執朝政，和中央集權相對壘。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們的共通之處是崇敬在不幸和苦難中的堅強性以及倫理道德的嚴格性，在晚明腐爛的社會中，這是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們共同希望的善行。對於東林黨人而言，他們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關心帝國的財政和軍事，企圖拯救這個腐爛的皇朝。至張溥創建復社，這種傾向更加明顯。復社雖無政黨的名目，其實在行使政黨的功能，也是中國歷史上從古至今罕見的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張溥本人是徐光啟的學生，曾很長時間在徐光啟左右侍讀，學習徐光啟的泰西之學，包括天文學、數學、農政學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變，東林黨的對西學的興趣，主要是倫理道德學說，而復社諸子們開始研究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復社的另一領袖陳子龍是其中的代表。
這應該是有感於明末越來越嚴峻的現實，復社青年們期望能夠力挽頹靡的世風，能夠把人們從空洞虛幻的王學談禪中拉回到多災多難的現實，能夠多做一些匡時救世的實事。陳子龍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編輯刊行的《明經世文編》，共五百零四卷，這是中國古代人文科學的集大成之作，包括了很多領域，如兵餉、馬政、邊防、邊情、火器、番舶、災荒、農事、治河、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錢法、鈔法、稅法、役法、科舉等（朱東潤《陳子龍極其時代》）。這書的焦點就是救世。要救世，須知社會沉疾的癥結所在。王陽明以為社會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內心，良知被私慾所遮蔽，所以必須“致良知”。復社的青年們要實際的多，現實的多。陳子龍明確的指出“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必須“修兵農而極富強”。富國強兵，才是唯一的救世之道。陳子龍仔細研究了時弊，認為當時社會危機的根源就是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的根源則是君主的集權統治。在《天說》中，陳子龍提出了限制君權、開放言論自由、尊重“凡人”亦即平民的主張。陳子龍要求給予“文章之士”發表政見的權力，反對鉗制言路，反對對發表政見的文人進行迫害。在朝廷和地方的關繫上，陳子龍主張“分民而治”，權力不應該集中於中央，集中於皇帝和內閣。很明顯，在陳子龍的實學思想中，有啟蒙思想的雛形，有現代民主理論的精髓。在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著作中均有類似的闡述，這些復社青年們在復社的活動中也試圖實行他們的理論。
而方以智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方面。和西方早期的啟蒙學者類似，他的兩本主要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識》，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專著。他在《通雅》卷首寫道：“農書、醫學、算測、工器，乃是務實，各存其家，......總為物理，當作格致全書。”他曾發大願，立志邀集天下各門學術的專家，合編一部中國自然科學的全集：“愚者若得世資，當建草堂養天下賢才，刪古之書而統類之，經解、性理、物理、文章、經濟、小學、方技、律歷、醫藥之故，各用其所長，各精其極致，編其要而詳其事，百卷可舉。”（《膝廬信筆》）方以智不僅總結中國固有的科學成果，也積極吸收西方科學的新成就。他研究過的西方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有記錄的就達數十種。方以智和很多傳教士均有深交，他兒子方中通記述了他和湯若望的交往：“先生（湯若望）祟禎時已入中國，所刊曆法故名崇禎曆書，與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學，出世後絕口不談。”（方中通《陪詩》）。方以智對西方的新學說的學習和繼承是有選擇性的，他認為西學分三大類，質測（自然科學）、 通幾（哲學和神學）和宰理（社會科學），“太西質測頗精, 通幾末舉”（《物理小識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學值得學習，哲學和神學方面則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遠西為郯子”（《物理小識總論》，按：左傳記魯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曾講論自然知識，孔子就學，並告人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借鑑西方的自然科學，來發揚中國傳統的文化。假以時日，方以智當能夠把中國仍然領先的技術領域如冶金等，和西方更先進的基礎科學如數學和天文學等融會貫通，或許中國的歷史會向另一方向發展。但是，假設歷史發展永遠是天真的想法，滿清入關後，方以智一生都受到清廷的追捕，直至被捕與死亡，他的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斷了。
考察中國自然科學在明末突然的爆發，不得不提及有名的“李約瑟難題”，亦即為什麼中國十五世紀以前在技術發明上遠遠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卻沒有率先發生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科學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紀，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了。對於這一問題的試解答，大致可以歸結於群體原因和個體原因。群體上講，西方近代科學只能在民主的環境中產生，而中國千餘年來是君主集權統治；而且，道德化的儒學在中國占統治地位，鄙視科學和技術，阻礙了科學的發展。個體而言，中國人缺乏實驗的精神，不重視實證，這大概也可以歸因於儒學。其實這些原因在明末都是不成立的。如前所述，晚明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王陽明心學的流行導致了個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異常活躍，朝政松馳後的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也被喚醒被激活，復社的興起又形成了一種略似於近代的民主自由，而國事的日緊又要求經世致用的學術產生。中國科學史上的顛峰之著，《農政全書》完成於天啟三年，《天工開物》和《徐霞客遊記》均完成於崇禎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識》則完稿於崇禎十二年和十六年。如此密集的科學成果，看似偶然，其實是當時活潑的社會環境的必然。即以明朝一度占統治地位的理學而言，通常人們也有誤解。理學本身其實是科學的實證的，它要求人們去格物致知。朱熹本身是一位重視科學觀察和實驗的自然科學家，李約瑟曾一再強調朱熹理學“反映了近代科學的立足點”（參見俺的坑^_^《被扭曲的朱熹》，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975&flag=1）。以信奉理學的方以智為例，方中通記述了方以智寫《物理小識》時用實驗反覆驗證：“採摭所言，或無征，或試之不驗，次貴質測，征其確然耳。”（方中通《物理小識編錄緣起》）近代科學的曙光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已經顯露，而西方的科學也在這時傳入。融會中西之學，結合中國傳統擅長的技術方法和西方日新月異的基礎科學理論，到了最恰當的時候。但是，滿清的入主中原，所有的一切均被腰斬了。
徐復觀先生認為宋明理學是“真正人的覺醒，知識分子的覺醒”（《徐復觀集》）。錢穆先生則認為“若強要我們以西方文藝復興相比擬，則該是宋儒，非清儒”（《國學新論》），“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理學的精髓，其活潑的激發人們創新性的講學傳統，卻被清廷所壓制所摧殘：“清廷雖外尊程朱，而於北宋以來書院講學精神，本人心之義理，以推之政治者，則摧壓不遺餘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魯迅先生則更是一針見血：“清廷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又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以為‘太平盛世’之累。”用“太平盛世”用“穩定壓倒一切”作藉口而愚民與專制，壓制自由的生活環境與活潑的學術氣氛，是中國的慣技。中國自宋之程朱的講學，明之陳獻章、湛若水、王陽明、東林諸人的講學，傳播其政治學說，實踐其政治理想的自覺與勇氣，這一儒家的道統自此斷裂。對於朱熹本人而言，尤其有譏諷的意味。朱熹主張限制君權，主張皇帝應該把國家大事交給宰輔和大臣們共同處理，主張用經筵講席等方式來考核監督皇帝的言行，但清朝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名義赤膊上陣，將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朱熹反對科舉，鄙視時文，但明清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著作作標準來科舉八股，以清朝最烈。誠如徐復觀先生所說：“專政政治壓歪並阻遏儒家思想的正常發展，如何能倒過來說儒家思想是專政的護符？”（《徐復觀集》)
明代以暴政著名，以虐待士大夫著稱，但士大夫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以自己的生命維持着讀書人的體面。至清朝，則完全斯文泯滅，文字獄與誦讀“上諭聖訓”並舉，在“盜賊的氣氛之外，再加強奴才的氣氛”（《徐復觀集》），現在滿屏幕清宮戲中一聲聲響亮的“奴才”，可為一證。讀書人要麼趨炎附勢成為小人，要麼埋頭考據訓詁以明哲保身。明末現代化的曙光，不知道被埋葬到什麼地方了。《天工開物》是極好的一個例子，天工開物記載的技術方法在當時很多仍領先於西方，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一書詳細討論了天工開物在日本和西方的流傳與影響。事實上《農政全書》和《天工開物》印行後立即在日本傳播，日本的生產力迅速提高，民眾最終“倒幕”，從而使日本走上明治維新的現代化道路。但潘先生忘了稱述一個事實，在清朝，天工開物在中國消失了，直至民國年間才由日本返回中國。和天工開物相同遭遇的書太多了，乾隆修四庫全書的“盛事”，十年中僅浙江省就毀書近一萬五千部，全國焚書可統計的達七十一萬卷，實際數目遠超過此，可以啟發民智的思想性書和可以富國強民的技術性書由於其對清廷的潛在威脅性，在中國消聲匿跡，民國時才在歐美日本重新一一“發現”。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在內憂外患中，清廷降旨“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著從祀文廟”。此時，人們才發現明末哲人的書中，存在着強國的方法。“清初幾位大師，實即殘明遺老，黃梨洲、顧炎武、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們很多話，在過去二百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忽然象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只跳。”（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為時已晚，明末中國現代化的被腰斬，近三百年的從政治到思想到科技上的全面倒退，中國落後太多太多了。
作者：羽陵 回復日期：2004-11-10 9:44:40
俺在煮酒挖的坑：東南紀事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273&flag=1
中的一節。
清朝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值得欽佩。但對於現在很多學者讚頌清朝的統治，非常反感。大概又是宣揚“強大的中央集權”的遵命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