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最後一天的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報告一次次為全體代表發自內心的熱烈掌聲打斷。雖然其真正主題並非大清洗，但這卻是蘇共高層第一個系統談到大清洗的報告，也是最後一次。

報告將大清洗期間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總結為，斯大林個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壞了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在蘇聯解體前，官方所有談及斯大林時代悲劇的教訓總結，大致都不超過這個範圍。如果追溯歷史，其實不難發現，大清洗悲劇潛伏在大饑荒的悲劇中，而大饑荒是集體化的必然悲劇。不幸的是，集體化是布爾什維克建立理想國家的必然追求。

1934 年1月召開的蘇共17大上，斯大林的親密戰友基洛夫在發言時22次提到斯大林，他為斯大林創造了好幾個新的專有名詞，譬如“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掌舵人”、“爭取勞動人民解放的最偉大戰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 “把斯大林同志總結報告中的所有論點和結論當作黨的法律來貫徹執行。”按規定，黨的總書記，也就是斯大林，出現在主席台時，掌聲應該10分鐘，政治局委員則應控制在2分鐘，可基洛夫上台時，暴風雨般的掌聲遠遠超過了規定時間。

17大前後的斯大林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政治局勢。1932年開始的駭人聽聞的大饑荒持續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對派正蠢蠢欲動，四處串聯對斯大林不滿的力量。

托洛茨基，這傢伙從來就像蜘蛛一樣忙碌地編織着陰謀。僅在被驅逐到中亞後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圖發出政治信件800封，電報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電報。把他驅逐到海外後，因為國內的困難，更讓他成了各種反對派的精神領袖。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兩個極左的反對派領袖在倒台後，一度無人理睬，同志們都是站在斯大林一邊的，但這幾年國家出了困難，原本不贊同他們意見的人現在也開始同情他們，這兩個陰謀家現在成了國內一切反對勢力的中樞。

人們真正同情並支持的是有“黨內經濟學家”之稱的布哈林，大饑荒和一切經濟困難正如他所預料。不過，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黨性，為了團結，他們一起求見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應了和解，但是，這個人卻在不久前評論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斯大林知道，這些年，以老布爾什維克名義寫給《真理報》和《消息報》的信雪片一樣多，他們要求斯大林為大饑荒和成堆的社會問題負責。

從1929 年實施工業化和集體化開始，蘇聯社會就急劇震盪。1930年起，城市因糧食大量出口和大量減產，恢復了定量配給制。迅猛的工業投資導致巨額的財政赤字，為彌補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鈔票，農村倒退到以貨易貨的時代，全蘇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全國都在騷動。雖然大饑荒並沒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黨的幹部們卻無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成為其他同志攻擊批評的對象。斯大林希望通過強調階級鬥爭轉移一下令人尷尬的饑荒問題，中央委員會書記波留舍夫嗆聲道：“我們總是喊叫富農、敵對分子、舊官史、彼得留拉和其它諸如此類的傢伙，在破壞莊家收割，或是在徵收糧食中搗鬼，但這樣是改變不了現狀的。”斯大林在同志們的批評幫助下承認了錯誤，他說：“我們錯了。”

是的，的確存在可怕的投資失誤、驚人的浪費、惡性事故、大量殘次廢品、消極怠工，但無疑這都顯示出潛藏着的階級敵人一直就沒有停止過破壞，內務部破獲的其中一個恐怖集團成員就高達20萬人。17大果然是一次反對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員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對票高達270張，而他的親密戰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對。幸好是等額選舉。卡剛諾維奇下令銷毀斯大林的反對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對。

基洛夫是斯大林親手提拔起來用以打擊季諾維也夫的，但這個一貫信任的人已經不那麼可靠了。據說，17大召開前幾天，竟然有委員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雖然基洛夫拒絕了，但他居然忘記向斯大林匯報。

斯大林曾對邱吉爾說，在實施集體化過程中對農民的戰爭，壓力甚至比納粹德國入侵的壓力還大。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們的政策已經從限制富農剝削轉向徹底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是一次全新的國內戰爭。

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把土地分給農民，現在集體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產資料公有制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但意味着農民失去所有財產，意味着農民將成為被國家束縛在集體農莊的奴工，處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農奴制，因為那時還有自由貿易。

集體化遭到農民瘋狂反抗，絕望的農民殺掉全國一半以上的馬、2/3的羊，果木、田園、農田設施能破壞的都被破壞。1929 年全蘇發生1300次農民叛亂，1930年1月，參加叛亂的農民僅僅10多萬，第二個月人數就翻了一倍，3月則是80萬……。最嚴重的反抗來自游牧民族哈薩克人，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薩克人的反抗遭到最嚴厲鎮壓，近1/3的哈薩克人在兩年多的動亂和隨後的大饑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饑荒來臨，主要受災地為烏克蘭、伏爾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薩克斯坦，因為它恰好都發生在對集體化反抗最嚴重的地區，很多人認為，這是斯大林蓄意製造的報復。人類在20世紀終於發明了一種可以在和平時期大量消滅人口的制度，它在蘇聯一共製造了三次大饑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饑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饑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饑荒。

第一次大饑荒是真正最嚴酷的大饑荒，蘇聯官方宣稱因持續的乾旱，造成了520萬人死亡，這是歐洲史無前例的記錄。第二次大饑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數紀錄。

“大饑荒都是富農的反革命宣傳！”斯大林說。1928年，他還親自乘火車視察過，那些地方有的是糧食沒有收上來。糧食的確有減產，所以糧食出口在減少，1930年出口4800萬普特，1931年5100萬普特，1932年1800萬，1933年1000萬普特。

為回擊西方國家對蘇聯的詆毀，斯大林約了西方的記者朋友。獲得1932年普利策新聞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杜蘭蒂，見到了很多紅光滿面的老人和兒童，他報道說，“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英國大文豪蕭伯納也被邀請到蘇聯。“蘇聯就是人間的天堂”，蕭伯納說。另一位英國人韋伯則說，糧食的確出現減產，但那是階級敵人蓄意搞破壞。

成千上萬的農民跑進城市，但飢餓的城裡，所有食物需要憑票供應，迎接他們乞求的是孩子們的白眼和石塊。這些人都是萬惡的富農！孩子們從課本里剛剛學到少先隊員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個富農的孩子，他響應黨的號召舉報了親生父親，後被富農殺害。

2006年11月，獨立後的烏克蘭將每年的11月22日定為“饑荒紀念日”，烏克蘭官方根據KGB系統的檔案統計，在1932－1933年的大饑荒期間，有“歐洲糧倉”之稱的烏克蘭竟然有接近1000萬人被餓死，占烏克蘭人口的1/3。

今天，前蘇聯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上統統將“十月革命”改為“十月政變”，因為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戰鬥並不存在，被推翻的臨時政府和蘇維埃都掌握在左翼社會主義政黨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為意的程度。無論是“十月革命”還是“十月政變”，它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膽的社會革命試驗。布爾什維克輕易奪取世界最大國家的政權後，沒有一個人有過行政和經濟管理的經驗。

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實驗一開始就遭遇全面失敗，1920年全俄糧食產量只有戰前的一半，棉花產量為戰前的6%，工業品約為1/7。布爾什維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滿和反抗，這是一場暴力保障的社會實驗。

1929年12月21日，蘇聯人民迎來了斯大林50壽辰。這天是全蘇聯人民的節日，是斯大林畫像的海洋，是讚美詩的海洋：“正是你，而不是別人，把深刻的列寧主義理論與敢於在不同的革命鬥爭階段實踐它的能力集中於一人之身，使黨以最小的代價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難的歷史任務，使黨保持了真正的列寧主義的團結。”

赫魯曉夫的報告引用了“列寧遺囑”對斯大林的評價：“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

很長時間，人們認為若執行列寧遺囑換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許斯大林悲劇就可避免，至少程度會輕得多。其實，遺囑中提到的6個領導人中，相對其他幾位演說家和理論家型領導人，穩健、務實、果斷的斯大林更適合扮演總書記角色--原本這個相當於秘書處的崗位迅速變得舉足輕重，正是斯大林長於事務性工作的證明。

斯大林早期的評價是與謙和、低調、冷靜、做事有條理聯繫在一起的。就政治觀點而言，斯大林的反對派一個比一個更極端。與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歷來就是政治局成員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1929年，斯大林已成為黨內絕對領袖，政治局全部換成了他選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反對派已沒有任何翻盤機會。但是，隨着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巨大震盪，反對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來的少數高層反對派，而是來自全國各地。斯大林對付反對派的只有另外一種武器--KGB。

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幾個陰謀集團，但是，反對斯大林的聲音越來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點沒有震懾住他們。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點燃全國大清洗的導火索。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個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選擇了社會主義，或被社會主義選擇，就選擇了通向大饑荒和大清洗的命運。所有的國家都不曾例外。70年後，普京在參加大清洗悼念時總結說：“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曾反覆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