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鴻亮:
明清之際,隨着耶酥會士的東來,西方的軍事
技術與理論也開始傳入中國,並對中國的政治、經
濟、文化和科技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西方科
技東漸史上,紅夷炮的輸入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情。紅夷炮是當時傳入中國的最具威力的西式火
器,在國內戰爭中得到了大規模的應用。
一、明末的軍事形勢和火炮技術
萬曆以來,明朝內部階級矛盾日趨尖銳,東北
局勢不斷惡化。位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迅
速崛起,一再向明王朝發起攻勢。明軍由於內部
腐敗,士氣低落,雖有後金軍所沒有的佛郎機、鳥
槍等先進的西式火器,但多數火器粗製濫造,再加
之軍士施放技術不嫻熟,故在後金軍的衝擊面前,
明軍往往敗北。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來華的耶酥
會士屢屢進言西洋大炮的厲害,想以之為“奇技”,
獲得進身之階,使明王朝為其傳教大開方便之門。
為了應付遼東糜爛的戰局,明廷開始把希望寄託
在西洋大炮上,想購進之以備戰事,並起用傳教士
傳授火器知識,訓練中國炮手,鑄炮禦敵。同時,
深受西方科學影響的明廷政要如徐光啟、李之藻
等人,通過當時在澳門的傳教士,募購了40 多門
紅夷炮,從而拉開了紅夷炮傳入中國的序幕。
明中期以前中國的火器技術輝煌一時,但與
西方同時期火器的發展相比並不理想,原因在於
明朝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王朝,其落後的小生
產方式,輕視發明創造的政策嚴重限制着火器的
進展。再則,要造出精度高,威力大的火器,必須
有先進的科學理論和技術,並採用精密儀器進行
實驗。當時中國人這方面的知識非常欠缺,更缺
少近代科學的試驗方法,這就決定了時代未能為
火器技術質的飛躍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明中期
以後,中國科技發展的滯後,決定了火器製造落後
於西方已不可避免。14 世紀以來的歐洲各國,紛
紛仿製中國火器,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經過了
百年的積累,他們終於趕上並超過了中國。
16 世紀初,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製造的佛郎
機炮流入中國,該炮在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結構
諸方面,均超過了明朝原有的神機槍炮。中國火
器的缺陷是:用鐵或銅鑄成圓筒形炮管,多加強
箍,而很少考慮口徑與炮身之間的比例關係;彈藥
由前裝,發射獨彈和散彈,因而射程較近。明清時
期,中國雖然發明過爆炸彈,但相關設施配合無
力,乃至失傳,至鴉片戰爭時這種局面還未根本改
變。[1 ]明廷迫於軍事上的需要,大量仿造並加以改
進,這是中國歷史上主動引進西方火器之肇端。
但是,這類火器缺陷很大,雖系後裝式火炮,但所
裝火藥量小,口徑也小,炮身與炮口比例不合理,
因而射程較近,殺傷破壞力有限。其次,佛郎機與
火繩槍都是明軍在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其製造
與使用之法並未系統地傳來,中國得其炮後,即依
式製作,因不諳此法,效果較差。
二、16 世紀東西方火炮之比較
歐洲的火器技術在明代以前是落後於中國
的,元帝國在13 世紀對歐洲大地的軍事遠征,中
國的火器很快便由阿拉伯人在14 世紀傳入歐洲。
經他們仿製和創新後便風靡開來。從16 世紀初
開始,葡萄牙人便出現於非洲、亞洲各地,佛郎機
炮隨之傳入歐亞包括中國的一些國家。在明正德
年間傳入的佛郎機,對中國火器的發展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佛郎機”是當時明人對葡萄牙、西班
牙等國的稱呼,其火炮被稱為佛郎機。《明史·兵
志》記載佛郎機“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
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發乃百餘丈,最
利水戰”。《皇明世法錄》論曰:“銃發,彈落如雨,
所過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
機,然惟夷人精用之,中國不及也。”
17 世紀以來,西方火器質量大為提高,火器
型號向着規範化方向發展,並開始按作戰用途將
火炮區分為攻城炮、野戰炮、岸防炮。所有這些炮
都有炮耳,按數學理論計算發射彈藥。後起的荷
蘭不甘落後,吸收和創製出各種新式槍炮。明廷
在天啟年間向澳門葡萄牙當局購買的第一批紅夷
炮,正是輾轉到荷蘭的英制火炮。
從1601 年起,荷蘭人在我國東南沿海屢屢犯
邊,企圖打開一個侵略中國的門戶。因此,我國人
民通過海戰的方式在荷蘭船上得到了一種大炮,
即紅夷炮。《皇明世法錄》雲:“今紅夷銃法,盛傳
中國,佛郎機又為常技矣。⋯⋯大銃長二丈余,中
虛如四尺車輪,雲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非
敵迫亦不輕施也。”《明史·和蘭傳》亦云:“和蘭,又
稱紅毛夷,地近佛郎機, ⋯⋯其本國在西洋者,去
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巨舟大炮⋯⋯桅下
置二丈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十數里。世所稱
紅夷炮,即其制也。”
紅夷炮流入中國後,當時人們曾與中國火器
進行了比較。1622 年來華的日耳曼人湯若望,次
年即與明人焦勖合作編著反映西洋大炮的著作
《火攻挈要》,該書序雲:中國火器“鑄造無法,其大
器不過神威發貢,滅虜虎蹲, ⋯⋯此皆身短,受藥
不多,放彈不遠,且無照准而難中的。銃塘外寬內
窄,不圓不淨。頭垂無耳,則轉動不活,尾薄體輕,
裝藥太緊,即顛倒炸裂。”西洋火器“其制亦長短中
矩,厚薄適宜,其用能命中致遠,堅利猛烈,更以造
鑄有傳,藥彈兼精”。火藥技術方面,中國造藥缺
乏技術標準“, 不諳分兩輕重之術,配合研搗之功,
不能摧堅破銳,及損槍壞銃及收涼失事,而延禍極
慘”。西洋火藥“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熱,紙上不
焦及不致損槍法”。點放之術,中國“不諳遠近之
宜,多寡之用,循環之術。或失期妄發,賊至而反
致缺誤;或發而不繼,乘間而衝突而入;或倉皇失
火,未戰而本營自亂”。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
知彈所到之遠近,更輔之於窺遠神鏡,百發可以命
中”。[ 2 ]由此可知,明末中國的火器製造和操縱技
術落後於歐洲則是不爭的事實。
三、紅夷炮的傳入途徑
我國接觸和獲得西洋大炮這類火器除了上述
耶穌會士的介紹和在沿海荷蘭船上發現的實物
外,明廷還購買、仿製了大量的紅夷炮。
明末,內憂外患,國事日非。1619 年以後,明
與後金進行了幾次大戰,明軍中大小火銃“悉為彼
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
也”。[3 ] (P141) 當時在通州練兵的徐光啟認為欲戰勝
滿人,必須以器制勝,而傳入及仿製的佛郎機炮在
與後金軍作戰中效果不佳,必須引進更為先進的
火器。明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 年) ,徐光啟委
托李之藻派門人張燾、孫學詩到廣東又輾轉到澳
門向西商購買一種新式火器西洋大炮四尊,準備
用它來教練軍隊。1621 年三月,遼東戰局急劇惡
化,火器在瀋陽“連放炮熱,裝藥即噴”,遼陽“銅炮
雖多,放轍炸裂”。一些火器的射程還不及滿人的
弓箭。為此,繼續購買西式火器的話題重又提上
了議事日程。1621 年七月, 張燾和孫學詩為欽
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和購買火炮,澳門
當局為迎合中國皇帝,組成了百人之師,並將不久
前繳獲的30 門英制紅夷炮中的一些賣給明欽差。
二人很快購得了22 門紅夷炮,啟程回國。
天啟三年四月,明欽差把購買的22 門紅夷炮
運抵北京,明廷即派人學習制炮用炮技術,並將
11 門紅夷炮運往山海關聽用。後來轉運寧遠,在
寧遠之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天啟六年二月甲戌
《明熹宗實錄》雲:“(正月) 二十四五兩日,虜眾五
六萬人,力功寧遠,城中用紅夷炮⋯⋯奮勇焚擊,
前後傷虜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清史
稿·太祖本紀》亦云:“城上放西洋炮,頗傷士卒,乃
罷攻。”寧遠之戰是後金髮動侵明戰爭以來遭到的
第一次重創,紅夷炮發揮了巨大威力。天啟帝追
封一門西銃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紅夷
炮從此威名遠揚,激起了中國人購買仿製的熱情。
崇禎二年到四年(公元1629 —1631 年) ,明廷
又先後兩次派人到澳門當局購炮十數門。明廷從
1622 年開始組織人員,對紅夷炮進行仿製,如徐
光啟於崇禎三年(公元1630 年) 二月至八月間,共
仿製紅夷炮400 余門。
從天啟元年(公元1621 年) 徐光啟、李之藻等
人開始購買紅夷炮起,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 平定新疆葛爾丹叛軍止,在這70 多年中,
歐洲16 世紀末至17 世紀初的火器理論與製造技
術,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但是,也是在這
70 多年,歐洲的火器理論與製造技術又邁上了一
個歷史發展的新台階,而中國在這方面卻仍然停
留在17 世紀初的水平上。此後更由於清王朝開
始推行輕視火器研製和閉關鎖國的政策,扼殺了
火器研製者的創造精神,隔斷了東西方火器理論
與製造技術的交流渠道,從而使中國的火器研製
業每況愈下,擴大了中外火器發展的差距,這種狀
況一直持續到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都沒有改變。
四、紅夷炮的威力
紅夷炮是16 至19 世紀的英制滑膛炮或同類
大炮的通稱,其特點有:一是彈藥由前裝,數量較
大,重達數斤至十數斤不等,彈丸由石、鐵、鉛等材
料製成的實心彈,是以直接撞擊目標而起破壞作
用的,並可根據攻擊目標的不同製成各種特殊形
狀。放炮時,將火藥由炮口填入膛底,用物撞壓
緊,外面再裝填彈丸,然後由火繩置於火門中點
放,也有用燧發機打火的。二是炮身長,長度6 尺
至1 丈余,口徑多在100 毫米以上,呈前細後粗
型,口徑大,二者之比多在20 至40 之間。藥室火
孔處的壁厚約等於口徑,炮口處壁厚約等於口徑
的一半。三是多系重型鐵炮,也有銅製。自重70
至萬斤不等。四是尾部較厚,有尾珠,炮身中部有
炮耳,炮身上裝有準星、照門。其炮由車運載,可
以任意奔馳。
紅夷炮是明清之際威力最大、鑄造最優的火
器,具有炮管長、體量重、各部比例合適、射程遠、
命中率高、安全可靠等優點,是擊殺密集推進之
敵,攻城掠地的利器,比佛郎機要先進得多。其威
力主要體現在:鑄造中所採用的“模數思想”、施放
時的量化管理及輔助設施的配備、炮彈的多樣化、
射程的遠距離、爆炸力的高強度等方面。再如明
清時人從雙方皇帝的諭旨到各級將領的奏疏,無
不着重提到以使用紅夷炮為代表的火器作戰問
題,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關於模數思想。模數:即炮管鑄造時要
考慮炮身與炮口徑之間應呈現出一定的比例關係
(又稱長細比) 。如在18 —28 之間, 射程最遠。
《火攻挈要·鑄造戰攻守銃尺量比例諸法》雲:“西
洋鑄造大銃,長短、大小、厚薄尺量之制,着實慎
重,未敢徒恃聰明,創意妄造,以至誤事。必依一
定真傳,比照度數,推例其法,不以尺寸為則,只以
銃口空徑為則,蓋謂各銃異制,尺寸不同之故也,
惟銃口空徑,則是就各銃論,各銃以之比例推算,
則無論何銃亦自無差誤矣。”此可以解釋為:以火
炮口徑為則,實際上就是以彈藥量多少為則,這樣
可確保一定的保險係數,使火藥在炮筒內充分燃
燒,驅使炮彈的動力最大,並使炮筒能承受穩定的
膛壓。在西方“模數”思想傳入之前,我國軍界並
不重視火炮各部尺寸的組合搭配,明初甚至到清
代,大炮大多是以重量作為衡量其性能優劣的參
數的,這遠遠沒有以炮身與口徑比例搭配為主要
性能參數科學。明初火炮量相當可觀,鑄造工藝
也很高超,但並沒有產生類似的“模數”思想。
其次,關於紅夷炮的射程。軍事家李之藻說:
“彼國武備,通無養兵之費,名城大都最要害處,只
列大銃數門,放銃數人,守銃數百人而止。其銃大
者長一丈,圍三四尺,口徑三寸,中容火藥數升,雜
用碎鐵碎鉛,外加精鐵大彈,亦經三寸,重三四斤。
彈制奇巧絕倫,圓形中剖,聯以百練鋼條,其長尺
余,火發彈飛,鋼條挺直,橫掠而前,二三十里之
內,折巨木,透堅城,攻無不摧。其餘鉛鐵之力,可
及五六十里。其制銃或銅或鐵,鍛煉有法。每銃
約重三五千斤⋯⋯,所攻打或近或遠,刻定里數,
低昂伸縮,悉有一定規式。其放銃之人,明理識算
兼諸技巧。”[ 4 ] (P89) 《火攻挈要·各銃發彈高低遠近
步數約略》雲:“各銃大小各異,發彈遠近有殊,用
火攻者,務必預知約略,以便臨敵之際,酌量長短,
隨宜適用也。⋯⋯三號大銃,用彈三四斤,重者平
度施放,可達四百步;仰高一度,可達八百步;高二
度,可達一千四百步;高三度,可達一千八百步;高
四度可達二千步;高五度,可達二千一百步;高六
度可達二千一百五十步,計一千零七十五丈,合六
里地;二號大銃,用彈六七斤,重者平放,可達七百
步,仰放可到三千五百步;一號大銃,用彈九斤,重
者平放,可達一千步,仰放可到五千步;頂尖飛龍
戰銃用彈二十斤,重者平放,可到七八里,仰放可
到三十餘里;攻銃,彈重十到十四斤者,平放可到
五百步,仰放可到一千五百步至五千步。”據此推
算明代的度量衡一步為五尺,合今天的156 厘米,
可看出紅夷炮最大射程為15 公里左右。今人黃
一農在其著作《紅夷炮與明清戰爭》中,認為當時
一里等於現在的0. 56 公里,半蛇銃和大蛇銃的最
大射程在西方確有可能達到三四公里。不過在中
國因各種因素制約,其威力的發揮與西方相比要
遜色一些,射程要近一些。[5 ] 今人論述的最新數
據,如李斌在其《西式武器對清初作戰方法的影
響》的文章里,認為可達15 公里,不過他沒有做任
何論述。[6 ]
綜上所述,紅夷炮的射程有三種說法,其一,
數百步內外;其二,3 至4 公里左右;其三,數十公
里。這三種結果是否真實值得斟酌。筆者認為應
結合當時中國科技水平和戰場實際效果推出。紅
夷炮是西歐19 世紀中葉以前普遍採用的重型前
裝滑膛炮,與此後所用的後裝線裝炮相比,無論從
形制上還是從製造工藝上都要簡單得多。其內裝
火藥為黑火藥,與其後所用的無煙火藥相比,威力
上差距懸殊。故19 世紀以後西歐各國的火炮很
快就發生了變化,其射程達到數十公里的動力機
制是不具備的。
紅夷炮被引入中國後首次運用在寧遠之戰。
《清太宗實錄》雲:“後金軍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
山海關大路紮營,並在城北扎設大營。”《明熹宗實
錄》記載,1626 年正月,袁崇煥督師寧遠軍務,將
11 門紅夷炮架設東西南北四面,23 日命熟知紅夷
炮發射戰法的羅立向城北後金軍大營,燃放西洋
大炮,遂一炮殲敵數百,迫使後金軍移營而西。計
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煥守寧遠》亦云:“羅立發西
洋巨炮,數十門大炮從城上擊,周而不停,每炮所
中,糜爛可數里。”天啟七年(後金天聰元年,公元
1627 年) ,新即位的皇太極不信西洋大炮之威力,
親率四旗後金軍,圍攻錦州、寧遠,當時有私人著
作《遼事述》雲:“建洲兵十五萬攻錦州,城上炮火
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屍滿城下,至夜,乃
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於錦州,因而攻寧
遠,參將彭簪古以紅夷炮碎其營大帳房一座。”《建
洲私史》亦云:“尤世威從山東坡上放西洋炮,擊其
大營。碎之,敵當之糜爛。”[ 7 ] (P518) 據上述可推出
其射程當在今天的3 公里左右。
因為清軍在鴉片戰爭中主要還憑紅夷炮作
戰,故這一時期許多軍事著作也可為佐證。如《海
國圖志·中西用炮論》雲:“若欲使彈強發百丈至百
五十丈,先於彼處立靶,然後此地安炮,向天邊空
際,高六度放去,則能至百五十丈之遠,如向空二
十度至三十度擊去,可期二、三里。⋯⋯世俗傳聞
之說,謂大炮響若霹雷,聲震三百里,彈子可擊三
四十里,一遭攻擊,山崩地裂,層宇被擊,坍塌平
地, ⋯⋯此皆未經演試之談。殊不知炮響大小一
樣,極大者聲震五十里,大小炮皆發里許⋯⋯所以
夷人交鋒,如在一里之內,不甚開炮。”又如1841
年虎門炮台的主將關天培說,大角、沙角的海口寬
約1113 丈,而安於兩炮台上的3000 斤火炮,所發
炮彈僅及中流,強弩之末,無濟於事,是第一重門
戶,火炮已不能得力。無法攔擊闖入門口的敵艦,
只好將它們改作報警用的信號彈。[8 ] (P16) 據此可
推出其射程為2 公里左右。
今人劉旭研究後,認為其射程大約為今天的
115 公里,有效射程當為0. 5 公里左右。[9 ]今人王
兆春認為其射程為今天的3 公里左右。[10 ]可惜二
人均籠統研究之,沒有做很好的量化和邏輯上推
演。上述所引均系守銃,攻銃、戰銃射程與之相比
要遠一些。上述的作者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實地
參戰者,雖有實地測距之條件,但為邀幸皇帝,虛
夸數目勢所難免,如李之藻;一類是實地參戰者,
雖英勇憑炮作戰,但因火炮性能不佳而失利,有切
膚之痛,故容易對火器性能的優劣做實事求是的
比較,如關天培。西人湯若望屬第一類,其論述的
數字要大打折扣。我們根據寧遠之戰的實例,以
及魏源、關天培和今人黃一農、劉旭、王兆春所論,
可大致推出紅夷炮射程當在今天的3 公里左右,
有效射程為2 公里左右。
再次,關於紅夷炮的爆炸力。明清時人沒有
現代相當於XXTNT 之類的表達方法,只能對其結
果進行描述,我們也只有從字裡行間洞析其爆炸
力強度大小。自天聰七年以後,後金(清) 所發動
的歷次重大戰役無不例外地使用了紅衣炮(清統
治者忌諱“夷”字,故改“夷”為“衣”) 。與此同時,
它的對手明軍、大順軍、南明軍、台灣鄭氏集團也
利用火炮與之相抗衡,使明清之際的戰爭,慘烈程
度增加,從而加速了由冷兵器時代向冷熱兵器並
用時代的轉變。這從以後發生的幾次戰爭即可得
以印證。如1639 至1642 年,明清之間發生的松
錦大戰,紅衣炮效果十分顯著。如塔山之戰,崇德
七年(公元1642 年) 4 月12 日,清方記錄:“以用紅
衣炮攻明塔山城, ⋯⋯漢軍將士,載火器至塔山城
西,列紅衣炮,初八日始發炮,至初九日午時,城崩
二十餘丈,我兵由崩處入城。”[ 11 ]
另外,從當時人們的著作也得到不同程度的
反映。《火攻挈要·審量敵情斟酌制器》雲:“近來
購得西洋大銃,其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敵,
更勝諸器百千萬倍⋯⋯更以造鑄有傳,藥彈兼精,
裝放有法,配以精卒利兵,翼以鋼車堅陣,統以智
勇良將,以戰則克⋯⋯遠有長大諸銃,直擊數十里
之遠,橫擊十數丈之闊,更有大塘篆銃,擊寬斃眾,
慘烈無比,以攻則飛彪直上擊下,入民房舍,無不
擊碎鰲翻。直下擊上,矩廓重牆,莫不掀裂,更有
虎吼獅銃,直透堅城,如摧朽物。以守則有台垣異
制,銃器異宜,更有窺遠神鏡,量其遠近而後發。
如是器美法備,制巧技精,力省數倍,兵力威強,以
是禦敵,庶幾有可勝之道。”《明史·兵志》亦云:“其
後,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炮,曰紅夷。長兩丈余,重
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
可以認為評價火炮性能優劣的最主要的標準
為:射程、彈藥的爆炸力及火炮命中率。據上所
知,紅夷炮的射程當為3 公里左右,而佛郎機炮,
目前公認的說法僅0. 5 公里。從爆炸力分析,紅
夷炮按孫元化在其著《西法神機·銃台圖說》中形
容“, 銃氣出口,氣之動也最捷,故山谷皆答,其近
而裂者,則能排牆,能撼石”。這似乎就像現代所
說的衝擊波。而佛郎機炮發射時“頃刻間爆炸力
震天,焰煙蔽空⋯⋯工事相繼被毀,作戰能力漸告
消失”。[ 12 ] (P407) 儘管如此,紅夷炮的爆炸力的形容
力度顯然要比佛郎機炮要大一些。從命中率來
看,紅夷炮施放時需要窺遠神鏡、量銃規、炮表等
輔助設施的配合,儘管是滑膛炮,但其命中率是會
超過其他制式火炮的。“對城攻打,准如設的”。
而佛郎機、中國炮僅設準星、照門,按三點一線射
擊,命中率是不會高的。如果再從紅夷炮筒的鑄
造、彈藥施放、模數思想等方面,也同樣看出紅夷
炮一定會比佛郎機及中國炮精良和威力大。
綜上所述,紅夷炮其射程要比佛郎機及中國
制式火炮要遠一些,爆炸力強度要大一些,命中率
要高一些。不過,其威力是相對的,是有特定的時
空限制的。之所以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主要是在
特定的環境中,有特定目的而為之。再加上今人
對度量衡單位古今換算的差異分析的欠缺,明清
之際中人翻譯西方火器著作時對度量衡單位不加
分析的套用造成的。[ 5 ]
參考文獻:
[1 ] 胡建中. 清代火炮[J ] . 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 ,
(2) :49 - 57.
[2 ] 湯若望,焦勖. 火攻挈要[M] .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3 ]梁家勉. 徐光啟年譜[M]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李喜所,林延清.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 . 北
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5 ] 黃一農. 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 J ] . 清華學報,
1996 , (1) .
[6 ]李斌. 西式武器對清初作戰方法的影響[J ] . 自然
辯證法通訊,2002 , (4) :45.
[7 ]馬楚堅. 西洋大炮隨傳教士引進及其對明清的態
勢分析[A] . 明清人物史事論析© . 南昌:江西高
校出版社,1996.
[8 ] 軍事科學院. 中國近代戰爭史編寫組(第一冊)
[M] .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4.
[9 ]劉旭. 中國古代火炮史[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9.
[10 ]王兆春. 中國火器史[M] .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
社,1991.
[11 ]韋慶遠. 紅夷大炮的轟鳴與清王朝的締建[A] .
明清史新析[ C] .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12 ] 台灣三軍大學. 中國歷代戰爭史(第14 分冊)
[M] . 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