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餓死三千萬”

“餓死三千萬”是個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們聲嘶力竭鼓吹的“法治”，應該先“無罪推定”，再出示證據：犯罪事實、犯罪動機、主謀、幫凶、策劃、實施、是否包庇兇手……一切都必須以板上釘釘的確鑿事實說話，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絲馬跡、憑空的想象和推斷充數。——“精英”們既然那麼關懷黑社會頭子的人權和證據的確鑿性，那涉及毛澤東的人權和證據的確鑿性時至少也應該“一碗水端平”。

“餓死三千萬”這個數字從何而來？出處何在？證據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顯然是人云亦云。能夠確定的事實是：“三年自然經濟困難時期”的確餓死了人。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當時河南省委書記是吳芝圃，四川省委書記是李井泉。餓死人的原因並非無糧，而是奪糧——這兩個省負責人先虛報產量顯示“政績”。為了保護“政績”，把民間的口糧調走充數，導致老百姓挨餓，並對上封鎖消息隱瞞實情，對實際情況置之不理無動於衷，最終造成大批人餓死。——問題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缺糧導致挨餓”與“奪糧導致餓死”。

“缺糧導致挨餓”不一定就“餓死人”，不能確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奪糧導致餓死”則已經餓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麼有什麼證據證明毛澤東參與了“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中央文件？書面指令？口頭命令？暗中鼓勵？事後包庇？恰恰相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見到的倒是如下事實：“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這二人都因“奪糧導致餓死”而受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厲指責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後（毛澤東去世後）又都被“平反”，而且評價極高：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李井泉則在“十大”當選中央委員、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顧委常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奪糧導致餓死”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卻包庇了罪犯。誰包庇的？顯然不是毛澤東。能把“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栽到毛澤東身上嗎？

“缺糧導致挨餓”是誰之過？“反反冒進”、“浮誇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共產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那麼誰該對這一切負責呢？

網友“數學”的文章“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和黃嶺峻先生的文章“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列舉了一系列事實資料，很能說明問題，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後。（附錄一．附錄二．）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毛澤東於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足以說明一切。故也附錄於後（附錄三）。

根據這些資料，充滿“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浮誇風”的宣傳集中發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這三個月。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一切是毛澤東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就是如今大罵毛澤東、鼓吹“自由化”的胡績偉——從“極左”跳到“極右”，這就叫無恥文人。）事實是：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反對“共產風”、“浮誇風”等錯誤傾向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無效。開了鄭州會議專門糾偏，無效。最後於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糾正畝產萬斤的錯誤和“共產風”的錯誤。也就是說，從出現問題到開中央全會正式下文件糾正問題一共六個月。而那些弄虛作假的數字都是來自下級的匯報和“專家”的“論證”。如果說毛澤東有錯誤，那就是在一開始某些場合對來自下層的若干匯報和“專家”的“學術見解” 將信將疑，沒有立即全力以赴糾正“浮誇風”。——換句話說，毛澤東的責任是最多三個月的“糾正不力”。（厲以寧在“強國論壇”里承認“改革”“工作中的經驗不足”、“在改革中我們忽視了一些問題”、“我們當初的認識有局限性”——對毛澤東近三個月的“糾正不力”，“精英”們大肆喧鬧了近三十年還沒完沒了；而對“精英”、“專家”、“學者”們近三十年的“問題”、“經驗不足”、“局限性”卻不准有人們有哪怕一分鐘的質疑，否則就是“否定改革”。這一對比就能明白什麼叫“虛偽”，什麼叫“無恥”，什麼叫“顛倒黑白”了。）

十七大輔導材料“中央領導機構的歷史演變”里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顯示了黨的團結和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一次代表大會。八大對中央領導機構做了較大調整。”

“（一）中央委員會除設主席外，第一次設了副主席，並規定，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時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分開。八大修改的新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而改稱為總書記。這樣，就將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分開了，將決策機關與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分開了。鄧小平任書記處總書記。”

“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於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

“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呈送。毛澤東不同意，他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發文用中央的名義。1958年，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說得更明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那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並不都在北京，非重要會議一般也不來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周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同志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靈通。”

綜合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實：

1．1956蘇共二十大的反“個人迷信”在同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開始分“一線”“二線”。中央書記處算一線。毛澤東開始退居“二線”。“中央日常工作都由書記處負責”“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於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說，中共中央一切具體工作的部署安排實施，包括反右、“大躍進”、“一平二調”、“對蘇聯提前還債”等等均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經辦。

2．鄧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就是說，在這十年期間中國除軍事以外的一切活動均由他負責，包括經濟活動。

3．1958年“浮誇風”最烈的6月至9月，毛澤東正忙於部署8．23炮擊金門，要忙於對付美國，要忙於對付赫魯曉夫的“共同艦隊”和“長波電台”，以及接踵而來的中蘇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蘇兩霸冷戰的包圍等戰略大計……這麼多、這麼大、這麼緊急的事要辦，未能及時全力以赴糾正“浮誇風”、“共產風”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和1959年起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屬於剛升到“一線”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績”證明自己的是他們，不是毛澤東。需要通過1957年的“按指標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來顯示“政績”的是他們，不是毛澤東。——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線”“二線”。那幾年中國建設發展平穩迅速，成就舉世公認。毛澤東並不需要搞什麼異想天開、轟動一時的“政績”來證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線”“二線”之後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線”的鄧小平、劉少奇從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標抓右派”。1958：“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1959：“反右傾”。此外還有“提前還債”——“小平最大的一個政績，就是提前還債。80年代小平會見蘇聯代表團，還自誇說當他主持總書記工作期間，提前還清了蘇聯的外債。”“在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窮的四川省上繳糧在全國排列前矛，為小平主持總書記期間提前還債立下汗馬功勞”——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自1956年分了“一線”“二線”、毛澤東不再親自主持“一線”工作後立刻出了那麼多邪門的事——“按指標抓右派”、“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新上任的“一線”領導們的“政績工程”。

有人說：毛澤東是最高領導。即便書記處是“一線”，具體部屬了一切，那也是毛澤東的責任。

毛澤東並沒有迴避責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把責任兜到了自己頭上。但毛澤東的責任是一時的“糾正不力”而不是“罪責”。

拿破崙說：

“一位統帥因為執行了遠離戰區、未明戰事近況、或根本不知戰況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戰鬥中鑄成錯誤時，他是不能推脫責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統帥在執行命令時，如果知道計劃不妥或有失敗危險，就應向上陳述理由，請求修訂計劃，並不惜在最後以辭職力爭，甚至寧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為毀滅自己部隊的工具。”

“任何一位統帥，明明知道將要遭到失敗而仍然按照上級命令進行作戰，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時應該拒絕遵從命令。只有在上級發令人於發令當時親身處於戰場的情況下，軍令才要求絕對服從。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發令人可以即時聆聽反對意見，並且可向執行命令的將領作出必要的解釋。”

“當一位統帥接到來自君主的絕對命令，並預料將讓敵人獲勝而使自己失敗時，他對此一命令是否應該服從呢？答案應是一個‘不’字。如果統帥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當然是應該遵照執行的，否則，就應拒絕。”

由此可見即便“浮誇風”是毛澤東親自部署的，那中央書記處也必須負責。因為書記處書記沒有“拒絕遵從明知將要遭到失敗的命令”，反而部署實施了錯誤的東西。不追究書記處書記的責任而責怪毛澤東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你打“的”，告訴司機向左拐。司機卻向左衝上了逆行線。你趕緊告訴司機快回右，司機卻向右撞上了馬路牙子、衝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來抓司機，司機卻說不是他的責任，因為是你讓他這麼幹的，該抓你去坐牢——這種邏輯站得住腳嗎？倒底誰有罪？“一線”手把方向盤的司機，還是坐在後排“二線”指方向的人？對於處於“二線”後排指路的人來說，如果有責任，那就是：為什麼用了這麼個混帳司機？

茅于軾說：“1959—1961年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場。”“請問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反倒是負責任嗎？”“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茅于軾在瞪着眼說瞎話。事實是當時中國政府一直在積極想方設法進口糧食救災，不僅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而且積極談判從美國進口。1961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糧食問題時說明：“至於進口，目前正在談判，可能與美國簽合同”。但美國政府堅持封鎖禁運，不但不准美國商人向中國出口糧食，甚至於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國公司不得給向中國運糧的船隻加油。——表面上看，美國政府並沒有一口回絕，而是“表示願意考慮”向中國出口糧食，但有個前提：必須官方對官方，由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而不准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直接談判。這實際就是拒絕：美國根本拒絕承認中國政府，怎麼個“官方對官方”？這是逼中國政府先投降，承認台灣“獨立”，然後再說——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頭來即便最後能從美國進口糧食，那也緩不濟急，早錯過時機、失去救災的價值了。茅于軾顛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說“不肯利用世界市場”、“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無恥的嗎？

說到救災，不妨看一看斯諾在《西行漫記》的若干描述；

“1929年的大旱”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裡，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里，我看到過萬人冢里一層層埋着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裡，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着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裡，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裡有的是糧食穀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麼？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准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災情最嚴重的時候，在這個黑暗的國家裡出現一群貪婪者。他們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幾個銅板的方式、從飢餓的農民手裡收購了成千上萬畝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時再租給佃戶。”

“1939年的水災 ”

“居住在中國中部變化莫測的河流流域的中國人，大約有九十萬人死於水災慘禍。一千二百萬戶家庭被毀滅，五千五百萬人受災。就在這個打擊以前，乾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饑荒使曾經是富裕之鄉的西北大傷元氣，蝗災接踵而至，十四次內戰使國家的經濟結構遭受破壞，盜竊、搶劫、匪患橫行，為撲滅共產黨人革命進行的鬥爭已經歷時兩年，軍閥統治下一片恐怖，那種麻木不仁、暴虐和後果嚴重的無能，是本世紀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

“從前，如果莊稼遭災，還有儲存的糧食可以支持到來年播種的時候。當雨水充足時，河渠飽滿，健壯的水牛在地里推動着古老的水車，滋潤着可愛的田地。農民挑着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里忙來忙去、喊着那奇妙的、勤勞的勞動號子。生活似乎是親切的。但是，這些年以來，在大地上出現了掠奪成性的野獸。官吏們把駭人聽聞的敲詐勒索合法化、稱之為‘捐稅’。兵士們也搶劫分贓。盜賊橫行，糧倉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以外，誰也沒有什麼銀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的銀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

……

“個舊礦共有近50000名礦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隸。40%的礦工幹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幹上幾個月，他們的皮膚差不多變成青色，因為砷毒迅速的進入了體內。他們的平均工資每年約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撫恤金給予他的父母，數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

“我向自己問道，‘他們為什麼不反抗？’‘他們為什麼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只知道向他們徵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只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復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麼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飢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對他們的消極態度迷惑不解。有一個時期，我以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

“我錯了。中國農民並不消極，他不是一個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計劃、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起來戰鬥的。 ”

……

上述腐敗陰暗的情況在毛澤東時代的救災過程中發生過嗎？而有些情景——如“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40%的礦工幹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他們為什麼不反抗？”“他們為什麼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只知道向他們徵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只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復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麼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飢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對今天的人來說是不是更有點“似曾相識”的味道呢？

網文“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讓我知道了一個事實：高梁為什麼會逐漸消失。高梁不高產，缺營養，不好吃。但中國北方過去種得多，現在卻越種越少。為什麼？因為高梁極耐水澇、極耐鹽鹼。過去中國北方大地表面是平原，實際淨是坑坑窪窪，動不動不是旱就是澇。窪地易積水。積水就易泛鹽鹼。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種，只好種高梁。為什麼現在高梁種得少了呢？因為中國自1958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的興修水利、改造窪地、改造鹽鹼地、平整土地等“農田基本建設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種高產作物，不必再種高梁了。結果：“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再無大災——碰上同樣的氣候不理想，過去為災，後來就不為災了，因為中國農業的抗災害能力今非昔比了。——這一切靠個體戶、小農經濟做得到嗎？沒門——動不動就涉及幾個縣幾條河的工程，沒有成千上萬的人誰幹得了？靠機械化？當時哪來的錢？現在即使有錢，一算“經濟效益”也受不了。那麼是誰的功勞？第一，人民公社。只有人民公社才有這個組織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憑人的肩挑手拉、一鍬一筐、一步一個腳印，靠一個工分幾角錢幾分錢的報酬硬是改造了華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錢靠設備，到現在也未必幹得成。這才是真正的救災，最徹底的救災，一勞永逸的救災，毛澤東式的救災。

有人爭辯說“浮誇風”直到1959年仍未制止，所以才有彭德懷的“萬言書”。罷免彭德懷說明毛澤東拒絕正確意見，結果造成了饑荒。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已經正式下文糾偏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的議題就是繼續糾偏。彭德懷的“萬言書”上說的東西並不是新出現的問題。問題不在“萬言書”本身，而在“萬言書”之外。——既然的問題已經被認識到，毛澤東已經接二連三又開會又講話又發表文件大力糾正問題，那還提問題就不是為了問題本身，而是為了追究責任——如同一個人走錯了路，已經發現了，已經回頭了，你卻一再逼問：你為什麼走錯了路？這就跟走錯路本身無關了。彭德懷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就事算舊帳”——說過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現在讓我????二十天娘行不行？這就超出了萬言書自身的內容，不但涉及了歷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糾紛，要追究責任。——僅僅一年前彭德懷剛剛以“反教條主義”為名逼劉帥檢討退位，現在會不會又要逼誰退呢？沒資料，不知道。但廬山會議上未必沒有人這麼認為，尤其是以“大躍進”為“政績”的。——當年在當年廬山會議上與彭德懷激烈爭論的人都有誰、都說了哪些等等現在還沒有看到什麼可靠的資料，不能妄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罷免彭德懷並非沒有道理：中蘇已經分裂，毛澤東必須對黨內軍內可能的親蘇勢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懷在蘇聯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公開說過彭德懷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懷剛剛率領軍事代表團訪蘇歸來，馬上就上廬山遞“萬言書”，而且扯到了人事糾紛，再加上跟一批高級將領伙在一起。這一切引起毛澤東的警惕並不奇怪。如果毛澤東因為這些而決心罷免彭德懷，那不能說沒有道理。

“精英”們用“萬言書”大做文章攻擊毛澤東，完全是出於自己利益的需要：為了證明茅于軾的論斷——“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就必須證明“沒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難，就必須製造個“餓死三千萬”的嚇人罪名強加給毛澤東，就必須利用彭德懷的萬言書來證明一切都是毛澤東之過。這是在“殺雞嚇猴”，借妖魔化毛澤東警告中國今後的一切領導人：誰敢得罪“精英”誰就沒有好下場，不世之功會變成滔天大罪，蒼蠅會變成大象，白的會變成黑的。而如果贊同“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則即便有“餓死三千萬”的大罪也會被“精英”們“隱惡揚善”、“為尊者諱”、“文過飾非”、“化腐朽為神奇”地嫁禍於人。所以才會出現毛澤東三個月的“糾正不力”被揪鬥了幾十年，而毛澤東幾十年的不朽功勳被一筆抹殺等冤案。——這一切都是“精英”們實現“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一政治目標的需要。

那麼彭德懷是否冤枉呢？

在今天的“事後諸葛亮”們看來，是有些冤枉。但當“事後諸葛亮”容易，當“事先諸葛亮”難。在沒有條件從容查清一切時，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大局，有時採取斷然措施防患於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這如同戰場上的誤傷：如果能夠慢條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會誤傷。但既然沒有條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只能根據當時條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資料當機立斷，寧可承受誤傷的損失也不能因怕誤傷而給敵人可乘之機——美軍裝備那麼現代化，也照樣不能避免誤傷。

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會自有其規律，戰爭自有其法則，很多情況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時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特殊情況下就容不得。比如嬰兒啼哭是理所當然的，誰也無權制止。但抗日戰爭反掃蕩時多次發生過母親為了避免嬰兒啼哭暴露目標被日本鬼子發覺，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嬰兒捂死了——平時最正常的“啼哭權”在特定條件下就容不得。這對於嬰兒來說的確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當時當地的情況就是：是一個嬰兒的委屈重要，還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

又比如現在人們關於以往革命戰爭時期的“肅反”幾乎是眾口一詞一邊倒地全盤否定，簡直罵得一塌糊塗。這就有片面性，缺乏具體分析。首先得看具體的歷史環境。比如土地革命時期，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敗，蔣介石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整個社會一片恐怖，背叛、出賣行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內奸特務鑽了空子就會一死一大片。而當時的條件下又不可能從容周密地到全國調查每一個可疑對象。那就免不了經常面對這種選擇：是個人的清白重要，還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這是嚴酷的環境強加的選擇。另一方面，共產黨1927年才開始搞武裝鬥爭，一切都剛開始學習。誰能要求一個人一跟頭就從外行變成內行，從門外漢立馬變成肅反專家，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主流經濟學家”改革了近三十年還沒學會改革呢，還承認“認識有局限”呢。）再加上國民黨大屠殺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於報仇的情緒，這就導致一些冤案難免。但很多當時條件下受過冤枉的人都理解：這是客觀環境所迫。如果換了自己也會同樣處理。所以這些人雖然受了委屈，但多數並不因此而投敵，以至於國民黨都奇怪：這些人國民黨要殺，共產黨也要殺，為什麼還要跟着共產黨？

再比如說對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過去靠“小米加步槍”對付現代化，打仗全憑一股氣。一旦士氣受損，那就沒辦法打仗了。而在當時情況下怎麼可能有條件有時間慢慢調查，弄清楚那些當過俘虜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來敗壞士氣的？這同樣面臨着一個“是個人的清白重要，還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隊的士氣重要、戰鬥的勝利重要”的抉擇問題。過去對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那麼嚴厲，同樣是環境所迫。等環境不那麼嚴酷了，要求也就不那麼嚴厲了——對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時當過俘虜的中國軍人的處理就與以往不同。這同樣是環境的產物。在今天的和平時期看來蠻不講理的東西，在戰爭時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極端嚴酷的戰爭條件下有時簡直是必須的。

所有這些無非是關於如何看待彭德懷的遭遇問題。但這並不是說就應該製造冤案，就應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正是毛澤東歷來是最反對的。毛澤東關於這方面的規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內部矛盾、黨政關係、軍民關係、上下級關係、同志之間的關係……連對待敵人和叛徒都有明確規定：交槍不殺、優待俘虜、不虐待俘虜、對叛徒，如其悔改，還可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毛澤東一貫主張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志，包括反對自己反對錯了並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朱德、陳毅、周恩來等都曾經反對過毛澤東，但最後都團結到了毛澤東周圍。毛澤東處理幹部歷來是“批評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被喻為“熱加工，冷處理”。要說與人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澤東。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現在最時髦最紅火的“理論書”，可有如此詳盡完整的主張？可能用來指導處理各種關係？

《亮劍》主人公李雲龍的原型——王近山，號稱“王瘋子”。沒有命令的情況下主動伏擊日寇“皇軍戰地觀摩團”就是他的傑作。戰功累累卻不幸“英雄難過美人關”，鬧着離婚娶小姨子，被一狀告到劉少奇處。結果：開除黨籍，一擼到底，下放農場勞動。——喜新厭舊鬧婚變是不對，不聽黨組織勸阻是有錯，但錯不至此。就憑這就把個有功之臣整成那樣，如此冷酷無情，為什麼？“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澤東經手，會如此心狠手辣嗎？

至於那個“人民的兒子”，只要看下述時間和隨之而來的事實就行；1956年升遷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 “浮誇風”、“反瞞產”、“調糧導致餓死”、“提前還債”。1975年第一次復出——下令武力圍剿雲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復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復出——大兵進京。——四次掌大權，四次立刻殺人。幾何上兩點確定一線，三點確定一面，四點確定一體。而這裡的歷史上的四個點能確定出個什麼樣的立體形象？俗話說“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兩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規律。什麼規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只要一掌權，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餓死三千萬”。什麼“人民的兒子”？“龜兒子”！閻王鬼子！這樣的凶神惡煞跟大仁大義的毛澤東能相比嗎？把“餓死三千萬”的罪名強加給毛澤東，這難道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嗎？天日昭昭！天日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