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海果洛旅行的時候，聽當地人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年中共軍隊準備進駐果洛地區時，先派人與果洛大頭人進行接觸。果洛部落素以驍勇善戰著稱，男人經常從事劫掠作為謀生手段。據說果洛大頭人當時可以調動八千男人參加戰鬥。在接待中共軍代表時，大頭人集中了他的上千戰士在周圍揮槍舞刀，列隊奔馬，盡情炫耀。隨後他以得意口吻向中共代表扎西旺徐（也是藏人，後任中共政權的青海省副省長）提了一個著名的問題：“中國大還是果洛大？”

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在準備去見英國的印度總督之前也問過一個問題：“總督會講藏話嗎？” 這種故事多少令人聯想起“井底之蛙”的寓言。1949年9月3日，中共針對西藏政府7月份的驅漢事件發表了一篇題為《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領土──西藏》的社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要解放西藏”。面對正在勢如破竹占領整個中國的中共，西藏政府以“西藏外交局”的名義發表了一封被認為“天真得出奇”的信給中共領袖毛澤東，要求中共不得進入西藏，並且還對歷史上已經劃歸了中國內地省份的領土管轄權提出要求 。

不過，從目前得到的材料看，即使是中共高層，在與國民党進行的內戰取得全局勝利之前，也沒有認真地考慮西藏問題。1949年3月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對各大野戰軍進行的戰區劃分還不包括西藏。直到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重新調整戰區，西藏才劃歸當時由劉伯承任司令、鄧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戰軍。

但是，因為中共占領中國的戰爭是由北向南推進，第二野戰軍在西南的作戰任務還很重，而西北的第一野戰軍（簡稱“一野”）戰事基本結束，所以中共中央曾設想先由西北軍區（以一野為主）負責“解放”西藏，而後再由西南軍區負責管理西藏。1949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兩個月，毛澤東給西北軍區的彭德懷發出準備進藏的電報。電文如下：

德懷同志並告賀習劉 ：
（一）復班禪電略加修改即可發表。（二）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目前除爭取班禪及其集團給以政治改造（適當地）及生活照顧外，訓練藏民幹部極為重要。西藏問題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來看，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負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是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着手經營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個軍，如何分配和何人負責指揮現在還難決定。但西北局現在即應於藏民幹部準備問題及其他現在即應注意之問題作出計劃。你們意見如何，盼告。

彭德懷不願意為將來要交給別人管轄的地盤去打仗，尤其西藏是那麼一個艱苦、陌生且巨大的地方。當時中共幾乎無人了解西藏，彭德懷為找理由推掉進軍西藏的任務，派當時任西北軍區聯絡部部長的范明率人作了近一個月的調查研究，才在1949年12月30日給毛澤東復電，強調從西北進軍西藏道路艱難，每年只有四個月可以通行，部隊入藏準備工作需要兩年等。

彭德懷對西北進藏的困難頗有誇張。倒不一定是故意謊報。我對此有經驗，在西藏問路，人們總會有意無意地向你渲染甚至誇張艱難和危險。中共首腦誰也不了解西藏真實情況，對彭德懷的報告無從反駁，但是毛澤東擔心夜長夢多，肯定不會願意兩年之後再進藏。正在蘇聯訪問的毛看了彭德懷的電報後，便決定把進軍西藏任務派給西南軍區。至少他知道，歷史上駐藏大臣都從四川進藏，那裡的路必然是通的。1950年1月2日，毛從莫斯科發回電報，改派西南軍區出兵西藏 。

毛澤東一聲令下，中共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立刻轟轟烈烈地展開。被派進藏的部隊是“二野”（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當時中共的解放軍已是大兵團體制。十八軍有三萬餘兵力；為了保證進軍西藏，又成立了後方支援司令部，包括八個工兵團、一個重型機械營、兩個馬車團、兩個馱騾團、四個汽車團，還有兵站、倉庫、醫院、通信分隊和空運大隊等近兩萬人；又動員了近兩萬士兵和民工修建了為進藏部隊補充給養的甘孜飛機場；為擔負進藏任務的十八軍提供五千個帳篷、五萬件雨衣；每人發四雙膠鞋、兩套單衣、一套襯衣、一件絨衣、一付手套、一付帶色風鏡；團以上幹部各製作皮大衣一件；所有馬匹帶五付以上蹄鐵，配以帆布槽與鍘刀；配發適應康藏情況的藥品，帶相當數量黃金，以便到藏後向印度購買必需品；還在重慶製作了八十萬斤餅乾，分批攜帶，以在不能生火時食用；從新疆、青海、內蒙等地購買幾萬匹馬，並從二野每個軍抽一千匹馬組成運輸團；又從西康的巴塘、甘孜等地動員了二十萬頭氂牛支援運輸…… 。

當時中共各機構對進軍西藏的部隊幾乎是有求必應，全力保證，可從一件小事上看出。因為高原氣候忽冷忽熱，部隊進軍途中發生了流行性感冒，前線指揮部向後方發電，要求運一些生薑和糖。發報時姜、糖之間漏了一個頓號。後方機構沒見過薑糖，也無處購買，便自行組織研製，把姜和糖混在一起研磨，再壓成片狀。那種薑糖又甜又辣，結果是沒人要吃。

上述條件也許現在看起來不算什麼，但是對於一直靠“小米加步槍”打天下的解放軍，當時已足夠壯觀。而對西藏來講，這樣一部龐大的戰爭機器則是它完全不可匹敵的。更何況在這支浩大的進藏軍隊後面，還有數量超過西藏總人口好幾倍的近五百萬解放軍。

當時西藏擁有的軍隊僅在萬人上下，且作戰能力極為低下。從中共方面對藏軍的研究摘取若乾片段，可窺藏軍大致面貌：

藏軍指揮機構簡單，無作戰地圖，一切由指揮官一人決定，所以戰術思想落後，戰鬥動作混亂，不善於組織火力，不會選擇地形，也不會構築工事。汝本（相當營長）以上指揮官的指揮部離火線很遠……

藏軍無會議制度，工作均為口頭布置……每天中午或晚上，各代本團均由格更領着念經約半小時，並順便清點人數。

藏軍本身無訓練機構。

部隊思想全靠神權統治，以念經、保護達賴等迷信宣傳來控制部隊。戰前須打卦問卜選擇吉日出戰，並要燒香叩頭，求神靈保佑。戰鬥中士兵不講戰略戰術，身背“噶烏”（護身符），口念咒經，亂打亂沖，勝則窮追猛打，敗則各自逃命。
官兵均攜帶家小，出發拖兒帶女，行軍速度緩慢。

官兵年齡普遍偏大……其中有60歲的老兵，50年軍齡的排級幹部。

如果說以上研究出於中共，有偏頗之嫌的話，1927年藏裔的印度政府官員諾布頓珠訪問拉薩時，也以尖酸刻薄的口吻描述了當時藏軍和警察的狀況：

藏軍每天都在操練，但是他們的制服實際上已經破爛不堪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一隻腳穿着靴子，另一隻腳卻赤裸着，每當我途經羅布林卡和堅色林時，他們總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約有200人，他們的衣着比藏軍更破。我發現，如果能夠想到辦法或找到機會，藏軍和警察部隊中的每一個人都想從這裡逃走。

1936年，駐錫金的英軍遠東司令尼姆(Brigadier Neame)前往西藏對藏軍進行了一次比較徹底的調查與評估。他寫的報告表現出對藏軍狀況極為不良的印象：

作為一個民族的西藏人是絕對不崇尚武力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和能量都被宗教事務大大地吸引住了。喇嘛官員和文武官員分享了所有權力。西藏政府和與軍隊有關的官員對健全的軍事組織、管理和訓練幾乎沒有什麼主見。兩個總司令——一個喇嘛，一個軍人——沒有什麼軍事經驗。任命的代本和將軍是沒有經過什麼軍事訓練的貴族。有經驗的正式軍士沒有升任如本（級別較低的軍官）以上的……野外訓練實際上從未進行。在和平時期，軍隊受僱為政府當苦力。手槍、機槍和留易斯槍的瞄準練習從未舉行，來福槍的瞄準練習也做得很少。結果，西藏東部的現役軍隊在軍事行動中不能有效射擊，徒靡彈藥。對槍支的關照和擦洗被認為極差。

西藏方面往往把自己的軍力孱弱解釋為西藏是一個佛教之邦，愛好和平而厭惡戰爭。從文化方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然而更重要的，還在於西藏政治制度的故步自封。以當年晚清王朝之腐朽，竟然能成為對西藏而言的“新政”之源，並且還得以很大力量克服西藏對“新生事物”的抵抗，可想西藏保守的程度。西藏上層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們只關心固守其統治地位，改革有可能造成變動，產生威脅，於是他們便總是加以抵制。為了保證權力不受威脅，西藏統治者儘量削弱軍隊。美國藏學家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在他的書裡寫道：“西藏政府故意不讓藏軍代本們接受專門的軍事訓練，以免造成軍事將領勢力強大的局面；相反，他們所奉行的軍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員都可以充當藏軍代本或其他軍官。” 另一方面，藏軍士兵皆來源於所謂“差巴”──即那些為了能從政府租種土地、以出人當兵抵差稅的農奴家庭。藏兵是終身制，年輕力壯時去當兵，直到老了才退伍。他們大都在兵營娶妻生子，過家度日。這樣的軍隊如何打仗？

1934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以後，曾經在英國生活、擔任過藏軍總司令的龍廈試圖推動一次改革運動，把西藏納入現代化軌道。然而他遭到的下場是被挖掉了雙眼。從他受刑的過程，也能看出西藏與當時整個世界走向的距離：

挖眼的辦法是，將一根光滑而呈圓形的氂牛骨置於被監禁者的太陽穴上，然後用皮帶把頭纏繞束縛起來，最後用一根木棍在頭頂上轉動，直到眼珠掉出來為止……挖眼之刑非常殘忍，用皮帶勒了之後只出來一個眼珠，於是繞傑巴（專事斷肢挖眼一類酷刑的施刑者──作者）不得不用小刀把另一隻眼珠挖出來。然後把滾燙的油倒進眼窩裡燒灼傷口。據龍廈之子拉魯•次旺多吉回憶，在龍廈被釋放後，挖眼的地方有一塊很大的疤痕。

龍廈改革運動的失敗及龍廈的垮台 被稱為“西藏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是“動搖喇嘛王國基礎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後的西藏，完全趨向了封閉保守。

西藏在政治與社會制度方面的保守，不能完全用相對主義的觀點進行解釋──似乎只要沒有外來入侵，西藏原本的狀態已經足夠好，並不需要改革和發展，也不應該用進步或落後的概念進行評價。西藏社會本身的問題，後面再談，既然全世界都在發展，西藏的地緣隔離也已不再是其他民族難以逾越的屏障，這時仍然一意孤行地故步自封，就難免不陷入被動和挨打的境地。從這個角度，舊西藏的統治者不能說沒有責任。

中共進軍西藏以二野十八軍的三萬兵力為主，從西康直逼藏東重鎮昌都。另外幾個方向的部隊也同時出兵配合：陳賡一部兩個團從雲南進藏；新疆王震派遣一先遣部隊向藏西阿里出發；西北軍區的獨立支隊從玉樹進軍。四路進軍，對西藏形成合圍之勢。

西藏噶廈政府將藏軍三分之二的兵力（約七千－八千人）集中於昌都和金沙江一線，採取了與中共正面決戰的戰略，企圖阻擋中共進藏的主力部隊。這是一個毀滅性的錯誤。以素質和裝備皆處於劣勢的藏軍，與兵力多數倍以上、剛打完取勝中國之戰爭的解放軍進行陣地戰，無異以卵擊石。四十年後，當年進藏的十八軍第二參謀長李覺將軍這樣評論：

當時西藏噶廈沒有懂軍事的人。它那些沒有軍事素養，沒有經過訓練，沒有作戰經驗，沒有正規編制，沒有精良裝備，沒有後勤保障的老弱殘兵，不應該與經驗豐富、兵強馬壯的共產黨軍隊搞陣地戰。他們應該主動放棄金沙江防線，把我們入藏部隊放進去，集中優勢兵力打後勤，阻我後撤，讓天然的地理氣候條件發揮作用，讓入藏部隊自行毀滅。用這種方法來對付入藏軍隊，何愁西藏守不住？

確實，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進行人與人的戰爭，西藏無論如何是不成對手的。噶廈政府在戰略上的不明智，關鍵就在於企圖與中共進行人對人的戰爭，而不是把西藏的天作為抵抗的主力。西藏的天是西藏人的朋友和同盟者，卻是中共軍隊的大敵。在後來藏軍主力被消滅，中共軍隊進藏已無軍事抵抗，僅面對西藏的天，其進藏的艱苦程度還被形容為“第二次長征”。長征是三十年代中共紅軍在江西根據地失敗以後歷時二年的一次突圍逃亡（後來才打起“北上抗日”旗號），前有堵截，後有追擊，行程二萬五千里，從開始的三十萬人，最後只剩三萬人，堅苦卓絕。參加過長征的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對進軍西藏的總結是：“進軍西藏和紅軍北上抗日所經受的艱苦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想西藏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給中國軍隊帶來多大困難。

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熟悉地理，善於隱蔽，有騎兵的機動性和號令群眾堅壁清野的可能，如果不是早早地在決戰中把自己的實力消耗一空，保存一定有生力量與戰鬥意志，採取堵截、騷擾、各個擊破、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游擊戰，肯定可以給進藏的中共解放軍增加更大的困難與傷亡。尤其是應當避免正面作戰，主要以中共軍隊的後勤供應線為攻擊目標。西藏人口稀少，不毛之地多，中共軍隊孤軍入藏，失去其在中國內地擅長的“取之於民”補給方式（無民可取亦無物可取），軍隊補給的主要物資只能來自中國內地，因此必須有一條漫長的後勤供應線跟在部隊後面。隨着深入西藏，後勤線將越拉越長，防衛必然脆弱，更容易被打斷。對大部隊而言，後勤斷則不戰自垮。本來只能勉力對付西藏之“天”的中共軍隊，再加上一分“人”的敵手，其進藏是否有會階段性的破產就成了未定之數。那時，西藏手裡的牌就將多一些，加上中共當時又陷入了朝鮮戰爭，西藏獲得更多的選擇不是沒有可能的。

可惜的是，西藏當時沒有採取適合自己的戰略，反而把主力部隊調往昌都遠迎中共軍隊，等於幫助中共軍隊在作戰期間把後勤線大大縮短，而且其後勤線皆在其可以免受攻擊的控制區內（當時的金沙江以東的康區已被中共“解放”）。中共軍隊充分利用西藏把藏軍主力送上門的機會，制定了“一口吃掉”的作戰方案。一方面，從正面向固守金沙江一線和昌都地區的藏軍發動緩慢進攻，不將其擊潰，牽制藏軍，使其舉棋不定，不至於向西藏縱深回逃；另一方面，秘密調動主力部隊向藏軍後方迂迴包抄，斷其退路，完成對藏軍的合圍，將其一舉全部殲滅，從而達到消滅藏軍主力、瓦解西藏抵抗意志、迫使西藏當局歸順的目的。

開始於1950年10月6日的昌都戰役基本順利地實現了中共軍隊的作戰意圖。不到萬人的藏軍在幾百公里的寬大正面組織防禦，間隙很大。中共軍隊的迂迴部隊分多路渡江。藏軍通訊落後，難以把中共軍隊的行動迅速上報指揮中心，形成明確判斷。直到各處失敗潰退到昌都的藏軍官兵不斷帶回戰敗與傷亡的消息，表明戰禍即將降臨昌都，面對這種形勢，駐守昌都的藏軍司令阿沛•阿旺晉美多次與拉薩噶廈政府聯繫，請求將指揮部後撤到洛隆宗。10月15日，阿沛的侍衛官錯果再一次通過無線電台與噶廈的侍衛官都然娃進行口頭交涉，這次交涉在西藏社會中成為一次著名的對話：

錯果對都然娃說：“請注意，我們已（用密電碼向拉薩方面）發去了3封急電，尚未收到一句答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我們來說，我們深知自己處境困難，因而對我們來說一分一秒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您不給我們一個答覆，我們將無所適從。”

對此，都然娃答覆說：“此刻正是噶廈官員們舉行郊宴的時候，他們全都參加郊宴去了，你們發來的密碼電報正在加以翻譯解讀，了解電報內容之後我們就給你們復電。”錯果對都然娃的答覆感到惱怒，毫無顧忌地帶着西藏式的絕交口吻氣憤他說：“讓他們的郊宴見鬼去吧！儘管我們受阻於此，西藏受到外來威脅，而且我們的命運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改變，但是你還在那裡胡扯什麼郊宴。”

如果藏軍早些回撤，也許還能多保持一些實力。但當時西藏的決策者誰也不想對撤出昌都的決定負責任。以往西藏總是能人算不如天算地渡過種種危機，依然幻想着神助的噶倫們帶着僥倖心理照常參加郊宴，以避免面對昌都的告急。而駐守昌都的阿沛本人，雖然亦為噶倫之一，也不希望由自己承擔放棄昌都的聲名，呆在昌都消極等待拉薩指示。一直拖到10月17日，阿沛才不得不決定撤退，然而那時已經失掉時機，中共解放軍以驚人的速度晝夜兼程地完成了合圍，剛好搶在藏軍前面。除了少量藏軍騎兵逃離，藏軍主力退路被斷。阿沛•阿旺晉美面對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繼續抵抗已經無效，只得下令繳械投降。歷時兩周的昌都戰役結束，占整個西藏正規軍實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軍被全殲，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一批軍官及2700多士兵被俘，昌都、類烏齊、寧靜等大片地區被解放軍占領，通往拉薩大路的門戶洞開。西藏武裝抵抗中共進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昌都一役使西藏喪失了可以憑藉的軍事資本。拉薩企望的外國干涉卻如水中撈月。英美等西方國家除了口頭表示同情，沒有任何實際行動。最希望西藏保持獨立地位的無疑是印度，但是權衡利弊，它也不願意為此與強大好鬥的共產黨中國成為敵人。西藏陷入絕境。然而這種內外交困並沒有使西藏上層得到足夠清醒，他們反而把西藏的命運完全押到神佑之上。

昌都戰役之前，噶廈政府就是以卜卦抽籤的辦法決定應該讓哪些人出使國外去求援，以及誰適於去哪個方向，理由是這種出使對西藏的命運特別重要，因此必須要由神來指定 。昌都戰役失敗後，西藏不得不同意與中共方面談判，並答應了中共提出的談判前提——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使當時逗留在新德里的西藏特使有了與中共使館進行接觸的基礎。當雙方已經商定次日在中國使館舉行午餐會時，剛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要求對此舉行一次問卦儀式，結果得到的神諭是：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會給西藏帶來危害。於是拉薩急電通知西藏代表團取消先前的決定，而那時，中共使館的汽車已經停在西藏代表團門外，準備接西藏代表前去參加約好的午餐會了。

西藏代表團好不容易圓了場，並按照拉薩的指令去北京談判，中共大使館亦幫助他們做好了一切去北京的準備，結果出發前又收到了拉薩命令他們取消計劃的電報，因為在羅布林卡舉行的再一次抽籤問卦顯示，不應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 對此類種種可笑的行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後來也承認：“認為我們只需要祈禱，勿需作任何人為努力就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這一信念是知識有限所造成的，從這點來看，宗教感情實際上成了障礙。”

事實上，不到十六歲的達賴喇嘛在西藏失敗的昌都戰役後提前親政，取代達扎攝政，也是在“神”的指點下實現的。 約翰•F•艾夫唐在他的《雪域境外流亡記》中這樣描寫：

甘丹曲均被召到了羅布林卡，正式進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護神附身於他之後，他從坐着的位子上站了起來，大聲嘶叫，渾身急劇抖動。侍從們立即將降神作法用的頭盔戴在他頭上，緊緊地在他下巴下面系好帶子，曲均走到達賴喇嘛的寶座跟前，獻了一條長長的白色哈達，然後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當向這位請教的時候來臨時，眾噶倫畢恭畢敬地尋求指導，一位秘書拿着一幅捲軸，念着寫在上面的正式請求。曲均又一次走到達賴喇嘛跟前，清清楚楚地說：“立他為王，”接着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結束了。

神沒有給西藏任何特殊的惠顧。面對中共大軍壓境，年輕的達賴一度與他的臣屬跑到靠近印度的邊境小城亞東，在那裡觀察事態的發展。那一段時間，以昌都敗將阿沛為首的一個西藏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共就西藏的前途談判。對中共方面要求的進軍西藏，藏人別無選擇──同意，是和平進軍，不同意，則是武力進軍，反正中國占領西藏已不可阻擋的。最終，阿沛的代表團與北京簽署了著名的《十七條協議》，同意中國對西藏進行“和平解放”。這時，十四世達賴喇嘛怎樣選擇，到底是去印度流亡，還是返回拉薩與中國合作，這樣一個於西藏民族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最終決定也是出自占卜打卦的結果。按照打卦的結果，十四世達賴返回了拉薩。

把決策交給神是一種平息紛爭和推脫責任的巧妙手段，卻肯定不是有益於民族命運的手段。當然，不管是靠神諭指示還是靠理性選擇，西藏都不可能在與共產黨中國的對抗中取得勝利，根本原因就在實力差距。在一個以實力為基礎的世界主權體系中，如此懸殊的實力差距，決定了西藏不可能不被中國重新控制。而且正因為西藏曾經一度擺脫了中國，重新返回西藏的中國就必將對西藏進行更嚴密的控制。

後來的歷史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