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

馬悲鳴

流亡藏人和海外記者對於中共西藏政策的攻擊嘗出現“殺死一百二十萬藏人”之說。這數字太過誇張，連我也不信。但很有些愛國者不是進一步去澄清或者估算中共到底殺了多少藏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責西方初開殖民地時代殺了多少殖民地原住民和至今未絕的種族歧視。那意思分明是說，西方多年前幹過的壞事，中國現在也有權干。

開發美澳新大陸殖民地者的後代並沒有否認自己祖先不光彩的歷史。況且種族歧視與壓迫當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間行為，政府並未公開鼓勵。南北戰爭就是指著美國憲法的眾生平等原則號召廢奴的。而中國進軍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為藉口“平叛”大殺藏人，卻是政府行為，只有日本侵華可相類比。日本幾個和尚在上海遭到中國人毆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結果還沒等收到道歉信，日本軍隊就對上海進行了報復性的軍事攻擊。

最近王力雄著《天葬》裡講到藏民游擊隊襲擊駐藏漢人的汽車，殺死工作隊員；這大概和《紅高粱》裡“我爺爺”用土製炸藥襲擊日軍汽車，《鐵道游擊隊》飛車搞機槍，還有《敵後武工隊》和《小兵張嘎》的行徑差不多。八路軍“百團大戰”的大破襲，到處扒鐵路，割電線，襲擊日軍據點，結果引來了日軍的“五一大掃蕩”。藏民游擊隊襲擊入藏漢人，也引來了解放軍“平叛”。兩者如出一轍。

中共以武力脅迫，半欺詐，半征服的“革命兩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麼能叫“平叛”呢？這和日軍進攻南京，逼走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有什麼兩樣？難道日軍的進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個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只承認在華軍事損失五十萬。二戰結束時的統計，蘇聯損失人口第一，大約是一千六百萬。中國第二，大約是一千兩百萬。中國軍隊作戰人員損失三百萬。也就是說，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國要犧牲六名軍人。若以中國人死亡一千兩百萬計算（這數字也不知道是怎麼統計出來的），則雙方人員損失比為１：２４。最近中國的二戰人口損失總數已經自己給追加到四千萬了。這等於說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賠八十條中國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證明“皇軍神勇”：“我們一名皇軍能拼掉你們八十個支那人！”--中國人真是沒用！殺中國人真如屠宰場殺豬羊一般。

當時中國人口是四億五千萬。殺四千萬，相當於殺了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怎麼個殺法？按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人的規模，四千萬相當於一百三十多場南京大屠殺。除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殺都發生在哪裡？蘇聯陣亡不過百分之八，就已經造成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國損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還到處都是娶不上媳婦的老光棍。

中國進軍西藏“平叛”。藏人說是“全民抗戰”。藏人把抗戰死亡人數誇張為一百二十萬，大概就如中國人把抗戰死亡人數誇張為四千萬的意思一樣。王力雄《天葬》一書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統計的內部保密資料中，正式“殲敵”就有九萬三。“平叛”始於1959年3月的炮轟盧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後肅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個藏區的強制“民主改革”，估計中國在西藏地區總共殺害和迫害致死了十萬藏人不是太離譜。整個西藏人口不過兩百萬，漢軍入藏所殺藏人的百分比並不比日軍侵華低。

“平叛”的當時，入藏漢人全部都是武裝的。有的汽車隊並未受到攻擊，也象打黃羊似的見到藏人就停車狙擊；甚至把化裝成藏人的解放軍偵察員也當成游牧的藏人給獵殺了。藏人看到漢軍進駐到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文化習俗正在受到漢人的限制和強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襲和殺害進藏漢人的事件自然層出不窮，而且也很殘酷。“打擊侵略者”當然要如雷鋒日記所云：“對待敵人象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了。這和中國人痛恨日軍進駐，憤而襲殺日本侵略者沒有什麼兩樣。

中國人給自己找的進藏理由是讓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懷抱”，給藏人送去新中國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日軍當年侵華何嘗不也是讓中國進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懷抱”，給中國人送來大日本天皇的“王道樂土”？

中共故主席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僅文革一役就殺死、打死、逼死、武鬥死了兩百萬人。大躍進的破天荒，餓死生民無算。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殺死、整死、餓死的人口總數倒真有四千萬人之譜了。而設若當年日本侵華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國人不會過上現代日本人那樣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愛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車房子裡看彩色電視，夏威夷土著在空調房子裡打遊戲機一樣。

中國人咽不下當亡國奴的這口氣，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非抗戰不可。那人家藏人可願意因為城鎮裡能點上個電燈，就咽下毀家亡國，破壞文化傳統這口氣？！而如果不毀家亡國於漢族，又安知西藏城鎮到現在還點不上電燈？中國政府現在每年給西藏多少萬的行政撥款是否能買得下藏人毀家亡國之恨先且不說，如今日本每年給中國的貸款比這筆錢數要多得多。中國人還願意邀請日軍入侵，重回大東亞共榮圈裡去嗎？

中國軍隊，不管是國軍、共軍還是清兵或北洋兵，根本打不過日軍；即使游擊隊偶爾偷襲得手，也與大局無補；只好到處請求國際援助。過去這叫“以夷制夷”。最後日本的海空軍主力是被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消滅的，陸軍主力關東軍是被蘇蒙聯軍出兵東北消滅的。中國人只是撿了個便宜而已。真讓中國人自己獨立抗戰，根本無法取勝。

同樣的道理，藏人的裝備和軍事組織都很落後，根本打不過解放軍。單憑藏人自己抗戰也同樣沒有取勝的可能。藏人和抗戰時的中國人一樣，自然也希望得到國際援助。現在西方對流亡藏人基本上限於道義上的援助，遠不能和當年西方給中國抗戰提供的大規模軍事援助相比。更何況當年美國援華的軍用物資正是借用西藏領空開闢的駝峰航線運抵中國；途中僅墜毀的飛機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見援助數量之巨大。

即使如那些倒打一耙的愛國者所言，西方人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種族獵殺都是真的，那也都是過去的事了。連瑞典的優生政策也在76年結束，政府正在對這項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賠償。西方沒有無條件給祖宗護短的陋習。他們自己也不認為祖宗幹的事都對，並且正在盡力彌補祖先所行的不義。比如克林頓總統前幾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國顛覆了當地土著部落統治的事件道歉。美國國會還一致通過票決，追奪了當年以獵殺印地安人著稱的卡斯特將軍的“英雄”稱號。很多美國州的小學一年級第一個學期都按規定教導學生：“除了印地安人，誰也不是美國人。大家都是來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達的先後，沒有種族的貴賤，誰也沒有權力和理由歧視他人！”美國的南北戰爭更是白人為了解放黑奴而戰，而流血犧牲。可是反觀中國政府，可曾為文革冤死的兩百萬自家人道歉、賠償，和追究過兇手的刑事責任嗎？

日本民間有不少個人對當年日本侵華行為表示過歉意。其中有狀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侵華內容者；有著書《惡魔的晚宴》，揭露駐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拿中蘇戰俘做實驗者；有集會宣布“中日不再戰”以示懺悔者。但中國朝野至今無人對當年入藏“平叛”的行徑認錯，卻不乏那些倒打一耙的愛國者流，一見到國際間指責中國在西藏的劣跡，立刻反唇相譏，大罵西方人祖上也行過同樣的不義。就如一個惡棍，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邊一個紳士看不過去，出面指責這惡棍的所行不義。該惡棍聽罷，翻過臉來指著紳士的鼻子大罵：“你們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過弱小嗎？你們不也經歷過野蠻時代嗎？你們不也是從猴子變來的嗎？你又有什麼資格假裝紳士來指責我？！”

如今新廢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賽人的惡名國家榜首。有美國記者就此質問時，捷克官員便反唇相譏：“你們把印第安紅種人關進保留地時何曾問過他們自己是否願意？”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有這種惡棍遺風。

退一萬步講，即使西方民主國家現在的種族政策仍有差強人意，不盡合理處，甚至歧視仍在暗中繼續，也不能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別人的三分不義，自己就有權行七分不義。

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負責人勃蘭特曾遭受納粹通緝而流亡國外達十三年之久。他在戰後擔任西德總理訪問波蘭期間，出人意料地當眾向納粹入侵的波蘭死難者紀念碑跪了下去。而其實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稱：“我也是納粹受害者，也是抵抗戰士，是這些死難者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憑什麼我要為自己在國內的政敵認錯？！”勃蘭特可沒這麼不知趣，他這主動一跪，為德國人民重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接納。可是反觀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運分子一說到共產黨的階級壓迫就喊冤叫屈，一說到共產黨對西藏的民族壓迫就叫好。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畸形人格。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國家。雖然日本後來“脫亞入歐”，主動吸收了西方工業文明，但儒家的傳統影響還在。德國則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教策源地。從德國發動第二次歐戰，日本侵華，中國進藏三方對自己侵略行徑的反省上來看，德國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賠償了。日本政府雖然沒道歉，但民間不乏同情慘遭本民族侵略殘殺的他民族者。中國則是政府和民間一致抵制國際間對中國進軍西藏的指責。

儒家傳統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對待本民族所行不義的態度上，就是如此的大相徑庭。

【注∶此文發表余 1998年上半年，已經被翻譯成日文】

【附錄】～～～～～～～～～～～～～～～～～～～～～～～～～

　　　　　　　　　　種族滅絕、文化滅族和澳大利亞土著的“傷心日”

　　　　　　　　　　　　　　　　　　－都人－

　　西方對於北京治理西藏的攻擊，最嚇人的一項便是“種族滅絕”。除了純以重複次數取勝的“殺死一百二十萬藏人”，更有“說服力”的是“中共幹部強迫大批藏族婦女絕育墮胎”的控訴，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可是中國藏族人口卻不給面子，幾十年來一直持續大幅增長。於是近年來的指責多從宗教文化下手，北京對藏族的“種族滅絕”被升格為“文化滅族　cultural　genocide”。雖說加了一個定語，“滅族”總是一頂聳人聽聞的大帽子。

　　“種族滅絕”也好，“強迫絕育”也好，“文化滅族”也好，這些大帽子倒實在都不是無中生有的想象，講穿了全是西方駕輕就熟的舊招，所以必要時才有“靈感”，一一祭出，“倒打一耙”。

　　就說“種族滅絕”。西方人到來之前，北美洲土著人口大約在一千萬之譜。在全球人口普遍激增的數百年中，北美土著經過白人殖民者大力“扶助”，今天碩果僅存者，僅二百萬有餘。這還是就總數而言。如果以“種族”算，則被“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者以千百計。別以為這是幾百年前的“舊帳”，例如加州北部林區的一個“野蠻部族”，在本世紀初仍是被白人公開“射獵”的對象。劫餘最後一位老者受到語言學家某搭救，總算在“學術”上留下該族在地球上曾經存在過的記錄，以供後人憑弔。其他連痕跡都不剩下的種族曾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澳洲白人的類似功績，也不在美國之下。例如曾經遍布土著的澳大利亞第一大島塔斯馬尼亞，後來成為清一色白人天下。以此“光輝記錄”，居然還能贏得“民運人士”稱讚白人對待印第安人勝過北京對待藏人，真是匪夷所思。

　　其次對藏族“強迫絕育”。如果讀者以為這是受中共“計劃生育”中的某些惡政“啟發”，那就大錯特錯。蓋以強迫絕育來“消滅劣等種族痕跡”，正是西方白人的專利發明。如果以為這是納粹或法西斯才幹得出的缺德勾當，那就又錯了。此事乃“民主人權”和“福利社會”的模範——北歐諸國的長期“國策”。如果覺得這大概是前半世紀的陳年舊事，仍舊不對。在瑞典，這一強迫絕育國策直到“他老人家逝世”、“文革”正式結束那一年，也即1976年才被廢止！（有興趣者可查閱英國《每日電訊報》去年夏季的系列報導。）

　　在北歐諸國長期的種族和文化迫害下，當地非雅利安“劣等民族”如黃種拉普Lapp等族人口持續減少，經濟落後，文化凋疲，稱得上日薄西山，更談不上“民族自決”的可能，也沒有“人權鬥士”來為他們的困境疾呼。曾經滄海難為水，無怪討伐北京“迫害少數滅族”，北歐幾國最富“經驗”。

　　順便講一下，在歐洲受傳統迫害的另一主要少數民族是吉普賽人。瑞典的強迫絕育國策，就特別點出要對“具有明顯吉普賽特徵”的人下刀。此風至今未泯，例如後共產民主化“模範”、新近獲邀加入北約的捷克共和國，就被國際吉普賽組織列為當今歐洲迫害吉普賽人的種族主義“冠軍”。當美國某記者詢問捷克某市官員如何下得了手，公開對吉普賽人實行“種族隔離”措施時，得到的赫然是“你們把印第安紅種人關進保留地時何曾問過他們自己是否願意？”的反問。從北美許多土著今天的悲慘處境看，該捷克官員“五十步笑百步”的挖苦決非過時。

　　最後講到“文化滅族”。西方殖民主義，尤其是各英語國家，在這一點上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事也充分體現了盎格魯•薩克遜的高度“行政效率”。主要措施其實非常簡單，就是以行政命令和國家機器強迫大量土著把小孩交出，由白人收養，或送入各類“寄宿學校”，接受全面白種文化和宗教教育，徹底與土著文化和家庭絕緣和決裂。如此只需一、兩代人時間，土著語言、文化、姓名、宗教便徹底消失。“文化滅族”，以此為最。

　　強迫被征服者大量交出子弟，與家庭和祖先文化決裂，全面接受征服者的宗教文化，並非沒有先例。奧斯曼帝國在其基督教領土上廣泛實行的Devshirme制度，就是其一。Devshirme　源出突厥文動詞devshirmek，原意就是“採集、席捲”。在這一制度下，各基督教社區被迫每隔五年“交納”百分之二十的男孩，從小改宗回教，接受伊斯蘭文化和軍事訓練，成為奧斯曼蘇丹的忠勇戰士。這就是著名奧斯曼“新軍”(Yeniceri)的來源。一開始曾有禁婚規定，後來不再過問。Devshirme制度實行幾百年之後，累積效果類似存款的“複利”，戰略性地改變了小亞細亞和巴爾幹等地區的宗教和人口比例。奧斯曼土耳其從一個小小的突厥族部落擴張為直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百分之二十”制度功不可沒。現代土耳其人與歐洲人外貌近似、南斯拉夫內戰和巴爾幹半島至今紛爭不斷等等，均與這一歷史制度大有牽連。

　　但是Devshirme制度畢竟只有“百分之二十”，並沒有把基督教文化一網打盡，斬草除根。在奧斯曼帝國數百年統治期間，大部分基督教社區還是頑強地生存下來，就連在今天土耳其本土小亞細亞半島，基督教的消失也只是本世紀一次大戰中著名的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成果”。與此對比，盎格魯•薩克遜的“文化滅族”政策真是高效高能，充分顯示“基督教文明”比“伊斯蘭文明”優越，北美和澳洲的土著文化因之在一、二百年中被基本消滅乾淨。

　　其實這一“文化滅族”的最後階段，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眼底下完成。例如在加拿大，至今還有許多土著人士在奔走呼號，力求為他們當年在“寄宿學校”中所遭受的各種精神虐待、肉體懲罰和性侵犯討回公道。在澳大利亞，強迫領養和“寄宿學校”從世紀之初一直貫徹執行到七十年代，長期被土著們稱之為“傷心之事”。美聯社最近從悉尼舉例報導，有一位土著女嬰，出生一月便被“領養”，長到53歲才第一次見到仍在喃喃念叨當初“小囡”的垂老生母。凡為人母、人父者，將心比心，不難體會到千千萬萬這樣的生離死別，是何種人倫慘劇！如果中國政府如法炮製對待藏族，不知是否能博得“民運”領袖“北京對待藏人有所改進”的贊語？

　　強迫領養和“寄宿學校”造成無數骨肉分散，換來的除了徹底摧毀土著的原有文化、語言、宗教和社會結構，常常再就是對無依無助的土著小孩的性虐待和奴役，導致土著青年的高自殺率。近年來，隨着事實的“曝光”，引起澳洲不少人士的反省，民間因此發起紀念土著“傷心事”的“傷心日”。但是澳國政府卻仍舊堅持沒有必要對土著正式道歉。

　　相比之下，加拿大政府的許多做法值得欽佩。加國政府不僅就以前長期的不公正待遇向土著正式道歉，還為一些“歷史冤案”平反，包括給因“叛國罪”被處絞刑的法裔與土著混血人（Metis）領袖　Louis　Riel“恢復名譽”。更難能可貴的是，加國是唯一承認當年與土著許多歷史條約仍具法律約束力、並正在談判解決土地問題的前英語殖民國家。（按照從未失效的類似條約，美國中西部的絕大部分土地今天仍然屬於土著所有——地主傳人是否已被斬盡殺絕另作別論。）儘管對土著數百年的虐待，包括“文化滅族”和其他社會遺留問題（例如喪失本身文化和傳統社會結構之後加拿大今天土著青少年的驚人自殺率、吸毒酗酒率和“犯罪率”），以及諸如華人人頭稅等歷史遺案仍有待公正解決，在西方對“人權”問題的態度上，加拿大可以說最早認識到“自己住玻璃房者，請勿先扔石頭”這一格言，通常不唱偽善的高調。可是竟然有“民運”領袖因此指責加國在“人權”問題上不如其他西方國家“堅定”，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在指明當今指責他人“文化滅族”的“靈感”來源之後，不妨指出西方對印尼政府嚴厲執行三十餘年的類似“文化滅族”政策裝聾作啞，視若未見。在印尼長期嚴厲禁止華語和迫使華裔放棄祖姓祖名之後，仍然出現了最近的惡劣殘害華裔現象。對此何曾見到哪一位以“保護人權”為己任的美國國會議員的片言隻語？

　　其實不必溯至海外，就是在美國國內，世界“人權衛士”、任命“西藏問題代表”的美國國會居然始終拒絕就惡果延續至今、道義上黑白分明的奴隸制度道歉，更別說清算印第安人“種族滅絕”和“文化滅族”等歷史舊帳了。這除了顯示道德上的“法利賽人”現象，在另一方面也是出於美國日益嚴重的種族問題現實。美國國會不敢正式道歉，“白紙黑字”授人以柄，實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正如澳大利亞政府堅持不為“傷心之事”道歉，與澳國政府不肯歸還大量土著合法擁有的土地這一“心病”有關。

　　近代世界地緣政治高手尼克松晚年預言，不出幾十年，美國的種族問題將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把柄。尼克松只是就中國而言。隨着美國黑人大量皈依回教，功利近視的美國中東政策繼續受國內金錢政治左右，以及“伊斯蘭核武”的問世和發展，美國自己的種族問題成為他國“人權外交”的籌碼，實在可以翹足而待。

（《楓華論壇》•ＦＨＹ９８０６Ｃ—Ｓ）

【附錄】～～～～～～～～～～～～～～～～～～～～～～～～～～

　　　　　　　　　　　　不敢苟同之餘的類比

　　　　　　　　　　　　　　◇　嚴　浩　◇

　　近年來海外中文政論刊物中，西藏問題儼然已成為一大熱點，“中國之春”“北京之春”等還特辟出專欄，比起國內芸芸眾生，不可不謂早得西藏問題國際化的風氣之先。在“民主自由”的預設前提之下，“獨”派“統”派各抒己見，熱鬧非常。

　　同為自由投稿人，為大西藏獨立建國奔走呼號，馬悲鳴先生顯然不如曹長青之身體厲行，然在不敢苟同其他論者觀點之餘時發奇想，控訴中國多行不義於藏人，倒也是一“鳴”驚人，如前期“楓華園”所載“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儘管是類比，這一“進”一“侵”之差，僅其修辭學的意義就值得回味。

　　在西方研究(鼓譟煽情不在此例)西藏問題，不可不讀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大作“喇嘛王國的覆滅”，大陸也已發行了中文版。在其近作“雪山獅子與龍”的前言中，戈氏一針見血地指出，西藏問題的核心是主權問題，人權問題倒在其次。澳大利亞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權威學者馬克拉斯　(C.Mackerras)在“中國少數民族”一書中認為，西藏問題的研究，不應同近代中國整個邊疆地區的政治發展割裂開來，“滿州國”興亡，外蒙獨立，新疆建省，西藏短期的事實獨立而終未修成正果，同中國與周邊列強之間的實力消長密切相關。元明時期西藏歸屬問題頗多爭議，但有清一代中國中央政府確曾對西藏行使主權，西方學術界亦有共識。民國時期西藏地方政府享有事實獨立的地位，但其轄區僅限相當於目前西藏自治區的範圍。西藏獨立於中國，並未完成現代意義上起碼的法律程序。民國歷屆中央政府於空前內憂外患，無暇他顧之時，從未放棄對西藏的主權，而國際社會也未承認西藏的法律獨立地位。比較之下，駐“滿州國”首都新京的外國使館尚有小貓三兩隻呢。中共武裝革命起家，最終取代國民黨掌握中國中央政權，更挾擊敗國民黨八百萬大軍的餘威，在數次勸和團使命失敗之後，於昌都一役輕取原藏軍主力，迫使西藏地方當局接受“十七條”協議，實現了中國大陸的重新統一。從中央政府的立場來講，這是順理成章的事。馬悲鳴先生的有關文章中，有意無意地迴避作為西藏問題關鍵的中國主權問題，卻在其他問題上隨意發揮，尤擅長不論不類的“類比”。筆者深感如此信手拈來的“類比”不但於事無補，有時簡直無異於譁眾取寵的文字遊戲了。更為甚者，馬悲鳴先生的文字遊戲完全建立在對一般中國人民族感情的肆意調侃之上，大大削弱了其以中共當局為攻擊目標的殺傷力(如果確實有此初衷的話)。

　　無論由甚麼政黨在中國執政，中央政府恢復對西藏行使主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均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根據，這與行使主權的時間，行使主權形式以及行使主權的政績應分別討論。作為中國行使主權的象徵，解放軍於1950年初和平進入拉薩，並非“攻入”，而按照“十七條”協議，原西藏政府運作如常，“一國兩制”，亦未實行社會主義。這裡可作兩點假設。其一，以中共軍隊當時的實力，與其對高寒荒僻的“獨立國家”西藏玩弄半欺詐半征服的“革命兩手”，倒不如以追討國民黨李彌殘部為名經雲南直取緬甸來得痛快實惠，何必捨近求遠。其二，如果國民黨軍隊在美國全力支持下，當年贏得國共內戰，統一中國，由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志滿意得，仍會坐視西藏脫離中國而去嗎？依據國民黨政府無論南京時期，重慶時期，還是台北時期的一貫立場，答案都是否定的。眼下台北當局治權不及大陸，空頭支票當然好開，但其底線仍是西藏地方的高度自治，一旦實際操作起來，大概比中共的“十七條”高明不到哪裡去。因此，筆者以為在目前中國的實際條件下討論西藏問題，主權問題是無論如何迴避不了的。海外異見人士常常質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根據是其未經民主選舉，而目前依靠經濟增長維持政權的作法，也無法達至長治久安，卻往往忽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統一，也是維持政權合法性的關鍵一環。旅美民運人士倪育賢倒承認儘管在情感上同情達賴，但作為未來民運政治綱領，他不敢輕言支持大西藏脫離中國。旅荷學者王鵬令也指出，極個別附和“藏獨”的漢族人士，亦擺出一副深得“民族自決”真傳的教師爺架式，似乎只憑他們對漢藏關係和民族自決的概念、法理及其實施過程的困難和效果的那點連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識，就足以為中國大陸的十幾億芸芸眾生指點迷津，動員這十幾億人跟著他們一起去徹底地革“大一統”的命（天曉得，他們是從哪裡獲得了此種可立馬兒掃除萬里塵埃，澄清玉宇的法術？！）。……這種只顧標榜道義，而試圖避開各民族之間實際利益的協調來解決民族衝突的主張，只不過是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而已。它或許可以在海外譁眾取寵於一時，但對解決漢藏矛盾不僅不會有任何益處，反而只能“火上加油”，進一步激化漢藏之間的矛盾！

　　記得去年筆者曾投書“楓華園”，指出馬悲鳴先生以抗戰時期東北學生流亡內地“類比”達賴去國欠妥。以“滿州國”類比“大西藏”，溥儀類比達賴，也許更為合適。馬悲鳴先生亦曾在香港“開放”雜誌著文，稱中共大肆妖魔化西藏，以原西藏社會落後野蠻，剝皮剜眼作為其進藏殺人滅教的理由。因而引經據典，找出明清時期封建當局大興文字獄活剝人皮的實例作“類比”，證明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也可自稱“正義文明之師”，攻占北京，燒殺搶掠。中國歷史上活剝人皮的典故並不難找，馬悲鳴先生的那點兒素材，明眼人一看也是摘自“魯迅全集”。但是要找出一通以“剝皮剜眼”作為進藏理由的中共正式文件，恐怕就不是當文抄公那麼容易了。當年英國人雖文明先進，但其侵華理由卻十分直露，就是要懲罰中國妨礙其販賣鴉片的“自由”，馬悲鳴先生的錦囊妙計，“馬”後炮得可以。原西藏社會制度究竟如何評價，自有公論，達賴本人亦不否認改革的必要，其與中共當局的分岐在於改革的時機，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由誰主導以及為誰的利益服務。自1950年至1959年，西藏地方未實行任何重大改革，中共官方輿論的主旋律是漢藏團結，以達賴班禪聯袂晉京達到高潮。所謂的妖魔化，即官方輿論對原西藏社會制度的大規模批判，是1959年“平叛”後出於配合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需要。馬悲鳴先生不但混淆了時間，也混淆了概念。以1950年的形勢，即便西藏真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解放軍也是要進駐的。這與香港回歸中國好有一“比”。香港號稱東方明珠，自由文明富裕發達，不輸歐美，而中國大陸則仍是貧困落後腐敗專制，一旦主權易手，還是架不住解放軍大兵開進來。目前來看，“一國兩制”實施順利，中央政府鼎力支持，倒是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國際上四處“唱衰”香港。不妨作一假設，將來香港人也來個武裝起義反共抗暴，迫使中共當局放棄“一國兩制”政策，“平暴”之後(注意：男女冤魂肯定少不了)，提前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大陸的官方輿論一定又會掀起一場“妖魔化”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宣傳運動了。

　　現在馬悲鳴先生更將中國進藏“類比”於日本侵華，還是在主權題外作文章。文中1959年的政府“平叛”大加討伐，對藏人的傷亡數字推算不厭其煩，卻偏偏對1950年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懷抱”這一關鍵輕輕帶過，稱之為“中國人給自己找的進藏理由”，完全是割斷歷史。馬悲鳴先生有興趣考據歷史上的活剝人皮，為什麼不下點功夫哪怕稍許流覽一下近代中國中央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歷史檔案呢？北京南京拉薩去不了，台北總還可以去吧。再不濟去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查看已經解密的美國政府有關文件，就近興許還更方便一些。

　　1959年西藏事件的發生及其後果，對當代西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史密斯(M.Smith)在“西藏民族”及格倫費爾德　(A.Grunfeld)在“現代西藏的形成”中對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及傷亡人數進行過詳細的描述和分析，儘管二者的最終結論不盡相同。馬悲鳴先生曲解1950年中共當局企圖通過“十七條”協議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初衷，認為是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為藉口“平叛”大殺藏人，邏輯不通。如果說中共當局的既定政策就是把藏人趕盡殺絕，1950年早就下手了，何必要等到1959年再找藉口。實際上1959年至今藏族人口空前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嬰兒死亡率下降四倍，人均預期壽命增加了近20歲。據戈德斯坦和史密斯對西藏事件的研究，中共當局在川青等藏區盲目推行其他省區已大規模開展的社會主義改造，激起當地藏民反抗，原西藏政府深感物傷其類，唇亡齒寒，因而武裝舉事。事態發展完全出乎中共當局的預料，這才有了後來毛澤東“壞事變好事”一說，提前在西藏地區推行社會主義。中共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實行了一系列極左的政治經濟政策，事實證明許多政策是錯誤的和失敗的，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延緩了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應該看到，這些錯誤政策，比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並非僅僅是針對藏族人民而制定的，其他民族同樣深受其害。出於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少數民族政治反對派更感覺背負政治和民族雙重壓迫，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八十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的西藏政策已進行重大修正，西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政策應因地制宜，自不待言，政策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曲折和反覆，也是實際。在漢藏關係甚至漢維關係據某些人說依然嚴重對立的今天，不能否認也存在漢族與大部分少數民族和睦相處，赫哲、鄂倫春等民族重新復興的情況。筆者當然希望未來的中國領導人，能真如馬悲鳴先生所仰慕的西方領導人一樣，清算以往政府的過失並賠禮道歉，而且希望這一善舉不必等待一百年。

　　以中國進藏“類比”日本侵華，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頗為勉強。日本二戰期間侵略的國家，並非只有中國一個，日本軍閥“王道樂土”“東亞共榮”說的天花亂墜，“回到”二字卻難出口，這恐怕不能用其有自知之明來解釋吧。如果“類比”非日本人則不成立，不如舉日本併吞琉球為例更加合適。如果在承認西藏問題屬中國內政的基礎上，要證明的是中共殺人如麻，特別是殺異族人如麻，則無需西洋東洋滿世界地找“類比”，史書上“揚州三日”之類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要證明中共恩將仇報，西藏二戰期間開放個領空算甚麼　(那也叫開放？)，中共跟真正出錢出力的老美老印都還打過一仗呢。遺憾的是，從老蔣、小蔣到李登輝，“共匪”“共匪”幾十年罵下來，已然了無新意。若要“類比”出新，看來只能別出心裁。

　　因此，除日本之外，馬悲鳴先生又把“西方民主國家”拉進來“類比”一番。據說民主國家的種族政策仍有差強人意、不盡合理之處，但不能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充分理由，誠哉斯言。問題是誰曾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執政的中共當局嗎？還是個別漢人的錯誤觀點？從行文上看，馬悲鳴先生大概是指後者，但又與全文通篇批判中共當局西藏政策之殘酷血腥，褒揚西方民主國家種族政策之大度開明的基調很不諧調。正如在評論美國政府的種族政策，慷慨陳詞之間，突然夾入三Ｋ黨徒的種族主義言論，滿嘴裡跑舌頭，大加鞭撻，即便是無心，也有張冠李戴，移花接木之嫌，令讀者一頭霧水。馬悲鳴先生認為西方人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種族獵殺基本上是民間行為，而且也都是過去的事兒了(這“過去”二字，可圈可點。過多久才算“過去”了？)。現在美加政府不但已經向土著人賠禮道歉，而且補發高額的終身津貼，筆者聽了真替澳大利亞土著人報不平，白頂了西方民主國家的高帽兒！眾所周知，澳大利亞政府執行“白澳”政策由來以久，土著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尚不能享受與白人平等的政治權和經濟權，土著人子女大批被政府強行領養，成為所謂“被偷竊的一代”，“傷心日”紀念之傷心，正因為此。自八十年代工黨執政以來，提倡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解，頒布了一系列針對土著人的優惠政策，其境況才略有改善。但截止目前，土著人社區主要的社會經濟指標不但遠遜於白人，有些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此強烈的反差，不到現場真令人不敢相信。而1996年自由黨國家黨聯合政府上台之後，民族和解的進程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霍華德總理雖然承認原政府政策的錯誤，但認為並無道歉的必要，使土著人“傷心”之日徒倍傷心而已，更何談一分一文的經濟賠償。自去年以來，更因為種族主義色彩鮮明的單一民族黨的出現，澳大利亞的政治社會生活急速右轉。單一民族黨的政治綱領之一，就是取消所有優惠土著人的政策，裁減土著人管理機構和福利組織的人員經費，撤回原最高法院有關土著人土地所有權的裁決。黨魁韓森甚至公開挑戰1967年贊成給予土著人公民權是否明智，據說此舉“製造了一個土著人黑手黨”。在最近昆士蘭州的議會選舉中，成立僅一年的單一民族黨，氣勢如虹，獲得席位竟超出老牌的自由黨，使以自由黨為核心的聯邦政府面臨巨大壓力。有關人士預測，在明年的聯邦大選中，如果主流政黨無法取得多數議席單獨執政，單一民族黨更可以第三大黨的地位左右澳大利亞政局。在此形勢下，少數民族居民的心頭難免蒙上一層陰影，土著人的前景更是凶多吉少，雪上加霜。

　　當然，從中國國家主權的角度認識西藏問題，應該說僅是一家之言。馬悲鳴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開宗明意地表示支持“大西藏”始終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觀點，這樣不但可以把中國“攻入”西藏殺人滅教的年代一舉坐實於1950年，填補先“進軍”後“平叛”的時間差，驗證其“類比”於日本侵華的正確性，更可以如藏獨人士一樣，將所有非藏人一律稱作“中國人”，省去時而中國，時而中共，時而國軍，時而共軍，時而漢軍(嘿！差點兒當成劉邦麾下了)等概念上的困擾。何況權威性的國際法學家協會還發表了長篇報告，證明1950年前的西藏(非大西藏)已完全具備了主權國家所有的充分必要條件。藏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對於綿延千年的藏漢、藏蒙、藏滿甚至藏回關係，各民族均有各自的歷史記載，相信藏人也不例外，所以藏獨人士批評以中國歷史記載　(注意：並非僅依漢籍)作為判斷事實的標準，完全是帝國主義心態，自有一定道理。問題是關於藏籍的研究詮釋，中國內外往往存在多種版本，正所謂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通藏文的一般讀者，很難做出理性的判斷。目前，絕大部份藏籍應存於中國境內，北京已將證明中國領有西藏主權的關鍵文獻史料精印出版，西藏檔案館和布達拉宮的有關資料檔案，也對國內外學者公開開放。相對而言，藏獨方面的所能提供的史料，多數還停留在口述歷史的階段，西方各類親達賴的群眾團體的政治宣傳中，歷史論據則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足為信。

　　話說回來，時下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已達到“世界終極”，前衛理論還有“主權在民論”和“國家主權過時論”。比較之下，筆者提及從中國主權角度研究西藏問題的觀點，應屬迂腐過時。主權在民，主張國家主權應由公民投票決定，言下之意，似中國大陸這樣民眾尚無投票自由的國家，即無主權可言。人權都不能保障，主權有甚麼用，與腦袋都沒有了，原則有甚麼用，大同小異。對西藏問題也是這樣，國際間叫得最響的就是人權問題，如馬悲鳴先生的文章，批判火力集中於中共當局之殺人滅教。主權在民，不但民族有權自決，住民也有權自決，一族一地人民可以通過公決，單方面宣布脫離母國而獨立，而母國政府和人民只能乾瞪眼，接受現實，誰讓你不修文德，令生民去之。有了這樣強大的思想武器，政治專制，民族壓迫，一概所向披靡。國家主權，歷史依據，頓顯得暗然失色，蒼白無人性。奇怪的是，目前尚無人對可能出現的另一種情況加以分析。如果台灣“51俱樂部”之類的團體能成功說服台灣人民公決投票贊成加入美國，旋踵之間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第五十一州，大陸共產暴政，其奈我何！問題是，美國人是否必須照單全收？

　　馬悲鳴先生文章的結尾，由對中國和日本政府的批判以及對西方民主國家的頌揚，上升到對不同文化宗教背景進行分析的理論階段，由此得出新基督教文明優於儒家傳統的結論，這幾乎是大部份海外精英的共識，談不上甚麼新穎。筆者認為馬文中最為出奇至勝的觀點，倒是中國人根本打不過日本人，要不是揀了美國人俄國人的“洋落兒”，獨立抗戰毫無取勝的可能。“若當年日本侵華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國人不會過上現代日本人那樣的富裕生活”？敢開這樣的玩笑，能有幾人？儘管日本政府對侵華一事堅不道歉，據說日本民間倒有不少人表示歉意。筆者相信，此類有識之士，歉意無論多麼深刻，諒他也不敢在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韙，拿廣島長崎遭美軍原子彈轟炸開涮。這倒不是說日本也有甚麼以言治罪，而是覺着日本人在新基督教文明的修養方面，就是還欠點兒水平。筆者早就指出，馬悲鳴先生大概已經是准美國人了，屁股決定腦袋，連入了美國籍的中國人，上街歡迎一下江澤民訪美都驚呼是咄咄怪事，“類比”的文章中，字裡行間更透着一派對中國人的輕蔑，很難判定其“中國人打不過日本人”的驚人之語，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苦心。至於中國人如何根本打不過日本人，馬悲鳴先生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十分可惜。日後哪位“楓華園”的讀者有興趣代其深究原因，在羅列了一二三四，1234，ABCD又abcd之後，別忘了王朔人物的一句戲言：“漢奸太多”！

於澳大利亞堪培拉

（fhy9807cs.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