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革命──確立主權的手段

“革命”是共產黨詞彙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把“革命”概念供奉得如同宗教箴言，神聖無比，並要求所有中國人都把革命當作終極目標，為之奉獻畢生。如果在那時有人說革命不過是一種工具，是用以達到某種實用目的的手段，肯定會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甚至受到嚴厲懲罰。

然而，發誓要實現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在最初解決西藏問題時，並沒有表現出革命的企圖，他們願意放棄在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被他們指稱的“最黑暗的封建農奴制”，甘願讓西藏的“百萬農奴”繼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很明顯，中共當時解決西藏問題，主權是第一位的，革命是可以讓步的。

西藏是中共最早進行的“一國兩制”嘗試（比香港的“一國兩制”早將近半個世紀）。在與西藏統治者談判的時候，凡屬社會制度方面的分歧中共全部妥協，甚至主動做出保證不變的承諾，中共關注的焦點在主權，所以他們在事關主權的問題上表現得特別強硬，寸步不讓。假若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能夠得到確實保證，中共可能並不在意讓西藏的“一國兩制”繼續維持下去。儘管中共領袖從來都蠱惑人民視革命為終極目標，他們自己則是經常很靈活地把革命當作手段。一旦那手段與其想達到的實用目的發生衝突，革命就可以被撇在一邊。

流亡西藏人認為，中共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從一開始就是騙局，共產黨是不可能不對西藏進行革命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就是如此。這種看法當然不錯。等到中共能夠完全控制西藏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用自己的一套共產主義制度取代西藏的傳統制度。但是改變西藏的制度不是中共政權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確實做出了等下去的決定。中共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開社會革命，是因為五十年代末西藏發生了大規模武裝反抗。那種局面使中共認識到，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可能在“一國兩制”的狀態下得到保證，真正在西藏建立牢靠的主權，只能把西藏納入與中國一體的“一國一制”。這時革命仍然是作為手段，作用是摧毀西藏的舊政權和滋生反叛的社會基礎，建立完全服從中國的權力體系和社會結構，最終目的仍然是在確立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就是在個意義上，我說中共在西藏的革命，儘管戴上了種種“解放”、“翻身”、“人民當家做主”的桂冠，其本質，不過是二十世紀以來中藏之間的主權之爭的進一步延續而已。

至於再往後，革命在西藏泛濫成災難，完全在形而上的層面陷入瘋狂而脫離了確立主權的意義，那已經不是專門針對西藏的革命，而是在中國的“一國一制”中，西藏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其他部分共同遭到的席捲。

第五章 “一國兩制”的失敗

吹捧鄧小平的人，把“一國兩制”說成是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所做的天才構想，是開天闢地的歷史首創。但是“一國兩制”的發明權並不屬於鄧小平。香港與中國的“一國兩制”目前剛剛開始，西藏與中國的“一國兩制”卻是從1951年就已經實行，在維持了八年之後，最後以戰爭和流血告終。

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國兩制”和香港的“一國兩制”，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主權問題。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否能成功，還需要時間觀察，而西藏的“一國兩制”，歷史已經證明是一個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