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悲劇:臣子都是替罪羊
作者:佚名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專制社會君臣關係的實質。在這種關係中,"臣"對"民"來說雖然高高在上、說一不二,但從根本上說仍是任君打殺的奴才走狗。在危機時期,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一度地覆天翻的義和團期間,一些主和或主戰的大臣都先後被殺,成為清廷的替罪羊,他們的命運再次說明了這一點。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其直接的原因則是"反洋教",但更廣的背景則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社會的動盪、利益的衝突、文化的碰撞、天災不斷和民間宗教的作用,使義和團在華北地區迅速發展。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由於中央官員內部和地方各級官員對義和團的態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政府也深受影響,雖然總的傾向主撫,但也一直搖擺不定,時而主剿,時而主撫,長期沒有明確的態度、政策。
清廷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是要利用義和團來根絕維新隱患。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並非易事,決策者是在反覆猶疑、再三權衡利弊之後,才大膽作此決定。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慈禧後來就說自己是上了一些大臣的當。
戊戌政變後,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廢黜光緒的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這些守舊派本就堅決反對"西學",現在更加痛恨"洋人"。但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員的支持下義和團進入涿州,逼近京、津,行為日益極端。在這種情況下,慈禧也拿不準義和團能不能為己所用、義和團和許多官員宣揚的"神功"是否真實,便在6月初派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打探義和團的虛實,親眼查證義和團各種各樣"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義和團殺滅洋人的剛毅惟恐趙舒翹動搖,也趕往涿州。其實經過一天考察,趙舒翹已明顯看出所謂"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剛毅卻力言這些神功"可恃"。趙是老於世故的官僚,與剛毅一黨來往甚密,深知剛毅、載漪等實權人物堅持義和團神功"可恃",慈禧本人實際也傾向於利用義和團來和洋人對抗,而反對義和團的則觸當道忌,於是表示剛毅所言並非無見,便先回京報告,剛毅留在涿州與義和團商議合作之事後才回京。趙畢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謊報,於是含糊其辭,但在剛毅等人的影響下,慈禧認為趙的復命之意是義和團神功"可恃",最終下決心招撫義和團與洋人對抗。此次復命對慈禧的決策有重大影響,慈禧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於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
而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傳教士和教民。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作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攻打使館。在第四次,即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上,雙方進行了最後的"決戰"。
這次御前會議一開始,慈禧就明確表示準備向"萬國"開戰,但又說"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等語。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明確表示:"拳民法術,恐不可恃。"一位滿族大員打斷他說:"拳民法術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議,臣特取其心術可恃耳。"內閣學士聯元則坦率地說:"如與各國宣戰,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致雞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變色,立即有人斥責道:"聯元這說的是什麼話?"這時,光緒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駐外公使的總理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許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許景澄的手說:"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景澄連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等語。光緒深知萬不能戰,但懾於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藉以"通洋務"著稱的許景澄痛陳"開戰"的嚴重後果,以打動慈禧。聽了許景澄一番話,於是悲從中來,拉着許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許景澄也涕泣不止。站在許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書,一直反對招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這時也"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發,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態度"。慈禧見三人團聚共泣,大觸其怒,注目厲聲斥曰:"這算什麼體統?"光緒才放開許景澄之手。最終清廷決定向各國開戰。
清廷決定開戰後,於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別將主和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和聯元等五人處死。
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後,即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鬥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方終因武器落後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其實,慈禧一方面利用義和團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7月3日就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乞和。隨着戰場慘敗,慈禧求和之心越來越急切,要與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鴻章,於是不斷電召李鴻章北上,為了讓李儘快北上,朝廷又下詔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在國難之中,李鴻章終於再任"總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權,而權欲極強的李鴻章竟得意地對下屬自誇"捨我其誰也"。然而,李鴻章畢竟謹慎,因為現在義和團仍在高潮,頑固派大臣對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齒,他生怕此時進京自己會身首異處。尤其是許景澄等主和派大臣被斬,李鴻章更不敢貿然進京,便以身體不好為名遲不赴京。
8月14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出逃。但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8月20日,以光緒之名發"罪己詔";為儘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後撲滅。同時不斷催李鴻章儘快北上,9月8日在給李的"電旨"中朝廷終於承認"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進京,會議各使,迅速開議"。
此時,李鴻章才認為進京時機成熟,於9月18日先到天津與各方接觸,於10月11日才到北京。由於列強提出朝廷要首先懲辦支持義和團的官員作為"禍首"、並以此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李鴻章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於9月14日聯名上《請查辦拳匪首禍王大臣折》,提出查辦載勛、剛毅、載漪、趙舒翹等"先行分別革職撤差,聽候查辦,明降諭旨歸罪於該王大臣等,以謝天下"。"歸罪於該王大臣",是此折中的關鍵。
在隨後幾個月的談判中,列強提出了上百官員的懲罰名單,在這場"朝廷"幾被推翻的沒頂之災中,處於"風暴"中心的文臣武將,其命運自然更加悲慘,他們也成了慈禧的替罪羊。據不完全統計,在兵敗或京城被敵所破後自盡的有徐桐、崇綺、山東巡撫李秉衡、直隸總督裕祿、黑龍江將軍壽山、庶吉士壽富、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翰林院編修王廷相、禮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國子監祭酒熙元等等。剛毅在與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為了"議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從列強提出的"懲辦禍首"的要求,多次發布上諭懲辦禍首:禮親王載勛被賜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即行正法,剛毅本應斬立決、因已病故免其置議,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載瀾被發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臨難自盡故免其置議,左都御使英年被賜自盡,趙舒翹也被賜自盡。各級官紳一百多人受到不同程度懲處。
面對如此深災巨禍,清廷不能不作個"交代",在一道道上諭中,"朝廷"竟把責任完全推給了"諸王大臣":"此次中外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民生塗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慈禧則對人說:"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餘辜。當時拳匪初起,議論紛紜,我為是主張不定,特派他們兩人,前往涿州去看驗。後來回京復命,我問他:'義和團是否可靠?'他只裝出拳匪樣子,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叨叨絮絮,說了一大篇。我道:'這都不相干,我但問你這些拳民據你看來,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還是照前式樣,重述一遍,到底沒有一個正經主意回復。你想他們兩人,都是國家倚傍的大臣,辦事如此糊塗,餘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起兒敦迫着我,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沒有絲毫自責之辭。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明明是"聖上"鑄成的大錯,也總要由"臣下"承擔責任,因為"天子""聖明"永不會錯。
這種只責"臣下"不責"聖上"的觀念影響殊深,時人後人評論此事時對趙舒翹都有嚴責,認為正是由於他未據實稟報才"釀成如此大禍",若他當時"能將真情實況,剴切陳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證據,認定主張,一紙嚴詔",義和團便"立時可以消弭"。趙"昧於理、盲於勢,辱名喪身也宜哉"。"至今論國是者,追原禍始,猶嘆息痛恨於趙之一言幾喪邦也。"這些評論當然不能說不對,但談何容易!許景澄等人對時局的判斷、利害的權衡、災難性後果的分析預測異常冷靜、客觀、透徹,而且明明是根據慈禧"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的"懿旨"坦陳己見,但他們不僅未能說動慈禧,反因意見與慈禧不合,被斥為"任意妄奏",竟慘遭殺身之禍!在這種情況下,趙舒翹不敢據實稟報不能不說情有可原,僅僅嚴責趙舒翹不據實稟報顯然有失公道。所以主和也好,主戰也罷,謊報軍情也好,據實直陳也罷,這些大臣最終都不免一死,這些大臣的悲慘命運,實際是封建專制社會君臣關係的真實寫照。大臣往往處於兩難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見,往往觸怒當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鑄成大錯,則要承擔全部後果,而且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可能性命難保。
在懲辦"禍首"確定後,賠款成為談判的重點。最終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正式簽訂了以中國賠銀四億五千萬兩為主要內容的《辛丑條約》。簽訂此約兩個月後,李鴻章即於11月7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