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宗教之所以在六十年代得到相當數量藏人皈依的另一個原因，與西藏傳統宗教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是分不開的。西藏宗教從觀念到方法都有不少與人性相背之處，甚至以對人性的扼殺為基礎，如果有另一種替代之物，既能滿足藏人的宗教需求，又能使他們的人性得到解放，他們是不會不願意擺脫過去的壓抑和苦行的。

西藏宗教重視來世，主張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煉來世的正果。雖然不能斷言一定不存在來世，但是至少直到現在還從未有過對來世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而人類的本性卻是追求現世的幸福。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寫過這樣一首詩：

求求大德的喇嘛，
把我的心兒收去！
心兒才收回來，
又跑到姑娘那裡。

常想的喇嘛面孔。
怎樣也來不到心上，
沒想的心上人的容顏，
卻出現在眼前明明朗朗。

想她想的放不下，
如果能這樣修法，
就在今生此世。
一定會成佛吧！

身為達賴喇嘛，壓抑現世的誘惑都如此困難，一般人又會如何呢？被稱為“風流神王”的倉央嘉措也許情況比較特殊。他的前身圓寂後，當時的西藏攝政隱瞞消息十五年，所以他被確認為轉世達賴時已近成年，人性超過了神性。但是被認為是歷代達賴喇嘛中的傑出代表──十四世達賴，心裡也一樣有對人性的渴望。

當我小的時候，偶爾我也曾經想到過，如果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人，也許我會過得比較快樂一點。尤其是在冬天。因為一到冬季，我的活動範圍就被局限在布達拉宮內的一個房間裡；從早到晚，就只侍在那裡；這樣持續大約五個月的時間。遵照傳統的要求，我必須要“避靜”，並且把時間花在背誦陀罹尼上面。我那間房間很陰暗、很冷，而且老鼠成群！房間裡還有一股惡臭。白天結束了，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都從窄小的窗口向外看。黑夜逐漸地吞噬了就在旁邊的色拉寺。我感到無限地悲哀。此外我的監護人，就是後來變成攝政的那一位，外表看起來很嚴肅，不苟顏笑。他老是跟在我身邊，而且總是繃着臉。在布達拉宮的前面，我每天都看着村民早上趕牛羊到野地，一天結束了，牧人也回家了。他們看起來是那麼快樂，那麼高興。他們邊走邊唱，小調旋律悠揚，聲聲入耳。也許他們很羨慕住在布達拉宮上面的我，然而，實際上，他們可不知道達賴喇嘛多麼希望能夠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西藏傳統宗教的修行，有時是以摧殘人性為代價，去換取那得不到驗證的來世。它鼓動人去做的犧牲，有時非常恐怖。二十世紀初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他的《亞洲腹地旅行記》一書，記下了一個西藏僧人的苦修：

一個喇嘛整三年就幽閉在這個漆黑的洞穴里，他在這整個時間從未同外界接觸過！

他於三年前到林格來，既無名字，也無人認識他。那時石洞正空着，他便發了一個最艱苦，最殷切，最可怕的“和尚願”：讓他那殘餘的生命幽閉在石洞裡。不久之前才死了一個別的隱士，他在這洞室里過了十二年之久。這人之前還有一個和尚在這裡黑暗中活了四十年之久。龍•間登•恭巴廟的附近有一個相似的石洞，那裡的和尚曾經給我們講及一個隱士。他很年輕就走進黑暗中，和世界和陽光隔絕地活了六十九年。當他感覺到末日將至時，他熱望着再看看太陽，已是忍受不住，不得不示意給別的和尚，讓他自由了。但這老頭卻完全瞎了眼睛，他剛走進陽光中，就倒地死去。六十九年前把他封閉起來的喇嘛當時沒有一個還在世的。

……每天早晨給他推進去一缽子糌粑去。在洞中噴出的泉源供給他水用。被禁者再把空缽子放下，使它重新裝滿。每七天他得到一點茶和一小塊乳油，一月中有兩次得到幾塊木柴，他用火石可以把柴點燃。每天給他施送食物的喇嘛曉得，假如他企圖或已經從窗口和他說話，他就會永遠毀滅的，所以他必得緘默着。如果幽閉者同當差的道友說了話，那他所過的這些清淨自觀的歲月都不算作功德了。忽然有一天裝糌粑的缽子毫未動到，於是立在外面的和尚就知道，這位隱士不是害病就是死了；他再把罐子推進去，便沉在憂鬱的思想中行開了。如果食物以後幾天仍未動到呢，人們便於第七天把石洞打開。因為，這個孤獨者靠得住是死了的。死者被抬出去，他那塵世的軀殼像聖者們的一樣，用火焚化。

斯文•赫定在書裡寫，自從見過那個幽閉着苦行僧人的石洞後，很長時間，他每天晚上都要想到那個正在洞中的喇嘛，當初走進洞裡的時候是什麼感覺，並且將怎樣在那洞裡堅持下去：

……他感到太陽的溫暖，看見山坡上陽光普照的田畝，看見地上他自己和別人的影子。他將永遠看不見光和影的演變了，因為他將直到死的那天為止，都在漆黑中討生活。他最末一次看見天空和行雲，山峰和它們那閃爍的雪田。

洞門是開着的。他走進去，把蒲團鋪開，這就是他的床鋪。人們念着經。後來門關上了，前面用石頭砌成一道牆。這隱士大概是立在那裡吸取正在流逝的白日最後的光線吧。當石塊間的空隙用小石和碎片填滿了時，深沉的黑暗圍繞了他。

現在這被禁者除了他自己念經的聲音之外，什麼都聽不見。他覺得夜晚很長，但他卻不曉得，太陽何時沉落，黑夜何時突來。在他什麼都是同樣黑暗的。……一年挨着一年地過去。他不斷誦着經，在夢想着涅磐。他的時間觀念變遲鈍了，他不曉得，晝與夜走得多麼慢，因為他老是坐在他的地毯上，在夢想着涅磐，他知道，為要參加永久的福佑，在“克己”上要有無限犧牲的。

他變老了，但他卻不自知，因為時間對於他是靜止的，在他看來，他的生命同涅磐中的“永久”比起來，簡直就像一秒鐘光景。一隻蜘蛛或一隻千足蟲在他手上來回地跑，這是可以同他做伴的唯一生物。他的衣服腐爛了，他的指甲增長了，他的頭發生長而且披蓋着。他的皮膚變得雪白雪白，他的視力減弱了，但直到眼盲了為止他都不知道。他只熱望着解脫。總有一天，唯一可以到他石洞裡來拜訪他的朋友在敲他的門——死神，他到來，為的把他從黑暗中引到涅磐里的大光明去。

這種可怕的苦修方式，一般只限於僧侶。普通百姓中的善男信女雖然達不到這種程度，但也流行着各種苦行，所謂“磕長頭”就是其中一種。那被認為是一種虔誠的朝聖方式，人在向着聖地前進的時候，每走三步便要磕一個等身長頭。方法是先站立着合掌於胸前，舉掌至鼻尖、額頭，然後向前撲倒，五體投地，再起身重複下一輪同樣的動作。這樣一個長頭接一個長頭地磕下去，一直磕到聖地。每年有很多藏人朝拜拉薩，就是用這種磕長頭的方式從家鄉一直拜到拉薩的。有的路途遙遠，需要一兩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才能到拉薩。作家馬麗華曾經跟蹤過一夥磕長頭的藏人，在她的書裡詳細地描寫了磕長頭的各種規矩：

每天自上路起，只准念經，不准講話，遇到非講不可的時候，要先念經以求寬恕。途中遇河，要目測河距，涉水而過後補磕。下山時因有慣性，也不能占便宜，下了山要補磕相應距離。在雪深過膝的色雜波拉雪山，實在無法磕頭，就拿繩子丈量過，到拉薩後，每人補磕了四千八百個頭……

每天的磕頭有一定程序。早飯後步行到昨晚作了記號（昨天磕頭終止處）的地方，站一橫排，合掌齊頌祈禱經。傍晚結束時，要向東南西北四方磕頭，意即拜見此地諸神靈，今晚我將暫棲於此，請求保護；向來的方向磕三個頭，答謝一路諸靈與萬物，為我提供生活必需的水與火；向前方再磕三個頭，告示我明天將要打擾的地方神；最後向前方唯唯鞠躬三次，不盡的感激與祝福盡在其中。

馬麗華還記載了一個33歲的尼姑，用了七年時間在佛龕前磕了三十萬個等身長頭，另一個尼姑磕了四十萬個 。一則著名的故事則談到，一位生有一雙美目的苦行僧人化緣，令一位美婦人顧盼流連。當婦人讚美他的眼睛時，他毫不猶豫地把眼珠挖了出來，說，如果你喜歡就拿去這個肉球，現在你看它是否還可愛──這就是西藏宗教的風格。

除了近乎自我摧殘的苦行和將生命中大量時光付諸宗教儀式，藏人還必須將自己財富的相當一部分奉獻給種種繁複的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動。僅是每家每戶供奉在佛像前長明不滅的酥油燈，每年就不知要燒掉多少酥油，千百年來燒掉的總量更無法衡量。酥油是從奶里提煉的精華，是藏人食物構成中重要的能量來源。即使在人們忍飢挨餓，兒童因營養不良死亡之時，寺廟裡成千上萬盞酥油燈也一樣在輝煌燃燒。我看到過最大的酥油燈個如水缸，幾十個又粗又長的燈捻在同時汲取和消耗着銅缸內上百斤酥油。絡繹不絕的朝拜者不斷向里添加酥油，那都是他們從自己的嘴裡一點點省下來的。

但是與建設寺廟、供養僧侶、舉行宗教儀式、朝拜或為宗教義務獻工相比，酥油燈的消耗僅是很小部分。達賴時期的西藏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92%都消耗於宗教方面的開支 。即使是今天，照有關人士估計，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約有三分之一被送進了寺廟或消耗於宗教。

西藏寺廟相當於聚集全體藏人之財富的大倉庫。典型的如布達拉宮那八座安放歷世達賴遺體的靈塔。

五世達賴靈塔是耗用黃金最多的一座靈塔，塔高14米有餘，耗黃金3700多公斤，鑲嵌各類鑽石珠寶約兩萬顆，其中最為神奇的是一顆在大象腦內生成的珍珠，它竟比常人的大拇指還要大些，此外，還有50多顆鑽石、800多顆紅、綠寶石、 100多顆綠松耳石，以及：萬多顆珍珠、珊瑚、貓眼石、祖母綠、松石、海螺、魚骨、琉璃等。整座靈塔金光閃閃，鑲嵌的珠寶如滿天星斗，藏族人稱這座靈塔是“贊木林耶夏”，意思是價值抵得上半個世界。

而十三世達賴靈塔則比這“半個世界”有過之而無不及，它的高度比五世達賴靈塔略低，黃金用得也少一些，為590多公斤，但它鑲嵌的珠寶更多，達10萬餘顆。在靈塔前，還有一座六層重檐珍珠塔，是以22萬顆珍珠由金線串連編織而成，不僅價值連城，而且工藝絕倫。

那些財富將既不會轉化成生產性投資，亦不能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千百年來，藏人的血汗就這樣不斷地沉澱在寺廟之中。

我漂流黃河的時候，曾在甘肅藏區瑪曲縣一個牧民帳房借宿。那牧民知道我最終將回北京，便提出要我替他帶500元錢獻給住在北京的十世班禪喇嘛。我沒有同意，除了我無從去見班禪，還有我看見牧民母親穿的藏袍已經那樣破爛，長年勞累使她的腰佝僂，她的手關節變形如蒼老的樹根。我認為500元最有價值的花法是為那母親買一件好的藏袍。班禪每次到藏區走一遭，得到的供奉至少有上百萬。他不缺500元。

牧民說，等再攢點錢，他要親自去北京給班禪送供奉。我在北京聽說過經常有各地藏民到班禪那座大宅門外排隊呈送供奉。他們得到的回報是什麼呢？青海省主管宗教事務的一位官員說，班禪在青海巡視的時候，陪同人員特別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隱蔽地處理班禪的糞便。一旦被教徒發現班禪的糞便在哪裡，就會被群而分之，拿回去當神藥。

這也許可以用“願意”來解釋。我覺得500元錢應當給那母親買袍子，可那母親覺得能獻給班禪才是最大幸福，遠遠高於一件長袍帶來的溫暖和體面。我認為班禪的糞便與常人的糞便一樣不好，信徒卻認為有奇效。問題就在當事人不是我，只要作為當事者的藏人願意，外人是沒有權力說三道四的。

不過，即使從這種相對主義的角度出發，有一個問題還是躲不過去的。馬麗華七十年代自願進藏，曾狂熱地讚美西藏的一切，並力圖讓自己成為一個藏學家。十八年後，她人還在西藏，卻已經帶着深刻的困惑：

在我回顧描述了仍在延續的傳統人生，記掛着那些悠久歲月中的村莊和寺院，那些音容和人影時，一種憂鬱的心情漫浸開來。我覺得心疼。覺得不忍和不堪。從什麼時候開始，一種不自覺的意念從腦海深層漸漸上升，漸漸明晰，浮現於海面，並漸漸強化起來。我凝視着它——這是對於什麼的不以為然。不是對於生活本身，不是對於人群本身，不是對於勞作者和歌舞者本身，甚至也不是對於宗教。是對於靈魂和來世的質疑——是，或者也不盡然。靈魂和來世的觀念盡可以存在，與基督和伊斯蘭的天堂地獄並存於觀念世界。

只是靈魂和觀念世界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如此左右着一個社會和世代人生，則令人輾轉反側地憂慮不安。

——誰從中或獲益？
——老百姓本來可以過得更好一些。
——人生，造物主恩賜於人的多麼偉大、豐盛的貴重禮品，你其實只有一次生命。縱然果真有來世，也應該把今生看作是僅有的一次。
——缺乏的是一次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

從德中到青朴，為了來世之聲不絕於耳。就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來世，就為了一個無法驗證的許諾，我們那麼多的兄弟姐妹們就以全部生命為代價，不假思索追問地、心安理得的畢生等待，他們除此而外幾乎一無所求。然而，他們只擔了一個風險——要是來世確鑿無疑並不存在呢？！要是終有一天，他們確鑿無疑地知道，千百年來拼命抓住的維繫過祖祖輩輩生命和希望的繩子的終端空無一物呢？

對於西藏人來講，這的確是一個具有顛覆性的提問。

那些被告之應該把人生希望寄託給來世的藏人百姓，用他們現世的勞苦和血汗，為“神”供養了一個現世的“天堂”。十四世達賴喇嘛寫於1990年的自傳，一開篇就這樣說：“古老的西藏並不完美，然而，實不相瞞，當時藏人的生活確是獨樹一格，有很多的確值得保留，如今卻是永遠失傳了。” 接着，達賴喇嘛舉了他每次出行的場面為例：

……身為達賴喇嘛，象徵着人間天上。它意味着過着一種遠離絕大多數人民塵勞、困頓的生活。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侍從相隨。我被裹着華麗絲袍的閣員及長老們圍繞，這些人皆從當地最高尚、貴族的家族擢拔而出。每天與我相伴的，則是睿智的經學家及充分嫻熟宗教事務的專家。每回我離開布達拉官——有一千個房間的壯麗冬宮，總有數以百計的人群列隊護送。

隊伍的前頭是一名拿着“生死輪迴”象徵的男子，他後面是一隊帶着旗子、着五彩斑爛古裝的騎士。其後則是挑夫，攜着我的鳴禽籠子及全用黃絲包裹的個人用品。緊接着是來自達賴喇嘛本寺南嘉寺的一群和尚，他們都拿着飾以經文的旗幟。隨後則是騎着馬的樂師。再後，跟着兩群僧官，首先是低階和尚，他們是抬轎的；然後是孜仲階級的喇嘛，他們都是政府官員。達賴喇嘛廄中的馬群英姿矯健地跟在後面，皆由馬夫控馭，並飾以馬衣。

另一陣馬群則馱着國璽。我則隨後坐在由廿名男丁抬着的黃轎里，他們都是綠衣紅頂的軍官。與大多數高級官員不同的是，他們有自己的髮式，留着一條長辮子，拖在背後。至於黃轎（黃色指涉修行意涵）則由另外着黃絲長袍的男子扛抬。轎旁，四名達賴喇嘛核心內閣成員噶廈騎馬緊隨，由達賴的侍衛總管及西藏軍總統領馬契照應。行伍皆佩劍凜然致敬，他們着藍褲和飾以金色穗帶黃束衣的制服。頭上則戴着流蘇帽。隊伍四周，最主要的團體是一群警衛僧。他們看來聲勢懾人，一概至少六尺高，穿着笨重的靴於，平添外表的奪目之感。他們手裡拿着長鞭，隨時派上用場。

我的轎後是高級及初級親教師（前者是我即位前的西藏攝政）。然後是我的父母及其他家人。接着是包括貴族及平民的一大群俗官，依階級出列。

每當我出巡，幾乎所有拉薩人民都爭睹我的風采。所到之地，人們向我頂禮或五體投地，一陣令人敬畏的肅穆後，他們經常隨之涕下。

讀達賴喇嘛這段文字，我們眼前會浮現出一幅色彩絢麗的圖畫，不能否認，這種場面的確是獨樹一格。宗教是傳統西藏一切活動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侶在那時形成一個龐大的寄生階層。據梅•戈德斯坦的計算，十八世紀西藏的喇嘛僧人占總人口大約13%，也就是約有26%的男子出家為僧 。而中國藏學家李安宅在1947年對西康德格藏人進行的人口抽樣研究中，僧侶所占的比例更高。德格地區共有人口11172人，僧侶在其中占到33.25%（和尚與尼姑各占96%和4%）。去除僧侶，剩下的人口中男性僅為2963人，女性5428人 。因此，西藏僧侶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認為是世界之最（同樣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國，出家為僧者只占男性總數的1%-2%）。

僧侶脫離社會勞動，終身享受他人供養，既造成社會勞動力缺乏，又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由於喇嘛教禁止僧侶婚育，大量育齡人口出家，導致西藏人口萎縮，成為傳統西藏社會的問題之一。有這樣的分析：

按照喇嘛教的教義戒律。僧人不參加生產勞動，格魯派對此尤為嚴格。占總人口1／3的僧侶脫離勞動，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失調，其結果社會負擔係數過高，勞動人口負擔過重。這種苦果吞食者首先是婦女，由於大量勞動適齡男性入寺為僧，婦女成為主要社會生產的實際承擔者。西藏廣大勞動婦女終日勞動不得溫飽。甚至產前產後都不得休息，早產、流產相當普遍，嬰兒成活率必然相應降低，即使活產嬰兒也因發育不良，極易感染致病，造成較高的死亡率。過度的勞動負擔和因生育而帶來的各種痛苦，對勞動婦女生育行為的抑製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對西藏人口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從13世紀80年代的56萬，到18世紀30年代的94萬，450餘年僅增長38萬人。而從18世紀80年代的94萬。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時的105萬，2l0餘年僅增長11萬人，幾乎陷於停滯狀態了。

連西藏自己的學者，也把西藏從強大的吐蕃王朝（人口曾在那時達到四百萬之多 ）衰敗到後來如此不堪一擊，歸於西藏宗教的原因 。為了解脫宗教之負擔，歷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過毀佛滅教，強迫喇嘛還俗之舉（如發生在吐蕃王朝後期的達磨滅法）。

直到今日，在拉薩中心的八廓街上，也時而能看到一些年輕力壯的喇嘛坐在路中間大模大樣地向過路人要錢。如果有人不理，他們就做出威嚇或侮辱的姿態，甚至去拉扯路人的腿。之所以他們能如此把乞討當作天經地義，就在於他們是僧侶。僧侶就該天生不勞而獲，誰拒絕他們，就肯定是該詛咒的異教徒。面對那種的場面，你沒法不感到這種宗教是有問題的。

“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官場權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適用於宗教權力。尤其在西藏，宗教權力完全稱得上是絕對權力，幾乎沒有任何制約。對這一點，英國人查爾斯•貝爾評價他曾與之密切接觸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說：

十三世達賴是名符其實的獨裁者；對他的國家來說，他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能像他們那樣用三寸不爛之舌，更不能用無線電廣播（即便有廣播的這一套東西）來謀取地位。但他有比口才或無線電更厲害的東西，因為他能在今生與來世里進行賞罰。“你下一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什麼關係嗎？達賴喇麻能夠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里當大喇嘛。”

對一個西藏人來說，沒有比來世的投胎更重要的事了，那是因為：如果他今生不幸，又沒有人來替也排除這種不幸，他就甚至有可能被打入地獄一千多年。在這樣一種環境裡，達賴喇嘛權力之不可抗拒，便可想而知了。

固然，宗教講究慈悲，禁止濫用權力，但是人並非只因剃了頭和披上袈裟，就能進入一塵不染的神靈境界。當年宗喀巴創立要求僧人嚴守戒律的黃教（格魯派），原因就在於當時的西藏宗教已陷入極度的腐敗：

一般的講，大多數僧人不論什麼時候都喝酒，不論什麼時候都進食（不守戒酒、過午不食的戒律），到處玩耍，沉緬歌舞，以至於彼此爭吵，與人鬥毆。特別是那些專修某種密法的喇嘛，揚言戒律乃為小乘僧人而設，他們無需管什麼戒律不戒律。他們公開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貪焚成性，淫蕩自恣……自元代以來，西藏一部分修密喇嘛是無惡不作的。他們藉口修密需要女人，便強取民間處女；藉口法事需要，便挖取活人心肝作為供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看看《元史》及元人記載的蕃僧種種醜事，元宮演揲兒，剝人身全皮做佛像座墊等駭人聽聞的事，可以想見一斑。這班人專以異術自炫，一但得遇，便能博得皇帝封賜，便在衛藏成為地方管民之官。

宗喀巴創立黃教已有六百年，黃教在西藏掌握“絕對的權力”也有了上百年。他們一樣難逃被權力腐蝕的規律。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二十年代對格魯派進行整頓，就是因為當時格魯派的教規已經極度廢弛腐化。其中以在西藏寺廟中地位最高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及上下密宗院為最著。貴族家庭出身的僧侶，不守法規，化裝為俗人夜遊或到鄉間遊玩，招*侑酒，彈唱歌舞，賭博吸煙，仗勢欺人；農牧奴家庭出身的窮苦僧人為生活所迫，多到鄉下念經乞食，或外出作苦工；對寺廟的法事活動，許多僧眾以發不發布施決定參加與否；而主管宗教學位評定的三大寺堪布受賄賣放學位；管理寺院的僧侶則貪污佛前上供的油錢，等等 。後來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也說過：“在某些寺廟裡，有些高級喇嘛的職務變得和地主的一樣，而不再是一個精神修煉中心所應有的。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身青海農區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的家庭由於出世了達賴喇嘛，一躍變為西藏最顯貴的家庭之一。當時住在拉薩的諾布頓珠在寫給錫金政治專員的信中，有一段專門寫了達賴喇嘛的父親（稱為堯西公）：

……達賴的父親這個頑固而脾氣暴躁的人卻拒絕照常支付其莊園的賦稅，並開始在不經噶廈允許的情況下強行徵用其他農奴無償支應烏拉差役和勞役，他還干預噶廈處理刑事案件和調解民事糾紛，並開始私設公堂自行判案斷案。更有甚者，他還要求當他在拉薩行走時人們須向他致以空前的敬意，例如，所有騎馬者無論其官階有多高，都得下馬向他致敬，否則冒犯了他將遭到他的隨從的體罰。有一次，當一名病人在去英國公使館看病途中沒有下馬時，堯西公當即沒收了這位病人的馬……

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利用特權和地位謀取私利，幾乎成了傳統。不過達賴家族畢竟是俗人，難免俗人惡習。那麼經過了十三世達賴喇嘛整頓之後的西藏三大寺僧人又如何呢？當年工布江達的宗本（縣長）江中•扎西多吉所回憶的一件事——為三大寺僧人準備住處，可從中略見一斑：

一九五○年秋，三大寺……九名代表率領七十五名武裝僧人（扎巴）來到工布江達宗。他們一到，首先檢查住房、馬夫、廚役等的安排情況，接着就搶占好點的住房。他們藉口沒有給他們安排好，就亂打老百姓，七十五名扎巴以接馬人末按時來接也亂打人。代表們進入住房後，互相比住房、陳設的好壞。都認為別人的好，自己的差。甘丹降孜代表說：“我們三大寺九代表及帶領的扎巴，是噶廈政府委派來的，是為了驅逐佛教之敵紅漢人——共產黨而來的。原先譯倉列空（噶廈政府的秘書處）任命我們九名代表時，都是平等對待，但是，夏爾孜代表一到這裡就鋪上紅氈、用上華蓋，為什麼不給我配備這些？哲蚌代表有接馬人，我們甘丹寺兩代麥為什麼沒有？”話畢，就對負責接待的根保和百姓鞭打腳踢。哲蚌果芒扎倉的代表也藉口住房設備不好，把七十歲的房主文瓊老人從樓房上推下（文瓊老人因摔傷，一個多月不能起床），把五、六個百姓、傭人用皮鞭抽打。

對這樣的僧侶，西藏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敢表示不敬，那是不能說他們心裡願意如此。如果只給人兩個選擇，要麼今生一世逆來順受以換取萬代來世在天堂享福，要麼永生永世淪落地獄遭受刑罰折磨，西藏底層百姓對掌握着進入天堂之門鑰匙的僧人，是不敢不“願意”的。同樣道理，藏人“願意”從營養不良的妻兒口中摳出食物供奉給寺廟，或者他們“願意”在風雪泥濘的高原上不停地叩拜等身長頭，原因也在這裡。

然而，若是有一天，突然能夠推翻那種非此即彼的前提了呢？他們突然醒悟根本沒有來世，或者是即使有來世，也不是非用今世的受苦交換呢？藏人還能保持對上述事物的“願意”嗎？

答案是不難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