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從川渝虎患到野生華南虎的消失

陝西鎮坪縣的“周老虎”已經水落石出。其實，此事早無玄機，但倘若上溯三百年，今天的川渝地區卻活躍着成千上萬隻野生華南虎，並釀成當時中國最大的虎患。當時下野生華南虎的滅絕基本成為定局後，閱讀當年的虎患史，除了恍如隔世的驚心動魄，我們還該記取些什麼？

　　公元1682年春，縣吏張懋嘗率8人赴榮昌縣履新。榮昌位於重慶以西，處成渝兩地中段，是川東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處。斯時，“平定三藩”戰事剛剛結束，大清勇略將軍趙良棟擊潰吳三桂，吳殘部退守雲南。雖說正是春天，但驛道兩旁田園荒蕪、萬戶蕭疏，讓張懋嘗頗感驚心。他清楚，自1644年張獻忠入川始，川渝兩地就再沒消停過，由重慶府到榮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無人耕種，田裡的樹林綿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領的人除師爺外，均是精壯軍士，熟操刀劍。一行人晝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終於走進榮昌洞開的城門，時值黃昏，城內除野草殘垣，竟無一個人影。張縣吏好生詫異，令軍士敲門詢問。門推開，衝出的竟是一群老虎！眾大駭，一番血肉拼殺，3名軍士力保縣吏逃出，其餘5人當即喪生！
　　這一驚心動魄的往事，載於清《榮昌縣誌》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個小小插曲。
　　榮昌縣曾於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上報在冊人口僅“143戶，男婦286人”，後經1674年開始的“三藩之亂”，全縣人丁幾乎死絕，作為一個自唐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即設縣治的農耕大縣，此時“雖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
　　明末清初發生在川渝地區的虎患，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虎患，前後歷時30年以上。斯時川渝境內戰禍慘烈，張獻忠、南明政權、清軍、吳三桂等輪番捉對廝殺，激烈戰事致使生靈塗炭。在明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的戶籍統計中，全川有人口380多萬，“這是四川行省人口的高峰，但104年後的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川在籍人口僅相當於現在一個中等縣的人口規模。”
　　因戰亂、瘟疫和虎患三重災禍，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人口銳減，清代修纂的川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遺”來表述當時人口的極度稀少。由於清初土地長期荒蕪，川渝兩地森林覆蓋率達80%以上，為華南虎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條件。
　　當三百多年前川渝地區虎患成災時，森林中的野物已經不能填滿華南虎碩大的胃口，它們成群結隊地走出森林，前往村莊、城鎮攝取食物。暨南大學歷史系學者劉正剛在調查客家移民史時，對川渝虎患做過考證，認為虎患多以城鎮為主，“這與陝晉地區虎患多發生在山區不同。陝晉虎患是流民在開發山區的過程中形成的，川渝虎患則因戰亂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難，反而使城鎮空虛荒涼所致。”　　
……

　　除史籍外，那些在戰亂中僥倖逃生的文人及外來官吏，對虎患也做了詳盡記述。康熙初年，四川廣安文人歐陽直著有《蜀亂》一書，記述了虎患的情況，“蜀中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在他眼中，這些老虎或一二十隻成群，或七八隻同路，既可逾牆上屋，又能浮水登船。有一年夏天，歐陽直乘船經宜賓去瀘州，見長江兩岸的沙灘上，又肥又壯的群虎多如牧羊；船靠瀘州時，又見數十隻老虎“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清初畫家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初死於虎患的人口做過粗略估計： “自崇禎五年為蜀亂始，川南死於獻者十之三四，死於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遺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十之三，死於搖黃（十三家）者十之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之一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於獻者十之二三，死於搖黃者十之四五，死於瘟、虎十之二三，而遺民數萬不存一矣。川西死於獻者十之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雖說古人的數據概念比較模糊，但我們還是能大致找到一個換算依據：四川人口從明末的380多萬到清初的60 萬，總計減少約320萬，如果將“死於瘟、虎者十之一二”到“十之二三”進行折算，可知當時有三四十萬至八九十萬人丁“死於瘟、虎”，如果再取其中間值，可基本推測死於虎患者在20萬到40萬之間。因此，專家們的基本結論是：當時整個川渝地區的華南虎，總數不下一萬隻！
　　川渝虎患直到康熙末年才趨平緩，主要原因是“湖廣填四川”而來的移民，在恢復生產、開墾荒地的過程中，捕殺了大量的華南虎。
　　相對於成都平原老虎的消失，重慶山地的老虎存在的時間更長一些。從清初到新中國成立前，重慶地區雖進行過大規模的開墾，但華南虎的棲息地並未遭到毀滅性破壞。“那裡緊靠南川大山，當地老一輩村民大多見過老虎，上世紀50年代初解放軍進山剿匪時，屢與老虎遭遇，不得不動用機槍，打死了不少。”
　　老虎最後一次現身重慶主城是1930年春，地點在金湯街原唐式遵公館。唐時任川軍32師師長，當天中午正在公館內大宴賓客，忽然一隻老虎越牆而入，客人驚恐躲藏，唐急取步槍射擊，將虎擊斃。次日，宴會繼續，因有虎肉上桌，美其名曰“虎宴”。除主城外，上世紀40年代老虎在重慶近郊仍大肆活動。“那是 1944年深秋，日軍猛攻貴州，獨山吃緊，密存貴陽的原故宮國寶由16輛軍車緊急運往陪都，我負責看守。”曾任國民黨軍憲兵排長的宋子敬告訴我，“國寶到重慶後存放在巴縣一品場的石油溝，沒想到這裡居然是個虎窩！”據宋回憶，“我們駐守在石油隊留下的空房裡，老虎經常從箭灘河對岸游過來，臥在後窗外，抓耳朵、打噴嚏的聲音聽得一清二楚！不過，只要你不招惹它，它也不會咬你。”
　　萬州區梨樹鄉村民方紹舟，可能算重慶最後的殺虎者之一，他一生中殺過7隻老虎，被譽為“打虎英雄”。方最後一次打虎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一個陰雨天，老虎叼走他妹妹家的羊，方窮追五六里，將老虎活活打死，剝皮後，得淨肉七十多斤。
　　由此可見，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重慶境內還有野生華南虎。據重慶城口縣外貿局的收購單據顯示，1981年當地還收購到虎皮1張，收購價50元。此後，老虎僅殘留於人們的記憶中了。
　　三百多年來，川渝野生華南虎從上萬隻到如今再也找不出一隻活物，足見人類的能耐。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野生華南虎尚餘4000頭，因“除四害”大開殺戒，僅1956年全國就收購虎皮1750張！今天，全國圈養的華南虎僅剩70餘只，加上業界估計的“野生虎約20隻”和全莉在南非進行野化馴養的幾隻，總計不到百隻。當僅存的華南虎多以近親繁殖苟延殘喘，野生華南虎即將全部滅絕時，重讀當年虎患史，竟恍若隔世！

　　如今無論是重慶城口還是陝西鎮坪，要找到野生華南虎已非常困難，“有可能存在並不等於它就存在，因為華南虎是食物鏈頂端的動物，由於大規模的人類活動，老虎的下游食物鏈基本斷了，它又怎麼可能生存呢？”藍勇從上世紀80年代就翻山越嶺追尋虎蹤，他認為另一個原因是生物廊道的斷絕，“一隻虎的活動範圍要數百平方公里，且老虎是流動的，就重慶而言，無論明清時期還是民國時期，總體上仍是地廣人稀，老虎的生物通道順暢，繁殖期內雌雄相遇並無障礙。但近幾十年來，城鎮、公路的阻隔，山林的砍伐和山地的開發，致使生物廊道統統斷絕了，獨往獨來的華南虎即使到了發情期，也很難與異性相遇，又怎麼可能繁衍？”眾所周知，華南虎的壽命僅18年到20年，其瀕危狀態不可逆轉。
　　按照哲學觀點，任何物種都有其發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但華南虎的衰亡實在太快了！
　　近年重慶的城口、開縣、奉節等地野豬猖獗，嚴重危害農作物，原因之一就是食物鏈上端的大型食肉動物消亡了。“野生虎對生態具有標誌性意義，有野生虎的地方，肯定具備了結構合理、功能完備的生態體系，但目前國內還沒找到野生華南虎存在的科學證據。”藍勇對此又進一步解釋，“鎮坪華南虎不能單看其照片的真假，關鍵還要看照片背後隱藏的玄機，這就是國家今後對山地的開發和利用該如何進行，用什麼樣的手段來保護資源、致富群眾？”
　　當野生華南虎的滅絕基本成為定局後，我們，又該吸取哪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