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逆轉的輪迴首先是從中國內地開始。中共的造神運動不僅是在西藏進行，自1949年中共在中國大陸掌權，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在整個中國一直在進行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

中國文化的核心在“家”——從家庭到家族到國家，“忠”、“孝”、“仁”、“義”是圍繞“家”核心搭起中國文化結構的四根支柱，從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國文化中大部分意義、價值、倫理與道德的體系。“忠”、“孝”、“仁”、“義”在上下縱橫不同方向互為支撐，本是一個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1949年以後的中共政權出於全能式專制統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視為對其統治的威脅，從而對後三者進行了連根拔除式的摧毀，只保留了一個被推向極端的“忠”——把全體人民納入唯一一個“大家庭”，忠於唯一一個“大家長”。毛澤東成了至高無上的神。

然而沒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撐，“忠”到極端必會失衡。其走向是越來越要求只忠於那個獨一無二的最高領袖，其他的任何“忠”統統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對毛澤東以外的所有權威“造反有理”的一次總攻，最後結果就是僅剩下一個“偉大領袖”和他指揮的“中央”。

毛澤東的撒手人寰帶走了只屬於他自己的那份權威（他生時不與任何人分享，死時也就不可能讓任何人繼承）。而被毛澤東兩次打倒的鄧小平在其身後發動的改革，就是從把毛拉下神壇開始的。那並非出自鄧小平的民主意識，他當時面對的現實是，為了阻止他復出，他的政敵提出了以“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作為當時中共的政治綱領。那種把毛澤東繼續奉為神的做法，使毛澤東扣在他頭上的黑鍋無法搬掉，他對中國的改造也因違反神諭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討論，最終讓作為標準的“實踐”審判毛澤東，把毛澤東從創造絕對真理的上帝變成被實踐所嘲弄的“三七開”凡人。

把“實踐”放在比毛澤東更高的位置，鄧小平名正言順地打倒了“凡是派”，獲取了最高領導權。當時中共的權力體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組成，鄧小平要改變文革路線，首先需要完成權力體系的更換，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平反”。這除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否定文革導致的政治開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腳下”的經歷，使鄧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覺醒，對其他受迫害的人產生同病相憐感情，而不再像當年主持各種整人運動時那樣無動於衷。

在全國性平反運動中，當時擔任中共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為建立鄧小平的權力體系、肅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被鄧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不難想象，作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並且也受過同樣迫害的個人，能親自主持撥亂反正的過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進入一種崇高和神聖、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僅是胡耀邦一個人的心態，當時中共那些重新“恢復工作”的高層領導，都有同樣的情結，由此肯定會影響當時中共的治國之道——包括有關西藏問題的決策。這是中共在西藏開展“撥亂反正”的內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輔相成，使文革後的平反運動不斷擴大，源自中國內地的對毛澤東的否定和清算，也隨之延伸到了西藏。

“撥亂反正”對於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識中，起到的作用卻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創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識形態造就的神從時間上無法與文化造就的神匹敵，道理就在這裡。意識形態造就的神儘管可能一時強大無比，似乎能將文化造就的神連根拔除，也確實能在一時迷惑和動員相當多的群眾，但是意識形態變換無常，往往隨着政權更迭而更迭。後來的掌權者為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經常需要在意識形態上否定前者，或像鄧小平對毛澤東那樣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隨着意識形態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來顯得多麼強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礎，失去了神靈的光輝。

在藏人的神界意識中，神必須是完整的。鄧小平那些“辨證”的說法──此時的中共和彼時的中共不一樣，既是同一個，又完全分得開，那樣的道理對藏人是說不通的。中共不理解為什麼它進行了“撥亂反正”，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給了藏人那麼多自由和好處，卻不但沒有籠絡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們更多的仇恨和反對。也許可以這樣來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識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會有錯誤的。他可以不理解神為什麼那樣殘暴兇狠，無端地對他進行懲罰，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釋，或即使解釋也如聽天書。神不要討人歡心，讓人幹什麼就得幹什麼。尤其是，神絕對不會自己說自己有錯誤。如果承認了自己有錯，哪怕由此改正錯誤而使人的境況變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對其過去的一切殘暴就統統可以表示不滿並進行發泄了，而且也就有權利要求其認更多的錯和要求其進行更多的補償了。

以中共投資修復文革期間被毀壞的西藏寺廟為例，藏人絲毫不為此而領情，反倒把中共拿錢修廟，認為是承認毀滅西藏寺廟是中共所為，是為其罪過而付的賠償。可想而知，既然是為罪過而付賠償，那將是給得再多也不會換得滿意的。
另外，意識形態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難以持久取勝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這是自古以來人對神的基本認識之一。對於沒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誰也看不見，論定其不死性並不難，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卻不能解決其死亡與不死性之間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問題。西藏宗教通過轉世體系圓滿地解決了這個矛盾，毛澤東卻沒有炮製那樣一套體系。在他活着時候沒有問題，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過去的疑問立刻就呈現出來。一度藏人曾自己為其尋找解釋，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個，卻能獲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於華既然是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視作了毛的化身──那種共產主義獨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與西藏宗教的轉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處的。

然而，鄧小平打倒了華國鋒，那一方面使毛澤東時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無化身可以依託，同時也使毛的神力因為不能轉世而失去效力。他活着的時候，鄧小平毫無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腳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變，老婆就被關進監獄，鄧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過來否定他的一切。這些明確的事實，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識的思維當中，只能是毛澤東神話的破產──不能轉世就註定了他不會是神，頂多是一個入侵神界的大魔頭。無論他一時顯得多麼厲害，不能轉世則使其所有功力隨其肉身死亡頓作飛灰，他最終還是得敗於綿延不絕的西藏之神。

的確，沒有了毛，中共還能靠誰來對抗世代生生不息的達賴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數以百計可以不斷死而復活的活佛呢？這一世達賴喇嘛在被毛澤東打得落荒而逃時，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雛兒”，現在卻已成就一代偉人，無論是風度魅力、政治經驗、國際威望，都已遠超過中共後一輩領導人。

此一時彼一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