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上台，改變了中共統治中國的基本方針，放棄了意識形態教條和階級鬥爭，以實用主義的態度，把治國重心轉移到發展經濟之上。這種改變對中國社會影響極其巨大，西藏社會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階級劃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體性，使西藏下層社會從上層社會的控制下分離出來，成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鄧小平放棄階級路線，對人而言是好事，從中共統治西藏的角度，卻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據，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復活了的傳統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為一體的“民族”。

隨着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當年在“平叛”、“民主改革”、鬥爭領主、砸寺廟過程中事事沖在前面的藏人“積極分子”對中共已經沒有用處，成為過時人物。他們當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幹部，公社解散使他們失去了原來的職位和地位（包括特權），成為普通農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貧困和年老無靠的狀況。在經濟相對活躍的中國內地，公社解散後的生產隊幹部雖然也得自謀出路，但他們憑着過去積累的社會關係，不少人發財致富照樣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頭地的地位。西藏的生產隊幹部卻和當地老百姓一樣，被自然經濟所封閉，以往的資歷沒留下任何優勢。根據西藏中共黨委組織部的調查，當年的“積極分子”現在大多淪為最貧困階層。除此之外，他們在藏民族重新一體化的今天，還承擔着被同族人視為叛徒的重負。他們遭到中共遺忘和冷落，不但不會得到同情，反而成為鄉親們的笑柄。他們淒涼的下場成為對藏人的告誡──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場。

鄧小平推行農村經濟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為私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把原本屬於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幹”形式分給農牧民，的確可以使農牧生產得到很大提高。但是這付靈丹妙藥也帶來一個共生的結果──貧富分化。1986年到1988年，美國人類學家和藏學家戈德斯坦作為第一個得到中國政府允許進入西藏進行長期研究的西方學者，在西藏西部牧區的帕拉鄉進行了16個月的調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導致的貧富分化狀況。

1981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幾乎同時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39頭。而後來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數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則明顯減少，又出現了貧窮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0到154頭不等……l981年， 88％的家庭每人占有30-49頭牲畜，而到1988年只有37％的家有那麼多。而且，1981年沒有少於30頭牲口的家庭，1988年已有38％的家低於那個數字。1981年，只有12％的家庭有50頭以上的牲畜，1988年已達到25％。1988年，10％的家庭有90頭以上的牲畜。這種經濟分化的結果是， 1988年帕拉16％較富的人擁有33％的牲畜，而較窮的33％的人口只擁有17％的牲畜。1981年，公社劃定的生活標準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縮小了這個地區舊社會巨大的經濟不平等。但是，過去的7年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導致了牲畜逐漸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來的家庭，再次出現了一個幾乎沒有牲畜的家庭階層。

這些“新窮人”靠給富有的牧民幹活維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現在像舊社會一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規律地雇用牧民、擠奶工、以及僕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紡羊毛，梳理山羊絨，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經濟政策尤其使從前較富的階層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財產被沒收或是遭到嚴重歧視的人。現在擁有70頭以上牲畜的6戶人家中，4戶（66％）屬於這個階層。所有的從前的富有階層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穩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現在所有的窮人都出身於舊社會的窮人家庭，雖然這個階層中的一些人也過得很好。過去的公社幹部也淪落為這些人中的分子……相當一部分現在很窮或屬於中低階層。

……福利救濟對於使一些家庭免於徹底敗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1987年，十戶人家（18%）從縣裡得到了救濟。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濟的十家在舊社會都是窮人。

過去的富人重新富起來，而過去的窮人重新窮下去，不管是出於什麼具體的原因，這種現象產生的心理影響，肯定會讓具有強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當年緊跟中共的下層“積極分子”遭拋棄的同時，當年被“打倒”的“剝削階級”上層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為上賓。放棄階級路線，就只能把西藏當作一個民族整體對待。而在這種面對民族而非階級的治理方式中，上層的作用顯然就遠大於下層，原本被打倒的上層就必然重新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

為了重新拉攏西藏上層，中共歸還了原來沒收他們的房產，或是進行贖買或給予賠償。當年的貴族、頭人和活佛被請進人大、政協等機關任職，出席各種儀式慶典，參加社會活動，領取政府發的工資或津貼。例如1959年拉薩事件時擔任西藏“叛軍”司令的拉魯，在中共監獄裡被關押了二十年，鄧小平上台後被釋放。現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妻子是政協常委，兒子也當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長。雖然中共不會把實權交給舊西藏上層人士，讓他們擔任的職務僅屬榮譽性的，但是對於重視榮譽和儀式的藏人，足以從一方被拋棄、一方受禮遇的對比中看到變天的徵兆。

毛澤東宗教的崩潰，使西藏傳統宗教以席捲之勢回復。傳統宗教雖然曾遭到嚴厲禁絕，但是遠沒有被消滅，也不可能被消滅。它的豐富內涵和深厚基礎絕非意識形態可以比擬，一旦解禁，反而會在藏人感情深處呼喚出比以往更強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彈。中共在西藏實行開明政策之始，以為允許並且促進西藏宗教的恢復就會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國家財政撥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毀壞的寺廟。有關材料統計，從1980年到1992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和下屬七個地區，共撥款2.6億元用於修復寺廟。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縣級財政的撥款。在西藏自治區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對下轄藏區的宗教建設亦給了相當數量的財政撥款。為了促進西藏宗教的恢復，西藏當時的中共書記伍精華曾經身着藏裝，參加在拉薩舉行的宗教大法會。那場面通過電視傳播，使傳統宗教的氣勢大增，也使那些企圖守住陣地的中共幹部們陷入沮喪和混亂。

不過，承認禁絕西藏宗教是犯了錯誤，那是不能用錢彌補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於神界輪迴去毀滅舊宗教，他們可以接受，甚至可以為表示對新宗教的效忠而積極參與毀滅舊宗教。但是有一天卻突然告訴他們，新宗教原本並不存在，那只是一個不幸的錯誤，現在需要改正，那些曾經親自去砸過廟、褻瀆過傳統宗教、摧殘過自己生命之核心的藏人，他們感到的被耍弄、以及由此生出的憤恨，難道是可以用錢平息的嗎？

當被中共從監獄放出重新擔任“統戰”工具的十世班禪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賠償時，一個僧人站起來打斷他說：“別指望我們會對此感激不盡。中國人破壞了我們許多東西，賠償算不了什麼。” 在毛澤東時代，說這話的下場可能是被槍斃，那位僧人卻沒有被怎麼樣。然而這種寬容同樣不會被感激，只能被當作是犯錯者的理屈和心虛。藏人是不管共產黨內部那些派別或路線的區別的，他們甚至不考慮共產黨、國民黨或清朝皇帝之間的不同，他們只用一個概念──“中國人”統一地記帳。

中共對此開始醒悟時已經晚了，雖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參加法會的西藏書記，宣布對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強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傳統宗教的恢復也已不可阻擋。中共在1984年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復到兩百座左右的寺廟” 。結果遠遠超出那個數字。到1992年，西藏自治區修復開放的寺廟為1480座，1994年8月的統計的數字為1787座。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況對比，昌都地區文革以前只有56座寺廟，1990年則有寺廟86座、拉康86個、宗教活動點121個、日措37處，共計330處 。整個西藏的僧尼人數也在不斷增加，1994年8月的統計的數字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人），達到西藏總人口2%。藏北索縣西昌鄉1900多人，有180多個和尚和尼姑 ，比例接近10%。這些數字中，還不包括大量未經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廟，吸收僧眾，傳統宗教還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間社會。毛時代的中共政權通過一元化組織系統對所有社會成員進行全能控制，民間社會基本被扼殺。隨着公社解體，推行家庭承包製，中共也就失去了對基層的控制，基層黨政組織普遍衰落 ，給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釋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間。這一點，中國內地的情況也差不多，但是被釋放的自由空間怎麼填充，西藏與中國內地卻大不一樣。

在中國內地，民間社會的根基幾乎已經被中共剷除乾淨，決非短時間可以恢復，甚至很多成分永遠不可再現，因此社會成員獲得的自由往往表現為混亂無序、政令不行、人心渙散、治安惡化……那種失控缺乏組織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壞力量，除了造成混亂，一般不可能形成對政權的威脅。

西藏的民間社會雖然也曾被中共政權全面取代，但由於時間相對短暫──西藏1965年開始試辦公社，1975年全面完成公社化，1980年公社即開始解散──民間社會的基礎遠未消亡，而且那基礎首先是西藏傳統宗教。中共基層組織一渙散，宗教勢力立刻占據其讓出的空間，成為西藏民間社會的整合力量，與中共基層政權分庭抗禮。

今天，中共原本營造的國家至上的氣勢已基本喪失，活佛說話遠比黨政官員說話管用。丁青縣的中共縣委書記對我形容，在他那裡，活佛說話“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林彪在文革期間吹捧毛澤東時說的話。因此他們經常需要請求活佛在對藏民百姓講經時加進政府的意圖──如政府號召消滅破壞草場的老鼠，不殺生的藏民不會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絕。西藏黨政官員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統戰”成果而得意，其實往深看，那實在是中共政權的一種危險。

西藏宗教恢復了對藏人的精神統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時地獲得實際生活中的眾多特權。百姓的供奉使寺廟財力經常可以與有國家財政支持的當地政府匹敵，不少縣鄉政府在財政困難時甚至需要向寺廟借錢。還有些寺廟恢復了達賴時代的宗教特權，如藏北索縣的寺廟明令，禁止在寺廟附近騎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傳統宗教的蓬勃回潮，還有一個因素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凡是當年追隨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復興的傳統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對自己的民族和神靈有過背叛，從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將面臨懲罰。中共強盛時期曾裹挾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時保持忠於傳統宗教的純潔性是非常困難的。當他們發現毛澤東原來只是隨風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廢墟上顯現，他們對過去的背叛不禁恐懼之極。他們所能做的，一是迴避過去那段歷史，或是將責任全盤推給中共和漢人，把自己的行為解釋為被逼無奈；再者就是以對傳統宗教的加倍虔誠和狂熱進行“贖罪”，以平衡內心的恐懼。對過去的罪孽越恐懼，贖罪就往往越積極。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重修寺廟最賣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時砸廟的帶頭者或主要參與者。

西藏的天在變，世界的天也在變。九十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使許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會的精英階層──開始考慮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獨立戰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許那一天已經不那麼遙遠。毛澤東時代，藏人不管心裡對北京的統治怎樣想，幾乎沒有人懷疑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會動搖，想獲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緊跟中共。而現在，“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則有了疑問。即使在中共政權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貴們，也開始考慮對未來重新下注。

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廳長的西藏官員去印度訪問時，曾秘密拜會達賴喇嘛表示忠心。腳踩兩隻船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聰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級幹部安排子女與舊西藏貴族子女聯姻成為拉薩上層社會的風氣。舊貴族通過這種聯姻得到現實好處，新權貴則是為將來一旦達賴復辟而多一把保護傘。

藏人新權貴還往往對自己的子女進行分別培養──一個送到中共專門培養少數民族權貴的“中央民族大學”，一個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辦的學校去“留學”，頗像當年蔣介石把一個兒子（蔣經國）送到共產主義蘇聯、另一個兒子（蔣緯國）送到納粹德國去分別培養。這是一種兩手準備，無論將來風往哪邊吹，都可以左右迂迴，能進能退。西藏中共黨委後來不得不專門發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讀書的幹部限期把子女召回。

腳踏兩隻船並非全部出於投機目的，中共政權中的藏人官員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過去。如果有朝一日真變了天，死心塌地跟隨中共的人一定會被當作“藏奸”清算。他們之所以能當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經為中共效了很多勞，將來可以被清算的帳是很多的。西藏未來的不確定性使他們感到恐懼，不如現在就開始自覺地“將功贖罪”，以獲得達賴一邊的“諒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現自己的民族性，主動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動民族情緒，以種種方式表達其對漢人的憎惡與排斥。

雖然中共的理論沒有變，做主人的姿態沒有變，然而通過現實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經清楚地感覺中共再不如過去那般強大，舊時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種方式返回。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按照這種變化調整行為方式。丁青縣一位在西藏基層呆了二十多年的幹部給我講了一個小變化：文化大革命時期，當年的領主在路上與翻身農奴相遇時，領主遠遠就要側立路旁，一隻袖子搭在肩上，彎腰吐舌——那是舊時代下等人對上等人的禮節──等翻身農奴過去後才敢繼續走自己的路。現在則變了，又變成當年的農奴在路邊彎腰吐舌，給當年的領主讓路，而老爺們的腰杆又像過去一樣挺直了。這種變化發生得非常微妙，並非有人強迫，也未曾有人明說，完全是自覺的。雖然舊時代並沒有真地回來，但是社會氛圍已經變化，農奴們敏感地意識到還是早點縮頭為好，那也是為他們曾經有過的挺胸抬頭表示悔過。

從這個小動作的變化，折射出時代的大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