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歷史再怎麼變化，西藏也不會退回到跟過去一模一樣的狀態。中共進入西藏已將近半個世紀，給西藏社會帶來的影響和變化滲透了各個方面，甚至連神靈鬼怪都受了影響──這可以從馬麗華拍攝“降神”儀式時“靈媒”的一段對話看出：

當有人小聲招呼說，開始了！我們連忙打開電瓶燈，打開攝像機，衝進她家側房……她已不是尼瑪曲珍，是倫布附體了——

巫：（冷笑）哈哈哈哈……想幹什麼！得到好處不知感恩。得不到時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隨心所欲！
尼瑪曲珍之父（神諭解釋者）垂首低聲：我已稟報過，今天他們來拍電視，為向國外進行文化交流，沒有惡意。他們保證過今後不會對我家造成危害的。對不起，請原諒。
……

巫：拍電視的領導是藏族嗎？
（德珍走上前去致歉並解釋）

巫：（明顯地高興，格外和藹）沒關係，沒有嚴重妨礙的話，沒關係！我們是護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給家裡帶來害處，就沒關係。你們這是為政府工作嘛！我們跟漢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團結……

達賴喇嘛對西藏的“降神”與“神諭”之真實性進行過不少論證，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總是聆聽“神諭” 。那麼連“神諭”當中都已混雜進了中共的邏輯和概念，西藏變化之深可見一斑。當然，這種例子並非是嚴肅的論證，可以只視為一種比喻。不可逆轉的方面主要應該在利益結構中去尋找。儘管翻身農奴可以重新給過去的領主讓路敬禮，但是要讓他們把已經屬於自己名下的土地還給領主，重做農奴，無論是以誰的名義──達賴喇嘛、佛、哪怕是來世──他們都是不會同意的。

中共在西藏實行的社會改造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那其中不僅包括藏人的新權貴，也包括為數眾多的底層人民，即使他們並不喜歡中國對西藏的統治，他們也同樣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為未來西藏的主人。

一個名叫次仁卓瑪的女人給我講完她在舊西藏受的苦，然後回答我問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獨立：“舊社會的西藏不就是獨立的嗎？如果西藏再獨立，我們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嗎！”

我在路上見到的吾金次仁認為，現在希望達賴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對歷史毫無了解的年輕人，凡是有過舊西藏生活經歷的農牧民，“沒有一個願意”。

對我講過文革期間砸寺廟的尼瑪次仁，在他後來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腦震盪，後來老婆離婚，再後來又因為家庭糾紛被女婿捅刀，差點喪命，身體也一直也沒有好起來。當年跟他一塊砸寺廟的積極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們都說那是他們領頭砸寺廟的報應。尼瑪次仁說到這時，一反他平時說話的有氣無力，眼睛閃光，表情悲壯──
“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說。“舊社會有那麼多寺廟，我們藏民對寺廟那麼恭敬，難道我們過上了好生活嗎？那時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的有多早！發生個感冒都能讓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們村上邊的古魯貢巴村現在連廢墟都快看不見了，就是解放前發生流感死光的。那時人們拜神求神，為什麼照樣死？神那時候在哪裡呢？”

他的身後，一張毛澤東身穿綠軍裝揮手的繡像掛在牆上。那是一張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牆上已經掛了幾十年。

說到藏人對毛澤東的崇敬，1989年指揮過拉薩戒嚴的一位解放軍將軍講過他頗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薩的示威隊伍向自治區政府進發，他的部隊駐紮在郊區，一時難以趕到，政府機關面臨受衝擊的危險。當他知道遊行隊伍喊的口號中有“打倒毛主席”時，雖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區政府一個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當即用對講機指揮那些化裝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與喊口號者進行辯論，強詞奪理地指責喊口號者是要打倒毛澤東。他利用藏人對毛澤東的崇敬而混淆視聽，以辯論阻滯遊行隊伍前進的速度，使他有時間把軍隊調上去保護政府機關。以毛澤東為由頭，還可以保護便衣警察，否則不管用什麼理由阻滯遊行隊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擊。

我舉這些實例，其中沒有價值判斷。我只是想指出一種客觀事實，在藏民族重新一體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種不可彌補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個同質的概念，已經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對立的藏人。他們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幾個字就可以囊括和說明的。

對達賴及其追隨者重新統治西藏。除了底層的“翻身農奴”有疑慮，最不願意的應該屬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權力的藏人新貴集團。他們中間，對毛澤東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經很少，死心塌地忠於北京當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們最擔心達賴返回。他們畢竟多數是當年的下層階級，如果達賴喇嘛回來，大批過去的貴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後代也會隨之而來，無論從階級關係還是從政治派繫上，他們的地位都不會不受威脅，除了既得利益的喪失，他們還會擔心由於“歷史污點”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須做最終選擇時，出於自身利益，他們很可能寧願在北京與達賴之間選擇“親漢”。

這個集團有多大？可以看這樣幾個數字：1993年，西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中共黨員總數為74347人（基本為藏族）；少數民族幹部總數為42442人（98%為藏族）；縣級以上的藏族幹部為2439人 。雖然這些人當中的中共黨員大部分只是有名無實，幹部中有相當比例的專業技術人員，不能被算進新貴集團，但哪怕只有一二萬人鐵了心地拒絕達賴喇嘛，憑他們在西藏廣泛掌握的權力和資源，還有大批擔心舊西藏復辟的“翻身農奴”充當他們的群眾基層，形成的力量也是無論如何不能小看的。

其實，達賴喇嘛不但不會在西藏復辟舊制度，還將在西藏實行遠比現在的共產極權制度更有利於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對於西藏普通百姓，讓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難的。一個以宗教為本的社會，其內在精神如何與民主的理念相協調，也的確存在邏輯上的障礙，不容易讓直線思維的普通百姓想得通。與百姓親身利益關係最為緊密的是社會經濟制度，但是恰恰在這方面，達賴喇嘛的主張是什麼，是否能保障底層人民的利益，多數西藏百姓對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們也就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舊西藏模式，並認為那既是達賴喇嘛帶走的，當然也將是他帶回的。他當初之所以和共產黨開戰而且逃走，不就是因為他不願意改變那些制度嗎？

達賴方面如何解決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國海外民運雜誌《北京之春》的記者亞衣就這個問題與《西藏通訊》的主編達瓦才仁有過對話：

亞：如果從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算起，近四十年來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藏族同胞在共產黨官僚體制內擔任了各種級別的職務，這些人由於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會採取與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態度?

達：現在在西藏擔任各級幹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學歷者支持西藏獨立。因為西藏如果獨立，並不意味着他們權力的消失。他們相信，到那個時侯，不過是在另一個旗幟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歷來強調，未來的西藏管理應該是現在的官員來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員不會回去與現有的官員爭權，流亡政府也沒有什麼官員，全部公務員總共才四百名，將來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勢力。所以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一再強調，不管願意不願意，未來西藏只能是現在的幹部主導。對於流亡政府的這個政策，裡面的幹部也明白。

亞：這是您的一種經驗判斷，還是有統計根據的說法?

達：是經驗判斷，同時也有現實的調查。我在國內有許多朋友，有擔任鄉長、村長還有其他什麼長的各部門官員，他們對此並不抱有懷疑。

對達瓦才仁說的西藏官員“不抱有懷疑”，我倒是懷疑的。我在阿里獅泉河鎮的甜茶館碰到幾個二十出頭藏人，他們是剛從學校分配來的政府工作人員，對我問達賴回來後他們會怎麼樣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是得讓位給“寺廟的人”。何況那些在共產黨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員，他們對這類“統戰”手段早已瞭如指掌，對說一套做一套的背信棄義更是屢見不鮮，他們不會輕信任何許諾。何況他們又怎麼能相信？共產黨的天下還沒垮，當年的“積極分子”就已處處遭人側目，將來即使達賴喇嘛不主張清算，別人又是否聽呢？何況還有那麼多藏人官員本身就是共產黨的黨務官員，難道西藏沒有共產黨了，達賴政府還會給他們專門安排別的職務嗎？

我有一個在拉薩公安部門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經對他說：“即使你們漢人全撤了，我們也不會讓那些國外的人回來。我們會和他們血戰到底！”他說的“國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

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乾淨的了。

西方和達賴方面談到中共鎮壓拉薩示威時，總是籠統地說中國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開槍，讓不明白情況的人聽了，就以為那是漢人對藏人的屠殺。其實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當比例，在鎮壓過程中藏族警察開槍的勇氣和決心比他們的漢族同事要大得多，因為他們沒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隊的藏族參謀長表示對他不存在民族鎮壓的問題，所以每次開槍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還親自帶頭開槍。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槍放在衣袋裡對示威者開槍，是那時在拉薩廣為人知的常見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幾個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圍坐一起打牌，一夥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獅子旗喊口號遊行。一個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沒想，另一手掏槍就開，當場打死一個喇嘛。這違反了只有制止無效並受到暴力攻擊時才允許開槍的原則，當局要給予處分，那個藏族警察還表示委屈，辯解他是為了“平暴”。

藏人再也不會回到以往那種一體的狀態，他們分裂為不可彌合的不同集團。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還不在於以人群劃分的分裂，更多並且更難解決的是在他們每人自身內部的分裂──他們既信奉達賴，又尊敬毛澤東；他們膜拜傳統的神明，卻不想要傳統的社會；他們重新像過去那樣畏懼來世，卻已經無法不貪戀今生；他們需要從控制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權獲得世俗好處，又必須從主宰他們精神世界的達賴那裡獲得人生指點，兩邊相反，他們卻對兩邊都不敢反抗；他們無所適從，腦所想的和心所願的可能相反，所作所為可能正是毀壞自己；他們因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對過去，展望未來又必須回首當年；他們往往被撕扯得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和到底要什麼……

這種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