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中共解決無人進藏的問題，靠得是“精神原子彈”，那既有效、成本又低廉。而隨中共宗教破產，“精神原子彈”消失，個人利益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主體，自我成為人生核心，那種被譽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鬥”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沒有存身之地。

這時，歷史上一直難以解決的“無人進藏”，重新成為中國治藏所面對的問題。
暫且先不說今天是否有人進藏，就是那些已經在過去進了藏並且工作多年的漢人，現在也幾乎人人思走。“哀莫大於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進藏大學生在離開西藏時，回憶了身邊兩件事，從文章的題目──“枯海滄桑向誰訴”，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認識了本單位一個工人劉建國，他二十多歲，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實本分，家人都在內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張雷聊天，劉建國很少插話，大多是聽，有時給我倒杯水，土屋雖破，卻被小伙子的朝氣所輝映，是我唯一串的門戶。那天下午，沉悶的爆炸聲從劉建國住的小屋裡傳來，人們跑去一看，屋頂被炸飛，四壁被他的血肉塗得斑斑點點，屋梁掛着肚腸，頭顱飛落於隔壁屋頂，只有他的兩條完整的腿，在廢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

張雷驚呆了在水池邊，幾分鐘前，劉建國鎮靜地對他說：“張雷，沒水了，你去提一桶。”張雷提着水桶剛到水池邊，就聽到沉悶的轟響，劉建國怕傷及無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藥引爆的。遠在內地的親人沒有來——幸虧沒來，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趕來看到如此慘景將何以堪──一個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殘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門，不知去向。

沒有任何人在任何場合向職工說明：劉建國死了，為什麼會死？那年冬天單位分配牛羊肉的時候，大家買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們說：那太像劉建國留下的……

另一個冬天，就在我住的單身宿舍樓樓下，蘭州大學畢業的援藏大學生郭賓被鎖在小屋，惡罵了兩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條麻繩捆送回內地。

沒有任何人在任何場合向職工說明：郭賓瘋了，為什麼會瘋？……

對那一死一瘋兩個人，沒有人出來說明情況，也許正是因為找不到可以解釋的原因。那個年代被認為是原因的，必須是直接有關的什麼事情──失戀、反錯誤等等。放在今天，人們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問題，跟事沒關。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的心理問題，都是與西藏有關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遠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樣，漢人在西藏堅持下去，也離不開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須能夠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到這完全不同的世界來生存，給他們在艱苦和孤寂中堅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氣，還有人生意義的滿足。一旦沒有了那種可以做為生活意義與價值支點的精神，進藏漢人的心理就會變得相當脆弱，發生心理問題的可能也就會大大增高。

在駐守西藏邊防的中共軍隊中，軍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當高。這中間有一個鮮明的對比，今日西藏駐軍的各方麵條件，比毛澤東時代已有極大改善，無論生活條件、工資待遇，還是文化生活（基本都能看到電視）、休假時間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駐藏老軍人告訴我，六十年代他在邊防連隊當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窩棚，沒有電，更別說電視，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燈下學“毛選”。唯一的娛樂是半年來一次電影放映隊。他最長一次連續看了十四個小時電影，每部片子至少看兩遍。然而在那比現在艱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卻很少有人得精神病。為什麼？原因就在那時的人有信仰支持。儘管那種信仰帶有相當多的荒謬成分，但是並不妨礙它對精神的平衡功能。在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價值是一樣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進藏漢人也不會苦悶和失衡到這種程度。但是問題談到這，就變成了人種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對高原環境的天然不適，使進藏漢人普遍認為孩子不能生養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長大的漢人孩子是否真會受到肌體損害，此種觀念的流行的確導致了大部分進藏漢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國內地，自己一個人進藏工作。

前面提到過的孫小梅後來自願要求進藏工作。在進藏路上與她同房間的一個女人有一段難忘經歷。那女人曾經實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帶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為無論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沒想到孩子的高山反應特別強烈，在西藏沒呆幾天她就只好帶着孩子往回返。趕到機場等飛機的時候，孩子已經一口氣不如一口氣，最後完全沒有了氣息。周圍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勸她趕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時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鬆手。登機時也沒人敢攔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飛機。沒想到飛機關門以後，空氣環境立刻調節到低地狀態，氧氣增加，氣壓增高，孩子又開始有了氣息，很快就活了過來。那時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飛機上的眾人紛紛陪她掉淚。

可想而知，類似這樣的經歷會對女人心理造成怎樣的傷害。即使沒遇到這種極端情況，女人們對獨守空房、一個人操持家庭也是難以長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這個務實的時代，進藏漢人的家庭問題多、離婚率高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軍官寫的小冊子裡見過一封實錄信件，是一個下級軍官的妻子寫給軍隊上級的。那位妻子不但要與丈夫離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歲四個月的孩子帶回部隊。部隊上級為此寫信給那位妻子進行勸說。妻子回信如下：

部隊領導：
或許你們已經知道我和萬明的關係吧！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要我來隊把孩子帶回去，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單身一人，路途遙遠，再說需要那麼多錢，我能去嗎？
現在你們出面叫我單位領導做工作，有什麼工作可做，誰理解你們前方軍人，又有誰能理解我呢？現在金錢第一，金錢萬能，難道你們不知道？不會吧！
領導，說實話，我和萬明的感情還沒完全破裂，還沒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請你們設身處地為我想一想，我單身一人在這裡，又要工作，又要帶孩子，還要應付與這個家庭有關的各種事情，不怕你們笑話，上廁所都要把孩子帶上，這些你們感受過嗎？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與他離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麼辦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擔我擔不起，為什麼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還不夠嗎？我又得到了什麼？
婚前，我把未來的生活想象得像電影、電視、小說裡面一樣美好、浪漫，誰知，婚後的實際生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還不是因為嫁給了一個當兵的。
領導，如果你們真正關心我，關心這個家，就讓他轉業吧！或者調來離我近一點也行，如果你們什麼也不答應，那麼請把離婚證給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還年輕，未來的路還很長。
最後，請你們轉告萬明，把孩子給我帶好！

此致
敬禮
汪麗蓉
1989．2．15

過四川與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橋，西藏境內的第一個縣城──芒康，座落在一個三*路口。一條路進西藏，一條路下雲南。1994年我開車進藏，在那個路口碰上一個解放軍軍官攔車，他向我打聽有沒有見到一個士兵。雖然他沒說，看他的神態，我已經猜到了八九，那個兵開了小差。軍官指揮他的士兵分頭向雲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繼續往西藏境內開了幾公里，在無人也無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遠遠看見一個孤獨的身影。像那軍官形容的一樣，沒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頭在中午垂直的太陽下發亮。是那個兵。他低着頭，步履沉重，臉上的表情只能用一個苦字形容──苦成一團，讓人看了心疼。我停車在他身旁，那是個農村孩子，問他每一句話都老老實實回答。我勸他趕快回去，向軍官解釋他不是開小差──因為他是向西藏深處走而不是向外走（儘管也許是他走錯了方向）。最後我學着軍隊的口令讓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軍隊操典的姿勢往芒康方向跑去了。

當晚我住在一個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長身材魁梧，氣勢豪爽，是個典型的軍人，但是聽我講了逃兵的事，眼裡卻泛出淚水，使勁抑制才沒流出。隨後他感嘆那個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開小差，都會受到軍紀處分，以後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機會。不過我明白那顯然不是使兵站站長眼含淚水的理由，打動他的是所有進藏漢人內心深處的孤苦與鄉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撐，漢人在西藏勢必要永遠地受到這種折磨。

毛澤東時代，與意識形態激勵機制相輔相成的，還有中共無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時中國人從生到死幾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違抗黨的意志將受到極大的懲罰，離開黨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時無論派幹部到西藏任職，命令駐守西藏的軍人就地轉業，還是分配畢業學生進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裡不願意，也很少有人敢於違抗。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給了中國人一定的自由空間，黨的懲罰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無所不及了，強迫人進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縣1993年分配了一個大學畢業生，那個大學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縣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個來回，只扔下一句“這哪是人呆的地方”，從此一去再不見蹤影。他的“人事關係”和“檔案”──二者皆為“鐵飯碗”的象徵──現在仍然放在丁青縣委組織部的柜子裡。丁青縣委書記辛高鎖跟我說起這事時，表情中只有無可奈何，或者還有一分理解。就連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幹部，現在也有不告而辭離開西藏的。現在的中國在“鐵飯碗”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活路——打工、經商、做實業，可能比“鐵飯碗”還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斷向上級要求調回內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慶，他已經多少年沒有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還不能像別人一樣一走了之，是因為他已經當到了縣委書記，一方面有責任所迫，另一方面則是只有通過“組織調動”的渠道，他回內地才能“分配”到相應級別的職位，否則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於白幹了。

辛高鎖1976年自願報名進藏。那時他大學剛畢業，與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國內地各大學和中專的畢業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自願進藏。現在西藏不少地廳處縣一級的幹部，都由這些人擔任。他們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況，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幹力量。但是他們當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滅，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設法地活動調回內地，有些人不惜採取“泡病號”、“撂挑子”的方式。因為他們大都面臨與辛高鎖同樣的“分配”問題，不能說走就走，西藏中共組織系統目前還有辦法阻撓他們調離，但是他們多數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內地。

八十年代初，還有總數大約四千人的中國內地大學生主動申請進藏工作。他們是在文革之後上的大學，比辛高鎖那批文化革命期間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受到更好的正規教育。當時西藏漢人正在大批外調，他們的逆潮而動並非如以往那樣出於“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後人文主義在中國的復興，使他們盼望到西藏尋找心往的浪漫，是出於個人主義的追求。加上那時北京為了鼓勵他們進藏，允諾進藏八年之後，他們就可以返回內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種浪漫追求僅僅是中國大陸之理想主義的最後一抹迴光返照而已。1983和1984兩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這種大學生自願進藏。到1985年，陡降為9人，以後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個沒有 。那批大學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滅，不少人後悔當初的進藏。在熬滿八年後，他們以聯名上書的方式，向中共最高當局要求兌現當初許下的諾言──讓他們回內地。

從自願報名進藏到以集體鬧事的方式要求離開，這種變化反映了漢人在西藏全面潰退的大勢。現在，這些人已經幾乎全部離開了西藏。

對西藏來講，1980年是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的轉折點。進藏漢人的數量，在1980年達到最高峰，隨後便逐年減少（以下數字不包括駐藏軍隊） ：

年份 西藏漢人數量
1980 122400
1982 91720
1984 76323
1985 70932
1990 67407
1991 65101
1992 66318
1993 64890

有些到過拉薩的人可能會對我說的無人進藏不以為然。他們在拉薩街頭看到熙熙攘攘的漢人，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掙錢的漢人越來越多，怎麼能說無人進藏？

的確，現在去西藏的漢人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甚至超過毛澤東時代。那麼為什麼我說毛澤東時代解決了無人進藏，現在反倒是無人進藏呢？區別就在於我所說的進藏，不是臨時進藏，而是進藏紮根，不是那些來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為西藏本地的漢人。

區分上述兩種進藏，在中國的現實體制中，有一個判斷標準是戶口。自古以來，中國一直由官方將本地居民登記在冊，作為他們合法身份的依據。中共執政以後，為了對人民實行控制，戶口的作用被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個人屬於哪裡，上學、工作、住房、婚喪嫁娶、生育後代，甚至是吃飯穿衣（糧票布票）全取決戶口。中國的戶口制度一個基本特點是戶口遷移受嚴格限制，經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動。這一點在鄧小平時代雖然有所減弱，但戶口仍然是每個人安身立命的基點之一。人們對戶口具有強烈的隸屬感，所以只有那些戶口在西藏的的漢人，才能被視為西藏本地的漢人，命運才真正和西藏聯繫在一起。其他那些進藏漢人，“根”在其戶口所在地，他們進藏只是臨時的。

以上的西藏漢人數字，只包括戶口在西藏的漢人。他們的戶口絕大部分都是毛澤東時代保留下來的。八十年代以來，再想讓漢人帶戶口進西藏越來越困難，西藏漢人則想方設法把戶口遷出西藏，所以西藏漢人的戶口數量幾乎一直呈現不斷減少的趨勢。

戶口在西藏的漢人，有相當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從軍隊轉業、或從內地被派進西藏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現在，這茬被稱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齡。根據規定，一旦退休，他們的戶口就將遷回內地。現在，他們大多已別無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齡，得到按規定應該得到的待遇，回內地養老。他們的戶口必遷離西藏無疑，而且近幾年會越來越多。他們是對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響力的漢人，隨着他們的離去，北京將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賴的人員；

他們回內地，他們已經成年的子女，戶口卻不能隨他們一塊遷離。這是當局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漢人居民數量而採取的強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戶口未見得留得下人。由於年輕，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對子女一代不像對他們父輩那樣是致命約束。其中不少人已經自行離開西藏到內地開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沒有戶口。所以上述人數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戶口數，已無其人的了。

目前戶口在西藏的漢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澤東時代把漢人送進西藏的途徑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戶口的的漢人目前僅占西藏總人口的2.8%。從1996年開始，又將有5000名漢人幹部職工因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調回內地。如此只出不進，戶口在西藏的漢人數量只能越來越少。

還有另一種無人進藏的表現──戶口在西藏的漢人，即使暫時無法離開西藏，也紛紛脫離基層，向幾個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薩集中。我只能找到1990年的數字，也足以說明問題。如果有現在的數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漢族人口的地區分布
地區 人口 占漢人比例(%)
拉 薩 44939 55.3
昌 都 7019 8.6
山 南 5725 7.1
日喀則 4920 6.1
那 曲 2961 3.6
阿 里 1435 1.8
林 芝 14218 17.5
合 計 81217 100.0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僅拉薩一個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漢族人口的一半兒多。在西藏的漢人基本是城鎮人口。1990年拉薩市鎮人口數為137661人 ，也就是說漢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漢人的流動人口和駐紮拉薩的軍隊，外人在拉薩街頭得到漢人為主的印象是一點不奇怪的。

不過通過這組數據，同時也可以看出，在拉薩以外的偌大西藏，漢人少到了什麼程度，只有三萬多人（含暫住）。

我們再來看臨時進藏的漢人。中共以前因為交通不便，全靠車馬，進藏一趟需時數月，不管是做生意還是旅遊，因為付出的代價太大，都成了得不償失的事情，所以不會有多少人產生臨時進藏的雅興。毛澤東時代雖然有了公路和汽車，以那時的汽車和公路條件，進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時既無旅遊之風，也不允許做生意，一般只有帶着國家“任務”的人才會、也才可能進藏。今天的噴氣飛機把進藏時間縮短為兩三個小時，青藏公路鋪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為阻礙，隨時可進可出，這才前所未有地出現了大批臨時進藏者。由於有了人數越來越多的臨時進藏者，今天的無人進藏與歷史上的無人進藏有所不同。

臨時進藏者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被謀生和賺錢的目標吸引進藏的。他們在拉薩街頭補鞋、裁衣、修鐘錶，在公路沿線開飯館，包工程、挖金子、倒賣草藥、盜獵野生動物（我甚至見到過從內地到拉薩要飯的漢人），這些人都是漢人中的普通老百姓；還有一類是出於旅遊和獵奇動機進藏的。他們主要是漢人中的上層人士——記者、作家、畫家、攝影愛好者、大學生……其中還有相當多的官員。官員雖然都有“公事”名義，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遊，而且是在“公事”名義下的公費旅遊。這樣的進藏者再多，也不能改變無人進藏的局面。他們與西藏社會和西藏人的生活無關。前者與中國內地的幾千萬“流動人口”性質一樣；後者則和那些從外國來的遊客沒有多少區別。這兩類人與西藏的關係都是用得着的時候用，用不着的時候一走了之。這樣的人再多，對中國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這種臨時進藏者的數量究竟有多少？連西藏當地政府也難掌握準確數字。西藏自治區政法委員會（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機構）的王先生估算，1996年的夏秋，拉薩的流動人口約為十萬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漢人（還有一些回民），其餘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他幾個城鎮這種流動人口比拉薩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獅泉河鎮，1996年夏天的流動人口約為五千人。按照這種規模估計，每年夏季高峰時，臨時進入西藏自治區的的漢人大約保持在十幾萬到二十萬的規模。比起中國內地幾千萬四處流動的勞動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視為對“無人進藏”的證明。

如果你選擇冬天進西藏，就會得到另外一種印象。那時漢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鳥一樣回到中國內地。看到西藏漢人多的的人，都是在旅遊季節到西藏，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漢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節，進藏觀光或掙錢的漢人也局限在少數城市、幾條主要公路線和一些知名的觀光景點。那些點和線不過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離開那些點線，經常連續多少天，連走幾百里也見不到一個漢人。

我這種看法，和當今國際流行的觀點不一樣。在這方面，國際輿論跟着達賴喇嘛走。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的演講中，指責中國把750萬中國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為少數民族。這個數字在國際上廣為流傳，反覆引用。
當然，達賴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與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區的“大西藏”。但是達賴喇嘛在演講中也特別談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中國政府的資料證實目前中國人的數量超過了西藏人……在中國人稱為西藏自治區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國人自己承認一百九十萬的西藏人已經成為該地區的少數民族了。這些有關中國人的數字還不包括部隊，他們大約有三十萬到五十萬人，其中二十五萬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

也就是說，在達賴喇嘛演講的1987年，不包括軍隊，西藏自治區的漢人至少超過190萬。如果真是這樣，我在這裡討論“無人進藏”豈不就成了開玩笑。
因為達賴喇嘛沒有公布他所稱的“中國政府的資料”和“中國人自己承認”的來源在哪，所以無法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不過我所看到的中國政府關於人口方面最權威的資料──中國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和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聯合編寫的《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一書，1987年西藏漢人的數量為78800人 ，僅為達賴喇嘛所說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資料公布的數字，即使在大西藏的範圍──西藏自治區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兩個藏族自治縣和一個藏族自治鄉──漢人總數也僅為152.1萬（占總人口的26.9%） ，也只有達賴喇嘛所說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這個範圍，漢人總數也在減少（1982年為154.1萬） ，表現出與西藏同樣的無人進藏的趨勢。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的數字是虛假的。的確，中共製造過大量虛假數字，不過也應當看到另一面，中共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政黨，還是一個國家當局。在數字化管理越來越成為治理現代國家的關鍵因素時，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數字都做成給別人看的假數字。除此而外，我還有親身在西藏的所見。雖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統計，但以我在西藏接觸的範圍和深入程度，應該已經達到比較充分的隨機化。在這種隨機化基礎上產生的感覺，我判斷中共方面的數字更接近實際。

達賴喇嘛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數字，除了他的情報系統有放大，以及為了加強政治宣傳的效果，我想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即達賴喇嘛的大西藏版圖比中共認定的藏區更大，進入了漢人稠密區，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不過，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決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達賴喇嘛說的那麼多漢人弄進西藏，它會最高興。那樣西藏對中國就不再成為問題，也就永遠不會再有西藏獨立的可能。達賴喇嘛的鬥爭還有什麼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實情況卻是無人進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達過這樣一種觀點──東方體系向西方體系的轉換，需要承認既成事實。看上去那似乎是對西藏的不公平，然而問題在於“事實”並沒有達到“既成”。中國曾經解決了無人進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確是事實；現在中國又重新面臨無人進藏的問題，也是事實；如果將來，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漢人統統趕出西藏，那不也是一個既成事實嗎？

而且，那將是一個“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