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豆子
小豆子
　　
　　 我一直主張稱朋友同事同學直稱名字,不要叫外號或隨意起名,時間長了要不叫習慣了倒把人家真名給忘了,現在即使有最先進的搜索工具,記不住真名也很難找到。安大有個同學叫小江西，恐怕他的真實姓名沒有多少人能記得了。小豆子也是一樣，要不是我當年留個心眼，問了一下他的名和姓，他告我叫竇小賓，可能越熟越不好意思問了。
　　
　　 一九七八年我父母親雖然人到西安，但他們仍希望我們五個子女繼續生活在北京，互相就近有個照應。我是長子，在母親的眼中顯得無比重要，是她的精神支柱。事實上也是這樣，後來我用下海後掙的第一筆錢為父母在北京大興黃村買了個兩居室，我們家終於在北京團圓了；再後來我抓住機會走出幾步妙棋讓空軍解決了父親在北京的住房；再再後來我用那個兩居室倒騰下地安門帽兒胡同一處臨街房產，與婉容為鄰了。母親希望我在北京找個女朋友，將來把家安在北京，我說我們家在北京連個像樣的房子也沒有，那六平米的房子哪個大戶人家的閨女見了都會搖頭的，母親堅持說找找看，總比呆在家裡強。在大學第三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就這樣我認識了小豆子。
　　
　　 我認識小豆子的時候，他已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地安門派出所的一位不知名的片警。之前他參加過上海空四軍林立果組織的別動隊，也許為此事他復員回了北京。那時北京地安門大街西街歸西城區，東街歸東城區，小豆子的活動範圍多在西街。小豆子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活動能力極強，上世紀七十年代就諳熟托關係走後門。他看準了胡同里的一個垃圾站說通了房管局給他蓋了一棟小房，我一回京他就招呼我到他那住，不但住而且包吃包喝，從這點來看他很有投資眼光。我在他那住着有點樂不思蜀，他常提醒我今後發達了可別忘了他。他見我想找個大戶人家結親，他說行，你條件不錯，不過多是年齡大長得醜，這你可得忍着。
　　
　　 地安門一帶住着數不清的將軍部長達官貴人，鄧小平也在附近住着。那時這些將軍部長們大多閒居在家，小豆子就以給他們的子女辦回京戶口為名，成了這些大戶人家的座上賓。多在晚上等小豆子執勤回來後，我倆騎着自行車他帶我一家家串。記得我們去過上將陳士渠家，一位公安部付部長家，還有不少叫不上名字的，我們常常是一推門就進，老爺子們親自敬煙敬茶。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倆闖進一家獨門獨院，看見正屋裡一大群子女正圍着老爺子看電視，那時彩電還不普及，可能子女家還沒有。十點半電視節目結束後，子女們前後腳散去，剩下老爺子，小豆子圍着他神侃，我在旁邊看得出老爺子對小豆子並不感興趣，只是無奈而已。
　　
　　 串得多了聽得多了慢慢我發現，由於中國長期重男輕女，久而久之在當時的幹部子女群中就出現了女多於男的局面。這些大戶人家的千斤小姐或因文革或因相貌又常常高不成低不就，時間久了婚姻就成了大問題。小豆子對這些人家的女兒瞭如指掌，他同我吹過，鄧小平還未復出的時候，他曾為鄧的小女兒毛毛張羅過對象。小豆子雖一米八的大個，這些大戶人家的女兒看他油頭滑腦能說會侃又是個片警沒有一個對他感興趣的，不少人倒對我感覺不錯，同時我也慢慢抿出自身的價值。一天陳士渠的小兒媳婦藉口讓我教她英語支走了小豆子，同我聊了起來，她說她有個朋友條件很不錯，是電視台長的女兒，就是個子高點歲數大點。我說有沒有個子小點的，我在江南水鄉呆慣了，我還沒好意思說找個歲數小點的。兒媳婦說你還挑三撿四干幹什麼，又是個外地的，明天領過來見面，你們自己約約看，先聊着。
　　
　　 說白了我對那門親實在不感興趣，感興趣兒的是讓小豆子帶我下飯館，每次去小豆子總是不給錢或少給錢。我們最愛去的是馬凱，合義齋，有時侯也去去烤肉季，如今這些老字號可能還在。那年頭下飯館對普通市民還是件稀罕事兒，有時侯小豆子挺會來事兒點一個小盤，裡面的廚師一看是小豆子點的，馬上給換一個大盤。有一次在合義齋，我們和另外一個顧客同點一個魚香肉絲，端出來一大一小，而且還上在同一個桌子上，那個顧客挺愣，隨口甩出一句：什麼國營餐館。去副食店買肉也是一樣，稱一斤瘦肉，小豆子才給人家兩毛錢。好在那時都是國營的，虧錢虧不到自己身上。小豆子常對我說別看他這四十塊錢工資，待遇高過局長。
　　
　　 沒多久與小豆子越混越熟，有時坐在地安門派出所等小豆子下班。一天軍民聯防抓了一個身帶手雷的嫌疑人送到派出所來，我催小豆子快下班我們好去飯館吃飯，小豆子簡單審了審就把那人給放了。那個嫌疑人不久又被聯防抓住送到派出所來，這次所領導可抓住小豆子的把柄了。你想想，這十幾天我們一家家飯館進，一家家四合院串，樹大准招風，當年鬼子還沒這樣，不折才怪呢。
　　
　　 第二天下午我正一個人坐在小豆子家裡，突然進來了兩個警察，看樣子是奔我而來。先問我有沒有暫住證，我說沒有，原來家在北京，現在西安。你跟戶主什麼關係？一個警察問，我回答是親戚，我稱他媽大姨。他媽叫什麼名？另一個警察又問，我實在答不上來。是親戚還不知道叫什麼名！你是幹什麼的？我一看不好趕快亮出我的王牌，我說我是空軍軍官，現在安大讀書，快畢業了，回北京找工作。這下氣氛緩和下來了，要不然稍微叫點兒勁，非給我帶到派出所去不可。接着兩個警察四處看了看，沒說什麼就走了。
　　
　　 我一下慌了神，北京是不能呆了，也顧不上台長的女兒了，決定馬上去火車站離開北京。我一算日子，正好小豆子的哥哥當天當班，他是北京至廣州特快軟席車廂乘務員。我買了張站台票進站後找到了他說趕快把我送上北京去合肥的快車，他二話不說帶我去找了車長，一切都很順利。
　　 到校一個月後我曾收到小豆子的一封來信：潘涌：你不辭而別，害得我連個證人也沒有，我這回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現正召開人大，端正警風，分局決定對我加重處罰，給我記大過處分，調出幹警隊伍，現在分局食堂幫助工作。•••。
　　
　　 轉眼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同父親聊天，父親說當年我們困難的時候，小豆子對我們幫助很大，不能忘了他。我到西城分局四處打聽，終於在張漢成那找到了小豆子，他還在分局食堂干，我說趕快把他約來，在我妹妹開的大學生酒家請他吃飯。
　　
　　 小豆子一見我第一句話就說：潘涌，當年要不是你，我現在早當局長了。我說：瞧你那出息勁兒，我還以為你早辭職下海蹬車賣菜，現在早發大方了。他還是老樣子，不停地胡掄亂侃，對人生一點兒也沒有抱怨。
　　
　　 實際上那年我無意中為小豆子創造了一次人生難得的創業機會，但小豆子沒有看到，這個機會倒是被潘雅看到了。潘雅在當選東城區人民代表後接受《東方時空》節目主持人採訪時說，早期國家鼓勵辦個體企業，實際上是想卸包袱，讓那些單位不喜歡的人，勞改釋放犯，社會渣子自謀出路，國家不管了，我認為是個難得的機遇，就毫不猶豫參與了。過來人都知道當年最受社會鄙視的莫過於幹個體的了。
　　
　　
　　 01/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