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下）

作者：Joseph B… 文章來源：批判與再造 點擊數：2456 更新時間：2007-4-15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 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下）

Joseph Ball★ 着 張星戈 譯

鄧小平反毛澤東遺產的運動

1960年代有一些人支持「大量死亡人數」的說法，但正如格林的《無知的帷幕》所指出的，反共人士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早期，幾乎每年都聲稱中國有大饑荒。而關於「大躍進」造成大量死亡的說法要到1980年代中國新領導階層支持這種看法時，才真被當成一回事，也因此才讓貝克爾及張戎之流的說法在西方獲得採信。

1979年中國領導階層開始抨擊「大躍進」，鄧發動批判“極左思想”的意識形態運動，指使官方報紙抨擊毛的支持者（注24）。正如邁斯納（M.Meissner）在對鄧小平時代的研究中所說，「大批學者與理論家被布置任務，闡述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急性病的社會及意識形態根源。」（注25）

之所以要這樣貶損「大躍進」，與後毛時代的權力鬥爭及反對重回1949年至1976年間的社會主義政策息息相關。1976年毛死後，華國鋒掌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譯按：即所謂“兩個凡是”）的方針。1978年鄧小平罷黜華國鋒奪取領導權，極需為此作政治辯解。鄧給毛的正式評價是「七分正確，三分錯誤」，但這不過是他有別於幾位前任領導人，對歷史及意識形態採取實用方法的一種方式。（鄧實行市場導向政策，表示他其實相信毛大概八分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極盡所能地宣傳「大躍進」是極左政策造成的災難。葉劍英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談到「大躍進」時期由左傾錯誤所造成的一些災禍（注26）。1981年中國共產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學術界也加入抨擊行列，1981年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劉真選擇性地提出1954至1978年死亡率的數字，這些數字發表在公開的學術集會裡，引起西方很大的注意。他公布的1958至1961年的數字表示，這段期間多死了一千六百五十萬人（注27）。同時，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孫冶方公開提醒大家注意這些數字說，「大躍進」犯的錯誤「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注28）。

鄧不單搞黨內鬥爭，他還要藉推行資本主義或他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全面倒轉所有毛的正面成就。抨擊「大躍進」有助於為扭轉毛的“左”傾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辯解。鄧在1980年代初期就解散了農業公社，這些農業公社在「大躍進」後就已經開始提供免費醫療及教育等福利措施，而公社解體就意味結束這些福利。Warren Wilson 學院助理教授韓東平在其關於「大躍進」的文章中，引述載於紐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的一篇「幽默」報導說，河南省一位農夫付不起醫藥費治療他染疾的睪丸，痛得引刀自宮，差點丟了性命（注29）。這類事件就是鄧的農村「改革」的真正後遺效應。

常有人說，鄧的農業改革改善了農民的福利。公社解散後的確帶來五年的農業加速增產，但是接下來卻是好幾年人均糧食產量的下降（注30）。儘管糧食產量下降，西方評論者往往還是稱解散公社在經濟上是完全成功的。

事實上，解散農民公社是使農民生活陷入真正困境的肇因。鄧借着鼓勵中國統治階級把「大躍進」說成害千百萬人喪生的大災難，得以發展一條使他在農村的倒退政策看起來合理的政治路線。

鄧小平將饑民死亡歸咎於毛澤東

鄧要讓自己的路線取得優勢，不僅須證明1959至1961年間有大量人死亡，而且要證明這些死亡主要是錯誤政策造成的。「大躍進」後，中國政府官方對饑荒定的調子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這個調子被鄧小平政權倒轉了過來，1980年代他們宣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是假如真是毛的措施導致數百萬農民死亡，農民肯定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然而證據卻是他們並未把「大躍進」期間所發生的大部分問題歸咎於毛。

毛死後好久，韓東平教授走訪了山東及河南這兩個在1959至1961年間受災最嚴重的省份，他發覺受訪的大部分農民，都寧取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解釋，而不是鄧派的說法，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在大躍進期間所受的苦難主要該怪罪毛（注31）。這並不表示沒有發生可悲的錯誤。韓東平論及在農村公社推行的公共食堂。一開始這是很受農民歡迎的政策，事實上，1958年許多農民都說這輩子從沒吃這麼好過。問題是這種新的表面豐足造成對收割與消費糧食掉以輕心，人民似乎開始認定政府能保障糧食的供應，而他們自己則可以不必再為確保糧食來源操心。

以1950年代晚期中國的貧窮狀況，這項錯誤註定要導致嚴重的問題，而共產黨領導階層本應該採取更迅速的步驟糾正這項錯誤。三年惡劣的自然災害令情況更糟。受災最深地區的個別公社成員想在作物收成之前（譯按：指偷割青苗和未熟的莊稼），先據為己有，就破壞了公社的團結，這更使雪上加霜。不過，必須強調的是，農民自己並沒有對韓東平說，建立公共食堂的錯誤是他們遭受饑荒的主要原因。倒是韓東平本人嚴厲批評毛「大躍進」期間的冒進政策所造成的結果，然而他自己也說：「我在山東、河南訪問了許多工人與農民，從來沒遇見一位農民或工人說毛不好的，我也和安徽【據說是饑荒最嚴重的地方－－作者】的一位學者談過，他恰好是在鄉下長大，一直在安徽做研究，他從未遇見一位說毛不好的農民，也從未遇見一位說鄧【小平】好的農民。」（注32）

或許可以辯說，韓東平對毛至少有部分的支持，這可能會影響他對農民談話的詮釋，但是也要注意，他的兩位祖父母都在「大躍進」期間死於與飢餓相關的疾病，而他對毛在這段期間的政策往往比他訪問的農民更具批評的口吻。

大量死亡？人口統計的證據

農民在回想「大躍進」時對毛比較支持，這必然使人懷疑那些表示這段期間餓死數千萬人的統計數據。西方學術界似乎一致確認這種證據，甚至連對它質疑的人，如李斯金，作結語時總堅稱，所有「可取得的證據」都指出這段期間發生很高比例的饑荒。

事實上，肯定有來自許多資料的證據指出這段時期發生了一次饑荒，但關鍵的問題是，它是不是讓三千萬人喪生的饑荒？要是死了三千萬人，那還真是史無前例。雖然我們常讀到報紙這類頭條：「非洲饑荒有數千萬人面臨飢餓」，卻從未聽說一次饑荒真有死數千萬人的。例如1974至1975年間孟加拉國的饑荒，是該國史上極為悲慘的事件，孟加拉國官方發布的餓死人數是三萬人（而當年全國總人口是七千六百萬人），不過非官方資料估算餓死人數有十萬人（注33）。相較之下，「大躍進」期間據稱死三千萬人，當年全國總人口估算在六億六千萬到六億七千萬之間，就比例來算，這就意味「大躍進」的死亡人數比孟加拉國饑荒高估的死亡人數還多了將近35倍！

所謂所有「可取得的證據」都證明大量死亡理論確實可信，是相當誤導的說法。事實的真相是，所有說「大躍進」有數千萬人死亡的估算，全依據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死亡率數字，這些死亡率數字並未從這段時期的其它數據得到可靠的證實。

問題是，1940年至1982年的死亡率數據，像中國大部分人口統計資料一樣，在1980年代初以前一直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國家機密。我們將會看到，由於無法確定這些死亡率數據是如何收集來的，就嚴重削弱了該資料作為確鑿證據的地位。直到1982年那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死亡率數據才公布出來（見表一）。

所稱數據顯示死亡率從1957年的每千人死亡10.8人，上升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亡25.4人，再掉到1961年的每千人死亡14.2人和1962年的每千人死亡10人，這些數字顯然表示，由於1958年至1961的饑荒，多死了將近一千五百萬人（注34）。

美國人口統計學者與中國統計數字

中國關於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為一群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美國人口統計學者所引用，他們就是柯爾（Ansley Coale）、 艾德（John Aird ）和貝妮斯特，他們可以說是首先讓「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設在西方廣為流傳的三個人。柯爾在美國人口統計學界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1980年代他出版論述中國的書時任職於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成立的人口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艾德曾是美國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研究中國的專家，1990年他寫了一本書，由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該所就是個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機構，這本書叫做《屠殺無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批評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貝妮斯特也曾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員工，她從該職告假寫書，書中討論到「大躍進」的死亡人數（注35），艾德讀了該書的清樣並提供建議。

貝妮斯特提出的數字明白表示「大躍進」時超量死亡三千萬人，這幾乎兩倍於中國官方所明示的統計數字，她認為官方統計低估了總死亡人數，因為中國居民在這段時期低報了死亡人口。

貝妮斯特在算這段時期低報的死亡總人數時，先計算實施過人口普查的1953和1964年之間的總出生人數，所用數據取自人口普查和1982年實施的一項回顧生育調查（受調查者被詢問1940年至1981年間的子女生育數）。一旦知道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以及這兩年間的總出生人數，就有可能算出會在這期間死亡的人數，她用這種資料算出的這十一年的死亡總數就遠高於官方發表的死亡率。

為了估算在「大躍進」時的死亡人數，貝妮斯特回頭去用官方統計的死亡率。即使她認為就絕對數字而言，這些數字過低，仍假定這些數字顯示了中國在這段期間的實際死亡趨勢。例如，她假定官方所公布的1960年每千人有25人死亡的死亡率確實顯示該年的死亡率暴增，但是她把這個數據與她所估算的1953至1964年低報的死亡人數結合起來，搞出了一個數字說，1960年每千人有45人死亡。用這樣搞法，沒被宣稱有饑荒的年份，死亡人數也一樣會增加。例如，她把官方公布的1957年每千人死10.8人的死亡率增高到每千人死18人，然後比較修正過的豐年死亡率與修正過的所謂饑荒年份死亡率，就得以搞出「大躍進」期間超量死亡三千萬人的估計（注36）。

對中國統計數字的質疑

各式各樣的中國的數據被引用來支持這個發生大型饑荒的論點。一些聲稱可以顯示毛要為饑荒負責的統計數字也被引述，其中包括一些聲稱「大躍進」時死亡率增加造成一些省癱瘓告急的數字（注37），一些數字顯示同期間榖類生產大量減少（注38），也有一些明顯表示饑荒不該怪惡劣氣候的數字（注39），這些數據全都在1980年代初鄧小平「改革」時發布。

但這些數據有幾分可信？我們已經知道，數據是在1980年初期尖銳批判「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時發布的。中國在鄧的獨裁統治之下，想方設法嚴格管制信息外流民間。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一個持續干預媒體報導公共事務的政府，只要合乎他們需要也會干預統計數字的編制。艾德在1982年寫道，全國人口數據之所以如此少出現於中國的數據中，主要因為中央的新聞檢查。沒有先經過國務院授權，全國人口數據是不能公布的，甚至國家統計局的官員未得許可也不能使用這類數據（注40）。

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國家統計局在什麼情況下得出這些死亡率數據。美國與中國學術界所提出的「大躍進」死亡總數，都依據那幾年關鍵的死亡率統計數字。

當然，假如我們詳細知道，死亡率資料在「大躍進」期間是如何收集到的，我們也許能夠更肯定數據是精確的，問題是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只得權且相信中國政府說他們的數據是真的。此外，艾德和貝妮斯特所提出的說法也表示，她們認為死亡率數據是估計值，而不是根據報上來的死亡數字實際計算的。

艾德說：「發生【大躍進】危機的那幾年的關鍵【出生率與死亡率】數據，官方發布的一定是估計值，而其根據則不得而知。」（注41）

貝妮斯特則寫說，中國的確在1954年開始戶口登記，但是非常不全面，「在估算1955年到1957年的死亡率時，若有引據死亡登記系統之處，那也只得之於那些有建立這種系統的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比較先進或都市化。」（注42）

貝妮斯特表示，這種情況在「大躍進」期間或之後並沒多大改善，她寫說：

「1960年代末期以及之前的多半年份，經常性的人口登記及通報系統也許不全面且準確程度各地不一，全國或各省的統計人員必須概略估算全部或部分的人口總數，特別是1950年代，經常性的人口登記及通報系統才剛開始設立，起先並不涵蓋全國人口，1950年代所有的全國人口總數，除了人口普查（譯按：1953年有過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數以外，都可能是根據不完整的地方報告，靠估算補充的。（注43）」

她還寫說：「1975年以前無論哪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粗估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出生時的生命預期值、死亡原因等數據不是付諸闕如，就是沒用，最好的情況也是低估了實際死亡率。（注44）」

艾德、柯爾和貝妮斯特依據官方的死亡率數字，何以能自信滿滿地斷言數千萬人死於「大躍進」，讀遍他們的著作根本找不到任何說明。這些作者並不知道這些數據是如何收集的，而且他們，尤其是貝妮斯特，又顯然對官方的數據並不怎麼相信。

所謂「大躍進」時期的兒童早夭

有些人口統計學者試着計算嬰兒的死亡率，以左證「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設，不過所提出的證據往往越描越黑，而非為死亡率提供確證。

用這種方法計算死亡人數的算法出現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國的饑荒〉（注45），這篇文章回顧了艾德、柯爾和貝妮斯特先前的著作，接受他們幾位的論點，認為在整個「大躍進」期間有大量人數死亡。不過作者們也嘗試分開計算這段期間兒童與成人的死亡率。該文章設法拼湊的證據非常多次被那些撰寫這個年代的人引用。

〈中國的饑荒〉的作者們計算嬰兒死亡率時採用了1982年的「回顧生育率調查」，他們利用這項調查計算「大躍進」時每一年的出生數量，一旦每年的出生數量估算出來，就有可能計算那些生於1958年至1962年的人有多少存活到被列入1964年的人口普查中，這可以與出生於未遭饑荒年代的嬰兒存活率相比較。

他們用生命表來計算有多少在普查前生命垂危的嬰兒，在饑荒的每一年裡死掉，然後把這數字轉換成在饑荒時期十歲以下兒童每年的死亡數字，這個最後的數字是用生命表和這一時期的死亡水平算出的。

這篇文章的作者們論證說，饑荒開始於1958與59年間，他們算出有4,268,000十歲以下兒童在這期間超量死亡，呈現兩倍於這一年齡層的死亡率（見表二），然而就在同時，另外一個超量死亡的數字卻說，十歲以上的人只多死了216,000人（在一個超過六億人口的國家裡，這數字肯定是在合理的誤差範圍內），對於過量死亡的解釋是，由於缺乏有效的配糧機制，這期間的兒童都任其餓死。但是每遇饑荒，一向都是最小的和最老的挨餓，但在這一年卻只有小的挨餓。然後在1960至1961年間，十歲以下兒童的超量死亡數字減到553,000人，而十歲以上超量死亡的數字飆高到九百萬人，甚至更怪異的是，1961至1962年間算出兒童超量死亡4,424,000人，十歲以上的人竟然沒有超量死亡。

這顯然矛盾不合道理。根據中國所提供的死亡率，1960年整年是饑荒最嚴重的一年，死亡率從饑荒前的每千人死10.8人增加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25.4人，如果這是事實，我們就可料想1959至1960年與1960至1961年這兩個財政年度兒童死亡數字最大，但根據作者所言，這兩年十歲或十歲以上的人有98.75%的超量死亡，相對的，卻只有26.4%的兒童超量死亡！

很難了解為什麼1958至1959年會有這麼高的嬰兒死亡率。大家都同意，即使穀物生產數字有誇大浮報，1958年也是大豐收的一年。中國農作物多半在秋天收成（注46），所以很難看出為什麼1958年年底會開始有大量人口死亡，甚至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全在1959年的頭三個月裡死亡。如前所見， Warren Wilson 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韓東平在山東、河南兩省詢問1959至1961年間最受災害的農民，他們說從來沒有像1958年大豐收之後吃得這麼好過（注47）。官方的數字顯示，死亡率從1957年的每千人死10.8人些微上升到1958年的每千人死12人。為什麼照人口統計學者所提出的數據1958至1959財政年度的嬰兒死亡會那麼嚴重？為什麼被聲稱為黑色饑荒的那一年情況卻改善了？

〈中國的饑荒〉的作者聲言，那是因為實施了一種糧食配給體系，只幫助工作年齡層與未達工作年齡的人，而任憑老人死掉。的確，有證據指出，工作年齡的年輕人因為干體力活，領取比老人多的配糧（注48）。

然而在1961至1962年這段作者聲稱饑荒還沒過去的時期，十歲以下兒童的死亡數字飆升到4,424,000人，而十歲以上的人死亡率卻降到零。他們說這段時期配給制度已鬆弛，才讓年輕的死掉，可是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沒有老人也在這段時期一併死掉？難道作者是在說，中國家庭在饑荒時讓小孩死，而不是讓老人死？對他們的分析中這個反乎直覺的涵義，作者沒有提供證據。

他們想用號稱顯示1953年與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之間較年長的年齡群人數減少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其論證就是，在一個以健全方式發展的國家裡，老人數量應該是增長而非下降。他們辯說，由於老人在「大躍進」期間沒給配給糧食，中國在這段時期老人的數量下降。

但是他們所引用的數據與某一年齡層因配糧不足而造成的大量死亡人數並不符合。作者說在兩次人口普查之間，在不同年齡層人口中，超過45歲的男性和超過65歲的女性的增長率有所下降。到底何種配糧體系會造成這樣的差異？難道只配糧食給45歲至65歲的女性，而不配給同樣年齡的男性？此外，即使在65歲以後，婦女的數據也與他們所說的配糧體系不一致。75歲至79歲的婦女人數在提出的數據中增長了0.51%，它與65歲以下婦女人數的增長率還真有得比，例如，20歲到24歲的婦女人數增長0.57%，45歲到49歲則增長0.55%。婦女的數字並未顯示出與歧視老人的配糧體系相符的模式。作者提出的數字之所以令人困惑，應是統計資料的來源有誤，這種解釋看來遠比他們令人難以相信的配糧體系的假設合理。

這篇論文並沒有為大量餓死的說法釋疑。作者們的確可以指出他們所提的證據有些獲得了確認，例如， 1982年的「生育率調查」所給的出生人數與據稱由1953至1964年搜集的出生率數字，兩者確實有合理的關聯；另外，出生於饑荒年的同齡嬰兒至1964的人口普查年的存活率與他們至1982的人口普查年的存活率確實有合理的相互關係。

如果由大概是各自獨立收集來的不同證據有相互關聯，便多少可證明作者的假設是對的。但就此文而言，看來也許是個難辨成敗的僵局，一方面在上述這一點上證據之間確有相關，另一方面在所謂的饑荒年的兒童死亡率與成人死亡率之間卻極其扞格不入。

不過我們必須記住，毛死後中國政府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的全面正確性遭人存疑，鑑於這些不確定因素，出生率數字與「生育率調查」數字之間的關聯就不具關鍵意義。中國各種人口數據之間還有別的相關性，業經人口學家考察過。貝妮斯特提到被以為是各自獨立進行的中國人口調查之間「相互依存」（mutual interdependence）的可能性。她指出，1982年的人口普查數字與取自1982年戶口登記的人口數字被以為是各自獨立收集的，但是兩者之間卻有極大的相關性（注49）。那麼就不應該排除「生育率調查」數字與出生率數字之間「相互依存」的可能性。

另外還必須說，〈中國的饑荒〉的作者們只對「大躍進」時出生的嬰兒存活率提出一種估算，柯爾於同一年刊登的文章（注50）說明，1958─1959年出生的嬰兒到1982年人口普查的存活率有尚稱顯著的下降，但幅度遠小於〈饑荒在中國〉所提出的數據，這就表示「大躍進」時期的嬰兒「超量」死亡數要少得多。而且柯爾的數據表明生於1961至1962年的嬰兒到1982年普查的存活率並未降低，這有別於〈饑荒在中國〉所提出的數據。

對存活率證據的疑問連同對死亡率證據的疑問，大大動搖了我們對「大躍進」究竟是怎麼回事的既有看法。整個說來，檢視文獻後，讓我們感到大量人口死亡這個沒有堅實論據的假設已被變造成未經真正合理證明的確鑿無誤的事。

對中國人口普查數據的質疑

最後一項證明大量人口死亡論點的證據是來自人口普查的原材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瞧一瞧，出生在1959至1961年間又存活到下一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數，比起據稱沒有饑荒的前後那幾年，其數目字有多大。這項證據可以由「大躍進」以後各類不同的人口調查中取得。這些人口調查數據確實顯示，在饑荒年出生的嬰兒數量，與其它那些年份相較，大大減少。

就算此事為真，也未必是表示大量死亡的數字。鄧小平政權發布的出生率數據顯示，「大躍進」期間生育率大量減少。我們可以假設，出生數量大幅減少，而這並不必然表示也有千百萬人死亡。當然，如果生育率真下降這麼快，必有其因。很明顯，飢餓會有重大影響。人們怕再多一張口吃飯，就會延遲生育，直到食物供應有所改善。顯然，假如人們有此顧慮，就表示營養不良的現象加深，這多少會增加兒童的死亡。然而，這絕不能證明「世界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發生在毛統治下。1944至1945年荷蘭的饑荒導致生育率減少50%，1974至1975年孟加拉國的饑荒導致出生率減少將近50%（注51）。這與鄧小平時代發布的「大躍進」期間生育率下降的數字類似。雖然孟加拉國與荷蘭的饑荒都極悲慘，兩國並沒有像前面提到的關於「大躍進」的情況那樣，鑿空立論，泡製出沒有確實證據的死亡數字，大加宣揚，以訛傳訛。孟加拉國只死了數萬人，而非數千萬人。

不過我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認為單一年度年齡分布的數據是正確的。所有想從1953與1964兩年的人口普查中單一年度年齡分布的數據取得數據的作法，都有個普遍存在的問題。這些數據只在所有其它責怪毛害死千百萬人的數據都已浮現的1980年代初（注52）才出現。以後的人口普查（例如1982年的、1990年的等等）都繼續顯示一些人口短少，但還是得小心看待。貝妮斯特提到1953、1964、1982三年的人口普查之間年齡－性別結構的一致性，每一年齡群從前一個普查到次一個普查具有看似非常合理的存活模態。她寫道：「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三次人口普查呈現出幾乎同等的完整。頭兩次普查是在較不理想的環境下進行的，照料想應會漏計許多人。1953年的調查是中國首次現代的人口普查，是在國家統計局新成立不久，只用半年時間準備就着手的….1964年的普查則是在極秘密下進行的…還包括詢問人民的階級成分…那也許令一些人逃避調查。」（注53）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的何炳棣寫說，1953年的人口普查至少有一部分是靠估算的，而不是真的計算人口，「就技術定義而言，不算人口普查。」（注54）但是此次普查的年齡結構與所有後來的人口普查極為相關。

更添混亂的是，艾德從1960年代中國非官方的學術資料取到1953年人口普查的年齡－性別分布的材料。他發現這數據不可靠，並說5至24歲者的數字低於應有預期值，而那些超過75歲者的數據又太高了。他建議用一個假設性的年齡－性別結構取代這些數字，以便學術論辯（注55）。

從這樣的疑慮看來，年齡－性別結構的連續保持一致性當然就有可能受到紀錄之間一定程度「相互依存」的影響。

通覽證據一番就再明白不過地顯示，任何在政治上有爭議的歷史問題，絕不會由「學術研究」或「官方統計數字」得出確定無誤的結果。政治鬥爭總是影響統計數字的呈現，而歷史向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撰寫的。就中國來說，追隨毛的社會主義政策的人顯然不是勝利者。

結論

現代寫「大躍進」的作者採取的方法是荒謬而片面的。他們不懂得「大躍進」的失敗與成功之間的相互聯繫，只扭住1959至1961年間的嚴重問題。他們不明白這些年所完成的事業也為中國社會主義不斷全面成功改善人民生活奠下基礎。他們未能認真看待表明「大躍進」期間的死亡多半是因為自然災害而非政策錯誤的證據。此外，還必須把「大躍進」的死亡數字和中國人在整個毛澤東時期防止其它許多人死亡的成就相互對比衡量。平均壽命的提高也救了千百萬人的性命。

我們也必須思考，假如沒有這次「躍進」，假如沒有採取自力更生的政策，一旦與蘇聯決裂，會發生什麼後果？中國太窮，不能僅因蘇聯拒絕援助而容許農業及工業發展停滯不前。這並不是在辯說，事情不能做得更好。或許若有較好的計劃，較不過度樂觀，更小心行事，有些死亡也許原本可以避免。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很難對許多年前別人在困難的環境裡所做的事下判斷。

當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注意毛對這段時期所犯錯誤的自我批評，但毛的自我批評絕不可以給那些堅持相信這段時期的荒唐死亡數字的人提供有力論據。很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舉行一場針對這些議題的理性辯論。

假如印度的平均壽命能像1949年以後的中國有那麼大的提高，應該有千百萬人可以免於死亡，這一點甚至連毛的批評者也承認。也許這表示我們應該譴責尼赫魯和他的那些繼位者沒有實行毛澤東思想的政策，「導致千百萬人死亡」，所以「比希特勒還糟」。但也或者，這麼說會是評價印度獨立後的歷史的一種幼稚而愚蠢的方式，其愚蠢的程度可能正如二十五年來針對毛的指控一樣。◎

注釋：

24 : M. Meissner, 1996.

25 : ibid.

26 : ibid.

27 : A. Coale,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28 : J. Arid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8, No. 2, 1982.

29 : H. Dongping, ‘The Great Leap Famin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ural Reform: the Less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article/26.2003

30 : M. Meissner, 1996.

31 : H. Dongping, 2003.

32 : ibid.

33 : R. Sobhan ‘Politics of Food and Famine in Bangladesh’ in E. Ahmad (ed) Bangladesh Politics, Centre of Social Studies, Dacca University, 1979.

34 : 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5 : ibid.

36 : ibid.

37 : P.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3, 4, 1987.

38 : ibid.

39 : ibid.

40 : J. Arid 1982.

41 : ibid.

42 : J. Banister 1987

43 : ibid.

44 : ibid.

45 : see B. Ashton, K. Hill, A. Piazza,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0, No. 4, 1984.

46 : see C. Riskin 1988.

47 : H. Dongping 2003.

48 : ibid.

49 : J. Banister, 1987.

50 : A.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Report No. 27, 1984.

51 : J. Bongaarts, ‘Does Malnutrition Affect Fecundity?’ in Science 9 May, 1980.

52 : B. Ashton et al 1984.

53 : J. Banister,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nd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83.

54 :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4,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59.

55 : J. Ar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Joint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 Praeger, 1968.1

★作者約瑟夫˙波爾（Joseph Ball）住在英格蘭，20年來投身政治及工會的積極行動，他主要興趣在於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

譯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真的讓數百萬人喪生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