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真的讓數百萬人喪生嗎？（上）

作者：Joseph B… 文章來源：批判與再造 點擊數：3026 更新時間：2007-3-15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

真的讓數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着 張星戈 譯

近二十五年來，一些極端過度估計據云是由毛澤東造成的死亡數字，嚴重損害了毛澤東的聲譽。毛澤東終其一生高度受人尊敬的是，他的社會主義政策增加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大大降低了中國貧窮與飢餓的水平，並提供免費的醫療照顧與教育。毛的理論也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對抗帝國主義的人們。這或可解釋何以右派對他視如寇讎。隨着近年毛派運動的聲勢在印度及尼泊爾的明顯增長，以及毛派運動對世界其它地區的持續影響，右派很有可能變本加厲地敵視、詆毀毛澤東。

大多數詆毀毛澤東聲譽的做法，都集中在攻擊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本文主要關注的正是這段時期。1950年代中國農民就已經開始了合作社式的耕作，到「大躍進」時期，他們加入了由數千人或數萬人組成的大型公社，從事大規模的灌溉計劃，以提高農業生產力。毛的計劃就是要大幅增加農業及工業的生產。有人說，這些政策導致了1959到1961年的饑荒（雖然有些人認為饑荒始自1958年）。用來解釋饑荒的理由形形色色，諸如政府徵購糧食過多，或公社食堂讓農民放開肚皮吃飯，造成浪費等等，也有人聲稱，農民顧着搞灌溉工程或忙着搞有名的「後院煉鋼爐」（鄉間建造的小型煉鋼爐），而怠忽農耕。

毛澤東承認這段期間的確出了問題，但他把絕大多數的困難歸咎於惡劣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他承認也有他該負責的政策失誤。

毛死後，中國官方發布的資料意指，有一千六百五十萬人死於「大躍進」。這些數據是在鄧小平政府發動批判「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運動期間發布的。然而，這些數據怎麼得來的，又怎麼保留了二十年之久才公諸於眾，卻疑雲重重，也就無從公正地確認這些數據可靠。美國研究者結合中國的證據與他們自己由中國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推估，將死亡數字加大到約三千萬。不久之前，張戎和哈利迪（Jon Halliday）在他們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書中說，有七千萬人被毛殺害，包括「大躍進」時期的三千八百萬人。

西方作者研究這個主題，往往對這段時期採取十分偏頗的態度，好像被來源可疑的大量死亡數字所催眠。他們只注意政策的失當，從而可能大大誇大了政策失當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一直無法了解，「大躍進」的一些政策，初期的混亂一過之後，實際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

美國政府從二戰後至今一直在協助反毛澤東思想的學者（也涵括反共學者）。例如，1960年代主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老牌毛澤東思想史學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譯按：着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該書已譯成中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發行〕。該雜誌所刊登未經證實的大量餓死的數字，至今一直被人引用。後來，這份刊物從CIA的外圍組織拿錢的證據曝了光，前些時候麥克法夸爾在寫給《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對此坦承不諱（他說，他在編《中國季刊》時，不知道這錢來自CIA）。

有些學者雖提供實質的證據，例如貝克爾（Jasper Becker）寫「大躍進」的名著《餓鬼》（Hungry Ghosts）引用了目擊者的說法，卻沒提供足夠的旁證加以證實。張戎和哈利迪引證的有關「大躍進」的重要文件數據，一望即知是以誤導的方式呈現的。

鄧小平政權提供的數據說，有數百萬人死於「大躍進」時期，是不可靠的。農民的證詞駁斥了所謂毛要為此時期確實發生的死亡人數負主要責任的說法。

美國人口學家向來想用得自中國官方的死亡數據，以及其它人口統計數據，證明一項假設，認為「大躍進」期間有「大量死亡人數」（也就是說，「史上最大饑荒」或「史上最大饑荒之一」發生在「大躍進」期間），但其證據間缺乏一致性，且證據來源整個疑點重重，削弱了「大量死亡人數」這項假設。

關於「大躍進」較為可能的事實

「毛澤東該為種族屠殺負責」的看法，一直被用來作為蔑視中國人民在毛統治期間所獲得的一切成果的起點。然而甚至像貝妮斯特（Judith Banister）這種為「大量死亡人數」假設力辯的人口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毛時代的諸項成就。她寫道，中國在1973至1975年間，平均壽命高於非洲、中東、南亞及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注1）1981年她與人合寫一篇文章說，就減少死亡人數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可稱「超級成就者」，從1949年共產黨開始統治以來，平均壽命每年增加將近一歲半（注2），由1949年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代毛統治結束時的65歲。（注3）

讀一讀現代許多評論毛統治的中國的作家（注4），你會以為，毛的農業及工業政策導致絕對的經濟災難，甚至比較有節制的評論家，如經濟學家諾蘭（Peter Nolan）（注5）都聲言，革命後中國的生活水平要到鄧小平掌權才有所提升。固然，生活水平提高並非平均壽命增加的唯一理由，但若說在毛時代平均壽命能增加這麼多，而生活水平卻沒提高則是很荒唐的。

例如，許多學者讀了鄧小平在毛死後發布的數據，就聲稱整個毛治時代，每人平均糧食產量沒有增加（注6）。但是這樣的統計數字，又怎麼可能與同一批作者所引用的平均壽命的數據協調一致呢？除此之外，這些數字也與其它數據相互牴觸；後毛時代的中國農業部前法政局長郭書田（Guo Shutian）（譯音），對鄧小平改革前中國農業的整體表現，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確實，他寫到，由於「自然災害與工作失誤」，1949到1978年間，農業產量有五年是減少的，可是他也說，1949─ 1978年期間，播種穀糧的土地，每公頃平均產量增加145.9%，而糧食總生產量上升了169.6%，同時中國人口則增加77.7%；依此算來，中國每人平均糧食產量，在這段時期，從204公斤增長到328公斤。（注7）就算依據鄧小平政權所發布的數字，工業生產也從1952年到1976年每年增加11.2%（所謂的文革浩劫期間還每年增加10%）；1952年工業產品占全國總產值的36%，到1975年，工業產品則占72%，農業產品占28%。十分明顯，毛被誤認為禍害深重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為後毛時代快速（卻既不平等又不均衡的）經濟發展鋪好了坦途。（注8）

我們很有理由認為，「大躍進」的各項政策在經過初期的混亂後，實際上對支撐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頗有貢獻。中國得運用自己的資源發展，不能再利用由蘇聯輸入的大量機械設備與科技知識，這點在1950年代末已明顯可見。

1950年代晚期，中國與蘇聯漸漸分道揚鑣，這有一部分是因斯大林死後發生的意識形態爭論。斯大林與毛澤東有許多不同，尤其毛認為斯大林不信任農民，而且過度強調重工業的發展。不過，毛認為赫魯曉夫利用譴責斯大林主義，掩護他在蘇聯逐步背離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實踐。

兩國分裂也因為赫魯曉夫總愛將蘇聯自己的做法強加於盟國身上。赫魯曉夫不依照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行事，反而把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當成附庸國。對中國這樣曾為擺脫外國支配而艱苦奮戰的國家，絕無法接受這種主從關係。毛即使想，也不可能說服人民。

1960年兩國衝突達到了頂峰。蘇聯過去曾經為中國的工業化計劃提供大量協助，此時則撤走所有蘇聯的技術顧問，並隨身帶走正計劃建造的各類工廠藍圖。

毛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大躍進」的各項政策是關於中國要發展更獨立自主的經濟的政策。中國不依賴蘇聯，就得改採農業與工業並舉的計劃。毛這麼做就是要集中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與人民的熱情，運用這些資源可補資本與先進科技之不足。

雖然「大躍進」出現了問題與轉折，持平而論，它對農業的繼續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每當欠收期過後，蓄水與灌溉的措施使農業產量可以持續增加，也幫助農村抗旱防洪。梯田的開闢更有助於逐漸擴大耕地。（注9）

工業發展在「兩條腿走路」的口號下推行，意思是指中、小規模的鄉村工業與重工業齊頭並進。煉鋼爐以外，許多別的車間及工廠也在鄉間設立，旨在使鄉村工業滿足當地人民的需求。鄉村車間支持了公社使農業耕作方法現代化的努力，它們很有效地供給了公社肥料、工具、其它農業裝備和蓄水計劃所需的水泥。（注10）

比起蘇聯日益僵化而集權的經濟體制，「大躍進」是不循舊套的偉大創舉。一般情況下，像水泥、肥料等，均會在離有需求的鄉村地區很遠的都市大工廠生產。窮國家很難獲得必要的資金與機械設備，用最現代的技術來生產這類產品。一旦這類產品生產出來，也必須要有連接都市到鄉鎮的道路來運輸，這些基礎建設本身牽涉到很大的支出，許多較窮的國家遭遇這類問題，結果不是發展很慢，就是根本沒有發展。

「大躍進」時期建立的農村工業，採用勞力密集而非資本密集的方法。在滿足地方需求時，農村工業並不依靠所費不貲的全國鐵、公路建設，來運輸製成品。

事實上，經過初期遭遇的問題後，「大躍進」這些被以為亂無章法的政策，配套得相當好。地方的水泥生產讓蓄水的規劃得以進行。更大範圍的灌溉使肥料可以更大範圍地施放，而這些肥料又由地方工廠提供。農業生產力提高會釋出更多農業勞動力給工業製造部門，有助國家的全面發展。（注11）這個發展途徑常被引述為毛澤東對分工與區域生產專業化等等的經濟效益無知的例子。然而從毛的政策對人的福祉和經濟發展所顯示的積極效果來看，這是中國正確的途徑。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並不是只有農業及小規模的農村工業獲得增長，重工業也大幅增長。像「大躍進」時期建立的大慶油田就大大推進了重工業的發展。一片盛產的油田在中國被開發出來（ 注12）。這是1960年之後利用本國技術發展出來的，而不是靠蘇聯或歐洲的技術。（精確地說，工人藉助地底的壓力來抽取石油，而不像一般油田，靠建造大量的鑽井平台）。

有關產量數字的爭論掩蓋了一項事實，即「大躍進」對改變中國人思考方式的影響不下於對工業生產的影響。所謂「後院煉鋼爐」是農民設法生產鋼鐵的小型土法煉鋼爐，因生產低質量鋼鐵而惡名在外，但是這些煉鋼爐替中國工業生產了鋼鐵，也同樣程度地教給了農民一些工業生產的方式。應該記得，毛最常談到的躍進，不是生產數量的躍進，而是人民意識與認知的躍進。錯誤犯了，而人民一旦知道了「躍進」的某些結果令人失望，許多人必然大為沮喪。但中國經濟往後幾年的成就卻證明，並非所有的教訓全都白費。

大躍進與實質的證據

當然，要建立這樣的看法，等於要對抗西方認為「大躍進」可列為世界史上的大災難的主流觀點。然而西方觀點的根據又何在？那些相信「大量死亡人數」論點的人可以證明其論點的一種方法就是，找來可信的實質證據，諸如見證人或文件數據等。然而，確切存在的實質證據並不令人信服。

中國史的學者李斯金（Carl Riskin）相信有非常嚴重的饑荒發生，但他說：「總的看來，飢餓與睏乏的各種跡象，尚未趨進可與其它大量餓死的饑荒比擬（如果不是同等規模）的實質證據，包括中國早年的饑荒。」他指出，許多當代西方提出的證據，來自右派沒什麼說服力的數據，往往該大打折扣。他考慮到，中國政府的壓制政策是否讓饑荒資料無法外傳？不過他說，「這樣的解釋是否充分，仍很可疑，此處還存有難解之謎。」（ 注13）

像麥克法夸爾、貝克爾和張戎這些作者，當然認定他們所見到的證據證明了大量餓死的論點，他們論述這些問題的主要著作也的確引用資料來證明，但仍不足以釐清何以他們在書中相信這些資料是真實可信的？

因而，這些學者所提出的說明何以在西方該被視為確鑿的事實？仍是待解的問題。格林（ Felix Greene ）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他也引述一些親眼見證的人相同樣的說法。事實上有可能某些地方真的發生饑荒，但是格林的觀察顯示，饑荒並非全國性的現象，沒大到如貝克爾及其它人所暗示的大災難的地步。大量民眾挨餓並未發生在格林所到過的地方，不過饑荒也許曾發生在其它地方。請問何以貝克爾這類人的說法就那麼輕易被相信，而格林本人及他所引述其它人的說法就被打折扣？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格林對毛政權的同情，來解釋這個問題，並可能指他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但是麥克法夸爾、貝克爾和張戎這些人對「大躍進」也有他們自己的視角，請問可有人認真懷疑這些作者不是相當堅定的反共人士？

在處理數據來源的證實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弄清討論有關「大躍進」這些議題的背景。共產主義是個招致強大反對的運動，西方國家發動炮火密集的反共宣傳戰。共產黨政府掌權後，剝奪了大量人數的資本與土地，橫跨歐亞大片地區的地主及商人階級被奪走了社會權勢與地位，難怪招致極大憤恨。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出生在這些國家，至今仍有詆毀共產主義的動機。我們對這些寫共產統治時代的人，要求他們花功夫求證以確保資料來源是報導事實，而非提供已經被反共偏見所扭曲或偏頗的證言，其實並不偏執。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的確有興趣提出對中國共產主義和全世界共產主義的負面宣傳。司空見慣的是，這種求證的討論往往被貶為「陰謀論」置之不顧，而有關真相的證據也未獲廣泛討論。

不過美國公然力圖詆毀共產主義乃是斑斑可考，美國情報機關常想方設法與那些出書討論共產政權的人連繫。千萬不要以為這些他們想聯繫的人僅僅是文化打手，付了錢就可以攪和出廉價的聳動故事，絕非如此。例如，1960年代《中國季刊》所註銷的許多文章，至今仍經常被引用來證明中國的生活狀況，以及中國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敗。該刊1962年一篇由艾索普（Joseph Alsop）所寫的文章聲稱，毛試圖藉飢餓掃除全國三分之一人口，以促成他的經濟計劃！這篇文章之後被非常認真地引用在許多討論這個主題的著作中（例如下面要討論的《中國的饑荒》這篇文章），作為「有大量死亡人數」這項假設的當代證據。

《中國季刊》的編輯是麥克法夸爾，他寫了許多論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重要著作。麥克法夸爾所編的《劍橋中國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四冊涵蓋1949到1965年這段時期。他還寫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其中有一冊討論1956與1957年的事件，也有一冊討論「大躍進」，提出「大量人口死亡」的說法。他也編了一本《毛澤東的秘密談話》。《中國季刊》內頁明載，該刊由代表「文化自由委員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的「信息公報有限公司」（Information Bulletin Ltd）出版。1967年5月13日「文化自由委員會」，在遭《壁壘》（Ramparts）雜誌揭發之後，發布新聞稿承認，該委員會由 CIA提供資金。（注16）

　　麥克法夸爾被我問到時說：

我受邀擔任《中國季刊》（CQ）的創刊編輯時，他們對我說明，「文化自由

委員會」的任務是，鼓勵西方知識分子組成致力自由交換意見的學社。蘇聯想方設法吸引西方知識分子進入其各類外圍組織，「文化自由委員會」旨在提供組織性的對抗。…關於資助刊物的事，我只被告知，「文化自由委員會」有廣大的各方基金會支持，包括有名的「福特基金會」，而這些基金會中，「遠野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是CIA外圍組織的事實則並未透露。

麥克法夸爾在2006年1月26日出版的《倫敦書評》中寫道，「《中國季刊》在1960年創刊，當時我是編輯」，他又寫說，「來自CIA的秘密款項（由「遠野基金會」藉出版《中國季刊》、Encounter和許多其它雜誌的「文化自由委員會」，轉手）提供《中國季刊》部分的資金 － 我是直到1960年代末，事情公開披露後才知道的。」

問題還不僅止於像麥克法夸爾這種為「文化自由委員會」發行的期刊工作的人。據稱其它雜誌更經常從CIA接受資助，例如曾在CIA局長辦公室工作的前任官員馬切逖（Victor Marchetti）就寫說，CIA成立「亞洲基金會」每年資助高達八百萬美元，支持「各亞洲國家反共學者的工作，在全亞洲傳布中國大陸、北越、北韓的負面形象。」（注17）

當然這問題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如，麥克法夸爾就指陳，他容許來自政治光譜上各界的百家觀點在他的期刊上鳴放，並辯說，即使他拒登艾索普的文章，別家也會登，而他也刊登了反駁艾索普論點的回應稿。

這也許是真的，但麥克法夸爾這類人所刊登的是CIA一般樂見的那類東西（否則CIA何以會給錢支持？），且重點在於這些人擁有西方國家的資金來源，而其它持不同觀點的人卻沒有。

最近這幾年，一些新一代的作者發表了據稱是親眼目擊或文件的證據，來證明「大量人口死亡」論點。主要問題還是在如何證實資料來源，這些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著作中，並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顯示其來源確鑿。

貝克爾在他論述「大躍進」的《餓鬼》一書中，引用一大堆證據說，中國在「大躍進」期間有大量人民餓死和人吃人現象。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證據只在1990年代才出現。當然那些更聳人聽聞的食人故事，沒有被「大躍進」期間實際出現的任何證據證實，其實許多年後也沒有這樣的證據。許多貝克爾所引用的大量人民餓死及人吃人的說法，是來自一份600頁的文件《鄉間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貝克爾說那是1989年由中國走私出來的秘密官方文件。他寫道，《餓鬼》的資料來源包括1989年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偷運出來的文件。對此讀者有必要被告知，何以那些明顯是異議份子的人在鎮壓期間逃離國門，卻能偷運出有關30年前事件的官方文件？

貝克爾本來也應該更全面的探討，為何他相信《鄉間三十年》及其它文本是證實無誤的。2001年他在《倫敦書評》中評論《天安門文件》，（注18）該書聲稱是黨的內部文件，由一位異議份子偷運出國。據云那些文件顯示了天安門廣場屠殺期間黨領導階層的想法。在他的評論中，貝克爾很認真地論斷，這些記錄可能是贗品。那麼同一個貝克爾就有必要在《餓鬼》中談談，何以他認為自己書中所引述的文件是真實的，卻判定別人所走私的官方文件可能是不真實的？

同樣，貝克爾還引述一份聲稱是中國解放軍自1961年以降的內部期刊，作為「大躍進」期間眾多不人道禍害的證據，這份雜誌的報導的確提及有相當重大的災難影響中國軍隊的士氣。但這份期刊是真實的資料嗎？它是1963年由美國國務院發布，收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996年出版的《中國紅軍政治》。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注19）說，「它們（這些期刊）已經在美國手裡有一段時間了，不過不會有人透露數據是如何獲得的」。貝克爾和許多研究「大躍進」的作者引述了這些刊物，就有必要說明為什麼他們認為這些資料是真實的。

貝克爾書中還用了「大躍進」時饑民的親身說法。1990年代中期，他在中國大陸與香港訪問了一些人，在西方國家也訪問了華僑。他說他在中國大陸「很難得（如果有的話）被允許與農民暢談」，當地官員在訪談前先「輔導」了農民，訪談時陪在一旁，有些問題還替他們回答。既然這些官員很有可能設法使證據偏向「大躍進」的非鄧小平路線，那麼告知讀者書中哪些訪談是在這種情形下進行的，而哪些不是，當然就很重要。貝克爾在《餓鬼》中沒這樣做，全書他都沒有向讀者詳細證明他所引用的說法真實可靠

有好幾年的時間，批評毛的人認為《餓鬼》是本出色的著作。但是《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2005年在西方出版，且被極力促銷。書中的說辭甚至比貝克爾更加極端。該書把七千萬人的死亡歸咎給毛澤東，而其中三千八百萬人說是應該死於「大躍進」。此書取材極為依賴一套非官方出版的毛澤東談話記錄與聲明，據稱是由毛的隨員紀錄，經不明的管道轉至西方。作者常取用談話記錄中的材料，試圖證明毛澤東的狂熱和不恤人命。這批談話記錄在1980年代由美國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CCRM】）贊助結集成冊，供人研究，有些原文已經被翻譯成英語，以《毛的秘密談話錄》(Mao』s Secret Speeches)之名出版。（注20）

契克（Timothy Cheek）在這部書中寫了一篇論文，評估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寫道：「這幾冊材料來自各類不同的路徑，其精確出處無可考…」，他論說，有兩個理由相信原文可能是真的，首先，「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CRM）所收到的部分原文，早先曾刊登在中國大陸的其它版本上；其次，在CCRM所收到的某一冊材料中出現的內容，也在其它至少一冊里出現。我無法明顯看出，何以這兩項事實足以作為有力證據，證實書中所有材料都是真實的？

也許更重要的是，張戎和哈利迪在敘述「大躍進」的章節里，用誤導的方式，從談話記錄中斷章取義。張戎聲稱，1958年毛澤東嚴加處置他所謂的「不受管制到處亂跑的人」。接着作者稱，「以前饑民流往有糧食的地區逃荒的機會被堵死了」。但這段誤以為毛抱怨人民「不受管制到處亂跑」的「秘密」談話，根本與防止人民在國內流動無關。讀完被作者斷章引用的整段話，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在誤導，毛其實意思如下：

【有人】從邯鄲農業生產合作社開車到鞍山鋼鐵廠，不給鐵就不肯走，每個地方都有很多人到處亂跑不管，這要完全禁止。【我們】各級必須井然有序，逐級上報 － 公社報告縣，縣報告地區，地區報告省 － 這就叫做社會主義秩序。（注21）（譯按：這段話未找到原文，根據英文直譯）

此處毛是在講增產鋼鐵的運動，部分利用小規模的農村工業生產，有人未經授權到鞍山鋼廠要鐵，幫助他們合作社達到鋼鐵生產的配額。看來毛是在說，這種自行其是的方式是錯的，他似乎在主張一種層級比較嚴明的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人民必須向上級申請完成生產目標所需的原料。很清楚，他並沒有在這裡主張全面禁止所有中國人在全國走動！

第二項嚴重誤導的引述，出自討論「大躍進」那一章的結尾處。首先張戎 和哈利迪寫道，「我們現在可以打包票說毛當時準備犧牲多少人」。然後該段引了一些據云是毛說的，關於戰爭時期死多少中國人是可以接受的話作為例證，緊接着那一段劈頭就說，「毛考慮的不僅是戰爭的情況」，然後引用毛在武昌會議中的談話，「像這樣子干法，要完成這些計劃，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這一段話出現在該章的標題上，作者引用這段話的方式，彷佛毛在說，中國可能真的需要死一半人，來實現他增加工業生產的計劃。然而從真正的談話原文來看，毛很明顯是用很誇張的說法在警告「大躍進」期間過度勞動與勁頭過熱的危險。毛是明白表示，他不要任何人死於他所推動的工業化。毛在這部分的討論中談到，要一舉完成發展所有工業與農業主要項目的想法。被作者斷章引述的全文如下：

「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作者按：1955年），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注22）

幾句話後，毛說，「明年三千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

全面檢查張戎和哈利迪用以寫書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別處早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克里斯托福（Nicholas D. Kristof）在《紐約時報》上評論此書時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他談到毛的英文老師章含之（毛晚年曾嘗試學英文），張戎和哈利迪說他們為寫此書訪問了章含之，可是章含之告訴她的朋友克里斯托福說，雖然她與兩位作者見了面，但她不願受訪，也沒提供他們什麼材料。（注23）克里斯托福呼籲兩位作者在網上公布他們的資料來源，以便讓人公正評估。＞＞ 待續

譯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注釋：

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ay 1996.
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urray 1996.
see J. Eatwell, M. Milgate, P. Newman (eds)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1990.
ibid
see Guo Shutia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 China Feed Itself? Chinese Scholars on China's Food Iss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E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ray 1996.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Chair Dwight Perkins,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d E.. Wheelwright and B.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Penguin 1973.
ibid
ibid
see W. Burchett with R. Alley China: the Quality of Life. Penguin, 1976.
C.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2. 1998.
see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1974, 1983, 1997, J. Becker 1996 and J. Chang and J.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hnathan Cape, 2005.
J. Alsop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F.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1999.
V. Marchetti,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Johnathan Cape, 1974.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3, no. 10, 24 May 2001.
Daily Telegraph 06/08/63.
R. MacFarquhar, T. Cheek and 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bid.
ibid.
New York Times 23.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