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達賴出走後，中共在西藏建立了絕對“同質”的政權。其“同質”的標誌是漢人官員占多數且為主導，處於輔助地位的藏人官員也對北京唯命是從。中共對西藏的統治在那時達到空前的鞏固。鄧小平時代，西藏政權進入“異質化”過程，目前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異質”政權。

所謂的“異質”，並非是說西藏建立了另一套權力體系，而是在相同的外表之下，西藏地方政權的本質，已經轉變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性質。這方面最主要的標誌，就是在政權組成中，漢人無論從數量上還是作用上都大幅度下降。
西藏幹部的構成變化如下表 :

年份 合計 漢族 少數民族 漢族占幹部總數百分比
1951 2200 2000 200 90.9%
1958 8967 6200 2767 69.1%
1965 22818 15210 7608 66.7%
1978 44986 24963 20023 55.5%
1980 59780 32498 27210 54.4%
1992 58643 17958 40685 30.6%
1993 60365 17923 42442 29.7%
註：少數民族幹部中藏族幹部占98%

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漢人幹部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到了九十年代下降了將近一半，在幹部總數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以下。

數量只是一個方面，還有質量和效率的下降。由於在西藏工作時間較長的漢人官員大都調回中國內地，剩下的漢人大都年輕無權 ，與過去漢人幹部在政權里發揮的作用沒法相比。另外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喪失，漢人官員已失去當年的獻身精神，效率大大下降。如果把這個因素也換算進來，漢人在西藏政權中所占的比重就得再打折扣。

另外，數量本已大大減少的漢人幹部，卻越來越集中到西藏幾個中心城鎮，被形容為典型的“頭重腳輕”。僅在拉薩的漢人幹部就超過一萬人以上，占西藏漢人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多。另有四千左右漢族幹部在西藏地一級黨政機關（也在中心城鎮），只有約二千五百人在縣級政權。而西藏所有鄉級政權，已經沒有一個漢人幹部。對比毛澤東時代每個鄉至少都有幾個漢人幹部、每個縣城都有數百漢人幹部（現在一般只有幾十人）的狀況，更可以看出漢人在西藏政權中的衰落。

雖然目前西藏政權內的漢人官員還有上千 ，遠遠多於駐藏大臣時代的幾十個中國人，但是由於“無人進藏”重新成為問題，在藏漢人人心思走，工作敷衍塞責，不下基層，在藏族老百姓的眼中，他們就好像流水，來來去去，幾年一換，藏人官員卻像不動的石頭 。且不說民族感情，僅從功利角度，藏人也不會選擇漢官為靠山。這種結果更加強了西藏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的實權被藏人官員掌握。

藏人掌握實權並不是政權“異質”的關鍵，重要的是掌權的藏人官員忠誠於誰。毛澤東主義的破產使中共已經沒有能夠“降伏”藏人官員的意識形態，他們雖然吃着北京的俸祿，內心世界已經完全回歸本民族。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人官員既在其“全民”之中，自然不可能超脫。據對西藏大學藏族大學生的調查，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不到5% 。藏人官員平均受教育水平遠低於大學，信教比例只會更高。信教必然拜神，這是宗教的基本邏輯。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神，但是對中共而言，達賴喇嘛是敵人，那麼藏人官員是以拜神為先呢，還是以對敵鬥爭為先？這就是以藏人為主的西藏政權一個始終處在微妙狀態的問題。

在一位執行拉薩戒嚴任務的中共高級軍官眼裡，藏人官員是“兩面派”。他說那“兩面派”的稱呼名副其實。“為什麼這麼說？”他酒過三循對我講。“在拉薩時，我經常去他們那些人家裡做客。他們的牆上都掛着毛主席、周總理的像，有一次風吹得畫像翻起來，我才發現毛主席像的另一面竟然是達賴像，周總理像的另一面是班禪像。原來他們是白天掛這一面，晚上就翻過來掛那一面了。這不是一個人的做法，後來我知道很多藏族幹部都這麼做。你說他們這叫不叫兩面派？”

1989年3月，北京當局做出拉薩戒嚴的決定後，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戒嚴開始的前一天──3月7日凌晨，西藏當時的中共書記胡錦濤才向向西藏黨、政、軍、警少數核心首腦傳達，準備下午5點傳達到地廳級幹部，但是下午3點，一個蒙面尼姑就在拉薩中心的八廓街站在貨架上，向眾人大聲疾呼地公布了這個消息。送出消息的只能是參加凌晨會議的核心人員 。此類情況在西藏多次發生，包括警察系統剛剛在核心人員中布置逮捕，要逮的人就已聞風而逃。

據說中共安全部門曾在班禪轉世靈童掣籤儀式的會場安裝了監測儀器，掣籤結果剛一出來，會場內就有好幾部手持電話打向國外，給達賴一方通報消息。其中就有政府官員。

1995年，一個達賴喇嘛在海外授封的活佛從印度回他的本寺所在地──青海玉樹。玉樹當地有一萬多藏族百姓前去歡迎，並且組織了由一百輛汽車和一百摩托車組成的歡迎車隊。這種規模的活動在人煙稀少的西藏高原已是轟動大事，也是中共最為害怕和警惕的事。但是中共黨政部門包括安全、公安機構卻一概不知道。事情暴露是因為一個臨時下鄉的副省長偶然碰上了歡迎場面。後來進行查處，玉樹州的安全機關說事先已經上報州政府，但沒有上報上級安全機關。而玉樹州藏族州長把情況壓住，也沒有上報。面對查處時，他們會辯解那是工作疏忽，實際那疏忽肯定是有意的，他們從心裡就不希望這個活動受到干涉。

我在昌都地區也見過類似的場面。千百名穿着節日盛裝騎駿馬的藏人歡迎從印度來的活佛。藏族的中共黨員和幹部也紛紛前往請活佛摩頂。當地藏人對此無人不曉，只有我跟那位漢人縣委書記提起的時候，他一無所知。他的藏族下屬根本不跟他提這事。

基層政權的藏人官員對宗教更是頂禮膜拜。他們大部分是在家鄉任職，經驗和觀念多來自民間，立場和長遠打算也都是建立在本土之上。各種血緣的、親屬的、鄰里的、友情的關係，成為一張“眾意”之網，把他們裹挾進“隨大溜”之中。他們中間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有文盲，連上級發的文件都得找寺廟喇嘛給念。舉行民間宗教活動時，他們往往充當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鍋做飯，忙得不亦樂乎。對他們而言，上級指示遠不如活佛意志神聖，法律懲罰也不如神的懲罰可怕，所以他們對宗教勢力經常亦步亦趨地追隨，導致宗教勢力干涉政權功能，影響司法等。西藏的基層政權，現在已經基本“民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