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95年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除了決定對西藏加強政治控制，對分離活動加強鎮壓之外，最重要的話題就是圍繞西藏的經濟發展。很明顯，北京把穩定西藏的希望開始寄託於西藏經濟的發展上──如果藏人生活富裕了，全都熱中於追逐財富和享樂，還有什麼心思和必要搞獨立呢？這和中共“六四”以後對中國的統治思路是一致的。同時，北京還把推進西藏與中國內地經濟的一體化，當作把西藏進一步與中國捆綁在一起的繩索。經濟越融合為一體，西藏與中國分離就會導致越大的損失，中共希望那也能因此成為對獨立意願的制約。

北京這種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確產生了作用，如與市場經濟共生的物慾對宗教形成腐蝕，尤其是卷進市場活動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識開始淡漠，享樂風氣盛行。今天去拉薩會強烈感受到其世俗化的一面，燈紅酒綠，到處是卡拉OK、麻將大戰，年輕男子沉溺喝酒賭錢，玩物喪志，時髦女郎熱中模仿中國內地時尚，為追求物慾淪落風塵……據說達賴喇嘛對這一點相當擔憂。宗教是西藏的核心，人心是宗教的根本，達賴喇嘛作為宗教領袖，當然比誰都清楚這一點。達賴喇嘛指責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市場化是有計劃的陰謀，是用“軟刀子”對西藏民族進行文化消滅。

不過，將西藏的世俗化全歸於中共，在我看是高估了中共的能力。工商社會對宗教的腐蝕，全世界莫不如此。除非西藏永遠保持閉關自守，不求發展，否則走到這一步是誰也擋不住的。與其說中共促進了這個過程，莫不如說它阻礙了這個過程，使其在西藏乃至在中國晚發生了若干年。五十年代進軍西藏的中國政權如果不是共產黨，而是一個接受了西方體制的資本主義政權，西藏的變化肯定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

不過，經濟發展可以淡化宗教影響，卻不能遏止民族主義的蔓延，甚至相反，還可能在某些方面成為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在這層意義上，達賴喇嘛又應該得到一些寬慰，他不僅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也是民族的政治領袖，他幾十年如一日為西藏所做的鬥爭，確立了他的道德形象和國際地位，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西藏民族主義無可爭議的旗幟與核心。社會世俗化進程雖然削弱他的宗教領袖的影響，卻在同時加強着他的民族主義政治領袖的影響。

事實表明，在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人中，並沒有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樣遠離西藏獨立運動，他們反而成為離心力最強，民族主義情緒最嚴重，最不安定的一個社會集團。他們是近年西藏進行反抗運動和街頭騷亂的主要力量。騷亂時的口號之一是“吃糌粑的趕走吃大米的！”然而把那口號喊得最響的，往往都是早已經不吃糌粑，口味改成了漢菜和西式點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宗教如何受到物質主義瓦解，在廣闊的西藏牧區和農村，西藏高原的“天”卻註定藏人與宗教保持不可分離的關係。錢的腐蝕只局限於城市及周圍地區，對那些生活在大山、雪原和牧場的藏人，錢只是某些時候有用，神卻是時時刻刻都有用。人在那裡可以離開錢，卻離不開神，沒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種恐懼環境中是支撐不下去的。所以，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宗教都遭到瓦解，西藏的宗教也會存留。民族主義和傳統宗教，將奇特地始終保持在達賴喇嘛的兩手，成為他可以左右開弓的雙兵器。

北京即使最後真能實現西藏經濟與中國內地經濟的一體化，也一樣不能成為消解民族主義的藥方。前蘇聯的經濟一體化程度不可謂不高，蘇聯解體對各個新國家的經濟造成的損失不可謂不大，然而既然推動分裂的民族精英興趣在於獲得個人權力，那是只有通過分裂才能獲得的。至於割裂經濟聯繫造成的經濟衰退和生活艱難，是由老百姓承擔。民族精英們可以很崇高地將其解釋為是“不自由，毋寧死”的必要代價。

在對付中國日益激化的少數民族民族主義方面，北京至今拿不出有效辦法，除了暴力鎮壓，幾乎別無選擇。這不奇怪，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性的新宗教，連北京也在利用它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的意識形態空虛。在它自己也在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同時，難道它能有任何有說服力的理由去否定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