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八年抗戰

阿唐

二 盧溝橋頭的槍聲

多年前的一個冬日，驅車途徑京南的永定河畔，冥冥之中泛起的一個念頭，車頭一拐，就這樣來到了盧溝橋頭。

冬日的永定河，河道基本乾涸，一眼望過去，是一河床的鵝卵石、粗沙和細泥，幾輛挖沙車輛在河道上忙忙碌碌。俺一直不大喜歡北京的冬日，滿目都是蒼涼落寞的落葉樹木與灰濛單調的建築。唯有那冬日裡的太陽，毫不吝嗇地在華北大地上揮灑着光輝。盧溝橋，就這樣靜靜地躺在冬日的陽光下，做着千百年來的歷史見證。橋面的石板上，深深的車轍印跡，似乎默默訴說着歷史的風風雨雨。

盧溝橋，亦稱馬可波羅橋，從這個名稱可知，盧溝橋的漫長歷史。

在橋頭的“盧溝曉月”石碑下面，俺遇見了一位日本人，準確地說是一位日本商人，從後來他遞給我的名片上知道，他是某株式會社的駐京首席代表。90年代，很多又想占領中國市場，卻又不想大筆投入的日本企業，總是這樣，用幾個人組成一個小小的代表處，保持着與中國市場的聯繫。

首席代表的英文水平一般，俺的水平也是極爛，就這麼着，磕磕絆絆地湊合交流着。日本商人碰到了難題，他很想與石碑旁邊的一位中國老人交談，卻苦於彼此語言不通，於是，俺成為了他們的臨時翻譯。顯然，日本人很希望能夠從老人的口中了解一些當年發生在盧溝橋頭的歷史，卻未能如願，因為老人的家住在京西的首鋼，對於當年那場戰事，不甚了了。後來，逢年過節，俺總是能收到日本商人的節日賀卡，上面的字跡，一絲不苟，體現着日本人一貫的認真精神。

當年的俺，正在為第二天的飯票而努力打拼，對於歷史上的拐彎抹角不甚關心，所以，對於這位日本商人的好奇，感到有幾分奇怪。等到一天，混跡海外，有大把時間揮霍的時候，回過頭去整理自己的歷史知識，愕然發現，日本人對於歷史的研究簡直達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是歷史細節的考證。讀過一篇訪日見聞，說是參加一個日中事變研討會，有日本學者利用中日雙方當事人的回憶錄、訪談以及歷史圖片，幾乎重建了盧溝橋事變前夜的全過程，最後的結論是，這第一槍應該是中國軍隊所為，因為中國的一位金姓營長曾經下令：如果日本軍隊進入100米之內，就開火！因此，難免中國士兵在兩軍對峙的緊張時刻，失手開槍。而同一時刻，對壘的日軍士兵的行蹤都可以追尋。

其實，盧溝橋事變中，誰開了第一槍並不是十分重要。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一方是盛行在日本朝野的好戰氣氛，一方是激盪着中國軍民的反日情緒，分分鐘對壘雙方會搞出一些名堂出來，如果想找茬，遍地都是。強盜想殺人，還怕找不到理由麼？尤其是自“九一八”以來，日軍下級軍官自行其是的擅自行動，往往在事後得到上級的默認與嘉獎，1937年的日本戰車的操控，已經不是日方政府能夠有效駕馭的了。因此，今天日本人追究“七七事變”中誰開了第一槍的做法，在歷史考據上是值得稱道的，在中日關係上是傷害感情的，在歷史大局觀上是本末倒置的。

“七七事變”前夕，日軍在華北的駐軍是以北支那駐屯軍為主體，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庚子事變後的平津駐屯軍，規模不大，5千人上下。也就是說，此時此刻，日方高層並無在華北策動新的軍事冒險行動的即時計劃。

中國軍隊在平津一帶的駐軍是西北軍系統的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四個師，10萬人馬。師長的大名都是響噹噹的：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和趙登禹。這其中，張自忠自不待言，官至集團軍總司令而戰死沙場，萬世英名；馮治安則是淮海戰役的關鍵時刻，舉行戰場起義的張克俠何基灃部的直屬長官；劉汝明後來官至兵團司令，打仗的老油條，淮海戰役唯一全身而退的國軍戰略兵團，渡江戰役又給他跑了，一直追到廈門才追上；趙登禹，正是陣亡於 “七七事變”的南苑戰場，北京因此有了趙登禹路。副軍長秦德純也是一個著名人物，他與土肥原賢二簽訂《秦土協定》，喪失了察哈爾的大部分主權，一直以來是做為漢奸人物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上，大概因為他後來跑到台灣去了。同樣，做過華北偽政權北平代理市長的張自忠，也曾經在任上簽署了與南京政府法令相違背的地方條令，並且在二十九軍退出京津地區後出面維持社會治安，也是為時人罵為漢奸賣國賊，最後不得不用自己鮮血來洗白自己名譽。一句話，當年的二十九軍，人才濟濟，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二十九軍的威名遠揚，得益於“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首歌，歌詞是這樣的：“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後來傳唱開來的時候，“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改成了“全國武裝的弟兄們”。這首歌說的是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戰中喜峰口的戰鬥故事。參與長城抗戰的幾支部隊，合共有中央軍、東北軍、晉軍和西北軍，其中數西北軍的裝備最差，以至於冷兵器時代的大刀還是部隊的制式武器。但是，正是靠着這把大刀，二十九軍得以揚名立萬。當時因為西北軍的裝備太差，白天被鬼子打得沒脾氣，氣憤不過，想出了這麼一招冷兵器夜襲戰，在當地山民的帶路下，派出了兩支夜襲隊，揮舞大刀，殺入了日軍的宿營地，一通猛砍，據說一口氣幹掉了1千多鬼子，幾十門大炮，幾百人的夜襲隊也只回來二三十個。戰果可能有所誇大，俺一直查不到準確的數字，以冷兵器正面搏殺，彼此的傷亡當在一比一之間計算，戰果也在數百之間，做為單次戰鬥，已經是很難得的了。以至於日本《朝日新聞》哀嘆曰：“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一戰，戰果多少還是其次的，貴在西北軍頑強的求戰精神，沒有上下同欲視死如歸的勇氣，是不可能完成這次夜襲任務的。三十年代西北軍的戰力，在軍閥中是首屈一指的，中原大戰中，就連中央軍也在西北軍手下討不到什麼便宜，最後老蔣是依靠銀彈加遊說，張少帥在背後插了一刀，方才瓦解了馮閻聯軍。這一切，歸根結底，還是要歸功於西北軍的老長官馮玉祥，正是馮大兵的嚴於律己身先士卒，才始終保持了西北軍的旺盛戰力。老馮最輝煌的時候，擁有軍隊40來萬，手下將星如雲，如宋哲元、鹿種麟、張之江、劉郁芬和李鳴鐘，號稱“老五虎將”，韓復榘、孫良誠、孫連仲、石友三和劉汝明，號稱“新五虎將”。看看這些人名，就知道上個世紀的上半葉，老馮對於中國軍界的影響力有多大了。

不過，老馮這個人在政治上的腦筋不大靈光，馭人之術基本是零，前者導致老馮在時局判斷方面，屢屢出錯，後者造成部下心懷不滿，離心離德。西北軍在大發展後，原來的小小團營長們都成為擁兵一方的軍政大員，可是老馮還是當年當旅長的脾氣，見面說話，一言不合，就要把這些方面大員拖出去打軍棍。結果，這些部下差不多都先後背叛了老馮，著名人物如石友三和韓復榘。

二十九軍就是中原大戰後，老馮眾叛親離之後的餘部所編，在宋哲元的率領下，曾經寄食於張少帥的旗下，過着有上頓沒下頓的日子，人稱叫花子軍，據說行軍都是在夜間，不然老百姓還以為是鬍子隊伍。

但是，“七七事變”前夕的二十九軍，今非昔比，鳥槍換炮，早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個叫花子軍了。“何梅協定”後，中日雙方的主力軍團依照條約撤離華北長城一線，京津一帶遂成為權力真空。三姓家奴石友三居然拖出一支雜牌隊伍，打算把昔日的首善之地據為己有，二十九軍當仁不讓，搶先一步出兵，收編了石友三部，成為了事實上的華北王。日軍對於二十九軍的動作，予以了默認和支持，原因不外是，既然暫時沒有鯨吞華北的打算，不如扶持一個非南京政府嫡系的地方武裝做為緩衝與過渡。南京政府也很明智地承認了華北的現實，又是給二十九軍增加番號，又是給宋哲元封官，還給了大筆的經費，也是希望二十九軍成為中日之間的一個緩衝。一時間，宋哲元成了中日兩國的香餑餑，炙手可熱。二十九軍的裝備也來了個大更新，其裝備之精良，甚至在中央軍之上！

自覺羽翼豐滿的宋哲元在中日兩國之間，玩起了平衡術，他的華北准自治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裡面，西北軍東北軍親日分子各占1/3，誰也不得罪。老宋的如意算盤是，最好中日兩國不戰不和，就這麼僵持着，如此，二十九軍就可以在夾縫之中，左右逢源。這種想法，也很難說是齷齪，有句老話不是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麼。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大小軍閥們，都是這麼合縱連橫過來的。但是，老宋再打自己的小算盤，也不會完全捨棄了民族大義去做賣國賊，對於日本人的種種要求，他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對於日軍的種種挑釁行為，他老哥也是還以顏色。一次，日軍在城裡演習步坦配合巷戰，二十九軍就把大刀隊拉到北京街頭去表演耍大刀。說實在的，俺對於雙方的做法都有些不解：坦克在巷戰中歷來是個挨打的東東，除了蘇軍攻克柏林，還真的沒聽說過在巷戰中大規模使用坦克的戰例；二十九軍這大刀耍起來，好看是好看，可是熱兵器時代，那個威懾力量實在是太有限了。

反正日軍和宋軍就這麼天天互相吹鬍子瞪眼，誰也不服誰地耗着，一直耗到了1937年的7月7日，俺們的故事，終於又回到了盧溝橋頭的槍聲這個主題上，因為這天的晚上，盧溝橋頭真的響起了槍聲。巧合的是，一個中隊的日軍正好在二十九軍的駐地附近演習，更巧的是，一個叫志村菊次郎的日軍士兵因為拉肚子而失蹤了1小時45分鐘。於是，日軍大做文章，要求進入二十九軍駐守的宛平縣城搜查失蹤士兵。這一要求，理所當然為中方拒絕，於是，雙方之間的對立與爭執，逐步升級到了槍炮相向。

第三天，也就是7月8日，日本軍部批准了從東北派遣三個師團前往平津增援的計劃。截至到目前為止，日軍仍然沒有做好擴大對華戰爭的準備。主觀上，日軍希望二十九軍如同“九一八”時的東北軍那樣，嚇唬一下，就撤了，那樣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全面占領平津地區；客觀上，平津地區的日軍軍力薄弱，很難對二十九軍做有效攻擊。但是，鑑於前一段時期以來，二十九軍對於日軍的強硬表現，平津地區的日軍有一種教訓一下二十九軍的強烈衝動，從7月7日晚間起，雙方小規模的交火時斷時續。事情演變到這一步，中日之間的平津爭奪戰，顯然已經不可避免，其後的發展變化，無非是這場局部戰爭能否演化為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

在這一緊張時刻，二十九軍的軍頭宋哲元在幹些什麼？他老哥正在河北老家為老父守陵，一直到7月11日才返回天津。俺猜想，老宋此舉是為了讓二十九軍在戰與和兩個選項之間，多留出一些模糊空間。從老宋本意而言，打，不十分情願，日本人不好惹；不打，日本人咄咄逼人，不戰而退的話，東北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喪家犬麼。如果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出些小的讓步，華北維持現狀，是最好不過的了。於是，老宋指使部下與日軍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停火協議，希望事變能夠政治解決。作為一種姿態，二十九軍除了將駐紮在河北大名河間的趙登禹的137師北調，增援北平城馮治安的37師，左翼張家口劉汝明的143師和右翼天津張自忠的38師，都沒有大的動作，同時，也婉拒中央軍北上支援，千方百計地希望事變局部化。

同樣，日軍也沒有做好與二十九軍決一死戰的心理準備，在增援到位，戰役準備完成後，還派人通知二十九軍：大日本皇軍要來打南苑，你們趕緊馬溜的開路一馬死吧！還是希望不戰以區人之兵，如此，既撈實惠，又不至於大動干戈。

南苑是二十九軍軍部所在，又是北平城的南大門，是孤懸於北平城的37師的唯一退路，讓出南苑，意味着二十九軍放棄北平城。一槍不放，拔腳就走，那不是西北軍的傳統。這一點上，與東北軍相比，西北軍是真漢子，戰場上不是孬種。從7月7日開始，北平城的37師就與日軍針尖對麥芒，小打小鬧不斷，並且在7月25日一度攻占了日軍在豐臺的駐軍大營。

於是，7月27日，日軍在南苑地區對二十九軍大打出手，這第一板斧落在了剛剛從後方增援上來的趙登禹師的頭上，而不是長期駐紮在北平城的馮治安師。陣地不熟悉，換防中的混亂，日軍初戰的用兵謹慎。。。種種原因造成了趙登禹師在一天一夜之間，基本崩潰，雖然也給了日軍以相當的殺傷，但是南苑最後還是失陷了，最要命的是，趙師在北撤大紅門途中，遭日軍伏擊，副軍長佟麟閣和師長趙登禹同時陣亡。

戰局演變至此，趙登禹師幾乎全軍覆沒，馮治安師被孤立在北平城，張自忠師試圖攻占天津海光寺日軍兵營、天津車站和東局子機場，策應北平的戰事未果，二十九軍在平津地區的軍事防線呈現支離破碎狀。無奈之下，只好遵照老蔣電令，留下若干保安部隊，於29日凌晨主力南撤保定及滄縣。

做過天津市長的張自忠，因為多次參與對日交涉，於是臨危受命，被宋哲元任命為北平代理市長。一方面是善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持與日軍的談判接觸，祈望事變最終能夠和平解決，二十九軍重返平津。結果，不僅平津被日軍徹底占領，張自忠也被國人罵為張逆自忠，人人皆可殺之的賣國賊，從此種下了張自忠日後戰場死節的種子。

如同1931年以來的歷次中日衝突那般，日軍再一次輕而易舉地達成了其戰役企圖，平津地區落入了日本帝國的手中。面前的中國軍隊雖然沒有一槍不發望風而逃，但是其戰場表現，實在是不能令日軍肅然起敬。如果時局需要，滅亡中國要多長時間，3個月還是6個月？是蠶食還是鯨吞？擺在日軍面前的課題，似乎不是能否打敗中國，而是如何去打敗。

回顧71年前官方欽定的八年抗戰中的第一場戰役，二十九軍旺盛的戰意固然可圈可點，但是整個戰役的結局卻大大出乎其戰前的自我期許。這其中因素有大局的判斷失誤，也有軍隊的素質，更多的還是中高層軍官對於現代戰爭的認識相當落伍。首先，宋哲元在戰與和之間，首鼠兩端，舉棋不定，給下屬的指令是“應戰而不求戰”，對於日軍挑釁爭鋒相對，寸土不讓，卻又不在軍事上做後手準備，及時調整軍力部署，致使戰役爆發的時刻，二十九軍因為兵力分散，難以協同；其次，戰前盲目樂觀，以為二十九軍在平津地區占有絕對優勢，只要擺出一副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姿態，日軍就會被震懾住，消弭戰爭於無形，因此，一直到 “七七事變”前，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戰役計劃；二十九軍固然裝備精良，步兵的輕武器與同期的日軍相比不逞相讓，士兵用捷克式步槍，排長用德式伯格曼衝鋒鎗，連長是二十響駁殼槍，每班配有擲彈筒2門、槍榴彈2支、捷克式輕機槍1挺，但是行軍作戰的意識基本停留在一戰時期。以趙登禹師為例，首先是在增援北平的途中，兩個團在團河遭伏擊，然後是固守南苑失利後，北撤途中再遭伏擊，給人的感覺就像盲人騎瞎馬，戰場的預見能力與偵察能力太差了。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趙師長陣亡在自己的座車之內，遭伏擊的隊伍一共只有兩部車，目標大的不得了，這哪裡像是敵前撤退，整個兒一郊遊出巡麼。

日軍尾隨着南撤的二十九軍，沿津浦線繼續壓迫中國軍隊，盧溝橋事變的餘波持續蕩漾着。。。這一切仿佛是“九一八”、長城抗戰、綏遠抗戰的又一個翻版，皇軍跺一跺腳，支那軍望風而逃。

但是，但是！日軍萬萬沒有想到，中國軍隊終於反擊了，反擊的地點不是在當面的華北戰場，而是千里之外的華東，中國的經濟首都--上海！僅僅距離“七七事變”一個月零6天，中日兩國的精銳主力部隊在淞滬地區爆發了一場超大規模的血腥大戰。

（待續。最近一段時間狀態不好，寫出來的東西乾巴巴的，呵呵。下集預告：淞滬會戰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