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秘談 台灣40年前差點實行一國兩制

在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順利回歸以後，台灣執政黨則在推動入聯公投。其實，早在1965年，國共經過多次、多渠道的“特殊談判”，蔣介石已同意統一的六條件，台灣差點實行“一國兩制”。”美國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證實了這段史實。

曹聚仁擔任兩岸“密使”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毛澤東試探和國民黨當局接觸，蔣介石此時也有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想法。上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國共雙方都試圖尋找一個能夠實現溝通的中間人。　

曹聚仁

　　1956年7月，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到北京採訪，受到了絕非記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年譜》記載，經由195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討論，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先後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

　　如今已是著名時事評論員的曹景行至今還有印象，“那年我才10歲，跟着父親在北京見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

　　第二次接見尤其具有歷史意義。在頤和園的宴會上，周恩來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8月14日，“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職《南洋商報》向外發布出去。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台灣方面。1956年之行，拉開了曹聚仁近十年兩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台灣政權仍歸蔣介石　　

　　據歷史學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國共談判史綱》記載，在曹聚仁擔任兩岸密使的同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章士釗也在為國共接觸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釗曾帶着中共領導人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　

　　章士釗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許孝炎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了蔣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不久，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協商。李維漢提出中共關於合作的四條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1.5萬字的報告，交由許孝炎轉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毛澤東提出“一綱四目”

　　1958年8月23日金門炮戰開始後，兩岸“密使”曹聚仁到北京的次數就更多了。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會見了曹聚人，作陪的有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載，針對炮擊金門等有關問題，毛澤東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以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根本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釗說：“這樣，美援會斷絕。”

　　毛澤東說：“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軍，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在他那裡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

　　曹聚仁問：“台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

　　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當時並沒人把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叫做“一國兩制”，周恩來後來將其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1、台灣統一祖國後，除外交上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2、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之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4、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毛澤東一再表示，台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

　　“一綱四目”於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給了台灣當局。

國共達成六項條件　

　　直到1965年夏，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受到北京方面熱烈歡迎。這對蔣介石觸動很大，蔣氏父子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國共談判史綱》稱，在與蔣經國的會談中，曹聚仁介紹了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

　　1、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

　　2、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

　　3、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持數額照撥補助；

　　4、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5、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6、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但美國則因為懷疑這六點建議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灣方面施壓。　

　　但讓蔣介石產生更大疑慮的因素是，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風浪也波及到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至此，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再度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