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跑官與娼優人文－－獄中重讀孔子行跡

當滿朝文武皆迎合漢武帝的好惡、齊聲指責李陵之時，唯有正直的司馬遷獨排眾議而為李陵辯護。儘管司馬遷說得合情合理，但只要臣下敢於冒犯龍顏，漢武帝才不管他說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馬遷的屌才說。荒謬的是，根據今日中國的御用史學評價，在滿朝文武官員的聖殿上，一個小小史官居然敢於頂撞一言九鼎的漢武帝，罪當必死；而漢武帝只閹不殺，該有多麼寬大胸懷啊！

司馬遷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卻勃起了。這一割，不僅使他下決心“發憤著書”，寫出了“藏之名山、傳之千古”的“無韻之《離騷》”；這一割，讓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卑賤地位，寫出那封泣血的《報任安書》。他在仰天悲嘆“腐刑極矣”的同時，歷數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無能，坦陳自己的地位不過是“娼優所蓄”。

好一個“娼優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國文人在皇權政治中的可憐地位。

在皇家宮廷中，中國文人“娼優所蓄”的地位並非始於漢代，而是始於諸侯國紛爭之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周遊列國，首開了文人的“跑官之風”；王公貴族的大量 “養士”，奠定了“娼優所蓄”的傳統。在先秦的狼煙四起中，幾個被後代儒生大書特書的君王，皆為善於養士之人。而權勢者“養士”，如同養家妓或養好馬。

春秋戰國的紛爭時期，各國間的結盟和分裂不斷變更，既沒有穩定的朋友，也沒有長期的敵人，正所謂：“只有永遠的利益而沒有永遠的敵友”。這種分分合合，史稱“合縱”與“連橫”。

在那個硝煙瀰漫、血濺權杖、生靈塗炭的時代，君王們的“朝三暮四”與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謂珠聯璧合。君王們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們有了周遊列國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間進行選擇的機會，可以憑藉其縱橫之術遊說於各國，不必非看一個君王的臉色，正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歷史上著名的縱橫家有張儀、公孫衍、蘇秦等人，全憑一條“三寸不爛之舌”，便可周旋於各國君王之間。說是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實質上是價值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政治無規則，統治者無信譽，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人格無操守，縱橫家無忠誠，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機會主義。

比如，著名縱橫家張儀乃魏國貴族的後代。他曾求見魏惠王獻策，但沒有得到重用。一氣之下，張儀前往楚國求見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見他。好在令尹昭陽收留了他，他也只好委屈地做個門客。

某日，令尹昭陽宴賓客，門客張儀自然在場。酒酣耳熱之時，昭陽忘乎所以，拿出楚國的無價之寶“和氏壁”，向滿座賓客炫耀。國寶在眾人的驚奇中、讚嘆中傳來傳去，但傳着傳着，國寶不翼而飛。昭陽懷疑是張儀偷的，因為他是外國人且窮愁潦倒。昭陽把張儀抓起來審問。張儀蒙此不白之冤，當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張儀被打得幾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張儀回家後，不讓妻子撫慰他的遍體傷痕，而是張口讓妻子看他的舌頭。他慶幸自己的舌頭還在並對妻子說：只要三寸不爛之舌還在，官運就沒有完結，就可憑藉如簧之舌遊說各國、謀取官職。果然，張儀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國去搖唇鼓舌，還真說服了秦王，被任命為大良造。魏國不用他，他就慫恿秦國攻打魏國。秦王聽信了張儀，興兵攻魏，占領了曲沃、平周兩地。張儀越發受寵，將另一名嘴公孫衍擠出秦國。

後來，當齊國和楚國結盟對付日益強大的秦國時，秦王派張儀前往楚國，任務是離間齊楚。張儀首先收買了楚國貴族靳尚等人，然後去見楚懷王，以奉獻600里土地打動了楚懷王，導致齊楚聯盟破裂。楚國背叛了齊國，憤怒的齊王與秦國結盟，共同對付楚國，使楚國遭到重創。最為戲劇性的是，當楚懷王向秦國討取600里土地時，張儀居然翻臉不認帳，硬說秦國獻給楚國的土地只有6里而非600里。於是，憤怒的楚懷王發兵攻秦，兵敗丹陽，楚國的漢中郡被秦軍占領。

前面曾提到，首開憑着“三寸不爛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戰國時期的縱橫家，而是被奉為至聖先師的孔老夫子。只不過，縱橫家們大都有點“政績”，而孔子跑爛鞋底卻一事無成。

如果野史上記載孔子生於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個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後來為中國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級森嚴的血統論規矩，以他的出身而論，他變成亂臣賊子或潑皮無賴才對，而斷斷成不了歷代君王的萬聖師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徵。但他怎麼就成了誨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書上毫無記載。大概是在曠野上偶遇老子，閒聊中從老子的玄談中悟出了為人處世的道道兒。《莊子》一書把這段傳說改造為孔子向老子“問道於野”，以證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門徒，孔子只不過把老子那套陰柔的自然之道，應用於人世和官場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紹。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但他從“志於學”的少年時代開始，就致力於“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目標。青年時代，孔子做過季氏家族的“委吏”，也就是幫人家管理倉廩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現在的說法，也算個高級打工仔。

“三十而立”後，孔子已經有了博學之名，自然不甘於繼續做別人的家臣，而要從事“經國”之大業。他以辦私學謀生，以周遊列國謀官。魯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年）魯國內亂，崇尚“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孔子自然逃離。他離魯至齊，齊景公曾慕名而問政於孔子，他說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這成了孔子日後炫耀的一大資本，後又演變為“三綱五常”。

但請教歸請教，啟用歸啟用。齊景公雖然愛聽孔子進言，卻沒有啟用他做官。從“而立”的30歲到“知天命”的50歲，二十年間，孔子沒有謀得一官半職。直到 51歲，孔子才被啟用、走上仕途。他從基層縣長做起，最高職位是部級官員，即由中都宰升為司空，再升為大司寇，相當於魯國的司法部長。但孔子的仕途僅四年就結束了。孔子的政見不為高層採納, 其政治抱負也就難以施展。於是，他在55歲時憤而棄官出走，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均未獲重用。

孔子先去衛國跑官，受到衛靈公禮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監視孔子，孔子受驚，害怕獲罪，不辭而別。孔子本想去陳國，但在過匡地時被困五天。解圍後又想去晉國，但正值晉國內亂，孔子不得不再返衛國。孔子此舉，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衛靈公也不用孔子。後來衛國也發生內亂，孔子又離開衛國，途經曹國，前往宋國。宋國司馬桓魁想殺了孔子，孔子只能偷偷逃出宋國，經過曹國抵達陳國。之後，孔子多次往返陳、蔡之間。期間，楚昭王派人來請孔子，陳、蔡兩國的士大夫圍追孔子，致使他“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解圍後，孔子到了楚國，但孔子的官運實在不好，他到楚國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後，孔子再次至衛，雖有衛國君主給予的“養賢”之禮，但無重用之實，還是無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魯國，但仍未獲魯哀公的任用。

孔子從五十五歲開始周遊列國跑官，但他顛沛流離十四載卻一無所獲。正統史家對孔子的評價是：胸有宏圖大略卻終生不得志。但在我看來，孔子是個罕見的官迷，甚至痴迷到雖有千難萬險而不辭的程度，幾近於屈原的“雖九死而猶未悔”。正如他在《論語》中憤憤地說：“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猶喪家之犬！”《列子》中這樣描述孔子的周遊列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饒，“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為後代讀書人指出了“學而優則仕”的人生之路；他對自己失敗的跑官經歷的總結變成從政哲學：“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遇明主則入，遇昏君則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歷代中國讀書人的榜樣，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幾乎都有過不愉快的從政經歷。通俗地講，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壞就跑”， “得便宜就進而吃虧就退”。如此缺乏擔當的機會主義，不僅是中國文人的從政哲學，也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

孔子從跑官挫折中總結出的那些勸世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朝聞道，夕死可矣；”“從道不從君；邦有道，貧，恥也；邦無道，貴，恥也；殺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從未踐行過，後來士大夫中也罕有踐行者。

孔子萬萬沒有想到，他總結跑官失敗的經驗之談，卻被後來的統治者變成帝制時代的正統意識形態，且是獨尊的意識形態。他本人也被奉為“萬世師表”和“至聖先師”。

秦滅六國成就了霸業，政治上的統一結束了戰國紛爭，也結束了百家爭鳴，從此知識分子就踏上了只能從一而忠的不歸路。中國的帝王無力稱霸之時，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容忍言論自由，而一旦稱霸，首先要滅絕的就是言論自由及其喜歡說話的知識人。從秦始皇到毛澤東莫不如此。

中國文化最大的悲劇，還不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而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學說，把靠暴力建立和維繫的帝制秩序描繪為天道的體現，“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帝制合法性的本體論根據，不僅為人間皇權的永世不變提供了宇宙論證明，而且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披上了一件懷柔的意識形態外衣。聰明的皇帝看得出來這件外衣對其政權的勸誘作用，遂確立為獨尊的官方意識形態。從此儒術便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的關於公平和正義的基本標準，成為主流讀書人安身立命的“道統”。從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學的程朱，道統乃一線單傳。

儒術作為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家，被統治者欽定為凌駕於諸家之上的權威，思想變成了執政的工具，孔子周遊列國時沒有實現的理想——為帝王師——由漢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從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聖人，儒術成了不允許挑戰的正統意識形態（道統）。衛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為先師，軾君者也拜為先師；漢人尊為精神支柱，異族征服者也尊為立國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貞女烈夫遵從它，優伶娼婦也賣弄它；在中國，它放之於四海皆準，其原因無非它是統治者的“法統”，是儒生官僚集團制約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統”，更是放牧民眾的得心應手之工具。

然而，儒術作為統治工具只能說而不能用，只能在倫理上約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現實政治中無法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對於惟我獨尊的皇帝和搞宮廷陰謀政變的逆臣來說，也對於走投無路時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稅逃亡的刁民來說，真正具有威懾力的統治工具還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從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對觸犯三從四德者的懲罰，決不能只向違反者宣講三從四德之禮，而是要動用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酷刑。換言之，如果儒術所倡導的倫理“德政”沒有法家力主的“暴政” 來支撐，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歷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把“法家”作為暴政的代表，把“儒家”作為仁政的代表，並將兩者對立以來。其實，孔子說的那點類似“攻心術”的道理，法家韓非子們也照樣門兒清。韓非在強調嚴刑峻法的同時也說：“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間的關係和諧，最終取決於對人心的徹底征服。但是，人作為會思考的蘆葦，“禁其心”難乎其難，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再精明的獨裁者也無法做到。正所謂：“你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時間欺騙有的人，但你無法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

所以，“禁其心”的“德治”不成，就只能用“禁其言”和“禁其事”的“暴政”，主要依靠牧人手中的鞭子和開辦屠宰場。即便在獨裁統治的和平時期，意識形態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體控制的輔助手段，是執政者為降低統治成本而採用的勸誘策略。何況，官方意識形態的獨尊地位，在本質上並不是靠其本身的道義凝聚力來維繫的，而是靠暴力的國家機器來支撐的。是選擇意識形態的說服，還是選擇暴力鎮壓，其決定權都在執政者手中，根據不同情況而選擇不同的統治手段。如果運氣不錯，偶爾碰上所謂的“明君賢臣”的合作，最好的可能也僅僅是把攻心術用盡之後再動用暴力；而在經常性的“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的統治時期，連統治者自己也不相信儒家的說教，而只相信最有效的統治手段——暴力。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歷史上，又有幾個“明君賢臣”的合作期呢？我們這代人經歷過“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時代，毛的權威可謂如日中天，毛思想的勸誘力可謂入腦入心，但這種萬眾匍匐並沒有帶來“仁政德治”，反而是史無前例的殘暴統治。

儒外法內的傳統，當然也適用於滿嘴仁政的孔子。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雙，腳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繭，可惜只當了一次魯國的大司寇，屁股還沒坐熱就被炒了魷魚。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權力，在那麼短的為官生涯中也沒有閒着，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的最大政績就是不講仁義理智信，不用攻心懷柔術，而是大開殺戒，誅了少正卯，過過手握暴力的癮。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的外儒內法的虛偽和殘忍，早就由孔子當權時實踐過了。正如魯迅所說，從滿篇仁義道德的儒家遺產的字縫裡，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實的。

【1996年11月於大連教養院，2006年7月23日整理於北京家中】

作者:劉曉波
2006-08-12 23:0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