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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虛假的根源(一)
送交者: viewer 2008年04月24日08:51:2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被欺騙的中國人(第二篇第六章)儒教是虛假的根源(一)

作者:方舟
2007-04-26 17:53:34


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共和國需要品德,君主國需要榮譽,專制政體需要恐怖。”⑴

是的,專制必須是恐怖的,但長期專制,單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加上欺騙。

將政府的權威完全建立在軍隊和酷刑上,這樣只能對人民的肉體產生威懾作用。如果人民真的將生死置之度外了,政府的權威也就失去自己的基礎了。“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今天逃跑是死,舉行起義也是死,為國而死,可以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⑵ 戍卒一叫,群雄並起,一夫作難,而七廟毀。

中國的歷史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秦國16年而夭折的教訓更給中國後來的專制者們敲了個警鐘,上了堂政治課,這使他們明白,一位的高壓、恐怖是行不通的,是不長久的。

人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有靈魂。僅僅控制了人的肉體,是不全面的,是低檔次的。要想使專制政權長期穩定,還必須控制人的靈魂。值得中國專制帝王們慶幸的是,在中國,有個現成的、很符合專制需要的控制人們靈魂的工具,那就是曾被秦始皇嚴厲打擊的儒教。

專制政體在歐洲很短暫,在非歐洲地區存在的時間較長,但和中國相比,世界上所有的專制都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的。中國社會超長、超穩定的專制政體,是世界歷史中的一個奇特的現象,究其原因,就是中國人信奉一個特別的、專業為專制服務的宗教--儒教為國教。

儒教是一個設計精緻、完美的愚民工具。

儒教的愚民在政府政策中的集中體現是所謂的“仁政”。“仁政”是儒教“亞聖”孟軻所提倡的,他是孔丘的“仁愛”“禮制”的進一步發展,是“仁”“禮”的政治政策化。孟軻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同時代人,他所鼓吹的“仁政”是針對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暴政”的。

為了了解孟軻的“仁政”,我們還是先看看商鞅的變法、“暴政”是什麼。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進行了變法,其主要內容有: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廢除“世卿世祿”的世襲制,“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不能上貴族薄冊)建立“以功授官予爵”的制度,取消舊貴族的政治特權;廢除“井田制”,“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實行土地私有,平均賦稅,取消舊貴族的經濟特權;廢除禮制,實行法治,“燔(焚燒)《詩》《書》而明法令。”“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不受舊的等級禮制限制,“有軍功者授上爵”,“顯耕、戰之士”大力獎勵農、戰有功之士,鼓勵耕戰。

商鞅的變法給了秦國人民一個平等的競爭機會,激發了人民耕戰的積極性,大大促進了農業和軍事的發展,使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民勇於公戰,怯與私鬥。”

商鞅的成功在於,他看到了人性惡,並敢於正視它、利用它,給每個人以奮鬥的機會,讓他們為了自己的理想、欲望而去努力地拼搏,從而使整個國家富強起來。
孟軻的“仁政”又是什麼呢? 

孟軻對梁惠王說:

一個國家的疆土即使只有方圓百里,照樣可以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對百姓施行仁政,省免刑法,減輕稅收,讓百姓深耕細作,及時除草;讓年輕人利用閒暇時間學習,培養孝敬、愛悌、忠誠、信義這些品德,在家用來侍奉父母兄長,在社會上用來侍奉上級領導,如果這樣,即使讓他們手拿棍棒也足以抗擊身批鐵甲、手持銳利兵器的秦、楚的軍隊了。

現在大王發布政令,推行仁政,就會使天下從政的都想在您的朝廷中求職;種地的都想在您的土地上耕種;經商的都想在您的市場裡做生意;旅行者都想從您的大道上經過;各國怨恨他們國君的人都想跑到您這裡來申訴。如果這樣,誰能是您的對手呢?

秦、楚那些國家徵兵使役,妨礙了百姓的農作時節,以至百姓不能耕種土地來養活自己的父母。父母饑寒交迫,兄弟、妻子、兒女離散四方。他們使百姓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大王去討伐他們,誰能與大王抵敵?所以說“仁者無敵”,大王就不要再懷疑了。⑶

老孟的話有點兒耳熟,在我們的毛偉人時代,不是有同樣的話嗎?“我們今天的生活幸福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的無產階級處在水深或熱之中。”

孟軻的話乍聽起來,頗有道理,尤其是“仁者無敵”簡直就像真理,因為他很相似於“愛是永恆”“正義無敵”等真理。但是,如果將孟軻的話放在歷史之中觀察,你就會發現,所謂的“仁政”並不是像商鞅的變法一樣從制度入手,給廣大人民一個平等的機會,提高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來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使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而只是讓統治者在維護舊的制度、秩序的前提下,“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對老百姓仁慈些,減免些賦稅,將既得利益均給老百姓一點兒,這樣就會得到百姓們的擁護,就能天下無敵。

原來孟軻的“仁者無敵”的真正意思是“小恩小惠無敵”。

孟軻所設計的“仁政”其實有個假設、前提:即社會中的君王、官吏、百姓都是安分守己、知足常樂、秉性善良的君子。也就是說,“仁政”的哲學基礎是人性本善。

因此,為了證明“仁者無敵”,孟軻進一步論證道:

人性善良,就像水向低處流。人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下流的。當然,如果拍水使它濺起來,可以高過額頭;阻遏水勢可以使他倒流,可以引到山上。這哪是水的本性呢?是形式造成這樣的。人可使他做不善良的事,這和水受阻倒流是一樣的道理。⑷

孟軻的人性本善論,同時代的告子並不同意,他說:

人性,猶如杞柳;仁義,猶如杯盤。把人性改造為仁義,猶如把杞柳製作成杯盤。

告子對人性的認識蠻深刻,態度也老實,但他的觀點馬上遭到孟軻的反駁:

你是順着杞柳來把它製作成杯盤呢?還是要傷害杞柳再把它製作成杯盤呢?如果要傷害杞柳才能把它製作成杯盤,那麼也要傷害人的本性,才能改造為仁義嗎?率領天下的人來危害仁義的,一定就是你的這種論調。⑸    

杞柳的本性怎麼會是作杯盤的呢?孟軻在這裡將杞柳的“本性”與杞柳的“形體”混淆一談了。孟軻是弱智呢?還是在裝瘋賣傻?從中國的歷史來看,孟軻是在裝瘋賣傻,他很狡猾,分明是他自己在戕賊仁義,他卻先聲奪人,賊人先告狀,大罵別人危害仁義!--蛇的伎倆。

孟軻的“仁政”和商鞅的變法相比,一個追求的是穩定,一個追求的是發展;一個給人民的是飯碗、溫飽的許諾,一個給人民的是升官發財的機會;一個主張人性本善,一個主張人性本惡。

大家猜猜看,人民更喜歡哪一個?人性究竟是惡還是善?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答案,現實與孟軻的論斷完全相反:六國的有識之士,並沒有湧向“仁政”的國家,而是紛紛湧向了變法的秦國;“仁政”國家的人民也沒有手拿棍棒抵擋住秦國軍隊的入侵,而是秦國最終用自己的軍隊消滅了六國。--儒家思想真是把六國給害慘了。

秦帝國的獨裁者秦始皇,用焚書坑儒的方式表達了他對儒家思想的蔑視,歷史似乎用不爭的事實將儒家思想掃進了垃圾桶。然而,秦的好景不長。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阻止了秦帝國武力擴張的步伐,秦在築長城由攻轉守的同時也將惡的鋒刃由敵對國家轉向了國內人民:“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陽,銷鋒鍉(將金屬熔化掉),鑄以為金人十二……”實行嚴刑峻法,專制人民。

秦的酷政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本來打算傳之萬世的帝業,16年而夭亡。漢代的專制者接受了秦的教訓,經過幾十年的思考,最終確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綱領。

漢朝名為“獨尊”儒術,其實他是在繼承了秦朝法治制度框架的基礎上“獨尊”儒術的。漢朝首先繼承的是秦朝的郡縣制、文字獄、酷刑、連坐、戶口制度等法治暴政,在此基礎上又宣揚儒家的仁政,做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天子形象,虛仁假義,愚弄天下。這樣漢朝就將法家的暴政與儒家的仁政揉和在了一起:內暴政外仁政,明儒暗法,明君子暗小人,手裡攥着刀子,臉上戴着慈祥的微笑……。有了暴政作依靠,仁政得以安身立命;有了仁政來依附,暴政得以長命百歲。從此,中國“外仁內暴”的專制政體成熟定型,兩千年不衰。漢朝的名號:“漢”也因此成為了中國主體民族的名稱。

法家、儒家這兩個曾經爭鬥最激烈的一對冤家,終於在漢朝握手言和,狼狽為奸,坑害全國羔羊。

法、儒合流,惡、善兼容,這豈不是正符合了惡善並存的矛盾人性?是的,正因為是善、惡兼容,中國的專制文化才能得以經久不衰。但是,中國專制文化的善惡觀,與真正符合人性的基督教文化的善惡觀,不但不同,並且正好相反:

基督教文化是本惡向善,是“先小人後君子”。(為了說明問題,不得不用了儒教的兩個有毒的概念:小人、君子)人都是罪人,人與人相互交往的前提是人人自私,甲方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要尊重乙方的利益,為了防止一方的愚蠢、貪婪破壞雙方的協議,他們會在口頭上或通過文字形式達成契約、合同,來制約雙方可能出現的不軌行為,以確保最終達到雙贏。本惡向善,是以罪人始,以得救終。

中國專制文化是本善向惡,是“先君子後小人”。人之初性本善,人與人交往的前提是人人為君子,甲、乙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君子,雙方才可能合作。在合作中,甲方經意不經意表現出來的小人行為,會刺激乙方壓抑已久的小人之心的爆發,乙方的小人行為有會刺激甲的小人之心,惡性循環,最終會以雙輸結束。本善向惡,是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始,而以吹燈拔臘、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兔死狗烹終。

基督教社會是外惡內善。基督教國家一會兒是校園槍擊案,一會兒是白宮性醜聞……,丑的惡的東西都是熱點新聞,全世界都看得見。而他們的人道、人權、公正、自由、民主成為不了新聞,只能默默地留給自己的公民慢慢地享用。

中國社會是外善內惡。中國永遠是形勢大好、經濟騰飛、生活小康、國泰民安風景這邊獨好……。“善”的“美”的都在臉上擺着,唯恐別人看不見。而違反人道、踐踏人權、專制腐敗等醜惡則留給了自己,讓中國的百姓們慢慢地咀嚼、消化。

基督教文化是“揭醜文化”。基督教社會中的媒體以及電影、文學等藝術界都具有“揭醜癖”,以揭示醜陋、渲染醜陋為天職、為樂事,他們的存在使得醜陋在社會中無藏身之處,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了上帝的工具。不過他們的“揭醜”工作也會授給那些敵對的專制政府以攻擊自己文化、制度的口實、把柄,並給外界民眾帶來一種錯覺:基督教世界是一個充滿暴力、色情的社會,並且國家領導人的私生活很不檢點,總統們總是被“性醜聞”“性蜚聞”所纏繞,甚至健康也很成問題,總統吃塊餅乾都會被卡暈……。

中國文化是“遮醜文化”。中國社會中的媒體以及電影、文學等藝術界都是政府的宣傳工具,他們都以掩蓋醜陋,報道、渲染光明面為天職、為樂事,他們的存在使得醜陋可以安逸地生存在中國的社會之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了魔鬼的工具。他們出色的工作使得敵對的民主政府很難抓住自己專制政府犯罪的把柄,並給自己的百姓們製造一個錯覺:中國社會是一個充滿了雷鋒、焦裕祿、張海迪、徐良、史來賀、孔繁森、吳金印等“好人”的社會,並且國家領導人都是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都是從不生病甚至連感冒都不會發生的神……。

中國專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是兩種完全顛倒、對立的文化。

自漢代以降,歷代的帝王們紛紛效仿漢代前輩,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手緊握着法的刀把子,一手拿着儒教經典,向人民灌輸儒家思想。時間久了,中國人中了毒,且上了癮,做奴才做得心安理得,有滋有味,如果不讓當奴才,那非急眼、玩兒命不可。

儒教究竟有何手段,能使其“仁政”有如此魔力,讓百姓將壓迫自己的官僚強盜們視為自己的父母,將強盜頭子皇帝當成聖人天子?讓數以億記的中國人久受專制之苦辣竟然麻木不知,甚至自覺甘甜?

其手段不是別的,正是騙。儒教從頭到腳是一整套超凡的騙術。

究其核心,孔孟之流是通過將人性“向善”巧妙篡改為人性“本善”,來迷惑普天下的。

一個謊話需要另外的十個謊話來圓謊,這十個謊話又需要另外的一百個謊話來圓謊。謊話的源頭不止,謊話的河流不斷。

儒教的祖師爺孔丘就是一個說謊話、假話、篡改歷史的大師。

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的手中,他將其中絕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觀點的詩都給刪除了,僅僅保留了一個零頭.--305首符合其教義的詩作為儒教的教材,傳於後世,成為儒教的“五經”之一。除了甲骨文,《詩經》是當今中國人研究上古史成書時間最早、最可靠的資料,孔丘的學霸作風使得中國的上古史陷入了雲霧之中,並給後代的儒生們編造偽史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不單單是刪《詩經》,孔丘還篡改歷史。孔丘編《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極盡其篡改、歪曲歷史之能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⑹ “以一字為褒貶”⑺。 拿歷史作工具,處處宣揚儒家思想。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⑻

孟軻不僅是孔丘的知音,並且還為老師的造假行為辯護: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⑼(說話沒有真實的內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實,只有否定賢者、尊者的人才會說。)

《春秋》字含褒貶、歪曲真相的文風被後人稱之為春秋筆法。孔丘的春秋筆法開了中國人以文字飾“非”飾“過”的先河。

孔丘尊周王室為正統,吳楚等自稱為王的國君,在《春秋》中仍被貶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上周襄王是被召入會的,但《春秋》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何謂“巡狩”?視察之意而。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國人當了戰利品掠走,中國的文人們,不是也稱二帝“北方巡狩”嗎?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倉皇西竄,清朝人不也是說“太后西安巡狩”嗎?國民黨打了敗仗,不說“失敗”,而說“失利”,不說“敗退”而說“轉進”,不說“屢戰屢敗”,而說 “屢敗屢戰”。今日共產黨政府,不說“失業”而是說“待業”、“下崗”、“待崗”……是呀,“失敗”“敗退”“失業”等字眼多不吉利呀,“失利”“轉進” “待崗”就很祥瑞,他讓人們覺得,明天我們就可以勝利、進攻、上崗、就業……。

“諱”“飾”和“瞞”其實是一回事,都不過是“騙”字的另一種寫法罷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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