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大饑荒(烏克蘭語 : Голодомор)，是1932年至1933年發生在蘇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的大饑荒。雖然同一時期在蘇聯各地都發生了饑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詞通常用來特指在烏克蘭民族聚居區內發生的饑荒。

饑荒的經過
當代學者大多贊同這樣的觀點，即烏克蘭大饑荒是在斯大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在烏克蘭，這次饑荒有時被認為是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

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他們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因此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穫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穫的糧食後，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

這幾項懲罰性措施實施數月後，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與此同時，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烏克蘭氣候條件轉好，1934年農業收穫量有所提高，烏克蘭饑荒狀況逐漸消失。

饑荒的後果

紀念烏克蘭大饑荒受難者的十字架，位於基輔由於缺乏官方統計數字，死於烏克蘭大饑荒的人數只能進行估算，具體人數在250萬到480萬之間。除了飢餓外，缺乏營養、抵抗力下降後導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傷寒和傷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烏克蘭人，4.5%是俄羅斯人，1.4%為猶太人，1.1%為波蘭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白俄羅斯人、匈牙利人、伏爾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死於烏克蘭大饑荒。

除了饑荒外，1932年到1933年，蘇聯還對抱有民族主義觀點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進行了清洗。

烏克蘭獨立後，許多烏克蘭政治家和學者認為1932年-1933年大饑荒是蘇聯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但是親俄羅斯的政客以及俄羅斯政府反對這樣的叫法。

2003年10月，烏克蘭大饑荒紀念委員會在意大利維亞琴察舉行會議並簽署聲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歐洲議會承認烏克蘭大饑荒是針對烏克蘭民族的有計劃的種族滅絕。

烏克蘭國會和許多國家的烏克蘭人社團對普利策獎委員會發出呼籲，要求其撤消1932年頒發給《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沃特·杜蘭蒂的獎項。沃特·杜蘭蒂因對蘇聯五年計劃的系列報道而獲得了該獎，但是他在明知烏克蘭發生大饑荒的情況下仍對全世界隱瞞了這一慘劇的真相，並且在報道中宣稱“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1]

2002年初，烏克蘭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關饑荒的秘密文件。烏克蘭總統庫奇馬也簽署法令，將11月22日定為“饑荒紀念日”。

2006年11月25日，烏克蘭各城市下半旗，並在國旗上纏上黑絲帶，向大饑荒的死難者致哀。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和議會議長莫羅茲主持了大饑荒紀念館的奠基儀式，並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燭光哀悼活動。全烏克蘭的電視台和電台停止播放娛樂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