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欺騙的中國人（第二篇第七章）儒教是中國科技落後的根源（一）

作者:方舟
2007-05-21 16:19:54

七 儒教是中國科技落後的根源

儒教是一種靜止的世界觀。正是這種靜止的世界觀賦予了中國社會超強的惰性，使得中國社會幾千年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過的種種表現之外，儒教的靜止世界觀在中國社會中還有以下三種表現：

第一，儒教使人安於現狀，反對任何社會變革。中國歷史中的每一次的變革，都會毫不例外地遭到“效法先王”的儒生們的圍攻，受到儒家思想的層層阻滯。

第二，儒教使人迷信祖先，崇拜師長。儒教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他的祖先崇拜使得中國很迷信自己的祖先，迷信祖先的技術，迷信祖先的秘方。後人有了新的技術、學術也要假託黃帝、周公的名義才有說服力。一個不信儒教之邪，敢於大膽搞革新、創造的人，那他只會有兩種結局：要麼被儒教所扼殺，扼殺不死，他就會被後來的儒者尊為神聖。一批不信儒教的人打下江山後，儒教也會將他們捧為神聖。不論是文臣、武將還是文學家、藝術家，開國的一代就是這個王朝各行業的開山鼻祖，他們的繼承者、學生在“事師如事父”的儒家思想的束縛下，只能對老的學問承襲而不敢有所超越突破，因為在儒教中國，超越突破就是越禮犯上、不尊重老師的表現。這樣，各種學問不是愈做愈好，而是愈作愈糟；人物也不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而是一代不如一代強。

第三，儒教反對科學。在人類進步發展的歷史中，技術的發明、革新起到了關鍵的、決定性的作用，人類社會許多大的飛躍，究其原因，其動力原是來自於一兩個不起眼的技術發明。近代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也是近代科技突飛猛進的結果。

抵擋社會進步的儒教，在本能上是反對科學的。

儒教的反科學主要表現在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觀上。

經過秦朝暴政和楚漢戰爭後建立的漢王朝，初期信奉寡慾無為的道家思想，經過六十年的休養生息和劉氏祖孫六代的經營，到了漢武帝劉徹即位時，漢王朝已經人給家足，國力強盛，年方二八的劉徹已不再滿足清淨寡慾的黃老之道了。為了追求“萬事之統”詢問“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劉徹下詔命令全國“賢良文學”上書對策。此時熟諳儒家經典的董仲舒脫潁而出，以“天人三策”回答了劉徹的三次冊問，使劉徹最終找到了治國的理論武器，從此，漢王朝開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內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

天人合一。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⑴　

人之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行體化天數而成。⑵

人之首，首妢而員，象天容也，發，象星辰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尤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⑶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仁義制度之數，盡取於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夫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⑷

董仲舒還將儒教之五常：仁義禮智信分別和五行一一相對應，東方木主仁，西方金主義，南方火主禮，北方水主智，中央土主信。

不僅只是三綱、五常，董仲舒還將官體、繼承、刑辟、攝政、嫁娶等儒教制度內容都與天象、五行一一比附。

父死子繼合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繼何法？夏之承春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取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⑸

…………

天人感應。

“人之所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響應。”（《春秋繁露?堯舜湯武》）“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謬戾而妖孽生亦。此災異所緣而起也。”⑹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為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曰： “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咨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⑺

君王順天而行，修飭德政，天就會降祥瑞庇佑，君王逆天而行，天就會將災難懲戒。如果不悔改，天就會收回符命，使之敗亡……。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最後又引申出兩個結論：一是：“王權天授”，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天，皇帝是天之子，受命於天，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二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民眾必須服從君王，君王必須服從天意。這兩個結論恐怕才是漢武帝青睞董仲舒，將他的理論視為“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原因。

正是董仲舒將陰陽、五行與先秦儒家思想相結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家思想演變成儒教，使得儒學升華為中國的政治神學。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之前，儒、道、陰陽、五行等思想本是混沌一體，不分家的。春秋戰國，幾個弟兄分了家，各立門戶獨自發展，經一段時間後，在漢代又重新合為了一家。混沌、混合本來就是中國龍文化的秉性，儒、道、陰陽、五行等兄弟的結合只是早晚的事。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反科學主要表現在：

一　使自然與人相混合，主客體不分。
二　使權力成為社會結構、思想價值的核心，科學淪為權力的附庸。
三　權力中心思想導致了科舉制度的誕生。
四　歧視科技、勞動、實踐。

一　天人合一使自然與人相混合，主客體不分。

儒教“天”的概念，十分抽象、十分模糊，並且包涵性極大，自然中的萬物皆可被“天”所涵括。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使得自然與人合一，自然與人相互感應。人成了自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學者將此種自然觀稱之為有機自然觀。

儒教雖然聲稱天是人的曾祖父，人的三綱、五常可求於天，人的生活可效法自然，但飄渺的天，蒙昧的自然並不會說話，人怎麼去效法呢？只能通過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去看去聽。太陽、月亮、星辰周而復始的運動可以看見，晝夜、四季的變化可以感覺到，但是這些被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自然之法都是膚淺的、感性的、有限的，是遠遠不夠人們效法之用的。那麼隱藏在自然現象之下的更為深奧、更為複雜，不能被人的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規律、自然之法，怎麼去知道呢？既然自然與人是同理、同質、合而為一的，於是中國人就有了一條探索自然的捷徑：以己度物，憑自己的主觀感覺去推測自然規律。

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現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⑻

“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表面上，儒生的話很有道理，並且給了“科學研究”很高的的地位，但實際上，結果卻與儒生的話正相反。讓我們看看儒生們是怎樣“格物”的。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有一位姓錢的朋友坐在亭子裡“格竹子”，“格”了三晝夜後，病倒了。王陽明繼承了朋友的工作，親自去對竹子靜觀了七天，仍沒有得到有關竹子的道理，最後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於是，他便勸人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內心上來，“真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作”。王陽明的頓悟，並不稀奇，他的前輩們早知此理，宋朝的理學家程頤就說：“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⑼“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⑽ 宋朝的理學大師朱熹講得更明白，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如果不是這樣，“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11)……。

儒教的格物，實質上是“格心”。

儒教的“格心”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內向性。

儒教的以心格物，使得自然人格化。儒教聲稱人應當效法於天，可實際上，他的有機自然觀卻讓自然成為了人的有機體的延伸。這樣，中國人研究自然就不能將自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客體去研究，而只是將自然作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去研究的。中國古代是沒有人去研究純自然的，他們研究自然只是作為研究人的一個手段。

比如說天文，中國人認為天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延伸，天文與人事是相互感應的，因此，天象中隱藏着人世間王朝興衰更替、王侯將相生死休戚的信息：

日蝕，必有亡國死君之災。

日以春蝕，大凶，有大喪，女主亡。夏蝕無光，諸侯死。秋蝕兵戰，主人死。冬蝕有喪，多病而疫。(12)

日蝕所宿，國主疾，貴人死。用兵者從蝕之面攻城取地。

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邪臣在側……，而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13)

卻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象，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亦’。　

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亦！’(14)

…………

中國古代的地理同樣是研究人的。中國人相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龍脈的地方就可以出皇帝，人的陰宅（祖墳）、陽宅（房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結構決定了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家族的興衰沉浮：

地理家以山名龍者何也，山之變態千形萬狀，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順，或隱或顯，支壠之體段不常，咫尺之轉移頓異，驗之於物，惟龍為然，故以名之。(15)

穴後相看節節高，有如天馬下雲霄。子承於父孫承租，世代居官掛紫跑。

穴後一重低一重，此地須知是退龍，縱有穴情只一代，兒孫不久便貧窮。

福龍賴有祖宗好，左右周圍籌集來，體勢縱非真正結，盤桓安靜亦勘裁。

病龍慵懶不堪言，邊死邊生力欠完，鋤破崩殘同一斷，縱然成地亦孤寒。　　　　　　　　　　　　　　　　　　　　　　　　　　　(16)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屢織席為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余，遙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17)

…………

中國古書中提到某位博學賢士，有經天緯地之才時，常說其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前知一千年，後知五百年。這裡的天文、地理和今天我們學習的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學是不同的，他們的實際意義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星象、風水。

儒教的有機自然觀對中國人的生活的影響是廣泛的，它使人相信日月星辰的運行決定着王朝的興衰、將相的生死，同時還決定着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百姓凡有出行、動土、植樹、迎娶、出葬等他們都要查一查黃曆，定一定吉凶；它使人相信人的行為也可影響天地變化，比如竇娥屈死後，天被其怨氣所感而降六月雪；它還使人相信大自然和人是同理的，比如中國古代有位良醫，曾用梧桐樹葉熬湯治難產，可後來人們仿效這個辦法時，不僅不見效，反而加重了病情。人們去請教這位良醫，他解釋道：我用的是秋天的落葉，現在是是春天，樹葉正在向上長，哪裡能用來治難產？………有了這種自然觀，就是蘋果天天砸到每個人的頭上，也不會有人去思考，這是為什麼，更不會去發現什麼萬有引力定律，一句“葉落歸根，認祖歸宗”就足可以讓中國人解釋蘋果為什麼往下掉而不是向上“掉”了。

英語詞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學）本是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自然科學）的簡稱，科學的出意就是指關於自然現象的有條理的知識。

科學的精神包括三個內容：一，對自然之法客觀存在的確信。二，將自然之法推進到自然規律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由實證、數學化、分析、重建、存疑、求真等精神共同組成的。三，同時代人文學者、文學家對這種關於自然的理性探索的稱頌，感性認識對這種理性探索的認同。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中國人不能將自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客觀存在，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之法，因而也就談不上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了。這當中如果偶爾冒出來個探索自然之人，那他也會被視為是在“炊沙成飯”而遭到文人們的嘲笑挖苦。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國人的科學精神無從產生，或者說是將中國人的科學精神扼殺在了萌芽狀態。

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相對立的是古希臘、基督教的自然觀。在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自然與人是異質的，兩者的關係是被異隔化的，而不是同質、同理、合一的。

在古希臘文化中，存在着一位至高神宙斯，宙斯又統領了很多個與自然事物相對應神靈如日、月、星辰等。希臘文化是多神文化，它的自然觀是神性自然觀。

“論自然”是古希臘哲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亞里士多德宣稱物理學（ｐｈｙｓｉｋａ）即是研究自然（ｐｈｙｓｉｓ），這裡自然成了一種獨立於人之外的研究實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希臘人認為至高神在造就自然的同時也把理性帶入自然，產生了各種具有理性的事物。這種自然理性使得自然之法得以確立。但同時自然又是與諸多神靈相對應的，它也具有神性。這種理性與神性在自然那裡合而為一成了古希臘文化的一大悖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說，邏各斯（ｌｏｇｏｓ）（初意為世界的普遍規律性，後被引申為“宇宙理性”和基督教中的“道”）“那唯一的智慧即願意又不願意接受宙斯這一稱號”。雖然主希臘人在自然的神性中並未進入迷信的境地，但這種自然理性與神性之間形成的難以克服的張力，使古希臘人在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活動中陷入了兩難境地：我們要伐樹木、踏山、喝水、要解析研究它們，這不是對樹神、山神、水神的不恭嗎？

《聖經-創世紀》記載，上帝是唯一真神，是　祂創造了自然萬物，然後又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同古希臘文化一樣，《聖經》中的人和自然也是隔異的，正是這種“異質”的自然觀念，使得古希臘人、基督徒對“自然之法”確信不疑，這種“自然之法”在古希臘表現為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柏拉圖的善的理念、亞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動力，在基督教中表現為上帝為自然設定的秩序。

但《聖經》中的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而是人具有了神性（部分），並被上帝授權管理自然。既然最能體現上帝創造力的人類被賦予了管理自然的使命，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便成了基督徒面對自然的基本態度。多神論給古希臘人帶來的困惑，最終讓上帝給解決了。

“自然之法”是上帝在太初時確定的、統治自然的法則，自然規律是上帝的被造之物，並且它是需要人類去探明的。這就促使基督徒運用科學手段去探索自然的奧秘，與自然進行進行平等對話。面對科學家的“一陣陣輕聲軟語”大自然“發出裊裊不斷的回音”自由落體定律、萬有引力定律、行星運行三定律、力學三定律………就“仿佛鳥兒向平原飛翔，迎接旖旎的春光，婉轉的歡暢”（意大利詩人夸西莫多的是《海濤》）飄然來到科學家的身旁。--正是上帝的啟示，使人類完成了從“自然之法”到自然規律的理性過渡，塑造了近代科學精神。

是否能夠擺正神、人、自然之間的關係，正是一種宗教、文化能否孕育出科學的根本原因。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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