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通信（續）

馬悲鳴，阿沛•晉美

【一、少管閒事】～～～～～～～～～～～～～～～～～～～～～

晉美，你好！

上次《中國之春》發表了咱們的《漢藏通信》以後，不知有沒有正面反應。但我至少看到過徐明旭和姚勇戰兩個知名人士憤怒的反對。另外還從你們《西藏論壇》上見到一個叫青格力圖的蒙古人建議展開《蒙漢藏通信》。其實我對蒙古族的事所知不多，而且內蒙古是距離中國統治中心北京最近的一個自治區。我感覺內蒙古的大城市，如呼和浩特和包頭等都已經很工業化，或者說得不太客氣點，已經相當漢化了。雖然這些只是見諸報端，而自己從沒有去過。

這種同化顯然同時具有某種現代化的意義，對於當地原住民族到底是福是禍很難講清楚。而且從歷史上看，蒙古人征服並統治過中國很長一段時間。人民之間互相融匯過。而西藏卻從來沒有征服過中國，自然也很少和漢族交融。

我其實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不是很有發言權。對那些地方的人民渴望保持自己固有文明和生活方式的熱情到底有多大不是十分了解。我對中國民族問題上唯一敢說的就是上次在《新聞自由導報》上發表的《到底是炎帝的子孫還是黃帝的子孫？》。其實那也只是把當今中國人慣稱的“炎黃子孫”這一詞組給剖析了一下，指明這個詞組有大漢族主義的味道而已。沒多久，我看到報導，有個大陸中國政府的副總理也提出不要再使用“炎黃子孫”這個詞組，而代之以“中華民族”，以期避免傷害少數民族的感情。“中華民族”比“炎黃子孫”要含蓄些。

記得當年著名的西藏民主人士喜饒嘉措在大會上當面和李維漢爭論時說∶“這個國家不是你李部長的，也不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這個國家是我們大家的！”如此不自外於中國的喜饒嘉措最後竟瘐死獄中。其人之大無畏精神與豪邁之情真令我們炎黃子孫赧顏。

我從小就不喜歡班幹部、團幹部和黨團員管我的閒事。在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偉大教導之下，我也從不管別人閒事。現在年齡大了，原則不改。用之觀察漢藏關係也是一樣∶“你漢人不願意列強到你們赤縣神州來，那你們又何必要強行到西藏高原上去呢？人家藏人想過哪種方式的生活，人家自己選擇。你管那閒事幹嗎？”這是我願意和你討論西藏問題的認識基礎；其實只有淘氣中學生的水平。不過倒也明白質直，簡明易懂。

言不盡

馬悲鳴　頓首

【二、西藏人到底是誰的“傳人”，誰的“子孫”？】～～～～～～～～～～～～～

馬悲鳴，你好！

來信收到。你那篇《到底是炎帝的子孫還是黃帝的子孫？》我看過了，直到現在還有印象。談到“炎黃子孫”、“龍的傳人”、“中華民族”這些稱謂，使我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來。西藏人過去從來都不知道有什麼“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正象西藏人過去從不知道有個“孔老二”一樣。有一個笑話說文革時“批林批孔”，拉薩的老百姓就開始嘀咕∶“聽說中央又出了一個叫‘孔老二’的走資派”！

西藏有一個古老的神話，相傳在遠古時代，西藏山南澤當地區的山洞裡居住着一群猴子。這些猴子與一個善良的女妖邂逅相遇，結為夫婦，繁衍了無數的子孫。這些子孫就是後來的西藏人。佛教傳入西藏以後，人們把這個女妖說成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以此證明西藏人與佛教的淵源。

西藏古籍還記載說，大約在公元前二百多年前，一位高等種姓的古印度王子來到西藏，被西藏人擁戴為王，成為西藏歷史上第一個國王——聶尺贊普。人們熟悉的松贊干布是這一王統的第三十二代國王。

近來西藏有些歷史學家考證說聶尺贊普不是一個古印度王子，而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西藏本地人。總之，不管女妖是不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不管聶尺贊普是不是印度王子，有一點是清楚的∶如果說到“傳人”、“子孫”，很顯然，西藏人不是“龍的傳人”，也不是“炎黃子孫”。他們是“猴子和女妖的傳人”，是“聶尺贊普的子孫”。

西藏人說他們是猴子和女妖的後代，這個傳說引起了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們的極大興趣。中國大陸的童恩正教授認為這種說法與“猴子變人”的進化論不謀而合。他進而聯繫地球板塊的撞擊，西藏高原的隆起，對西藏古生物和考古發掘的研究，大膽推論說，人類的起源也許不在非洲，說不定是在西藏高原！

童恩正教授的這種推論似乎還沒有得到科學界認同。不過我認為，西藏人的這一傳說倒是可以從西藏的歷史、社會、傳統的蹤跡中找到其合理的依據。比如，猴子和女妖相遇的地方恰恰是在西藏山南的澤當地區。這一巧合不無道理。因為這一地區位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地帶，氣候溫暖，物產豐富，正是西藏文明的發祥地。另外，一個女妖與一群猴子結為夫妻，這使人想起西藏過去，甚至直至今天仍殘存的一妻多夫制。這些都是題外話了，有興趣者可以為此寫上十篇博士論文。

說到“中華民族”，其實西藏民族從來都沒有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在藏語中甚至沒有“中華民族”這一詞彙。目前藏語中的“中華民族”一詞，是“解放後”在中共的指導下直接從漢語音譯過來的。無論是西藏的民間傳說，還是藏文史書的記載，以及考古發掘，都證明西藏民族的發祥地在西藏南部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地帶。正如她與周邊不同文明有些關係一樣，與華夏文明也有一定的關係，但是與華夏文明、華夏民族沒有直系聯繫。西藏文明基本上是獨立發展出來的。

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民族系統中曾有人向中央建議在正式文件中不要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而使用“中國各民族”，認為這樣更符合歷史事實。只是後來的情況是“中華民族”使用得越來越頻繁，而“中國各民族”卻越來越少見；現在則觸目皆是“炎黃子孫”，越來越訴諸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幾年前甚至不惜拿出醫學報告說漢族和藏族在遺傳基因上最接近，因而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種把人類不同族群的遺傳基因的遠近與文化甚至領土、主權相聯繫的做法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既能導致種族擴張和侵略，又能造成種族歧視。古今中外的許多戰爭、侵略、種族衝突、種族滅絕的悲劇都與這種種族主義有關聯。中國自己就是這種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之一。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占領中國，使中國人民蒙受巨大的災難。日本人侵略中國的一個藉口就是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所謂“同種”，用現代醫學術語講，就是遺傳基因相同。時過境遷，當年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今天又祭起了同一面旗幟。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然而，這種種族主義的旗幟也不是那麼好祭的。它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傷別人，也會傷自己。

如果藏族和漢族遺傳基因最接近因此西藏屬於中國的話（姑且不說這個醫學報告是否準確），那麼遺傳基因不如藏族那麼近，或者比較遠的中國境內其他民族是否就不屬於中國了？其實，同一種族的人民建立不同的國家，不同種族的人民組成一個共同的國家，這種情況在世界上多的是。沒有必要非把自己境內的不同民族說成是同一個民族，似乎不同民族的人民就不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國家裡。同樣，同一個民族的人民也不一定非要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國家裡。例如，阿拉伯人同是一個種族，卻分成了十幾個國家。不管泛阿拉伯主義者們怎麼號召，他們就是合不到一起去。日本人說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可是中國人說什麼也不願意當“大日本帝國”臣民。可見種族是否同一，並不是組成共同國家的唯一基礎。

咱們上次發表的《漢藏通信》確有正面反應。我遇到過好幾個人告訴我，說《通信》上寫的事他們都不知道。還有的人說咱們之間的《通信》很有益，這也是一種互相之間的解釋和溝通。

祝

好！

阿沛•晉美

【三、從民族爭鬥事件發生地點來判斷是非】～～～～～～～～～～～～～～～～

晉美，你好！

讀你的來信真長見識。你信中提到漢藏關係與中日關係的雷同使我想起前些時候見到一篇劉賓雁回憶心歷路程的文章。他提到抗日戰爭時八路軍採用“打了就跑”的偷襲戰術，結果由於被襲而激怒的日軍就反攻到村子裡報復，實行“三光政策”，大殺村民以泄憤和掃蕩八路軍的潛伏基地。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一共損失人口一千兩百萬，其中除去正面作戰的政府軍陣亡三百萬之外，其他九百萬平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這樣被殺害的。劉賓雁說，他們當時就辯論過八路軍這種戰術是否符合道德的問題。

再往前推，“九一八事變”是由“萬寶山事件”引起的。當年日本政府以最後通牒的形式逼迫袁世凱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裡的部分條款。其中有允許日本農民在規定年限里墾荒東北的條件。張作霖在世時，中日農民之間尚能相安無事。但張作霖被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以後，張學良主政東北時，因為殺父之仇難消，遂倡言∶“有膽敢租地給日本農民者以賣國論！”結果萬寶山一日本農民租了一塊地修灌溉用渠。中國警察出面阻止。這個日本農民便招來日本警察保護。於是民間衝突升級成中日警察衝突。雙方軍隊相繼戒備，最後釀成日軍突襲北大營中國軍隊的“九一八事變”。

單就中國警察阻止日本農民開渠和八路軍偷襲日軍據點，“打了就跑”這兩類事件本身來說，日方都是被動者。因為他們是在開渠被阻止和被偷襲之後才反攻報復的。但無人不說日本是侵略者，因為這些事件是發生在中國領土之上。日本農民如果在日本本土開渠，端是沒有中國警察來阻止。日軍若守護在日本本土的據點裡，八路軍也絕不會去偷襲。民族爭鬥事件的是非曲直判斷主要依賴於事件發生地點的判定。漢人在西藏境內的明火執杖是明擺着理虧。

前些時候中共發表的《西藏問題白皮書》上說，當初西藏方面派出“國大”代表團參加了南京政府的制憲會議，以此證明西藏承認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是怎麼回事？

言不盡

馬悲鳴　頓首

【四、關於“西藏代表團”】～～～～～～～～～～～～～～～～～～～～

馬悲鳴，你好！

來信收到。你問的《西藏問題白皮書》上關於“國大代表團”參與制憲的事簡述如下。

1946年，南京召開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代表大會。當時，西藏政府向英、美、中三個同盟國派遣了祝賀二次大戰勝利的祝賀團。南京政府要求祝賀團在召開“國大”時趕到南京。等代表團到了南京，國民黨政府立即熱情邀請他們參加國大。代表團盛情難卻，就稀里糊塗地參加了。誰知一參加，又是制憲，又是立法，又是選舉，國民黨政府連哄帶騙。祝賀團想躲也躲不過去。當時，國民黨政府還從青海和當時的西康省找了些西藏人，再加上拉薩政府的祝賀團，這就算是參加國大制憲的“西藏代表團”了。

幾十年過去，今天無論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北京的共產黨政府，都鄭重其事地宣稱當年西藏代表團參加了南京國民大會的制憲會議，證明西藏地方政府以此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西藏人聽了，只能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這段歷史說起來荒唐，卻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直弄得西藏人跳進黃河裡也洗不清！

我注意到最近台灣政府在討論是否承認蒙古獨立時，提出外蒙古當時也派代表出席了國民大會，證明蒙古也承認過中國對蒙古的主權。其實，當時蒙古早已宣布獨立，這些“代表”也不知是從那裡找來的。

1954年，中國政府邀請達賴喇嘛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西藏已“和平解放”，達賴喇嘛想不來也不行。於是，“達賴，班禪等西藏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全國各族代表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見《西藏問題白皮書》）。

一九九三年五月，嚴家其先生曾邀請我參加關於《聯邦中國憲法》的會議。我當時回信說，由於上述兩次教訓均出在參加中國的制憲上，一次被騙，一次被迫，西藏人對和中國人一起參加制憲活動極為敏感。其他許多活動都可以一起參加，唯獨參加制憲是一個禁區。

當然今天的情況已和四十年前不一樣了。我個人認為，西藏人可以在適當的時候，以某種形式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並把自己的主張明確地提出來。不過，由於歷史的教訓過於慘重，絕大多數人對於將來會不會再次被人利用仍懷有很重的戒備心理。所以我當時謝絕了嚴家其先生的邀請。

我們都有許多沉重的歷史包袱，一時還不能完全卸掉。但是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相互之間了解與信任的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顧慮和戒備是會逐步減少以致消除的。

對於聯邦制的設想，我本人其實持相當積極的看法。如果將來中國有一個民主制度，而且決定實行帶有邦聯性質的聯邦制，我倒覺得西藏人應該給那時的中國民主政府一個機會，給他們充分的時間和機會去實踐他們的設想。如果他們能真正幫助西藏人獲得民主、自由、平等和繁榮，很可能會消除西藏人心目中認為中國是侵略者、占領者和殖民者的念頭，也可能兩家人永遠會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之中，打也打不散。同時我覺得也應該給西藏人一個機會，在他們自願地加入聯邦一段時間，比如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再讓他們做出選擇，看他們還願意不願意待在聯邦里。如果聯邦制實行得好，可能就很少有人願意離開。如果實行得不好，或者西藏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和中國人生活在一起，那麼他們要離開也有他們的道理。

我的這一想法曾經和嚴家其等人討論過。最近他們建議的《聯邦中國憲法草案》第三十九中也說∶“西藏自治邦的地位在本憲法實施二十五年之後，由其域內公民以投票公決檢討之，不受本憲法第三十六條限制。”

我幾年前曾就聯邦制寫過兩篇文章。最近看到這部憲法草案，又想動筆寫點什麼。只是還沒來得及下筆。這封信的內容可以算是一個引言吧。

謝謝

阿沛•晉美

【五、恥辱柱與十字架】～～～～～～～～～～～～～～～～～～～

晉美，你好！

謝謝你的來信。我已經在《新聞自由導報》上看到了嚴家其他們建議的《聯邦中國憲法》草案。

最近我讀了鄧榕寫他爸爸的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此書開頭和一切愛國主義教科書一樣，歷數清政府的賣國、腐敗和無能。鄧榕說要把慈禧太后和李鴻章“釘在恥辱十字架上”。但同時我又看到了魏京生1992年10月寫給鄧小平的一封關於西藏問題的公開信里說∶“而你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嘲笑和唾罵的對象。”不知鄧榕看到魏京生的這封信以後將作何感想。

最近見到正風行起來的趙紫陽幕僚吳國光《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十個要害問題》一書。其中第七個是民族問題。書中引用了你在《漢藏通信》裡說的那位四川甘孜新龍縣的藏族老人講給你的賀龍與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招集藏族頭人開會時不同態度的講話。

這本書說毛澤東在西藏問題上施以詭詐，不遵守對西藏首領達賴喇嘛的許諾，過於急切地實行土地改革政策，而將達賴喇嘛逼走，從而造成了國際社會上曠日持久的西藏風波。

該書還說鄧小平從來就沒有對少數民族寄予過理想主義的溫情和不切實的期望∶儘管藏人在長征途中救助過紅軍，但形勢變化了，如今共產黨掌了權，藏人只有服從，才是光明大道，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吳國光把鄧小平這種“作順民，就在這邊好好過日子；不作順民，就不要說我們不客氣”式的恩將仇報、蠻橫無理說成是比毛澤東清醒也比毛澤東高明。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強調，只要將經濟搞上去，提高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他們就不想造反了。吳國光說鄧的這種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卻不談自從鄧小平當政以來，中國境內的民族衝突正愈演愈烈的現實。

西藏是鄧小平指揮“二野”打下來的。鄧小平又擔任過西南局第一書記。西藏是他的轄區。王震伐疆，鄧小平伐藏。以蠻幹著稱的“王鬍子”在新疆搞大漢族主義，曾逼反，然後再嚴厲鎮壓過當地原住民族。難道對藏人態度如此蠻橫的鄧小平在後來逼反藏人的過程中就真的沒有任何責任嗎？

言不盡

馬悲鳴　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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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鄧小平逼反藏人的歷史責任

馬悲鳴，你好！

來信收到。你問我在“逼反藏人”的過程中鄧小平是否有責任。據我所知，鄧小平不僅有責任，而且負有最大的歷史責任。

1959年西藏的全面“叛亂”，其實始自1956、57、58年青、甘、川、滇各地藏區的反叛。這些地區的反叛又與中共在這些地區強制實行“民主改革”，進而又武力鎮壓反對強制改革的西藏人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

在青、甘、川、滇藏區實行民主改革的問題上，當時中共高層內部是有分歧的。一部分人主張慎重行事，暫緩“民主改革”。另一部分人則主張立即全面鋪開“民主改革”，使這些地區儘早進入“社會主義”。

毛澤東當初主張慎重行事，以免局勢惡化。而鄧小平則帶頭主張立即實行“民主改革”。毛後來在一次會議上曾說過：“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問題上，我和李維漢是右派，鄧小平和李井泉是左派。現在看來，可能他們是對的。”

我記不清此段話是哪一年，哪一次會議上說的。不過文革期間紅衛兵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收錄有毛的這篇講話。

後來顯然是鄧小平的主張占了上風，因為在這些地方很快就鋪天蓋地實行起了“民主改革”。西藏人的傳統社會被摧毀，私人財產被沒收，寺廟的土地牲畜被沒收後關門；喇嘛被強制還俗，當地的僧俗領袖人物被批鬥，等等。於是，這些地區的西藏人紛紛起來反抗。這樣一來，中共又派大批軍隊武力鎮壓，甚至派飛機炸毀了藏東最大的寺廟之一——理塘寺。西藏人打不過解放軍，就開始逃入西藏自治區境內。於是，幾十萬武裝難民湧進西藏自治區，會合當地反抗中國的勢力，形勢就越發不可收拾。

當1959年3月拉薩城裡爆發大規模武裝“反叛”，解放軍萬炮齊轟鎮壓，達賴喇嘛倉皇出逃時，西藏其實早已是烽煙遍地，戰火瀰漫了。誠然，當時民主改革並沒有在西藏自治區內進行。西藏自治區因受17條協議的約束，尚未大規模展開民主改革。但是中共當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各藏區與拉薩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以及血親關係等各方面一系列的聯繫。在青、甘、川、滇藏區發生的事情怎麼可能不對西藏自治區的西藏人產生影響呢？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力主強行“民主改革”的“左派”鄧小平是逼反西藏人的罪魁禍首，應該不算過分。

就寫到這裡，以後多聯繫。

祝

好！

阿沛•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