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辦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育的“穩定集團”。

那是一個寄生的集團。寄生不僅是指它的生存完全靠供養，還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當數量的人完全是白養。

以普蘭縣的霍爾區為例，全區一千三百人，區一級的“穩定集團”的成員（或雇員）有一個書記、一個區長、二個副區長、一個文書、一個出納、一個保管員、二個銀行工作人員、二個學校教師、一個醫生，還有六個臨時工（另配有上級撥款買的一輛吉普車、一輛卡車和一輛拖拉機）。除了教師，這些人平時都不上班，在家裡打牌、喝酒，一年有幾次到縣裡開會、幾次下鄉“檢查”，幾乎就是他們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裡，他們是“最舒服”的人。區下面還有好幾個鄉政府，編制有鄉長、副鄉長、書記、文書等，那些鄉幹部更是不上班，平時拿着國家工資干自家活，工作頂多是傳達一下“上級文件”，或是處理一些夫妻吵架那類的矛盾。

到了縣一級，倒是有了規定的上班時間。仲巴縣一個新分配去的畢業學生告訴我，縣機關的工作時間是每天11點上班，1點下班，下午4點上班，6點下班。每周五按慣例是打掃一下辦公室即散夥，等於不上班，相當每周休息三天。對他這種沒家的人，閒的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但即使是那麼短的上班時間，也大多數是無所事事，聚在一塊聊天玩牌。他所在的縣計委，在全縣各部門中相比事情還是最多的，其他部門就更是不知怎麼閒了。

當然，不能說仲巴縣政府什麼事都不做，有時也會很忙碌。我去仲巴縣時，仲巴縣城剛剛從幾十公里外的老縣城搬遷到新縣城。從無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縣城，上百棟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設施，再把所有的家當搬過來，想必讓仲巴縣的所有部門和人員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問題在於，他們那些忙碌，即使再忙，與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麼關係呢？那不過是他們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個更舒服的生活環境而已，而整個仲巴縣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會因為換了一個新縣城而得到任何促進。

好在仲巴蓋新縣城的錢還不是老百姓出，否則當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錢是北京給的，是中國內地老百姓的納稅錢。靠當地自己的稅收，幾十年也蓋不起一座新縣城 。至於仲巴縣是以什麼理由、什麼手段要到了建造新縣城的錢，內在的利益鏈和驅動力是什麼，那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社會學研究課題的。這裡不表。
現在，西藏的“穩定集團”越來越把伸手要錢當作天經地義之事，開口也越來越大。例如為“三十年大慶”，西藏向北京開口要的錢數，竟高達六十多億，經過討價還價，北京同意給23.8億（最後實投37.9億）。自從北京推行由各省“對口援藏”以後，西藏又開始向各省伸手要錢。其中西藏廣播系統開出的要錢單子高達三億多元，一位參加討論的官員向我透露，按照實際需要，有三千萬元就足夠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經到了“不要臉”的地步。西藏的中共書記陳奎元曾鼓勵西藏各部門、各地市都出去要錢。一位到上海要錢的西藏地方官口氣竟是這樣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精神你們明白嗎？我們不是來向你們要錢，是來要求你們兌現中央政策！”這類話讓中國內地各省市聽得實在不那麼舒服，反映很大，為了避免把各路財神全得罪光，西藏這才下令停止地市縣自己出去要錢。

西藏的“穩定集團”作為一個利益集團，一方面陣線一致地想方設法從北京及中國內地儘量多弄到錢，另一方面則在內部你爭我奪，誰都想在盤子裡多割一塊。實際上，【加重開始】增大北京從中國內地端到西藏來的盤子→在分割盤子中彼此爭奪儘可能大的份額→把從盤子裡拿到的份額花光→從中得到個人權力和撈到個人好處【加重結束】──這就是今天西藏的“穩定集團”之大部分興趣所在，以及是他們年復一年之“工作”的主要內容。

就是這樣一個由外部勢力培養的、徹底異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盤踞和生長的時間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在這些年月中，靠着時時刻刻吸吮北京輸送的大劑量營養，它已經在西藏根深葉茂，並且長成了龐然大物，成為西藏社會一個固有的存在成分。這個集團決無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養，哪怕一天斷了供養就會造成大亂（甚至供養減少一點就會不穩 ）。因為他們人數如此之多，無法棄之不管讓其自生自滅，又因為他們占據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個中樞，他們一亂就會以連鎖形式擴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壞西藏整個社會，所以就必須養着他們，誰也不敢不養他們，誰做西藏的主人也沒法不養他們。

這對達賴喇嘛來講，無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個陰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夠獨立或實現“高度自治”，怎麼來養活這麼一大批人呢？從哪出這一筆每年都得需要的幾十億元（1993年北京對西藏的財政撥款和基建投資共計23.63億元人民幣，相當2.88億美元，並且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增加）？前面談過建立邊防對獨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擔的重負 ，再加上這麼一筆巨額開支，豈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會把希望寄託於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窮人往往對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樣，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將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顧一下在蘇聯解體過程中對西方的期望，與其最後真正從西方得到的援助，就應該有足夠的清醒。這一點不奇怪，西方國家再富有，錢也是從納稅人那裡收的。所謂“救急不救窮”，偶然給一些幫助是可能的，但無論如何不可能象中共那樣把西藏的財政包下來，常年地供養西藏。

那麼，脫離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將中共制度下培育的這個“腫瘤”從西藏軀體上割掉呢？邏輯上似乎很簡單，中共已經不再統治西藏，它的“穩定集團”還有什麼理由存在？

如果“穩定集團”僅僅由漢人組成，割掉它不成問題，讓漢人全部隨中共一塊離開西藏就是了。但是問題恰恰在於“穩定集團”的主要成分已經變成了藏人。

1994年西藏“國有單位”中藏人幹部職工的數量為10.89萬 ，占當年“國有單位”（即“穩定集團”）幹部職工總數的67.8%。難道能讓這十多萬藏人也隨中共離開西藏嗎？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是極少數，掌權的官員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職工──他們及他們的家屬構成了今日西藏城市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他們只能被劃歸“人民”的範疇。而只要是“人民”，哪種勢力上台當權，也得做出善待姿態。怎麼敢讓那麼多企業破產，讓那麼多職工失業，讓西藏所有城市都為此陷入癱瘓和混亂呢？

西藏“穩定集團”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脫離了北京的設計，異化為具有獨立追求的利益集團。其他任何穩定都不再被它視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穩定和利益，任何對它自身穩定與利益的破壞，都註定會受到它的強烈反抗。現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於民族主義，出於藏人對西藏獨立的願望，然而那大半隻是盲目的口號，和實質相距甚遠。達賴喇嘛對他們是一個象徵，正因為遙遠朦朧，當他們不滿中共的時候，那個象徵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們相信一定會給他們帶來好運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達賴喇嘛就在拉薩了，咫尺可見，他們卻因此失去了工資、職業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復返，無所事事的輕鬆也隨之消失，那時，他們還會繼續把中共當作反抗對象、把達賴視為帶來幸福的神明嗎？

也許有人會說，獨立的西藏將是一個新的國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權組織和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現代交通、郵電、科技、生產、城市建設等各個部門（甚至還需要擴大），為什麼不能吸收那些原有職工，把他們從寄生者改造為勞動者，從北京的“穩定集團”變成獨立西藏的穩定力量呢？

能做到當然最好。問題在西藏靠什麼來源建立和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現代化體系，那體系必須龐大到在安排了上萬名為西藏獨立奮鬥多年的流亡藏人（為數十多萬的流亡藏人那時會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後，還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穩定集團”？

如果沒有外來的供養，西藏本身幾乎找不到那種可能。

於是又回到一開始的起點，誰能供養一個在近代世界主權結構中可以自立、並且能夠擁有現代國家體系的西藏？不管誰想成為西藏的主人，解決這個問題都是一個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