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漢人成員的“無人進藏”和藏人成員的“異化”，“穩定集團”穩定西藏的功能如今已經受到嚴重削弱。中共認識到了這種危機，並開始想辦法彌補。

把藏人恢復到毛澤東時代那等忠誠，現在已難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訓，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權力交給了藏人。事實證明，穩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過去那樣由漢人掌握西藏各級政權的主要權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則穩定就是一句空話。

這就回到如何解決無人進藏的難題上。當今中國利益當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領域把利益當作主要的驅動槓桿。如果給進藏漢人幹部高於內地10倍的工資，有關方面認為就能夠吸引漢人自願進藏工作，並使他們在西藏工作較長時間。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筆錢，它也無法那樣做。既然它從來標榜民族平等，怎麼能只給漢人幹部提高工資，不給藏人幹部提呢？西藏（自治區）的藏人幹部是漢人幹部的兩倍多（1993年漢人幹部數17923，藏人幹部數42442 ），引起藏人幹部牴觸，帶來的麻煩更多。而給藏人幹部工資也提到同樣水平，拿出的錢多兩倍不說，立刻又會出現怎麼與“穩定集團”中十多萬普通職工平衡的問題。

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論和實踐使它落入了一種環環相扣的制約，它已經不可能單獨為在藏工作的漢人採取利益激勵措施。甚至本來為家在內地的漢人探親制定的休假制度，因為這種制約也不得不擴展到所有藏人幹部職工，哪怕他們就在家鄉任職，天天住在家裡。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幹部職工還跟他們的漢人同事一樣，都從北京領取“缺氧補助”。

不過西藏至今還有一萬多名漢人幹部，他們人已經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們，很多人還是會願意效力的。然而這又面臨合法性的問題。既然已經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區的主要行政長官和關鍵職務都由少數民族人士擔任，同時規定地方官員的任命必須通過地方人大選舉，今天要重新讓漢人掌握政權，怎麼自圓其說？又怎麼通得過藏人占絕大多數的當地“人大”的投票呢？

這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幹部雖然也是“重賞”之下的結果，但他們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體現，不由西藏負擔，可以避免對藏人幹部的直接刺激。把他們安插到各級黨政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在藏人官員中引起的牴觸也比較小。因為他們不占本地的編制，也就不會與本地官員搶位置，而且派他們來，名義上是和各省從經濟上對西藏的“對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從中國內地引入援助項目或投資等，給西藏本地帶來實際利益，所以只要突出這種“援藏”的經濟色彩，對他們的任命就容易避開與民族自治原則的矛盾，也就有了無需通過當地“人大”投票通過的理由。任用援藏幹部因此而成為百難之中一條柳暗花明的出路。

中共這幾年號召其全黨向之學習的孔繁森，生前就是從山東派到西藏的援藏幹部。他當過拉薩市的副市長，後來調到阿里地區當中共書記。“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後，確定阿里地區的“援藏”由河北和陝西兩省對口承擔。兩省第一批派出33名黨政官員。在阿里地區一級的黨政職務中，由援藏幹部擔任的有常務副書記、副專員、組織部副部長、法院和檢察院的副院長、公安處和司法處的副處長、財政局副局長、計委副主任等；他們還在阿里地區的三個縣擔任了“一把手”──黨委書記的職位。他們中間職位最低的，也在各縣擔任副書記和副縣長。從這種職務分布上，明顯地可以看出遠非“經濟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強政治控制的意圖很濃。阿里地區一共七個縣，只有四個縣（日土、扎達、噶爾、普蘭）派了“援藏幹部”，這四個縣都是邊境縣，而不靠邊境的三個縣（革吉、改則、措勤）卻沒派一個援藏幹部。

1996年，全西藏這樣的“對口援藏”幹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區是人數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區一般達到七八十人。他們總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全都在縣以上政權機構擔當領導職位，掌握很多實權，應該說初步實現了中共“改變西藏幹部結構”（說白了就是漢人掌權）的設想。按照步驟，下一步將繼續增加“援藏幹部”數量，讓漢人官員掌握更多的權力 。

然而，與中國許多在幾難困境中產生的夾縫方案一樣，雖然其左右迂迴的柳暗花明令人稱絕，卻還是免不了“摁下葫蘆浮起瓢”的顧此失彼。“援藏”體制給西藏帶來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稱為“老西藏”的漢人隊伍。

“老西藏”們在西藏工作了幾十年，奉獻了一輩子 ，甚至“獻了青春獻子孫” 。輪到提升掌權的時候，卻把他們晾在一邊，從外邊請來一些對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給那些人加官進級，對他們進行那麼宣傳和讚揚，還給他們那麼豐厚的物質報償，而他們只在西藏待三年時間。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裡怎麼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們自己一生的“奉獻”對比“援藏者”，一定產生一輩子都是吃虧上當的感覺。而當他們終於明白這一點的時候，索債感必然隨之產生，至少是不會再繼續“奉獻”。

有人認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進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幹部”，換來的是得罪了一萬七千名“在藏幹部”。這600:17000的關係，真是得不償失。如果說“老西藏”的隊伍在此之前已經失去鬥志，這六百“援藏幹部”的到來，作用則是使“老西藏”的隊伍徹底垮掉。

中共在1995年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運動，把死於車禍的“援藏幹部”孔繁森樹為全黨全國學習的榜樣。然而那活動在西藏卻開展不下去。藏人對漢人牴觸自不必說 ，“老西藏”們則表示，與孔繁森相比，如果說有差距的話，那是孔繁森與他們之間的差距，他們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條件更艱苦，比孔繁森的貢獻更大，而他們得到的卻比孔繁森少得多 。

“老西藏”對“援藏幹部”普遍採取排斥態度，指責他們作風浮誇，趾高氣揚，說得多做得少，熱衷吃喝玩樂，把內地腐敗壞習氣帶進了西藏……有些人甚至專門與“援藏幹部”作對，給他們的工作製造障礙，用整人手法“揪辮子”、“告黑狀”，對他們進行打擊。以至我所訪問的一位“援藏幹部”負責人，認為與“老西藏”的關係是他們第一頭疼的問題，與藏族幹部的關係反而好得多 。

當然，可以不考慮“老西藏”的態度，不管怎麼樣，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隊伍，趨勢是必然走向沒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過去的體制，發揮穩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過渡期的問題，一旦體制的取代全面實現，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從動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這種期望。那麼，我們看這種“援藏”是否真能實現北京的期望。

不錯，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確實可以把一些漢人弄進西藏。在“重賞”的誘惑下，有些單位甚至出現爭搶報名的局面，使得單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進行平衡，根據誰最需要解決實際困難──分房子或家屬就業──最後決定由誰進藏。可想而知，這樣的進藏者，心是放在那裡。

不過“懸賞”不起作用的現象也不少。有些單位無論怎麼動員也沒人報名，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提高“懸賞”，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時間減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當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蕭山市主管工業的副市長趙福慶因為拒絕去西藏被撤職 ，全國很多報刊轉載了那個消息，似乎由此表現了“援藏”態度的堅決。其實了解內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於趙與蕭山其他幾位主要官員素來不和，明爭暗鬥。當蕭山市被上級指定派一個市級領導去西藏時，對方人多，便以多數決定讓趙去西藏。趙在班子成員中歲數最大，身體不好，其他幾個年輕力壯的都不去，他認為明擺着是整他，於是表示拒絕。這正好給了對方以口實，告到了上級，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動作，最後以拒絕“援藏”之名將趙撤職，也就是在派系鬥爭中把他徹底打倒了。

故事至此還沒完，趙福慶遭此下場，滿腔憤怒，決心魚死網破。今日中共幹部大多數經濟上都不清白，趙福慶在蕭山多年，掌握對手諸多把柄，於是以證據確鑿的“腐敗”罪名指控對方，到處告狀，最終致使他的對手也全部被撤職。蕭山市的黨政班子因為一個進藏名額的鬥爭，整個垮台。

進了藏的援藏幹部，不少人不久就開始後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邊遠地區的幹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的確如此，相當比例的人都發現身體出了問題。普蘭縣一共有四個陝西援藏幹部，進藏一年後，32歲的書記偏癱，確診為腦動脈硬化，送回內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會再回西藏。兩個副縣長一個出現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個出現腦血管痙攣，也需要回內地治療。只有一個34歲的副書記好一些。按他們自己說，進藏之前他們檢查身體時全都沒有任何問題。

一位副縣長跟我說了真心話：“當初報名到西藏來，除了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最主要的是想在事業上取得發展，艱苦幾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體是事業的本錢，如果在這搞壞了身體，有再大的抱負回去不也是廢人一個？”

普蘭縣援藏書記的偏癱在這批援藏幹部中間的震動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傳回陝西，到動員下一批幹部進藏時肯定會造成心理陰影，難度會更大。這將是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援藏”是否真能從長遠解決“無人進藏”的難題，前景並不完全樂觀。

另外，形式上的人身進藏，和真正的人心進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體制真能不計成本地把漢人官員不斷送進西藏，由於人進而心不進，對穩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幹部都是臨時進藏，頂多三年即換班。第一年不了解情況，身體也不適應，發揮不了太多作用；按規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時間為縣級幹部五個月，地級幹部六個月，另外加一個月用於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還帶點“公事”，又有理由晚回來一些時間。這樣，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結束年，每個人都早早開始做回家準備，心思已不在西藏，對工作能應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慮長遠。

雖然按規定進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幹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來，名義上帶一點工作，實際是回家過年休息，到醫院檢查身體和療養。有的縣乾脆讓分到本縣工作的援藏幹部三年全在內地，縣裡給名義，任務就是給縣裡弄錢。那些不願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幹部也寧願利用內地的關係拉點錢，換取自己留在內地的自由和舒適。

援藏體制中每個具體援藏者的這種臨時性，使得這個體制在整體上變成一種膚淺的形式。援藏幹部客觀上不能了解情況，主觀上沒有長遠打算。他們不學藏語，不發展群眾關係，無法建立威信。下級和老百姓都知道他們來來去去，幾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幹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職位上，也改變不了實際權力和權威都在藏人官員手裡的局面。

這還不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既然援藏幹部大多都是在“懸賞”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們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難想象的。吸引他們的“懸賞”與他們在西藏的工作沒有關係，是由他們在內地的單位提供的。那些單位只要把人打發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務”。而對援藏者來講，在西藏呆夠了三年時間就是目標。進藏不過是一個交易。參與交易的哪一邊對西藏都沒有切身相關的責任，也沒有與西藏長期有關的戰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來的環境，只不過短時間地伸進西藏一隻腳，到時就走。一位援藏幹部掛在牆上的條幅寫的是“有書多富貴，無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當無事神仙，這樣的援藏者再多，也不過是濫竽充數而已。

目前援藏幹部最低只下到縣級。他們在生活、語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願去適應西藏縣以下的區、鄉基層──對漢人官員來講，那種艱苦環境已經屬於無法生存之地。這既與失去了信仰激勵有關，也是現在援藏幹部的層次——社會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對較高所致的結果。從反映在統計報表上的學歷、資歷、職稱和級別看，援藏幹部的質量似乎挺高，然而對於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穩定，最重要的是從控制基層政權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層干實事的“手腳”，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層機關思考的“首腦” 。

進藏人員的臨時性，敷衍職責和不下基層，是中國自清朝開始治藏以來的三個基本難題，那一直使得中國無法在西藏建立和鞏固主權。今天這三個難題又重新困擾北京，援藏體制只有人身進藏，沒有人心進藏，歸根結底還是一種無人進藏。
目前西藏還能保持穩定，主要的依靠既不是“穩定集團”，也不是“援藏體制”，而是軍隊。

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來保持穩定的時候，那穩定肯定已經是十分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