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毛澤東撒手人間，接近崩潰邊緣的中國終於有了轉折的契機。被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充當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終得機會實施他在韜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國之藍圖。

在鄧小平以發展經濟為座標原點的藍圖上，為了實現經濟迅速起飛，“改革”是必須與“開放”並舉的。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好對象是西方。雖然為了對抗蘇聯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政府當時已與中國政府眉來眼去若干年，關係不錯。但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如何在“民意”起決定作用的西方社會獲得認同，對能否成功地“開放”將有很大的影響。西藏問題一直是西方社會尤其是民間輿論關注的重點之一。爭取西方的“民意”，這個問題無法忽略。

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得決定性勝利，把中國的舵輪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後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聯社新聞記者訪華團的採訪時，向西方傳達了願與達賴和解的信息，表示達賴喇嘛可以回來。
達賴方面立刻做出積極回應，派人到北京接觸。1979年的3月12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達賴喇嘛的代表，進一步表明和解態度，並且以實際行動配合這種表態──幾天之後，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釋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亂”參加者共376名，對已經刑滿釋放但仍然“戴帽”進行“監督改造”的六千餘人，一律“摘帽”——即不再當作敵人對待。

中共與達賴喇嘛和解，有一個絕對的前提——西藏必須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用鄧小平的話說──“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然而在對西方“開放”的背景下堅持這個前提，不能再用閉關自守時代那種強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說服力。尋找歷史根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應該是讓愛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國統治下比在達賴統治下發展得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絕非像達賴一方宣傳得那樣暗無天日。

事實卻非如此。僅從老百姓的生活看，當時的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郭錫蘭在內部會議上通報的情況是：

全區大約五十萬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組時好，其中有近二十萬人生活相當困難，沒有嘗到公社化的甜頭，或者吃了苦頭。有的地方討飯的也多了。還有幾十萬牧民和城鎮居民，因為供應的青稞和糌粑少了，小麥和麵粉多了，在生活上也產生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徵購任務的偏重和任務分配的不合理，也給一部分群眾生活帶來了困難。

郭錫蘭所說的“互助組時”，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講話的八十年代，十幾年過去，沒有進步，反而退步。當時西藏的人口總數是一百八十三萬，五十萬人生活困難，占的比例是相當大的。所說青稞和糌粑少了，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強迫農民改種小麥。強迫西藏人放棄傳統的類似事情還有很多。加上寺廟、文物被破壞，宗教遭禁絕，西藏上層社會受到廣泛迫害，漢族幹部執掌西藏主要權力等，達賴喇嘛在國際場合對中共統治的控訴從事實上難以反駁。

所以，迅速改變西藏狀況，就成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去走這第一步棋的，是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那個會後來被稱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並將座談會的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兩個月之後，胡耀邦親自到西藏視察，隨行者有當時的副總理萬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民族委員會主任楊靜仁等。胡耀邦在拉薩逗留了九天，與各方面開會、談話，臨走的前一天，召開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黨、政、軍所有縣團級以上幹部——參加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在會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風格，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講話，提出未來的核心目標是“儘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較快地提高起來”。為了做到這一點，要解決六件大事。分別用一句話概括大意，所謂“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徵購；
三、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五、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六、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在那個講話里，胡耀邦最後說：“所有的六條，目的是為什麼東西呢？我們希望是什麼呢？希望兩年到三年，扭轉西藏人民貧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轉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過三十年來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較大幅度地富裕起來。” 這是收尾總結，一般都把話說得留些餘地，其實從他整個講話中感覺，他期待西藏變化的進程還要更快。實施向西方“開放”的戰略，需要儘可能快地改變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被視為是西藏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其意義可以與1912年西藏驅逐駐藏大臣、1951年解放軍進軍西藏、1959年鎮壓叛亂後進行的“民主改革”相比，決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來的走向。

將胡耀邦談的六條與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條章程》、中共五十年代與西藏簽定的《十七條協議》相比，可以發現一個明顯變化：“二十九條”和“十七條”的主體內容都是對西藏施加限制，增強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於北京對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場看，西藏都是受壓迫和吃虧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條”，幾乎都是居高臨下的命令。“十七條”雖然在形式上有對西藏的承諾，表現出北京方面的妥協，但既然是西藏打了敗仗後才被迫簽署的，只能是西藏喪失原有的權利。而胡耀邦的“六條”，卻條條都是北京方面自覺向西藏交還權利，或是主動允諾給西藏更多的好處。

不管中共的動機到底是什麼，胡耀邦的“六條”肯定給西藏帶來了好處。對農牧民的免稅、免徵購自不必說，那是最直接的好處，從那時到現在一免就是十幾年。實行鼓勵私有化的經濟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數勞動者的歡迎。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在胡耀邦西藏講話之後，從1979年的五億多元長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億元；北京對西藏的基建投資，也從1979年的一億多元長到1993年的九億多元 。西藏從這幾方面（“六條”中的二、三、四條）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是對西藏有特殊意義、可以被稱為轉折的，卻是“六條”中的另外三條（一、五、六條）。

對於第一條，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談會”所發的[1980]31號文件上，已經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制定的方針、政策、制度，發往全國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實際情況的，西藏黨政群領導機關可以不執行或變通執行。” 對以高度集權為基本特徵的中共，在發給全黨的文件上做出這種許諾，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後，對此又進一步強調，甚至在大會上以煽動的口氣號召：

今天在座的縣委書記以上的都在這裡吧？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們都要搞啊，以後你們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東西，我們就要批評你們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懶漢思想。

多少年來，中共奉行舉國一致，不要說行動，連聲音都只能有一個。尤其對邊疆的少數民族，有史以來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絕對服從。主動促使他們不要那麼服從甚至敢於抗拒，這似乎是第一次，讓人不能不感到驚訝。

在談到加強西藏文化地位時，胡耀邦講得更具體，如在西藏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全部由國家包起來，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學生；還有漢族幹部必須學習藏文等，包括斷言西藏的音樂舞蹈比漢族的高明得多。從他談的那些具體事中，可以體會出他在極力推動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於自主，促使他們去自覺爭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這種內在的推動遠比那些具體的措施對西藏人的影響更大。雖然他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31號文件轉發的“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里已經有了“全面落實宗教政策”之談，要求“尊重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強調加強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強，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隨之復興。

恢復宗教自由，可以說是北京在西藏“撥亂反正”的主要標誌之一，也是它為了平息西方的譴責而向世界做出的開明姿態。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宗教都已經達到相當自由與繁榮的程度，大大超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狀況。除了“政教合一”和領主式寺廟經濟沒有恢復，與“民主改革”以前的狀況也已相差不大。雖然中共時有宣稱對宗教要實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頭，實際還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達到歷史上的高峰期，到處瀰漫宗教氣氛。喇嘛僧人不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當局也把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優撫有加。每個地方都在興修寺廟，其中很多資金來自中共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修繕布達拉宮，北京撥款5300多萬元；為十世班禪建陵塔，北京撥款6406萬元，黃金614公斤 。這方面情況前面已經講了不少，不再重複。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後，尤其是從1996年開始，中共把西藏不穩定的根源歸於宗教，才對西藏宗教採取了鎮壓措施。這是後話。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撥亂反正”，也體現在使用語言文字的變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間，官方語言完全變成漢語。開會、發文件、寫材料，都使用漢語，不用藏文。不僅漢族幹部不學藏文，連藏族幹部也不學藏文了。甚至當時提拔幹部，漢語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條。那倒不見得是出於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藏語文的陰謀，而是圖省事。當時幹部多為漢人，開會、行文堅持使用兩種語言會增添很多麻煩，耽誤時間，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兩種語言的機制被放棄，不會漢語的藏人幹部在工作中就難以溝通，負責提拔幹部的漢人自然就不願意要他們。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後，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連續數次發文，要求在工作場合使用藏語，行文用兩種文字，開會用兩種語言。並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為升學、招工、轉干和使用、晉級、提拔幹部的一項主要條件” 。對比歷史上的統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統治的民族放棄自己語言，國民黨官員甚至設想西藏活佛的轉世靈童必須通過漢文考試才可承襲活佛之位 ，中共這種做法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這種推動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農村已經很少看到漢字，連基層機關門前掛的牌子——包括黨委——也全都是藏文，讓不識藏文的漢人弄不清該進哪個門。基層開會的語言仍然只用一種——不過已經不再是漢語，而換成了藏語。崗巴縣一位漢族副縣長跟我說，縣政府開會從頭到尾全講藏語，只在最後時講一句漢語──問聽不懂藏話而干坐一旁的漢族幹部對討論結果是否同意。

不過相比之下，對西藏最具轉折性的，還是“六條”中的最後一條——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之所以崗巴縣開會的語言換成了藏語，主要並不是因為上面有要求。如果崗巴縣黨政領導的主要成員都像過去一樣是漢人，上面的命令再堅決也是沒用的。同樣道理，胡耀邦號召西藏不要全聽中央的，要保護“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黨政幹部從以漢人為主體變成以藏人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漢人幹部去保護？在講話中，胡耀邦對這一點說得最多，比其他幾點都長一倍以上，足見他把這一點當作重頭，而且要求得非常具體。他的原話有這樣一段：

昨天我們商量的結果，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萬里插話：我那天提了個二八開。）他比我還要激進一點，我也贊成。他說藏族幹部占百分之八十，漢族幹部占百分之二十，（萬里：我指的是縣級幹部二八開，區級幹部百分之百……）

對這一點，當時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對此的說法是：“聽說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決定後打通。” 不過，有阻力也僅是在掌握西藏高層權力的漢人，對一般漢族幹部和職工，以往是想回內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給他們開這個口子。胡耀邦的講話如一股強風，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經營的漢人隊伍吹得人心紛亂。回內地成了當時所有在藏漢人的話題。而藏族幹部當然願意漢族幹部給他們讓位，所以兩相情願，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專門把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漢人大批內調很快就進入實際操作。

胡耀邦講話之後半個月，內調方案已經出台。方案是這樣設計的：當時西藏共有幹部五萬五千人，其中漢族幹部三萬一千餘人，準備內調二萬一千人；有工人八萬多人，其中漢族工人四萬多，準備內調二萬五千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子女，計劃共九萬二千名漢人在兩三年內離開西藏回內地 。

當時西藏的全部漢族人口為12.24萬人 ，由此計算，就是有75%的漢族人口應該在胡耀邦講話後從西藏調回內地。但在實際上，上述方案沒有完全做到。那是因為大批漢族幹部職工的內調，使得西藏很多部門單位的工作幾乎陷於癱瘓，不得不中途改變原來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漢人在那次大內調中離開西藏？人口統計數字表明，到1985年，西藏漢族人口從1980年的122400人減少為70900人 ，也就是說，有51500名漢人離開了西藏，5年內西藏的漢族人口減少了42%，即使沒有達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謂不大。

達賴喇嘛所說“胡耀邦提出中共駐西藏官員減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採納” 是沒有根據的。胡耀邦講話僅一年，阿沛•阿旺晉美在西藏直屬機關縣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就談到“在短短的時間裡，至少內返了漢族幹部職工和家屬三萬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計划走得多了些”，同時表示“內調工作的政策沒有變”，還要搞下去 。據我對西藏阿里地區的實地調查，那次內調之前，阿里共有1700多漢人幹部，內調後只剩200多人，減少了將近90%。相比西藏其他地區，阿里的漢人是走得最徹底的。一是因為阿里地區最艱苦，漢人對內調特別積極；二是因為當時阿里地區的藏族專員（地區最高行政主管）特別放手，提供一切條件讓漢人離開。那位專員因為“對中央精神貫徹得力”在當時受到上級表揚，現在已經提拔為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後來阿里地區雖然又重新接納了一些漢人（多數是學校分配的畢業學生），到96年全地區也只有400多名漢族幹部，遠遠不能跟當年的1700人相比。

不光是漢人的人數減少，權力也在同時交給藏人。1993年，西藏自治區一級的幹部56人，已經有38人是藏族 ，占68%；487名地區級幹部，藏族為313人，占64%；縣級幹部中有藏族2088人，占60% ；區鄉一級的幹部則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級除了黨的第一書記大部分由漢人擔任，政府、人大、政協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財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門的職位也都屬於藏人。

後來西藏出現反對漢人的運動，胡耀邦也因為“制止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鄧小平罷免，他在西藏的講話（包括後來去新疆也講了類似的話）也遭到攻擊，並被認為是他個人的任意發揮。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胡的講話沒有離開此前已經下發的中共中央[1980]31號文件。按當時的中共體制，胡擔任的總書記只是具體辦事的角色，他頭上還有中央主席（華國鋒）和數位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中央文件的內容和發布絕對不會沒有他們的參與和批准。當時的中共高層人物對西藏採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場。直到1984年中共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到會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窮、習仲勛等，與胡耀邦的口徑都完全一致，甚至還更激進 。

對於中共為什麼決定向藏族幹部讓權，胡耀邦講話中有兩個解釋：一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教導”，藏族幹部“成長起來了……要把擔子多給他們，他們挑這個擔子比我們挑得好”，“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 這種共產黨式的帶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個解釋是經濟的，胡原話這麼說：

你們沒有算這個帳，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帳？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面，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氣呀！這麼一來（指把漢族幹部調走），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

這個理由具有鄧小平的實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減少西藏“穩定集團”的漢人成員，讓藏人成為“穩定集團”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僅五萬漢人回內地休假的路費和薪金，每年也得幾千萬，換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這筆錢。鄧小平的哲學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方法則是“摸石頭過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時的藏人已被毛澤東時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碼當時看不出會有“反骨”。中共高層又在改革初始受到舉國擁戴，產生了強烈的自信——只要給人民好處，從人民那裡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廢待興，萬事纏身的情況下，他們實際上難以對治藏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他們當時沒有想到，正是“六條”的最後一條，最終導致了西藏政權的異質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轉變，目的不是真要給西藏人民以自治權利，他們也確實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戲。但是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無論如何是有了改善，並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這個時期獲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