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有一個根本性變化，即從一個意識形態至上的政黨變成了一個奉行實用主義的權力集團。它幾乎放棄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則，唯一保留的底線就是它的權力不受觸動。不超越那條底線，什麼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條底線，它就會做出強硬激烈的反應，專制本色顯露無遺。
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棋盤上，改變西藏政策的意義之一是為了向關注西藏問題的西方社會顯示中共的“開明”，以換取西方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支持。那時候，中共並不擔心會它在西藏的權力會受到什麼威脅。西藏當時一片平靜，藏人也非常馴服。

1979年，北京同意達賴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參觀團，並做出了參觀團可以進行自由考察的允諾。與毛澤東時期的鐵幕狀態相比，這種開放姿態讓世界刮目相看。然而，這也表現了北京對西藏情況的無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對西藏情況的自我宣傳之中，以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信達賴喇嘛的參觀團在親眼目睹後也會為之折服，從而沒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復對西藏的統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員還認真地召開了會議，要求各級組織對當地群眾進行規勸，不要因為對舊社會的痛恨而向達賴喇嘛的參觀團扔石頭或吐唾沫 。

事實卻讓北京當眾丟臉。由達賴哥哥洛桑三旦率領的第一個達到西藏的參觀團，在所經途中受到了成千上萬西藏人的歡迎，人們圍着參觀團歡呼，流着熱淚，長跪在地，獻上他們的哈達，每個人都想讓達賴的哥哥撫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達賴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參觀團訴說他們在中共統治下遭受的苦難，參觀團的成員也禁不住失聲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獨立的口號。參觀團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壞，人民生活貧窮、落後、物質匱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達賴喇嘛統治的時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為自豪的公路、建築等基礎設施也不盡人意，遠未達到北京自我宣傳的水平。

北京的中共高層人士為這個弄巧成拙的事實而震驚。尤其是成千上萬西藏人迎接參觀團的悲痛場面展現到世界，對北京是無法挽回的慘敗。一向自詡為代表人民的中共，這回如何解釋民心的背離？

它必須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調整了對西藏的政策，隨之胡耀邦去西藏講話，公布了對西藏具有轉折意義的“六條”。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時間內發生根本變化，改變西方人對中共統治西藏的疑慮。

“西方人會怎麼看？”這在整個八十年代成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發點。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實惠，不過西藏後來出現的許多矛盾，也都是從這個問題發源的。

達賴方面的第一個參觀團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丟臉面後，北京仍然接受了後面幾個參觀團繼續訪問西藏。它內心已經不情願，只是事先已經允諾，不能讓西方人看到自己說話不算。然而它又決心避免第一次的情況重演，因此便採取了一系列限制參觀團自由活動的措施，對西藏群眾也進行嚴密控制，切斷他們與參觀團的接觸，為此而搞了許多小動作。作為互動的對方，參觀團當然採取要打破封鎖的反措施，公開表達不滿，並通過西方媒體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為。在這種對抗中，雙方矛盾日益加劇，北京最終以參觀團對藏人進行反中國煽動為名，停止了參觀團繼續對西藏進行訪問。

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什麼鄧小平時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澤東時代改善了許多，卻受到世界輿論的更多譴責。毛澤東時代是徹底的專制暴政，達賴也好，西方人也好，誰也不准進入西藏，什麼都看不到，與北京也形不成互動關係。外面的人盡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與苦難，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沒有具體材料的支持，尤其沒有“正在進行時”的新聞熱點，所以無法引起傳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眾關注。輿論譴責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態。

到了鄧小平時代，達賴喇嘛的參觀團和西方記者有了進入西藏的可能，本來是進步，然而可以對中共統治進行譴責的具體材料這時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達賴喇嘛的代表當然不可能讚揚中共的統治，而西方記者無論在哪裡（包括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都是首先把問題（中共術語中的“黑暗面”）當做新聞。慣於對新聞進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這種情況，就會條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夠干涉或者進行欺騙，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為新把柄，給西方傳媒所進行的抨擊增添新材料。

這就是在開放條件下中共面臨的難題，它既想對國際社會表現自己開放，事實上又不是真地開放，於是就會與國際社會形成系列的互動，造成矛盾持續不斷地產生，最終越來越遭人譴責。

借用中國古代“內聖外王”的概念來比喻，專制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王道，即使是搞開明的專制政治，也只能“內聖”而必須“外王”。從專制政治的本質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會穩定不可不有的統治方式，“內聖”則只是表達一種理想，或是臣民對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種例外，大部分專制政治的實際狀態只能是內外都“王”。或者說，究竟是“內聖”還是“內王”，並不從本質上影響專制統治，但是專制統治必須是“外王”的。

在這方面，鄧小平顯然沒有自覺意識，他改變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給西方人看，那是一種表演。既然是表演，當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變成（至少是裝成）“外聖”。而中共在本質上又是一個專制的權力集團，不容許任何對其權力（包括其對西藏的主權）的觸動和威脅，所以它又必然是“內王”的，結果就成了“內王外聖”。

對於專制統治，沒有比“內王外聖”更糟糕的狀態了。那最容易製造矛盾和出現失衡，導致“給人吃肉遭人罵娘”的結果。“外聖”給了反對派勢力和社會不滿情緒生長的土壤和擴散空間，不可能不與其專制極權的本質發生衝突。而為了維護“外聖”形象，它可能開始步步被動後退，起到鼓勵反對派的作用，使其得隴望蜀，然而它的“內王”又決定它不可能退得徹底，反而會引發更大的衝突，直到局面對它的權力構成了嚴重挑戰，它最終就一定剝掉“外聖”的外衣，以血腥鎮壓解決問題。

中共1984年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那次座談會的指導思想與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基本一致，進一步促使加快改變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會有了很大發展，然而卻在同時出現了越來越多離心和反抗。1987年9月，拉薩發生1959年以來首次公開示威。從那以後，拉薩騷亂不斷，中共不得不多次動用軍警，對示威者開槍鎮壓，連續製造震驚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1989年，中共對拉薩實行長達十四個月的軍事戒嚴，標誌鄧小平的西藏政策徹底失敗。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後11年，中共才在1995年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間隔的時間之長（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與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只間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對西藏的變化、走向與應對策略茫然和無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它重新回到了內外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