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蒙政權內幕

　　我在偽蒙政權機構中曾任“蒙古軍”總司令，併兼任過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和參議府議長，以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等職。因我專負軍事責任，從不過問偽蒙的政治，故不知詳情，僅就一些表面現象回憶記錄如下。

偽蒙政權內部的派系

　　從1936年5月12日，在嘉卜寺(化德縣)出現的偽蒙古軍政府 (以下簡稱偽軍政府)開始，它便是由日本人收羅了蒙族中好幾種類型的反動人物拼湊而成的。其中包括由封建王公、貴族或牧主、地主或“馬賊”(蒙古土匪)匪首轉化而成的文武官僚。從地理上區分，有察蒙、東蒙(東北四省蒙旗)和綏遠三大派系；從歷史上區分，又可以分為親德(德王)、親日和親李(李守信)等三大派系。

　　1937年10月27日，“蒙古軍政府”在歸綏改組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下簡稱“聯盟政府”)。1939年9月1日，這個“聯盟政府”在張家口擴大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以下簡稱“聯合政府”)，又吸收了“察南自治政府”和“晉北自治政府”兩個偽政權，並安插進去好多日軍在東北培養起來的“滿系”漢奸。但中央機構的主要成員，仍是偽蒙古軍政府時的那個班底，表面上一直由蒙古人當權。截至1945年8月20日，偽蒙政權隨着日本投降而解體，沒有發生過重大變更。

　　在偽蒙政權中，漢奸大部分親日，以後他們便成了日軍統治蒙疆的忠實爪牙。特別是“滿系”漢奸，遍布偽蒙政權的中層和基層，非常貪橫。蒙奸裡邊，以卓索圖盟和哲里木盟人最多，他們多半通曉蒙、漢和日本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東北漢族人的影響，故察綏兩省和山西晉北的蒙漢人民，在日偽時代都有受東北籍漢奸統治的感覺，提起喀喇沁和科爾沁兩部蒙人里的少數為非作歹者，以及遼、熱兩省的極少數歹徒、蒙奸、漢奸，均極憎恨和仇視。

　　這是因為察哈爾省的蒙古人中，除了德王和少數幾個總管，找不出較多能提筆耍槍的人材，必須延聘和聯合東北蒙古人中的知識分子與 “馬賊”頭子；而綏遠的蒙古卜層，正如綏遠、察南和晉北漢族地主與資產階級的代表一樣，系由於家鄉淪陷，被迫參加廠偽蒙政權，一直處於附庸的地位。另外，東北蒙旗在京北和關東的範圍以內，日本的潛在勢力很大。他們所豢養的特務、間諜，在卓索圖、昭烏達、哲里木和呼倫貝爾等盟活動多年。偽滿成立以後，東蒙的一些知識分子同流合污，其中的一部分人和德王的政治野心相同，就投靠丁德王，在 1933年成立百靈廟的“蒙政會”時，就親密合作，所以他們和察哈爾的總管，形成偽蒙政權的核心和骨幹。

　　德王原系錫林郭勒盟西蘇尼特旗(又稱蘇尼特右旗)的親王。在1933年末到百靈廟籌組“蒙政會”前，便是錫盟的副盟長，並和錫盟盟長索德諾木喇布坦(西烏珠穆沁旗郡王)，察哈爾部牛羊群總管卓特巴札布(字世海)，擔任了宋哲元主察時的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德王后來所以能成為內蒙民族分裂主義集團的首領；是因為“東蒙”在1933年春熱河淪陷後，完全劃歸了偽滿，王公、官僚和知識分子與“馬賊”頭子大部被吸收到偽滿的“興安省”和“興安軍”里，故不能出頭露面；“綏蒙”的王公官僚被蔣介石羈縻控制，土默特旗有民族覺悟的知識分子多數走向共產黨的革命陣營，綏遠沒有蒙古人率領的胡匪部隊，無人起來興風作浪；他便趁此空隙，從西蘇尼特旗到北平活動，以“察蒙”作為後盾和本錢，踏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察蒙”、錫林郭勒盟的十個旗，以東西兩個烏珠穆沁旗最為殷富。特別是西烏珠穆沁旗因擁有鹽湖；可以說有“日進斗金”的收入。1945年日本投降時，西烏珠穆沁旗王府的財富，被蘇軍抄去好幾百輛汽車，未拆箱子的新槍即達一千八百多支。所以錫盟的王公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完全以西烏珠穆沁索王的馬首是瞻。德王的西蘇尼特旗經濟條件不及烏朱穆沁旗，但位於張庫公路的烏得至滂江兩旁，交通便利。德王比錫盟的其他王公見的世面多，思想較為複雜。加上他幼年常住北京和張家口，聘請過一個山東省的舉人作老師，讀過四書五經和漢族的其他史籍，歷史知識較多，政治野心較大。且在九·一八事變前，就開始了政治活動，被人們目為是沒落的王公貴族裡的翹楚，統治察哈爾省的漢族官員對他非常重視。

　　德王還有一個倚為心腹的主要幫凶，即他的姨夫補英答賴。此人雖是平民，一因裙帶關係，二因比梅林(蒙古舊官制中的職稱)之流有處事經驗和逢迎手段，所以出任了西蘇尼特旗“烏滂守備隊”的隊官和錫盟駐察省辦事處處長，執掌了軍隊並參加了政務。德王於1933年秋，樹起“復興民族”和“抗日救國”兩面招牌，便是補英答賴陪上他跑到北平；同年冬天德王去南京向蔣介石請願時，補英答賴便潛赴大連，代表德王跟日本人進行初步勾結。因此補英答賴在偽蒙政權中，自居開國功臣。

　　當時，哲里木盟和呼倫貝爾盟已經淪陷，溥儀被日本人劫持到長春，組織起偽滿政權，通遼也成立起偽“內蒙古自治軍”。錫盟的王公看到日本的 “滿蒙政策”勢在必行，既然德王願出來跟各方面聯絡，便從擁護索王轉而擁護德王。索王以下的錫盟王公以及察哈爾的總管，都很給德王捧場，德王主使到南京向蔣介石請願的“蒙古王公代表團”，就是由東蘇尼特的郡王郭爾卓爾札布擔任團長。索王由蒙政會到軍政府，一直給德王充當傀儡副委員長和副主席。蒙政會24個委員中，連德王、索王在內，“察蒙”方面就占去了8個委員。1933年春湯玉麟放棄熱河，同年夏我率偽軍盤踞了多倫，因為形勢逼人，“察蒙”的總管更成了德王的僕從。

　　德王為了統一內蒙，以給察哈爾部建盟來爭取十二旗群的總管，把他們和扎薩克列同等地位，且把“插花”在各旗群的“台站地”也讓他們接管。十二旗群里最出風頭的牛羊群總管是卓特巴扎布。他一直和德王狼狽為奸。與補英答賴以及索王死後出任錫盟盟長的東浩濟特郡王松津旺楚克，成了偽蒙政權里的“察蒙”方面的三大巨頭。錫盟的王公郭王、雄諾敦都布租察哈爾部鑲黃旗總管穆克登寶與正黃旗總管達密凌蘇隆等，以後也都成了偽蒙疆政府的軍政大員。所以“察蒙”的總管，不論他們本人和外人，都認為他們是德王的嫡系。偽蒙政權先在嘉卜寺成立，以後又把“首都”由厚和移到張家口，“察蒙”人更以主人翁自居。偽蒙疆政權的五個盟，他們領導着三個，在偽中央機構中也占有好幾個重要職位。

　“東蒙”人參加偽蒙疆政權，分為德王招來、日本“關東軍”派來和我給帶來三種不同的來歷。所以背景非常複雜，不象“察蒙”人和“綏蒙”人那樣比較單純。德王招來的“東蒙”人，王公很少，因為他在百靈廟組織蒙政會時，“東蒙”已經完全淪陷，王公都被偽滿拴住走不出來，只能讓寓居在北平的幾個閒散王公，擔任名義上的委員。偽蒙政權建立以後，他們連名義也不敢擔任了。德王的偽蒙疆政權和哲布尊丹巴的那個蒙古政權相較，僧侶的色彩也很淡，這是德王看貴旗僧侶階級已經沒落，儘管德王拖着髮辮和穿着長袍馬褂，不過是用以象徵民族特點。他認為蒙古民族的新生力量，是那些接受了漢族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對 “東蒙”流落在關內的失意政客和失業青年，加意接納和收容，把其中的不少人都團結在自己周圍。由於這些人頗具才幹，並且把政治面貌隱蔽起來，很受德王信任和器重，實際上比“察蒙”的總管還要吃香。日本“關東軍”派來的“東蒙”特務，在偽蒙政權中人數很少，但因後台老板不同，以親日派的姿態，和親德(王)派的“東蒙”人，明爭暗鬥得非常激烈。後來親德派也表現了親日，原來的親日派便被戰敗，最後親日派的首領陶克陶，被親德的首領吳鶴齡趕出政務院。故“東蒙” 的親德派在張家口的“聯合政府”時期，相當的飛揚跋扈，和“嚓蒙”的那些總管，有很大的摩擦與矛盾。

　　我帶進偽蒙政權的人，亦被人們列入“東蒙”的範疇里。其實除了我出身於熱河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一個由奴才變為地主的蒙古家庭，其餘全是漢族官兵，所以我和我帶來的人，也稱為“漢蒙古”。因為我主要是抓槍，雖由“蒙古軍”總司令兼任了“政府”的副主席，並一度兼任過“參議府”的議長，但很少過問政治。以後我的幾個漢族部下，也被吸收到政府裡邊擔任最高檢察廳長、部長、省長和市長一類角色，由於同日軍與德王的關係非常膚淺，正如“綏蒙”的王公與察南晉北的漢奸一樣，只是做官而不弄權，等於擺在那裡的幾個牌位。

　　主要替日本人統治“蒙疆”地區的，還是“東蒙”喀喇沁部與科爾沁：部的蒙奸和東北遼寧與熱河的漢奸。熱河的漢奸裡邊除了我帶來的那些軍官，還有和喀喇沁蒙古人有關係的漢族文人。所以偽蒙政權很可以說是“察蒙”總管和“東蒙”喀喇沁部貴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利用日本侵華的機會，成立起的——家進行政治投機倒把、出賣民族利益的“德汜”字號。我和我的嘍羅們，被“德記”的老闆與夥友一直看成是替他們護院站門保鏢，受他們使用的“炮手”。

由偽“軍政府”到偽“聯盟自治政府”

德王於1933年7月間，和“東蒙”的一些知識分子及“東蒙”的日本特務陶克陶等，在百靈廟叫嚷內蒙自治，籌組“蒙古自治政府”時，我已公開投敵，由熱河進入察北，把“察哈爾抗8—同盟軍”壓迫到長城底下，盤踞了多倫。其時日本關東軍派特務“東蒙”喀喇沁部的金永昌和於蘭澤，專做我的軍隊和察哈爾部的工作，並派科爾沁部的陶克陶，在多倫、百靈廟和西蘇尼特旗之間奔跑。由於卓特巴扎布不敢表明態度，他們曾叫我兼任“察哈爾盟”的盟長，我怕影響掌握軍隊，沒有答應。德王和我都是彼此聞名，還未發生橫的聯繫。到1935年冬，我和德王才初次在多倫會面，1936年4月“烏珠穆沁會議”召開以前，方合流在一起。

　　我沒有參加過以前在百靈廟成立的“蒙政會”，只是聽說委員里有南京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處長吳鶴齡，察哈爾省政府委員、牛羊群總管卓特巴扎布以及白雲梯等“東蒙”的知名人士。補英答賴那時還未露頭，在德王的背後籌劃一切。“蒙政會”底下有秘書、參事兩廳，民政、保安、實業、教育四處和一個財務委員會，差不多都由德工招收的“東蒙”還未出名的青年知識分子把持。“察蒙”的總管在“蒙政會”的委員中，占去三分之一。

　　“綏蒙” 的王公和知識分子參加“蒙政會”原來就非常勉強。到1935年11月，蔣介石為了破壞德王統一內蒙，應綏遠省方面的要求，實行所謂“察綏分治”，把百靈廟的“蒙政會”分成歸綏的綏境“蒙政會”和嘉卜寺的察境“蒙政會”。從此，“綏蒙”方面就和德王唱對台戲，成了德王的反對派。

　　在“察綏分治”以後，日本關東軍嗾使我的軍隊於1936年元旦前夕，進駐張北縣城，把察北完全控制，給德王廓清長城口外的地盤。他因百靈廟不好立足，便回西蘇尼特旗，自任偽“蒙古軍”總司令。日軍為了給下一步進犯綏東做藉口，於1936年2月間，慫恿德王到張北成立偽“察哈爾盟”。當時蔣介石曾派吳鶴齡和察哈爾任過總管的尼冠洲，由南京來張北勸導德王懸崖勒馬。日本人不知他們是應付公事，故在偽盟政府成立，卓特巴扎布擔任偽盟長以後，張北特務機關把尼冠洲殺死在回張家口的路上。吳鶴齡因有德王營救，從張北逃往西蘇尼特旗，才得免於死。這一期間，白雲梯也出現在張北城中，在我的司令部中住過好幾夜。最後我聽說，他是因和蔣介石鬧蹩扭，從南京到百靈廟裝做投奔德王，難怪他和吳鶴齡與尼冠洲不是一道而來，在張北對建立偽察哈爾盟也未表示自己的意見。日本特務機關對白雲梯，還是調查了解得清楚，所以白和尼同車由張北到張家口，僅將尼殺害而把白放走。

　　吳從那時開始，便不離德王的左右，由“蒙政會”中的活躍委員，變為偽蒙政權裡邊的頭等角色。4月間在西烏珠穆沁索王府召開的“第一次蒙古大會”上，他開始露出鋒芒。那次會議是由索王擔任主席和東道主，主要議程是討論成立偽 “軍政府”。這是德王利用索王來團結“察蒙”的各旗王公和總管，並想取得索王在財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所以會議期間，德王一直是按副盟長對盟長的規矩，對索王極有禮貌。但是會議的倡議和決定．都是德王問過吳鶴齡又教給索王給眾人傳達的。所以“烏珠穆沁會議”和會議所產生的“軍政府”，可以說主要是由吳策劃而成。這次會議我亦被邀出席，看見會場上很少“綏蒙”方面的人，除了“察蒙”的王公總管外，剩下的儘是德王從百靈廟帶過來的那些“東蒙”的知識分子，還有陶克陶、金永昌、於蘭澤幾個日本的特務。我坐在德王的下首，可以看出偽蒙政儀，是“東蒙”的一些親日派捧出德王搞起的一個小朝廷。

　　“烏珠穆沁會議”產生的偽“軍政府”，於5月12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雖然是過渡性質，而且是德王自起的國號，可是為了代表整個內蒙，仍以雲王、索王和沙王為正副主席，德王為總裁兼偽“蒙古軍”總司令，實際掌握軍政大權。並由吳鶴齡任參議長，特克希卜彥為冬謀長(後由吳的妹夫烏古廷接任)；補英答賴為辦公廳主任，卓特巴扎布為“察哈爾盟”盟長，都兼了偽“蒙古軍”的副總司令；我那個副總司令比他們只是多兼着一個第一軍的軍長；第二軍的軍長則由德王兼任，不過沒有多少隊伍。至於偽政府的軍事、財政、民政和交通、外交、實業等署署長，由特克希卜彥(漢名王宗洛)、吉爾嘎朗(漢名德古來)、金永昌和於蘭澤、陶克陶等分別擔任，前兩個人是德王在“蒙政會”時招來的“東蒙”人，後三個是日本關東軍派來的“東蒙”人，並且除了吉爾嘎朗是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人，其餘的人和吳鶴齡與烏古廷全是卓索圖盟喀喇沁人。

　　這時最受日本人信任的是哲里木盟蘇魯克旗蒙古人陶克陶。他是關東軍的“囑託”(即特務)，協助嘉卜寺日本特務機關長兼政府和蒙古軍的最高顧問田中玖監視德王和其他蒙奸的行動。所以翌年lo月“軍政府”在歸綏改組為“聯盟政府”以後，陶克陶便一躍而出任了以後由日本人擔任部長的總務部部長，成為吳鶴齡的主要政敵。他在嘉卜寺曾建議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玖，象對待尼冠洲那樣，把吳鶴齡也幹掉，因德王在關東軍政治參謀田中隆占跟前為吳解釋得免，故陶克陶遷怒於德王，由於懼怕我而未敢向德王進行打擊和報復。

　　1937年10月中旬，日軍的酒井機械化師團，把平綏路西段打通，即折返長春附近的公主嶺。包頭以東和大同以西以及張家口的長城以北，交給我的偽蒙古軍防守，日軍以後即按機動部隊使用，分駐於張家口、大同、歸綏和包頭等幾個據點。包頭以西以南的半個綏遠，一直控制在傅作義的軍隊手中，日偽只占了伊盟準格爾旗黃河以北的“河套”和達拉特旗黃河以南包頭對岸的幾個灘頭村莊。伊盟七旗除過杭錦旗的郡王阿拉坦瓦齊爾投日，其餘王公都打着抗日的旗幟，烏盟也只占領了四子王旗、達爾罕旗和茂明安旗。烏拉特三旗成了拉鋸的戰場。先是西公旗和東公旗的福晉，都把小王爺帶入後套，最後連中公旗的王爺、在雲王死後任烏盟盟長的巴寶多爾濟父子，也被傅作義從後山搶救到陝壩。日軍就是先在半個察哈爾和半個綏遠的土地上，讓德王把偽“軍政府”改組為偽“聯盟自治政府”，替他統治壓榨這一地帶的蒙漢人民。

　　偽“聯盟自治政府”於 1937年10月27日在歸綏正式組成，仍讓雲正擔任名義卜的主席；因索王這時已死，德王便擔任了副主席，併兼政務院院長；把偽“蒙古軍”總司令讓出叫我擔任，以調和我和他之間的矛盾。他本來計劃叫吳鶴齡出任政務院長，因沒有得到張家口日本“駐蒙軍”軍部的許可，讓吳擔任了與政務院平行的參議府議長。政務院下轄三部，由“軍政府”時的軍事署署長特克希卜彥任保安部部長，財政署署長吉爾嘎朗任財政部長，民政和交通兩署的人都歸併到總務部內，由陶克陶包辦了一切。“軍政府”的駐滿代表金永昌，調往張家口的“蒙疆聯合委員會”，交通署長於蘭澤從此沒落，充任了參議府的參議，後在張家口憂鬱而死。

　　 1938年3月間雲王病故，7月1日德王召開“第三次蒙古大會”，眾人推選他擔任主席仍兼政務院長，我被決定為副主席。不久我們到東京進行第一次訪口，吳鶴齡堅決要留在日本考察，所以他沒有歸國，以表示崇日和親日。吳所遺的參議府議長，補英答賴和卓特巴扎布都搶着要兼，德王為了使他們兩個人均沒有話說，便讓我把參議府議長兼起。日偽軍進入綏包，“察蒙”和“東蒙”方面對“綏蒙”以征服者自居，雲王死了後，偽蒙政權裡邊再就沒有“綏蒙”方面的人了。特別是拼湊下屬的五個盟時，德王為了酬謝他的姨夫補英答賴，把土默特旗和綏遠中部九個市、縣，察哈爾西四旗，綏東五縣和固陽縣，共是五旗十五個縣、市，給補英答賴成立了一個“巴彥塔拉盟”，補遂由平民變成盟長。

“巴彥塔拉盟”是蒙地精華區域，其中的武川縣除了占有土默特旗的土地，還占有烏盟達爾罕旗與四子王旗的土地，這不僅“綏蒙”方面敢怒而不敢言，連“察蒙” 的總管也為之側目而視。尤其是“察哈爾盟”盟長卓特巴扎布，因為察哈爾仍被割成兩半，更表示反對。德王自知理屈，後來偽蒙機構的大官以及對外出頭露面的事，盡讓卓去擔任。如“聯合政府”成立以前，讓卓擔任“蒙疆聯合委員會”的蒙古代表；“聯合政府”成立以後，德把政務院長讓給卓；吳鶴齡從日本回來“組閣”，把卓調為參議府議長，並派卓和“察南政廳”長官陳玉銘，去南京擔任汪精衛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以消卓的氣憤。

　　索王、雲王相繼病故以後，五個盟里除“察盟”和“巴盟”外的盟長，錫盟任命了東浩濟特旗的郡王松津旺楚克(以下簡稱松王)，烏盟任命丁中公旗的郡王巴寶多爾濟(巴王被弄到陝壩，由雲王的兒子達爾罕旗貝子沙拉巴多爾濟繼任為盟長)，伊盟任命了該盟七旗王爺中唯一投敵的杭錦旗郡王阿拉坦瓦齊爾。因為伊盟有國民黨的好幾萬軍隊防守，偽 “蒙古軍”雖曾於1938年春進入東勝和杭錦旗，但沒有站住腳，所以德王統轄下的伊盟公署設立在包頭市內，除了有達拉特旗保商團長森蓋林沁和準格爾旗貴族奇子祥率領的兩部分比較能打仗的軍隊，行政上只轄有達拉特和準格爾兩個旗公署。由於德王想叫伊盟的其它王公歸附，故讓康王的弟弟章巴拉多爾濟代理達旗扎薩克，奇子祥代理準格爾旗扎薩克。

　　至於歸綏和包頭兩個市長，由於歸綏商務會會長賀秉溫維持地方歡迎日軍入城，在歸綏改稱為“厚和”市後，即由賀秉溫擔任了偽市長。包頭則是因為我的軍隊駐防，把守着西邊的門戶，加之當地的漢奸不敢出任市長偽職，故由駐防包頭的“蒙古軍”第一師師長劉繼廣 (山東人)兼任了包頭市偽市長。1939年9月1日，“聯盟政府”擴大為“聯合政府”，“首都”由厚和移到張家口，標榜蒙、漢、日、滿、回五族協和。由於 “厚和”新城有好幾千戶滿民，包頭有好幾百戶回民，且跟甘青寧新四省未斷絕通商，故“厚和”市市長換成當地的滿族舊軍官李春秀，包頭市市長由日本特務機關給派來一個東北回民金朝文擔任。

　　五盟以下的旗仍由原來的王公、總管繼任扎薩克和總管，只是土默特旗的總管榮祥參加了抗戰。由該旗的知識分子墨爾根巴圖爾(漢名亢仁)擔任了總管，併兼任了“巴彥塔拉盟”的副盟長。各縣的偽縣長，初由當地維持會的人擔任。以後全由日本特務機關、德王以及補英答賴和卓特巴扎布安插了“滿系”漢奸和“東蒙”蒙奸以及“察盟”蒙奸的朋友。“厚和”市在賀秉溫和李秀春中間，德王還叫他的一個安徽漢族朋友徐榮候任過一度市長。“聯合政府”成立後，五盟兩市仍維持着“聯盟政府”時的狀態。並且我的“蒙古軍”總司令部，一直駐在“厚和”未動。這是日軍要把軍政隔開，德王也想叫我協助補英答賴看守“綏蒙”。

　　張家口的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日軍在“聯盟政府”建立以前，就隨着他們軍事上由東向西的進展，先在張家口建立了偽“察南自治政府”，後在大同又建立了偽“晉北自治政府”。偽察南政府是由張家口商務會會長河北冀縣人於品卿和劉汝明主察時的省政府秘書、山東黃縣人杜運宇等組成。偽晉北政府是由大同前清的拔貢夏恭和大同商務會會長馬永魁等組成。張家口的日本特務機關和日本“駐蒙軍”軍部，為了便利管理擺布平綏路上的三個偽政權，於“聯盟政府”改組還不到一個月，把卓特巴扎布和夏恭，叫到張家口和於品卿一同接受命令，於1937年11月22日，在張家口成立了一個“蒙疆聯合委員會”，開始把察南和晉北都劃到“蒙疆”的範圍內。該委員會下設總務、產業、金融和交通四個委員會，分由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於品卿、杜運宇、夏恭、馬永魁擔任總務委員會委員，並且分工兼任產業、金融和交通三個委員會的委員。日本人金井章二為最高顧問。這個委員會成為三個偽政權的上級衙門。

　　到了1938年7月間，“蒙疆委員會”擴大組織，把總務委員會以外的三個委員會取消，增加總務、產業、保安、財政、民生和交通六個部，由卓特巴扎布兼總務部長，金永呂兼產業部長，陶克陶兼保安部長，馬永魁兼財政部長，杜運字兼民生部長和交通部長。在委員會裡，卓特巴扎布、於品卿、夏恭、馬永魁，都是虛有其名。而陶克陶與金永昌和杜運宇三個人，才是該會的骨幹。因陶克陶與金永昌，系日本關東軍豢養多年的特務，杜運字除在日本留學，還娶回一個日本老婆的緣故。陶克陶在此一階段，既是“聯盟政府”的總務部長，又是 “蒙疆聯合委員會”的保安部長，可謂紅極一時，經常坐着日本的軍用飛機，在張家口和“厚和”之間飛來飛去。“蒙疆委員會”的一切工作，主要是由金永昌和杜運宇兩個人，秉承最高顧問金井章二的意旨，操縱和監督三個政權。

　　“蒙疆聯合委員會”設有總務委員長，日軍想叫德王擔任，德王因為反對這個太上政府，故一再推委而不接受。第一次訪日便是為此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並呼籲日本朝野協助他建立“蒙古帝國”。東京方面雖然因金井章二不准吉爾嘎朗直譯他的談話，沒有聽到他的乞憐哀鳴，但是後來在“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基礎上，把“聯盟政府”擴大為“聯合政府”，從“厚和”搬到張家口，受日本特務機關後來改成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和日本“駐蒙軍”軍部就近管轄。德王很不滿足“自治”這個詞，想賴在“厚和”不走以示抗議。經“駐蒙軍”軍部派政治參謀大橋熊雄和陶克陶到“厚和”對德王施加壓力，而德王又恐怕日軍從蒙古人中另選他人，因之於1939年4月間擔任了“蒙疆聯合委員會”的總務委員長，同年9月 1日，在張家口就任“聯合政府”的主席。

　　張家口的“聯合政府”，是一個蒙奸和漢奸混合的政權，統轄五個盟和“察南”、“晉北”兩個政權原屬地區。

　“聯合政府”在政務院和參議府之外，增加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廳，政務院由三部擴大成七部，並且添了牧業總局、榷運清查署、稅務監督署、興蒙委員會、回教委員會和興蒙學院等受正副主席領導的附屬衙門，以及駐日代表部、駐滿代表部和駐華辦事 處等外交機關。從表面上看，儼然成了一個“國家”局面。

　　“聯合政府”比“軍政府”和“聯盟政府”的壽命都長。它從1939年9月1日成立，到 1945年8月20日垮台，差10天存在了6年。初由德王和彳：品卿及夏恭三人，擔任正副主席，卓特巴扎布為政務院長，吳鶴齡為參議府議長，我和烏古廷仍分擔蒙古軍的總司令和參謀長。夏恭死後沒叫“晉北”方面出人，由我兼了一個副主席。政務院底下最重要的總務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由關口保和武內哲夫任部長和次長，將陶克陶調為司法部長。因“聯合政府”是由“蒙疆聯合委員會”蛻變而來，故由“晉北”的馬永魁任財政部長，“察南”的杜運宇任產業部長，“東蒙”的金永昌任交通部長。原來任“聯盟政府”部長的特克希卜彥和古爾嘎朗，一個任了駐日代表部代表，一個任了榷運清查署的署長。“察蒙”卓特巴扎布以外的幾個首腦和我帶來的幾個“漢蒙古”，也在這個新的機構中出現。這就是巴盟盟長補英答賴兼了最高法院院長，錫盟盟長松王兼了民政部長，東蘇尼特旗的郡王郭爾卓爾扎市擔任了牧業總局局長，劉繼廣由包頭市長升為最高檢察廳長。我的另一個師長熱河赤峰縣人丁其昌調任治安部部長。

　　原“察南”、“晉北”兩個偽政府改組為政廳時，由於過去宣化府屬l0縣的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日偽時期除了參加抗戰的外，大部避居北平。“察南”政府是由寓居張家口的幾個客籍人組成。現在於品卿和杜運宇參加了“蒙疆政府”，“察南政廳”長官一職因地方無適當人選，由“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從偽滿調來曾任次長的陳玉銘充任。“晉北政府”是在夏恭和馬永魁到了張家口後，由山西渾源的田汝弼(“安福系”政客田應璜的兒子，曾留學日本)擔任“晉北政廳”的長官。

　　“聯合自治政府”設立在張家口，受“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和日本“駐蒙軍”軍部就近擺弄。內部是由日籍的總務部長關口保把守着主要的關口，各部會局署由顧問變成次長或參事官的日本人主事。從政府的重要人選看，表現廠幾根骨：頭眾犬爭，沒給“綏蒙”的蒙奸和綏遠的漢奸空出一分。夏恭、馬永魁和田汝弼相繼死後，晉北的漢奸也不能分嘗一杯羹了。除了察南的於品卿始終是個牌位外，杜運宇根子很硬、得另眼看待，聯合政府里的要職，盡被“察蒙”“東蒙”人平分秋色。

　　我帶來的“漢蒙古”能夠參加“聯盟政府”和“聯合政府”，以後還領導了“宣化”和“大同”兩省與張家口特別市，是因日本人和德王都怕我借水養魚，用官爵來分化我的軍隊中的骨幹。我的三個漢族師，以第一師較為精銳，故他們從第一師下手，先把劉繼廣凋為包頭市長，我遂派炮兵大隊長丁其昌擔任第一師長，去率領這個最能打仗的部隊。在“聯盟政府”擴大為“聯合政府”時，德王既不願“察南”和“晉北”提出人選，又怕最高顧問金井章二從偽滿調人，特別是日軍和德王要把我的漢族師，從偽蒙古軍中撥出另編警備隊，以削弱我的兵權，使我沒話說，便提升劉繼廣為最高檢察廳長，調丁其昌為治安部長。熱河阜新人李樹聲，曾給崔興武和我擔任過駐承德的辦事處處長。德王想通過此人拉攏我的其他部下，除把他介紹給“軍統”馬漢三外，並繼韓廣森(河北南宮入，曾任張家口商務會會長)出任張家口特別市市長。

　　“察南”和“晉北”兩個政廳，於1943年改為“宣化省”和“大同省”後，由地方人充任省長。“大同省”的省長由原來的“晉北”政廳長官田汝弼繼任；“宣化省”的省長由懷安縣的一個大學畢業生李煥瀛擔任。’原“察南政廳”長官陳玉銘，充任了汪政權的“中政會” 委員。後來晉北的馬永魁病故，用汝弼繼任了由財政部改成的經濟部部長，便調最高檢察廳長劉繼廣為“大同省”的省長。李煥瀛死後把劉繼廣又調到“宣化省”，李樹聲由張家口特別市長升到“大同省”，李的遺缺由我的軍需處處長熱河朝陽人崔景嵐繼任。於是“蒙疆”五盟以外漢族聚居的兩“省”，和“首都”張家口特別市，似乎由我帶來的“漢蒙占”進行統治，成了德王分給我的地盤。

　　“聯合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年，即1941年2月間，德王率領我們到東京二次防日，歸國時即把吳鶴齡帶回。吳在日本考察期間，學會日文日語，娶了個日本老婆，已經得到日本人的諒解。故在這年4月18日德王主持的一次會議上；決定讓吳鶴齡和卓特巴扎布對凋工作。叫吳任政務院院長，卓任參議府議長。首先把陶克陶踢出，推到參議府擔任參議，將司法部和產業部取消，讓原來的產業部部長杜運宇改任了司法部長官。其次是將民政和治安兩部改組，合併為內政部，由原治安部長丁其昌擔任部長，原民政部長松王調任為興蒙委員會的委員長，原財政部改為經濟部，交通部改為交通總局，由馬永魁和金永昌分任經濟部長和交通總局局長。此外任蔣輝若為回教委員會委員長，特克希卜彥和恩和布林為駐日、駐滿代表部代表，將原總務部改為總務廳，由前總務部的次長日本人武內哲夫充任廳長。從此吳鶴齡成了德王小朝廷的“內閣”總理，專權用事。到1944年年底，他看見日本快要完蛋，才知難而退，躲到北平去“養病”，執政時間約有三年半之久。

　　吳上台後，同烏古廷一起把他們家鄉熱河喀喇沁的不少蒙古人和漢人，都安插到縣政府和“蒙古軍”的團部里。烏古廷雖然沒擺弄了我，吳鶴齡卻在德王左右言聽計從，將“察蒙”方面的人，全排擠出政務院，安排到冷衙門裡，等於閒散王公；將“察南”和“晉北”的漢奸，也摒棄於圈外。自從田汝弼死了以後，部長之中便沒有了“晉北”的人。但吳鶴齡卻不敢捋動察南的杜運宇。杜既有靠山又有才幹，不僅擔任司法部長官，還兼任了田汝弼遺留下的經濟部部長。金永昌看見陶克陶失掉了權勢，知道日本人把吳鶴齡視為頭面人物，看陶克陶和他是一般的特務，以後也變成了隨風倒，在吳鶴齡面前不敢表示有恃無恐，直到“聯合政府”垮台以前，尚能保全官職。

　　我因有槍桿子撐腰，吳鶴齡對我和我的人頗為客氣。故丁其昌得以蟬聯廠去，劉繼廣和李樹聲也能調出去領導宣化和大同兩個“省”。可是他對副主席於品卿，卻兩樣對待。部長以上的人都有專用臥車，於在開會時才派公用臥車接送。於在會上一言不發，會後便回他的商號中去當經理。他像“察蒙”的那幾個總管一樣，見了吳鶴齡高聲話都不說，老是曲腰稱“是”，連一個私人也無權舉薦到政府里擔任小官。

　　在1933年德王在百靈廟打起內蒙“自治”的旗幟時，國民黨中央10月間派內政部長黃紹紘前往百靈廟進行巡視，吳鶴齡以兩面手法討好蔣介石和德王，這時他已是內蒙的駐京代表。當時，德王等要求脫離察、綏兩省實行“自治”，宋哲元和傅作義主張必須由察、綏兩省節制，雙方爭執各不相讓，使談判陷入僵局。吳鶴齡由南京前往百靈廟，替國民黨中央進行斡旋。可是當談判再度開始，他又站在德王方面力爭脫離兩省實行“高度自治”，弄得黃紹蛇無法接受。後經班禪出面調停，才決定了成立“蒙政會”的折中辦法。由於吳鶴齡應付靈活，竟將國民黨中央騙過，因而1936年春德王在察北建立偽“軍政府”前夕，蔣介石又打發他前來勸阻。吳鶴齡為圖大利不占小便宜，他任“蒙政會”委員和駐京辦事處長時，對於國民黨中央撥給“蒙政會”的經費物資，從沒有揩油裝腰包，在蒙古的官僚政客里很少有這樣的“操守”，因而更取得了德王的信任和倚重。

　　在1936年2月間，吳鶴齡由南京到察北，他在張北阻撓察哈爾建盟沒有成功，同行的尼冠洲被日本特務殺害，他被德王營救脫險，護送到西蘇尼特旗後再沒有回南京。4月間“烏珠穆沁會議”召開以前，我到西蘇尼特旗去找德王，見吳被招待在王府東小院的三間靜室里。他整天閱讀線裝古書，不和旁人來往，因為多年茹素，在吃飯時也不出小院，裝作道貌岸然，只是德王常去看他，二人談到深夜才散。當時他很不引人們的注目，在“烏珠穆沁會議”上才顯出他的才幹，被一些人譽為“聖人”，並更加遭到日本特務機關的猜忌。

　　偽“軍政府”成立後，日本特務機關長兼最高顧問田中玖，認為吳被蔣介石打發來操縱德王，曾和陶克陶計劃派刺客殺他。德王為了他的安全，又把他弄回西蘇尼特旗，故吳雖任參議府議長，但不在嘉卜寺上班辦公。日本關東軍的政治參謀田中隆吉來到嘉卜寺，德王說吳忠於蒙古民族的復興事業，已經和蔣介石完全斷絕關係，他敢以身家性命作為擔保。並說：“你們既然承認錯殺了尼冠洲，對團結蒙古人建立東亞新秩序造成很大的損失，如果再把吳也幹掉，蒙古的知識分子誰還敢來嘉卜寺為軍政府服務。”經德王的再三解釋，田中隆吉才叫田中玖把吳放過，並且在改組“聯盟政府”時，讓吳擔任了參議府議長，給以後“組閣”創造了條件。

　　吳鶴齡在歸綏的時候，把原配女人從喀喇沁老家中接來，住到新城深居簡出，很少參加社交上的應酬。政府開會時，也是打着一般的官腔，沒有會議即不上班，回家閉門讀書。他因為精神苦悶，偶爾下舊城到我的家裡吸鴉片，並和任過綏遠通志館館長的歸綏漢族文人郭象伋，研討內蒙的歷史沿革。此人不僅小事聰明，而且對大事也有一定見解。他在我家初吸鴉片時，一分鐘就把打煙泡學會，以後抽得上了癮，向我要上藥丸毅然戒絕。他從郭象假那裡借到不少古書，把長城內外各縣的志書完全看過。他向我說：“元朝所以失敗，明朝的鄂爾多斯部所以沒有成功，就是只會焚掠殘殺，懂不得用政治收買漢族人心。我們要想在此一區域能夠長久呆下去，應該仿照清朝康熙皇帝的做法。”

　　我在這些方面，對他產生了欽佩，覺得這樣一個能幹的人投降了日本，未免可惜。有一次我問他：“你為什麼也和我們落水到一起?”他說：“我在南京時，見軍政部掛着一張全國地圖，把標誌軍隊布防的箭頭，都擱在黃河南岸，證明國民黨已把華北放棄，將蒙古扔掉。並且聽說蔣介石因全國人每人平均只有五顆子彈，故不敢抗戰，要進行曲線救國。何應欽主張退守黃河以南，以爭取外援，叫他暫緩投降。我感到抗戰沒有前途，就跑回來了，想協助德王拯救咱們的民族，使得少受一些災難。”他對別人也是如此說法，讓蒙古人和日本人聽見都不刺耳。

　　吳鶴齡在東京的兩年期間，日本方面按外賓招待他，他很快就學會日文和日語，並娶了日本老婆。他所以要娶日本老婆，完全是為了表示親日。我們二次訪日時，他住在一幢很雅致的小樓里。他指着那個日本女人，用漢話和我說：“我半年就學會日本話，她快兩年還聽不懂中國話。我跟她結婚，是他們的人給介紹的，故她來我這裡，負有監視我的使命。經過我對她體貼，她對我很忠實，已經在精神上脫離了日本國籍，成了咱們蒙古的女人了。去年日本的憲兵，還不斷來我這裡，在樓底下問她要關於我的情報。她什麼也不說，逼得沒辦法的時候，只是痛哭，我把耳朵貼在地板上，聽得非常清楚。憲兵走後她跑到樓上，把經過一五一十地都告給了我。”由此看來，吳很會應付環境。他在東京期間，從事社交活動，和日本的一些權貴人物來往，最後終於使日本興亞院由懷疑轉變為信任。

　　吳鶴齡執政以後，先是引用自己的親信故舊，硬往政府各部門中插入，分布了好多羽翼。他和我的參謀長烏古廷是郎舅關係，烏古廷引用的多是喀喇沁的武人和“東北講武堂”的漢族同學；吳鶴齡引用的除了老朋友和老同學外，還有他二弟吳椿齡在喀喇沁培養的蒙漢學生。

　　察綏兩省和山西的雁門關外在淪陷時期，出口了大宗皮毛、牲畜、糧食、煤炭、鹽鹼和鴉片，這些戰略物資和土特產品，除了由日本的“駐蒙軍”軍部和日本的各種“株式會社”控制，也由偽政務院經管一部，詳細的情況我不大了解。我只知偽蒙每年賣給“華北”15萬頭羊，按“華北”的偽鈔折價，由羅勵甫負責此項牲畜交易。羅勵甫收到羊款以後，他不馬上交給偽蒙疆銀行的北平辦事處，而是將款套購成黃金、布匹，等待“畢北”偽鈔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才帶回張家口結賬。這樣羅勵甫從中獲得了暴利，蒙古王公、總管都蒙受了重大的損失，結果賣出一頭羊，用羊價買不回一張羊皮。烏盟在“朝”中無人，巴盟和察盟產羊很少，補英答賴和卓特巴扎布礙於德王的情面，不好意思頂撞吳鶴齡；錫盟不但產羊很多，而且盟長兼興蒙委員會委員長松王從不讓人，因而在一次正副主席和盟長們召開的會議上，當眾把此事端出。

　　我比德王愛交際應酬，在歸綏和張家口的院子，雇有山東廚師和備有鴉片煙燈，偽蒙政府的一些首腦們，均愛到我的家中聚談。那次會議的正題目，是向各盟徵兵，以補充蒙古軍的缺額，在我的客廳中舉行。可能是幾個盟長事前開過小會，大家坐定未談正題以前，松王劈頭就提出賣羊的事情。吳鶴齡說：“我不知道此事，可以叫羅勵甫來給大家交代。”松王的秘書當即給“政務院”打去一個電話，羅還以為是吳對他吩咐別的事情，所以帶着一個公事包走來，以致嚅嚅囁囁地無話可答，吳便以蒙語替羅解釋，使羅好能措辭。松王一看此種情形，手指着吳和羅，用漢話挖苦地說：“噫!叫他交代，你給翻譯，哈哈!你們兩個人……”。弄得羅越發呆若木雞，吳更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德王和補英答賴與卓特巴扎布等部不吭聲。我看陷入僵局，便用“不要談你們的羊了，先說我的兵吧，如果沒有兵，狼來吃羊誰給你們打”的逗趣話，才給吳鶴齡解了圍，松王也就坐在沙發裡面不說話了。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冬天，吳的宦囊已經很滿。一方面看到日本快要完蛋，戀棧無好下場；另方面日本人怕他留在“蒙疆”給德王和我出主意，也有意把這個危險人物排除出去，他便以養病為名，辭職躲到北平觀風。日本投降以後，他除分到很多日本丟給蒙奸的物資外。還把德王和我耍弄到重慶，重新進行政治投機。蔣介石委他為軍委會蒙古宣導團主任，他的妹夫烏古廷也擔任了東北行轅的少將高參，遼瀋戰役結束以後，他倆把北平的財產都變賣成黃金，完全轉移到台灣。1949年夏德王和我到阿拉善旗，搞西蒙自治，他倆去阿旗走了一趟，看到凶多吉少，便從蘭州坐上飛機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