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蒙古軍”的發展變遷

　　德王在1935年11月間，因為國民黨中央決定“察綏分治”，他於1936年1月，公開投敵，自任“蒙古軍”總司令。這時，除了他在百靈廟有他以西蘇尼特旗“烏滂守備隊”為基礎擴充起來的七八百“蒙政會”保安總隊，和1935年冬我在西蘇尼特旗給他組成的五、六百警衛團外，錫林郭勒盟的王公及察哈爾部的總管，大都不敢或不願出兵協助他進行政{台投機和冒險。所以，他雖樹起了“引魂幡”，並沒有招來多少牛鬼蛇神。因此，日本關東軍讓我跟他合作，以支持他的偽蒙政權。
　　1936年5月12日，嘉卜寺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後，德王任偽“蒙古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我任副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
　　偽“蒙古軍”第一軍，是由我的“察東警備軍”改編而成。它來源於駐防熱河的“毅軍”舊部、圍場縣的民團和朝陽一帶的胡匪以及土默特左旗與科爾沁部的馬賊。除了我是蒙古人外，官兵中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蒙古人，基本上是以漢人為基幹的。編為劉繼廣（山東人)的第一師，尹寶山(林西人)的第二師，王振華(遼寧人)的第三師，人們統稱為“蒙古軍”的“漢師”。但德王的第二軍搭不起架子來，就向關東軍請求，由偽滿統治的蒙旗給補充兵員。可是，日本人恐怕蒙古入團結起來，他們不好駕馭，並且有意讓我同德王發生矛盾，不使我們和衷共濟，特從我的家鄉卓索圖盟和我長期駐防的昭烏達盟，借來6000多人馬，派德王的警衛團長寶貴廷，前去接兵，於7月間帶到嘉卜寺附近。這6000多人，大都是土默特左右兩旗的蒙古人和朝陽、阜新兩個縣的漢人。蒙古人比漢人超過兩倍，軍官多數是蒙古人。這批人就編成四、五、六師，後來也編入第—軍，人們統稱為“蒙古軍”的“蒙師”。

　　我的三個“漢師”和三個“蒙師”，都是胡匪的“合杆”(合夥)性質。在熱河人的大團體中，有好多各自獨立的小團體。按照“合杆”規矩，寶貴廷當了第四師師長，寶貴廷在偽蒙時期，一直在德王和我之間來回搖擺。他是住過新式學校的蒙古上層，我始終不把他按嫡系對待。

　　從熱河來的6000人，土默特左旗的是由該旗的統領伊恆額率領；土默特右旗的是由該旗王爺沁巴烏爾濟的四哥寶音烏勒吉(七星台廟的活佛，人稱“四佛爺) 率領。熱河各盟旗以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口最多。所以，這6000人當中，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左旗設治的早新、石旗設治的朝陽的漢人，就占5000多人。伊恆額跟我結拜，寶音烏勒吉和我是同鄉。所以，我把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和阜新縣的漢人編為第五師；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和朝陽縣的漢人編為第六師，由伊恆額和寶音烏勒吉分別任師長。將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田英和朝陽漢人李鳴運，充任了五、六兩師的副師長。田英出身於馬賊，參加過哲布尊丹巴的“蒙匪”；李鳴運出身於胡匪，後來參加過“毅軍”，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這次前來投我，都帶着自己的“杆子”。於是五、六兩師，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羽翼，他們都服從我，而不聽德王指揮。在 1936年秋天，日本關東軍派坂垣前來檢閱前，三個“漢師”在張北附近駐防；三個“蒙師”在嘉卜寺附近駐防。以後，我和德王因爭權發生了衝突，日本在張北給我另外組織了一個“蒙古軍”張北行營司令部，我就把五、六兩師和一、二、三師集中在一起，留下寶貴廷的第四師，擔任嘉卜寺的城防，以保護由我的人組成的總司令部，並表示我和德王沒有完全決裂。“七七事變”後，傅作義派石玉山攻占嘉卜寺時，寶貴廷沒有跟德王逃往多倫，也把隊伍帶到張北附近。

　　 “蒙古軍”中真正的“蒙師”，是德王跑到多倫以後成立的七、八、九師和警衛師。這時，德王“蒙政會”時的保安總隊，已於年前在百靈廟被傅作義打垮了，他是以自己的警衛團改稱為警衛師，由錫盟阿巴嘎旗王爺雄諾敦都布為師長；以察哈爾部的東四旗和四個群(相當於行政區劃的旗)的兵編為第七師，由鑲黃旗總管穆克登寶為師長；以從科爾沁旗一帶招募的兵和從錫盟各旗征的兵，編成包悅卿和包海明的第八師和第九師。二包都是“東蒙”的知識分子。包悅卿曾任綏境“蒙政會” 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包海明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學生)所以這兩個“蒙師”，和我的那三個“蒙師”有顯著的區別。它們是蒙古上層把牧民、奴隸組織起來的軍隊，裡邊很少由“小隊”和馬賊出身的人。至於第七師的察哈爾部官兵。差不多都會說漢語。有的羅官、老兵，並且參加過哲布尊丹巴的“蒙匪”和當過馬賊。特別是那個警衛師，是我利用熱河的蒙古人先給德王組成的警衛團，裡邊幾乎全是馬賊。因此，後來由警衛師縮小為偽蒙政府的衛隊時，德王把老兵撥給八、九兩師，另招了西蘇尼特旗的新兵。這四個所謂“蒙古師”，沒有一個是德王所理想的蒙古軍隊。錫盟、察哈爾部里的兵，都摻着漢人。

　　1937年9月，“蒙古軍”配合日軍進犯綏遠以前，我同德王由於形勢所迫又言歸於好，不過仍是各帶各的兵。我帶的三個“漢師”，因第二師長尹寶山，在商都作戰和協同東條英機攻占張家口時不聽指揮，並且把收撫劉桂堂的井得泉團逼到馬占山那裡，所以被日本最高顧問田中玖撤了職，調充了偽德化市的副市長，由該師團長陳景春升任師長。陳和另一個團長朱恩武，都是熱河圍場縣的大地主。圍場的土匪很多，地主武裝力量相當雄厚。象“東北軍”裡邊的榮三點、白鳳翔，便是圍場的胡匪頭子。跟“國民軍”有關係的姚景川，便是圍場地主武裝的首領。我的第二師原先有兩個圍場人，陳景春升任師長後，他一方面領上隊伍向綏遠出發，一方面打發人回家招兵。到了歸綏不久，便把井得泉帶走的缺額補齊，這個帥越發成了由圍場民團組成的團體了。我帶的三個“蒙師”，在進犯綏遠前，也有變動。第六師師長換了德王“烏滂守備隊”幹部訓練班培養出來的青年軍官烏雲飛(卓盟喀喇沁左旗人)。因為原來的師長寶音烏勒吉是個活佛，他參加“蒙古軍”是想過官癮，恐怕上火線被槍炮打死。聽說隊伍到商都解尹寶山第二師之圍，便裝孬向我請了長假。我為了表示和德王重新合作，便叫他的學生烏雲飛擔任了師長。實際上是由副師長掌握一切，烏雲飛和寶音烏勒吉那是有職無權的傀儡。

　　德王的四個師，在進犯綏遠前，由偽滿的“興安軍”給介紹扎青扎布來擔任第八師師長。扎青扎布的父親人稱戴扎蘭(戴是漢姓，扎蘭是官銜)和我是磕頭弟兄。他從多倫來張北見我，便以此種關係跟我表示近乎。，所以，德王雖然號稱有四個師，除了扎青扎布傾向我，和包海明又極端親日，他只能把握住穆克登寶的第七師，他連警衛師也難掌握住。因為德王成立警衛團時，我用“偷兵”辦法，從偽滿“興安軍”中叫出五、六百舊部，只要我說一句話，仍能把編到“警衛師”的馬賊，叫到我的第一軍裡邊。德王所謂的4個“蒙師”，合在一起，也不如我的一個“漢師”人多。我是以8000多人分編為三個師和一個炮兵大隊，每個師的人數都在2000人以上；而德王的每個師平均才五六百人。並且我把日本人先後給我撥到的11000多枝新槍，都裝備了自己的三個“漢師”和三個“蒙師”，四五十門野炮和山炮，也完全掌握在我的炮兵大隊長丁其昌手中。德王的四個師，有一半是舊槍，自動武器很少，更無重武器。從裝備上看是不能和我相比的。

　　從占領綏包後，穆克登寶的人馬便所剩無幾，遂把第七師的番號給了正黃旗的保安隊，由該旗總管達密凌蘇龍擔任了師長。此人鬍鬚很長，編着一個辮子掛在耳朵上邊，非常老奸巨猾。提起這位“長鬍子”在東五縣家喻戶曉，能號召起這一帶的民團、土匪。原來他在政治上反對德王而傾向傅作義。綏包淪陷前夕，就是他給他的義子石玉LU補充500多匹戰馬，壯大了石的“騎四師”，把嘉卜寺的偽“蒙古軍政府”搗毀。綏包淪陷後，他投敵了，還是不聽德王的話，自此德王在“蒙古軍”中，越發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加之日本人不讓德王獨攬軍政大權，所以“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後，德王擔任了政務院總裁，由我擔任了“蒙古軍”總司令。由烏古廷任參謀長，再沒有安插副總司令。這時補英答賴任廠“巴彥塔拉盟”的盟長，卓特巴扎布並以“察哈爾盟”盟長兼了張家口“蒙疆聯合委員會”的總務委員。

　　偽“蒙古軍”初到綏遠的時候，總司令部設在包頭。準備由包頭再往西進犯，去占領後套和阿拉善旗與額濟納旗，對伊盟形成三面包圍以後，再去占領鄂爾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因為日軍恐怕戰線拉得過長，決定了以包頭為前進的終點。於是我們由進攻變成了防禦，遂把總司令部移到歸綏舊城。同時歸綏成了偽蒙的“首都”，也有必要讓總司令部和政府駐到一個地方。至於各師駐防的情況，劉繼廣的第一師駐在包頭，陳景春的第二師駐在歸綏，王振華的第三師駐在集寧，寶貴廷的第四師駐於包頭黃河對岸的達拉特旗大樹灣，伊恆額的第五師駐於四子王旗，烏雲飛的第六師駐於張北的公會一帶，達密凌蘇龍的第七師在正黃旗原地不動，扎青扎布的第八師駐於武川西部的烏蘭不浪一帶，包海明的第九師駐於百靈廟。德王在多倫由警衛團改稱的警衛師，到了歸綏改為偽蒙政府的衛隊，駐在歸綏新城保護機關、倉庫，已不列入“蒙古軍”的序列。以後除了，臨時調動，建制變化(第四師與第六師合併，第八師與第九師合併)外，防區一直維持着這種狀態。一、二、三師改編為偽“治安警備隊”的三個集團，也只是隨着偽蒙政府擴大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把第三集團調到“察南”的平綏路東段，第二集團將防區擴大至集寧，總司令部和第一集團始終沒有離開綏包兩地。

　　我任“蒙古軍”總司令的初期，也就是 1937年10月到1938年年底這一階段，一共擁有1萬2千騎兵和兩千炮兵的主力，加上七、八、九三個師，可以指揮調動1萬8千多人。所以這一階段，是 “蒙古軍”的全盛時期，也是我的黃金時代。卻也因此而使日本感到不安，並引起德王的嫉妒，都想削我的兵權，於是向我施展偷梁換柱和抽筋剝皮的手段。在“漢師”方面，我進入包頭以後，為了迅速恢復地方秩序，便讓駐防包頭的第一師師長劉繼廣充任了偽包頭市的市長(日本人和德王都知道我的第一師，是由“毅軍”的底子給打的基礎。紀律和戰鬥力比其它的師要好、較強。所以先從我的第一師下手)，脫離軍隊去當文官，使我失去一員健將。我不得不派炮兵大隊長丁其昌去擔任第一師師長。丁其昌擔任師長到1939年秋天。在這年9月1日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成立時，即把丁調為治安部長，同時把劉繼廣凋升為偽政府的最高檢察廳廳長，都由包頭弄到張家口，和第一師完全隔離。把丁其昌調為治安部長，還為以後把三個“漢師”改編為“治安警備隊”做了藉口。因為我手下的人材很少，選不出率領這個基幹師的將領，遂由該師行伍出身的團長郭秀珠升充了第一師的師長。

　　第二師和第三師駐到歸綏、集寧附近以後，一天比一天腐化墮落。二師師長陳景春是圍場縣的大地主，在率領民團參加崔興武的“東北軍”十七旅以前，曾參加過宋哲元的“國民軍”，故社會關係和頭腦里的思想比一般行伍和胡匪出身的軍官複雜。他在歸綏駐防期間，除了販運煙土致富，還想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故和抗戰部隊派過來的人亂拉關係，特別是和駐在後套的國民黨軍委會熱河特派員姚景川(圍場人)來往非常頻繁。他怕事情暴露以後，身家性命難保，便在1939年脫離了軍隊，給德王擔任了偽蒙政府參議府的參議，由團長朱恩武升任了師長。第三師大都是收編的胡匪，我為了使這個師走向正規，在察北開始組織時，即讓曾給崔興武任過參謀主任的“東北講武堂”畢業的王振華擔任師長。王在 1938年夏天傅作義反攻歸綏時，因團長慕新亞投降馬占山而被撤，我又調總司令部的副參謀長劉星寒占接充第三師的師長。劉是我的朋友劉子布(曾給常萬里和石文華當過營長)的兒子，又是第六師副師長李鳴遠的女婿，並且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我是用他來頂替烏古廷的。由於劉不像烏古廷那樣巴結日本顧問，擔任師長不久便以暗通抗戰部隊的嫌疑，被張家口日本“駐蒙軍”軍部撤職，調到歸綏的一個日本“株式會社”中領取乾薪，後來他出走到重慶投奔國民黨蒙藏委員會的樂景濤(克什克騰旗蒙古人，和劉子布是朋友)沒有找到適當工作，北返到陝北府谷哈拉寨r參加了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我因再派不出入去充任第三師師長，即使把人派去也要被日本人頂回去，遂把該師胡匪出身的團長宋鵬九，提升成第三師的師長。所以三個“漢師”在1940年夏天改編偽“治安警備隊”以前，師長全換成了新人，各團也不是原先的那班人馬了。

　　日軍從偽“蒙古軍”四、五、六三個師抽兵的藉口，是偽滿要人充實“興安軍”，預防蘇聯進攻熱河，時間是在1938年年底。這時武漢淪陷，抗戰的形勢正處於低潮階段。並且德王也有心拆我的台，所以他不表示強硬態度，我只好把士兵交出，於是我的三個蒙師馬上成了空殼。德王想把這三個師的番號操到自己的手中，由錫盟和察哈爾部徵兵補充缺額。先給了寶貴廷五、六百人，但遲遲不給五師和六師補兵。五師師長伊恆額和六師副師長李鳴運，對於前途感到悲觀失望，都向我遞上堅決不干的辭呈。德王藉此叫烏古廷舉薦韓鳳樓(被蔣介石憲兵第三團在北平暗殺的百靈廟“蒙政會”保安總隊長韓風林的哥哥)為第五師的師長，第六師也被烏雲飛完全抓起；由於寶貴廷對我並不忠實，我已沒有了可靠的“蒙師”。偽“蒙古軍”在進入歸綏不久，便成立起軍官學校，由原偽滿“興安軍”的腦門答賴(漢名高慶春，1936年即從偽滿到了西蘇尼特旗，任偽“蒙古軍”上校)擔任校長。

　　後來德王要叫他的人抓軍官學校這個教育機關，於是烏雲飛和腦門答賴對調，烏雲飛擔任了軍官學校校長，腦門答賴擔任了第六師師長。四、五、六師被德王操起來之後，每師只給補充了五、六百新兵。寶貴廷的第四師在大樹灣駐防和黃河南岸的國民黨軍隊經常接觸，傷亡、逃跑所剩無幾，在1940年春天“五原戰役”以後，即和第六師合併，寶本人調回總司令部擔任了教育部部長。此外的那三個蒙師，除達密凌蘇龍的第七師一直沒有變動。第八師在武川被八路軍和傅作義的游擊部隊打垮，扎青扎布陣亡以後，和包海明的第九師合併。包繼烏雲飛擔任了軍官學校校長，凋總司令部參謀處處長烏力吉敖喜爾充任師長，烏雲飛離開軍隊充任了偽蒙政府參議府的參議。這樣偽“蒙古軍”的六個“蒙師”從1940年開始就把四師和八師的番號取消了，只是七師的人數不減，其餘3個師合計不足2千人，成了布置在大青山後的邊防軍了。

　　三個“漢師”改編為“治安警備隊”，在1939年9月1日成立了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把第一師師長丁其昌調為治安部長時，即已內定，不過當時沒有公布。到1940年夏天“五原戰役”結束之後，張家口的日本“駐蒙軍”軍部才給我下達了這一命令，把三個師改為三個集團，團改為大隊，連改為中隊，排改為小隊。為了改編工作順利進行，由原來的每師三個團，改為一個集團下轄四個大隊，將師的直屬部隊完全取消，共是12個大隊。集團長的手中沒有了兵。第一師師長郭秀珠不願扔槍，屈就了大隊長。把第一集團長的空地位，讓給。了總司令部的參謀處長郭光舉。這三個集團中的第一集團和第二集團分駐在綏遠各縣，集團部仍分設在包頭和歸綏。第三集團開到察南，集團部設在懷來，都被化整為零。“治安警備隊”名義上受治安部長丁其昌指揮，實際上由駐在地的日本部隊或特務機關操縱，成丁各自為政的12個小單位。因此，軍官盡吃空額，把原先3個師的6千多人，變成每一個大隊只有300多人了。日軍和德王把我的 “蒙師”的兵抽走，等於去了我的左胳臂，將我的“漢師”整個編走，等於去了我的右胳臂。所以這兩件事完成以後，緊接着就改組我的總司令部，結果負責的漢人全被擠出，炮兵大隊也被張啟祥操起，給我只扔下一個警衛連。郭光舉就是因為在各處之上增設了管理各處的參謀、教育和總務三部，參謀處長之上有參謀長和參謀部長，他才下了部隊。他擔任了“治安警備隊”的第一集團長，遺缺補了烏力吉敖喜爾。烏力吉敖喜爾出任第九師師長。這是在1942年到1943年這一階段的簡要情況。

　　從1940年“五原戰役”後，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蒙古軍”有名無實了。並且我除了在暗中掌握“治安警備隊”，已把“蒙古軍”的事，讓日本顧問和參謀長烏占廷去折騰。可是日本人對我仍不放心，對烏古廷也有所懷疑。在德國快要垮台、太平洋戰場日軍節節尖失利的1945年春天，先把烏古廷撤職，調寶貴廷為參謀長；後將我由歸綏叫到張家口，將我跟綏遠的部隊隔離開來。在此期間突然讓“治安警備隊”歸還“蒙古軍”建制，把三個集團編成六個“漢師”，加上四個“蒙師”，以及一個姓白的漢人和偽薩拉齊縣長某糾合起的兩部分人，共湊成12個師。“漢師”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排列， “蒙師”的七、九兩個師未動，因為“治安警備隊”已由三個集團很快改成了六個師，姓白的漢人和偽薩拉齊縣長某某的隊伍還未編制就緒，日本就宣告投降。故我弄不清“蒙師”的五、六兩師，是否改為八師和十師。我只記得“漢師”是由偽宣化省省長劉繼廣兼第一師師長，郭秀珠為第二師師長，宋鵬九為第三師師長，郭光舉為第四師師長，朱恩武為第五師師長，門樹槐為第六師師長。郭秀珠那個大隊原來駐在包頭，因赤誠、龍關一帶的八路軍非常活躍，把宋鵬九的第三集團弄得無法招架，遂把郭秀珠的那個大隊由包頭調去。故歸還“蒙古軍”建制時，將察哈爾境內的“治安警備隊”編為一、二、三師，綏遠境內的“治安警備隊”編為四、五、六師。

　　日本投降前後，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出兵解放察北，八路軍把張家口、大同至歸綏之間的鐵路切斷，博作義也從後套跑了出來，於是“蒙古軍”的十個師沒有集中到一起。“蒙師”裡邊除廠第九師由烏力吉敖喜爾率領，參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韓鳳樓、腦門答賴和達密凌蘇龍所帶的三個師，完全被蘇軍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繳械。”漢師”駐在綏遠的三個師，都被寶貴廷抓起，連同張啟祥的炮兵大隊以“新十路軍”的名義歸降了傅作義的“十二戰區”。大炮讓傅作義的四個軍瓜分了。騎兵最後縮編成一個旅，由安恩達率領，跟上董其武起義了。駐在察哈爾的三個師，因劉繼廣離開部隊多年，郭秀珠回包頭探家，全傾向了宋鵬九。宋掩護着馬漢三的一部電台，把我派去協助他的丁其昌頂回，想望國民黨另給他編制隊伍。“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叫他先在解放區擾亂，以致馬匹大部餓死，士兵大部逃跑，結果3個師只剩下180多騎兵和300多步兵。聽見我帶上劉繼廣和郭秀珠出關給蔣介石組織“東北民眾自衛軍”，他在南口附近無法存留，便跑到熱河開魯找我，我給他編了一個師。開魯解放時，我隻身脫逃，劉繼廣因未去開魯，其餘都被解放軍俘虜。“蒙古軍”可以說是從開魯起家，最後還在開魯完全覆滅。它禍害了察、綏兩省，連前帶後共汁—十五六年。

岡村寧次召開的一次華北偽軍首腦會議

　　1944年秋末冬初時，我在厚和市(今呼和浩特)突然接到張家口日本“駐蒙軍”軍部的一個緊急通知，叫我帶上堀顧問，到北平出席一個重要會議。我帶着堀顧問和翻譯郝貴堂，乘飛機到張家口，停留了兩天，轉乘火車去了北平。“駐蒙軍”司令官根本博和我們說，日本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親自召集“華北”的軍隊將領和“蒙古軍”首領研究聯防問題。德王聽到這個消息，怕我和“華北”的偽軍頭子們坐在一個桌子上開會，有失偽蒙“國格”，叫我暫勿前往，讓“駐蒙軍”軍部給北平去電話：“開會時許李坐首席，李才前往參加；如不許李坐首席，李即不去參加。”北平回了個可照辦的電話，我們方由張家口啟行。

　　會議在鐵獅子胡同日本駐軍司令部舉行。因為“華北”的偽軍頭子在北平都有房院或辦事處，出席會的人會前沒有見面。開會時才知道有我和龐炳勛、孫殿英、張嵐峰、吳化文以及解放後在某地用椅子抬出去槍決的那個姓張的(佚其名)代表了六個單位。龐炳勛的兒子給他擔任隨從秘書，被日本憲兵擋在會議室門口。我見他非常難堪，便把他讓到首席上邊。我認為都是些漢奸，還分什麼高低大小，沒聽德王的那套說法，便挨着龐炳勛坐下。岡村首先指着我向他們說：“蒙古軍李總司令來出席這次會議，是象徵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大聯合。”接着岡村問我們有什麼困難，他們都拿出寫好的單子，要求補充械彈和增撥經費。岡村很不耐煩地說：“我知道了，研究以後再通知你們。”他見我不做聲，便問我：“你有什麼要求?”我說：“蒙古軍的困難，由駐蒙軍給完全解決。”最後岡村叫他的副官，遞給每人一張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 10萬元的支票，他說：“我沒時間招待你們，伯；們拿上這去零花，一方面等待給你們解決問題，一方面趁此在北平玩個十天半月。大家在前方都備嘗辛苦，可以好好去休息一下。”會議就這樣結束，根本沒提如何聯防的事情。

　　第二天，為了顯示“華北”和“蒙疆”的軍事聯合，又把我們召集到鐵獅子胡同合照了一張相。攝影后，十幾個偽報的新聞記者，將我們圍在客廳裡邊，叫我們談有關強化治安，保護民眾一類的話。因為誰的防區內也不穩固，誰的隊伍也不保護老百姓，所以都無話可說，空氣陷入沉默。我便向龐、孫說：“得淡幾句。”張嵐峰說：“那你就談吧!”於是我向記者們說：“我是個蒙古人，被長城隔在外地，離華北很遠，消息阻塞，這裡的地方治安不知道．民眾的痛苦也不知道，我所談的就是這些，完了。”記者聽我不着邊際的談話，知道別人再談不出什麼，怕呆下去越發要冷場，便掃興地紛紛辭去。不過翌日的各報上，還是登出日本人看見高興，我們不敢否認，由他們編造出的一大篇冠冕堂皇的談話。

　　打發走新聞記者，張嵐峰叫我去他家裡“串門”。我因對這次會議非常納悶，也想讓他給我掏一掏耳朵(透露點消息)，同堀顧問回我什錦花園家中吃完午飯，把他撇下，我便去拜訪張嵐峰。張那時剛買下佟麟閣的一連四個大院的房產，油漆粉刷一新，正由傭人在每間房子中擺設家俱古董。他向我吹噓說：“我有30多萬人，占有十兒縣地盤，四面被八路軍圍着，和蔣介石通着一個口子，給蔣供應物資，所以揀了不少的錢。何其鞏要為他的大學捐款，我一下子給了他30萬。”我們正閒扯的時候，龐炳勛也來拜訪張嵐峰。寒暄畢，我便冒失地問龐：“將軍鼎鼎大名，為啥也從那邊過來，跟我們幹這?”他說：“我沒有什麼，報上給我瞎宣傳。我把隊伍從那邊帶了過來，完全是上了孫老殿的當。”接着我迫不及待地問張嵐峰：“岡村把咱們都叫來，究竟是搞啥?”張說：“日本人現在正準備打通廣西到安南的道路，華北的日軍大都調走，故把咱們全穩在北平，恐怕抄他們的後路。”我問龐炳勛，他也是如此判斷。龐因不像張那樣得意，聽我和張閒扯各自防區裡的情況，不插嘴，坐在一旁直打咳聲。吃過飯後，我怕他們有事要談，為迴避起見，即向張、龐兩人告別。

　　孫殿英到了北平非常活躍，坐上汽車到處拜客。他拜見完我，我把他送出大門，看到他的衛士，用手槍朝着我的門口，做出射擊的姿勢。我挖苦他說：“你真是魚不失水。”因為他在熱河為巴結湯玉麟，湯的姨太太死時，曾拿着一根哭喪棒站在靈前充當大孝子；後來湯玉麟從承德出走，把隊伍從熱河退到察北，孫翻臉無情，在狼尾巴山底下把湯部解決了好多。我因鄙視他的人格，所以這次沒去他的辦事處回拜，他讓潭慶林給我捎話，說我老蒙古不懂禮節。孫為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遍訪民國以來寓居北平的失意軍閥，連窮困潦倒在東城一個破小院裡的前宣化鎮守使譚慶林，也被他找到。因為他拜了人，人們也去回拜他，所以他的辦事處門口，停滿了好多汽車。他就是以此來壯聲勢，表示他有很大的號召力，從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希望日本對他加以重用。

　　我怕傅作義牽制日軍進攻廣西，乘大同厚宮師團大部開走的空隙，再從後套出來襲擊包頭或厚和。便向堀顧問說明此意，叫他轉告岡村寧次允許我返回防地。由於他們把我弄到北平是做為陪襯，主要是軟禁華北的偽軍頭子，故對我未加阻止，住了五六天我即回到厚和。堀顧問見岡村時，岡村表示他很願意加強裝備“蒙古軍”，特許華北的兵工廠賣給“蒙古軍”5干枝步槍。後來由堀顧問用偽“蒙疆銀行”的錢洽購回厚和。這批華北造的槍質量太壞，裝入子彈一打就炸槍筒，我叫連續試驗了十幾枝，沒有一枝能用。日本快倒霉的時候，兵工廠也偷工減料起來。我的最高顧問小倉聽見生了氣，叫堀顧問全數給退回那個兵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