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後期，拉薩發生街頭反抗運動並導致當局在拉薩實行軍事戒嚴之後，北京的治藏政策開始向強硬方向轉變。到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強硬路線和具體部署。但是其毫無顧忌地使用鐵腕和高壓，是在1995年達賴喇嘛搶先認定班禪轉世靈童之後。

北京一直把班禪當做對抗達賴的武器。十世班禪的猝死本已是它意想不到的損失。對共產黨的文化而言，指認靈童和任命官員同一道理，既然誰任命的官員就聽誰的，那麼要想讓轉世班禪將來繼續服從自己，就必須保證其出於自己的指認，而不能讓他人──尤其不能讓達賴──插手。所以從一開始，北京就在轉世問題上隻字不提達賴喇嘛，儘管按照藏傳佛教儀軌，達賴和班禪在彼此的轉世上需要介入。達賴喇嘛表示協助尋訪靈童的意願遭到北京的拒絕；達賴喇嘛也曾通過中國駐印度使館邀請負責尋訪靈童的札什倫布主持到印度與他共商大計，同樣沒有得到北京批准。

但是北京沒有想到，正是它信任的班禪靈童主持人恰扎活佛將一切情況都暗中通報達賴，使達賴得以完全符合宗教儀軌地在靈童候選人中挑出最佳人選，搶先公布於世。北京感覺自己成為被愚弄的對象，在世界面前蒙受了羞辱。它的憤怒反應是另起爐灶，重新確定三名候選人進行掣籤，“選”出它指定的班禪活佛（被藏人稱為“漢班禪”），而把達賴喇嘛指認的班禪靈童根敦•卻吉尼瑪秘密軟禁，將恰扎活佛判刑入獄。

對此，達賴喇嘛譴責中共：“一個信仰無神論的共產黨，一個視轉世靈童制度為荒謬、迷信的政府卻在告訴我們如何去尋找，尋找的步驟應如何，誰應該批准……這種做法是根本蔑視西藏人民的傳統和習俗。” 1996年2月19日（藏曆新年），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用他所指認的班禪根敦•卻吉尼瑪的巨型照片，為他舉行了坐床儀式。至此，西藏出現兩個班禪並存的局面。

從戰術上，達賴喇嘛搶先指認班禪靈童是一個勝利，即使中共又搞出一個班禪，至少有一個班禪已經產生於達賴，相當一部分效忠班禪的藏族僧人和百姓也會隨“達賴的班禪”分化出來，成為中共的敵人。不過這個勝利的代價是中共的徹底敵對。中共在西藏自治區地位最高的藏人官員熱地在內部講話中對達賴指認班禪靈童之事這樣定性：

這次達賴公開與我們攤牌，是在班禪轉世工作關鍵階段企圖孤注一擲，拼死與我們爭奪班禪轉世工作的領導權和靈童最終認定權，最終達到與我們爭奪人心，爭奪群眾，爭奪寺廟領導權，以此來搞亂西藏，分裂祖國，這是這場鬥爭的焦點。我們與達賴集團圍繞班禪轉世問題進行的這場鬥爭，決不是什麼宗教問題，而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是長期以來分裂與反分裂鬥爭的繼續，是現階段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是隨着反分裂鬥爭的不斷深入，我們與達賴集團短兵相接、針鋒相對的一場白刃戰……

熱地的最終結論是：

達賴及其追隨者由於其階級本性所決定，他們妄圖分裂祖國的政治圖謀永遠不會改變，我們不能對他抱任何幻想。

這個結論意味着，從此以後中共將改變以往對達賴“留有餘地”的態度，不再考慮與達賴交往或談判。這應該被視為“靈童”事件導致的中共西藏政策一個轉折性變化。

對中共來講，雖然強行另立了一個班禪，但在藏人心目中其宗教合法性十分可疑。不少藏人寧願對着“達賴的班禪”──根敦•卻吉尼瑪的照片進行膜拜，也不願意去拜能看見真人的“漢班禪”；當局為“漢班禪”的產生在拉薩七大寺廟舉行布施──即給所有僧人發錢，一多半僧人拒絕領取，同時那些僧人還拒絕為“漢班禪”坐床舉行佛事活動；西藏各寺廟幾乎全部拒絕擺放“漢班禪”的畫像或照片，當局到處發行的“漢班禪”像沒有人買，而根敦•卻吉尼瑪的照片卻通過各種渠道從國外走私進西藏，受到藏人廣泛歡迎。原本屬班禪喇嘛管轄的後藏地區，歷史上一直有“親漢”傾向，這次也與北京對立。後藏首府日喀則因為社會不穩定甚至導致宵禁，札什倫布寺也因發生了僧人抗議鬧事而被當局關閉了好幾個月，一些僧人遭到拘捕。

反抗中共的恐怖活動開始在西藏出現。儘管達賴喇嘛一直勸告他的追隨者以非暴力方式進行鬥爭，還是接二連三地發生了爆炸事件。拉薩的進藏公路通車紀念碑最先被炸，炸彈威力不大，只破壞了紀念碑表面，但影響很大。隨後被炸的有自治區人大副主任的住宅和藏北一個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活佛的住宅，還有商店，甚至炸了中共西藏黨委會的大門和昌都縣黨委的大門。一時西藏風聲鶴唳，氣氛緊張。據說中共安全機關還阻止了一個更為廣泛的破壞計劃，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年典禮之際，炸掉北京代表團必經之路的隧洞和橋梁，並且在拉薩煽動抗議示威。

在國際上，北京也因為干涉班禪轉世遭到廣泛批評。中國總理李鵬被畫成戴着喇嘛雞冠帽騎着氂牛在西藏高原上尋找靈童的漫畫形象。歐洲議會、澳大利亞議院、法國議會兩院都通過決議支持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把六歲的根敦•卻吉尼瑪列為世界年齡最小的“政治犯”。

北京以多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藏問題似乎已經成為西方遏制中國棋盤上的一個重要棋子。它不相信西方掛在口頭上的“人權”之說，因為即使在西藏人權狀態更糟的時候，西方也曾與中國有過最好的蜜月期，那時西方並沒有把西藏當回事。可是現在，僅1994年一年，西方就有五個國家的議會形成了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十國的議會討論了西藏問題，還有五國議會成立了支持西藏流亡者的組織 。美國把給西藏流亡政府的津貼從每年250萬美元提高到750萬美元，並且在中共總書記江*民訪問美國之際，宣布設置具有官方性質的“西藏協調員”，負責與西藏流亡政府的聯繫。在中共心目中，達賴的活動能量完全隨西方與中國的關係而變化。在西方需要利用中國牽制蘇聯的年代，他們對達賴的支持少，達賴就掀不起風浪，當西方以中國為遏止對象以後，達賴就猖狂起來。按一位中共安全官員的話說：“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跟達賴的鬥爭，實質上是跟美國與西方陣營的鬥爭。鬥爭將是長期的，何時結束不取決於我們，甚至也不取決於達賴，而是取決於美國和西方。”

北京認為，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下一個目標對準了中國。它們要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搞垮，肯定不會放過中國這最後一個共產大國。就像蘇聯的解體首先是源於民族分裂一樣，在西方顛覆中國的計劃中，作為突破口的首先也是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目前，西藏流亡者與中國海外民主人士的聯合，西藏流亡集團與海外的新疆及內蒙古獨立勢力的聯合 ，還有達賴喇嘛1997年對訪問台灣，與“台獨”勢力的接近 ，都被北京視為是西方這一陰謀的組成部分。要想避免美國和西方的陰謀得逞，它就必須加強穩定少數民族地區。

西藏被北京視為穩定少數民族地區的重中之重，其他民族地區雖然也有不少問題，但都不像西藏那樣複雜和具有國際化的背景。而西藏之所以難辦，關鍵就在於有個達賴喇嘛。熱地在講話中這樣告誡西藏自治區的共產黨幹部：

我區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就在達賴集團的破壞。揭批達賴不僅是當前這場鬥爭勝敗的關鍵，也是整個反分裂鬥爭勝敗的關鍵，我們一定要通過揭批達賴，打消他在區內的影響，奪取他的市場，保證我區的長治久安。

所謂的“揭批”是文化大革命傳下來的術語，由“揭發”和“批判”二詞合併而成。靈童事件後，西藏各級中共機構派出工作組，下到農村、牧區、企業、寺廟等處，組織並要求藏人對達賴喇嘛進行“揭批”。但他們馬上就發現一個尷尬的現象──幾乎所有的藏人家裡都供奉着達賴喇嘛畫像，更別說大大小小的寺廟。藏人每天在家念經祈禱，或是到寺廟去磕頭朝拜，面對的都是達賴喇嘛的面容，那如何可能讓他們真心地對達賴喇嘛進行“揭批”呢？

從邏輯上，這種推導沒有錯。但是中共竟因此就要按照這種邏輯去解決問題。它下達一個命令，要求將西藏境內──不管是寺廟還是家庭──的達賴像全部收繳和銷毀。

這似乎是一個只有古代社會才可能發布的命令，卻在今日西藏大張旗鼓地開始實施。可想而知，對於視宗教如性命的藏民族，不可能不對這種粗暴褻瀆進行反抗。1996年5月6日，當中共官員去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宣布收繳達賴像時，八分鐘內受到六次起鬨噓趕，隨後四百多名僧人包圍了當局駐寺廟的警察機構，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用石頭砸毀了警察機構的所有門窗。直到當局出動了武裝警察進行鎮壓才得以平息。拉薩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則以連續多天停止佛事活動，關閉寺屬學校，僧人離崗，甚至反鎖寺廟大門等行動進行抗議。

當局把甘丹寺僧人的抗議定為“反革命事件”，派出一個在軍警保護下的龐大工作組進駐甘丹寺，開始進行“清理整頓”。不久，色拉寺和哲蚌寺也進駐工作組，同時開始了一個對西藏所有寺廟進行“清理整頓”的運動。

這是中共開放宗教自由以來對西藏宗教進行的第一次全面鎮壓。以前雖然也提整頓寺廟，大部分只停留於口頭，或是走過場，沒有多少實效。那時北京的西藏政策還未徹底強硬，免不了瞻前顧後，對內擔心藏人不滿，對外害怕國際輿論指責，對達賴想留有談判餘地，還有民族政策等意識形態教條的約束，所以總是搖擺不定，欲做又休。靈童事件之後，惱羞成怒的中共決心徹底強硬，藏人是否滿意，國際輿論如何指責，以及是否符合意識形態教條，都不再作為主要考慮。

這種強硬路線一個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不再試圖去化解矛盾，而是對任何有可能構成威脅之事，一出現苗頭就立刻用強硬手段將其消滅，避免其成為氣候。“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是中共通過“六四事件”總結的教訓。他們對此“教訓”是這樣算計的：如果及時鎮壓了第一批抗議學生，就不會有後面波及全國的抗議運動，也就不至於把坦克開上長安街才能平息事端。儘管那鎮壓也會遭到世界輿論譴責，總比後來不得不以軍隊進城屠殺得到的譴責少得多。同樣道理，如果1987年的拉薩騷亂剛出現就下令開槍，事態就不會繼續擴大，即使死人也會比後來再開槍少得多。對這一點，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已明確授權西藏當局對騷亂鬧事“可以邊請示邊行動”。所謂的邊請示邊行動，實際就是北京授予西藏的“尚方寶劍”──可以自行下令開槍。

這種“穩定壓倒一切”的強硬路線雖然能說出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但是其深處卻蟄伏着一個極危險的魔鬼──所謂“萌芽”是難以度量的，因此是可以無限的擴展概念。使用這種概念，當局就有權去消滅任意想象中的任何“萌芽”，實際上是滋生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反而會給社會的長遠發展醞釀與製造更大的不穩定。

例如中共把寺廟和百姓供奉達賴喇嘛畫像視為不穩定的“萌芽”，就要對之剷除──收繳達賴像；收繳達賴像遇到反抗，就成了“反革命騷亂鬧事”，更要堅決鎮壓；而從西藏寺廟對收繳達賴像的普遍牴觸中，又可以推導出寺廟是達賴在西藏的基地，是與達賴裡應外合的“第五縱隊”，為了保證西藏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對寺廟進行“清理整頓”。強硬就是這樣一步步升級，對抗越來越加劇，而藏人的仇恨只能不斷加深，即使一時被鎮壓下去，醞釀的卻是將來更猛烈的爆發。
中共對西藏寺廟的“清理整頓”，目的一是剷除寺廟中的達賴勢力和地下組織；二是重新建立對寺廟的監督控制。達賴方面有這樣的話──“控制一個寺廟就等於控制中共的一個地區”。寺廟對對藏人的影響不比政府的影響小，達賴陣營在無法掌握西藏政權時，能控制西藏的寺廟，也就等於建立了“潛政權”。西藏格魯派的主要活佛轉世，都要經過達賴喇嘛認定，因此達賴就成為那些活佛的“上師”，他的意志就是不可違抗的。鄧小平時代允許西藏恢復活佛轉世制度，並容忍了西藏境內宗教界與達賴喇嘛的溝通，到目前為止，西藏已有三百多名活佛是達賴喇嘛認定的。除此之外，在海外追隨達賴喇嘛的活佛高僧這些年也經常返回西藏，到各寺廟講經和主持宗教活動。

中共對西藏寺廟卻基本喪失了控制。它任命的寺廟管理機構──“民主管理委員會”在五六十年代是由忠於它的窮苦僧人組成，現在則已經像當年日本人在中國占領區建立的維持會，只是敷衍和糊弄 。當局因此對寺廟的情況幾乎兩眼一摸黑。藏人官員一般不敢跟寺廟為難，漢人官員又不懂藏語 ，深入不下去，因此大多數寺廟成了自行其是的獨立王國。

這次“清理整頓”採用了“過篩子”的辦法──將僧人彼此隔離，逐一談話，在他們的話中找出口徑相互對不上的漏洞，然後窮追不捨，直到層層剝離出真相。那名為談話，實為審訊。進駐寺廟的工作組有不少安全機關和警察部門的人參與其中，使審訊更有效果。一些寺廟的地下反漢組織因此敗露，原來參加過騷亂鬧事的漏網者這回也都落網，達賴方面派來的人亦暴露出來。由於這次當局派進寺廟的工作組人數多，級別高 ，有武警和公安配合，所以基本沒遭到反抗。

經過對僧人的逐一審查，凡自行入寺者，一律遣送回鄉，被當局認為不可靠的僧人也一律開除（如96年8月30日一次就宣布開除甘丹寺73名僧人）。今後入寺的僧人，需要經過政府批給名額，群眾推薦，還要考察政治表現。對所有在寺的僧人進行造冊登記，建立檔案，今後的表現都要一一記載備查。如此，中共當局把藏人入寺為僧搞得相當於加入共產黨了。

當局還禁止寺廟之間進行串聯，做出不是本寺僧人不許居留的規定，即使是臨時留宿，也必須事先報告有關部門批准和備案。從此，每個寺廟的僧人只許老老實實呆在自己的寺廟裡念經。

西藏“穩定集團”中的漢人普遍為這種強硬政策叫好。自從八十年代北京在西藏實行“撥亂反正”，藏人勢力坐大，多數漢人處於壓抑狀態，被排擠到邊緣。他們把鄧小平治藏路線的主要實行者──胡耀邦的名字改稱為“胡亂邦”，認為胡顛倒了依靠對象，瓦解了漢人幹部隊伍，造成西藏民族情緒上升，醞釀了後來的社會動亂。他們對後來的趙紫陽也同樣不滿，趙和胡如出一轍，把八十年代末拉薩發生騷亂鬧事的原因歸結為中共在民族政策上長期執行“極左”路線的結果。西藏漢人官員普遍認為西藏問題愈演愈烈，就是因為這個說法。把騷亂的起因歸於“左”，就等於承認責任是在中共一方，藏人怎麼鬧都有理，同時卻束縛了鎮壓騷亂的手腳──既然騷亂被定為由“左”引起，誰還敢再用“左”的手段去平息？於是只能被動應付，眼看着騷亂規模越來越大。

現在，鄧小平時代已經過去，胡和趙執行的治藏路線被否定，騷亂鬧事的原因被定性為“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的操縱”。這樣一個說法的改變，從此就使鎮壓騷亂變得理直氣壯，再不用縮手縮腳。這被稱為中共治藏路線的又一次“撥亂反正”。“明確了西藏問題的實質是與達賴集團進行分裂與反分裂鬥爭，西藏工作的重點是穩定，穩定壓倒一切，這個撥亂反正理清了思想，明確了陣線，排除了干擾，令人心情舒暢！”（此話是一漢人官員所說原話，用的是典型中共語言，仔細體會，準確且概括。）

藏人卻感到了極大的壓抑。尤其在拉薩，無論是僧人，“穩定集團”的藏人職工和知識分子，包括藏人官員，都有同樣感覺。中共如今在西藏實行的等於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就會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大多數藏人在公開場合都沉默不語，但他們處處流露強烈的對抗情緒。一位剛從西藏回來的人說，在拉薩感到的敵對情緒甚至比1989年戒嚴期間還強烈。生活在西藏的漢人面對周圍處處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敵意，壓力也很大，安全感並沒有因為當局實施強硬路線而得到增強。

當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穩定上，社會的其他方面幾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薩目前社會混亂，風氣墮落，欺騙、偷盜、賭博、賣淫、吸毒、黑社會等壞事物紛紛從中國內地或印度、尼泊爾湧進；西藏傳統中的壞毛病也沉渣泛起──懶惰、酗酒、及時行樂、兩性關係混亂……八廓街三天兩頭發生醉酒鬥毆、動刀殺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沒人報案，也不見警察破案。拉薩人都說現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別犯禁，什麼壞事都可以干，也都沒人管。

有識的西藏人士憂心忡忡，這樣下去，西藏民族會不會毀掉？他們甚至懷疑這就是中共的陰謀，一邊嚴厲鎮壓政治反抗，另一邊縱容藏人沉溺於物慾和享樂，從而墮落下去，忘記為自己民族的獨立而鬥爭。

在鎮壓下實現的穩定有如通過吸毒獲得的安寧，平時看上去像好人一樣，卻隨時可能發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穩定，如同吸毒的安寧需要越來越大劑量的毒品一樣，鎮壓力度也必須不斷加強。那不僅要付出越來越難承受的成本，對社會肌體的腐蝕也很嚴重。任何時候，鎮壓稍一鬆弛，社會就會發生動亂，如同毒品一斷人就會發狂一樣。

中共對西藏社會實施的高壓，逐漸已經進入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越鎮壓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鎮壓……一旦完全陷進那種循環，使西藏繼續保留在中國就只能靠鎮壓，而再沒有任何別的辦法了。

那將成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的嚴重挑戰。中共治藏的結果，導致除了鎮壓手段再沒有別的方法保留西藏。這反過來成為中共繼續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因為民主勢力將放棄鎮壓手段，西藏就必然與中國分離。於是，相當多的漢人可能就會為了國家概念中他們熱愛的country（領土）和nation（民族）不受到損害，而不得不容忍他們所不喜歡的state（政府）保留在台上。

最終的問題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歷史上那麼多耀武揚威的大帝國，如今都在哪裡？以錘與鐮刀的紅星照紅過半個地球的蘇聯共產黨，如今又怎麼樣？同樣，中共也不會“萬壽無疆”，即使它有能力永遠把外部敵人消滅乾淨，毀滅也終將來自它自身內部──專制必被專制所毀，這已是歷史的鐵律。

那時的西藏，將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