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歲時的空軍大院

最近幾年“大院”一詞開始走紅，我看主要是源於晉商，老祖宗發了才，在家鄉蓋起了大房，後代們接着蓋，接着住，久而久之形成了大院。不少大院裡還有各種店鋪，專供大院裡的居民吃喝拉撒睡，不過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我現在說的“大院”是指中共建政以後，在各大城市特別是首都北京建立的集辦公生活為一體的軍隊大院。

這種軍隊大院起始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文革前多數已形成巨大規模。北京從公主墳往西一直到萬壽路全部是一個接一個的軍隊大院，所有大院中空軍大院規模最大。先是只有幼兒園，後來辦了小學，文革後又辦了中學。年代久了，由於能到大院生活工作的人原是各路各地精英，他們把當地文化帶進了大院，逐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大院語言和文化，一種新型的現代的源於社會又濃於社會的大觀園。

記得是一九六零年初夏我們全家到了北京城裡的空軍大院，對外稱鼓樓大院，因為一說北鑼鼓巷，知道的人不會很多。那時幹部搬家沒有家具，家具屬公共財物，損壞要賠，走時要上交，我們家只帶出一個小碗櫃。全家住進了七號樓，好像是個部級幹部樓，全部是大校和上校，住房是個四間房的單元，分到的家具是兩個大木床，一個小床，幾把椅子，連個吃飯的桌子也沒有，兩年後分到一個舊沙發，我喜歡在上面跳，沒多久彈簧就露出來了。當時的空軍大院家屬樓不多，除了七號樓外，還有五號樓和九號樓。記得五號樓和七號樓前有個小花園，四周都是小櫻桃樹，大院紀律很好，櫻桃熟了掉在地上也沒有人去撿的，我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經常扒開樹叢找櫻桃吃。一九七七年我到空後軍械部找楊菊坤助理聯繫器材，發現那些櫻桃樹還在。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空軍二級部部級幹部特別是司令部全部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的幹部，年齡在四十歲左右，他們文化水平很高，很多都是從團作戰參謀幹起，全盤指揮很有一套。處級幹部多是抗日後期幹部，參謀幹事都是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北京王府井的中國照像館最愛給空軍的將軍部長們照像，因為他們長得太帥了，個頭在一米八上下，又是共和國功臣，三十多歲，扛着大校上校的牌子，今天的帥哥哪是對手，那才是空軍一道了不起的風景線呢。王娜寧手中有一張那時空軍將軍們的合影，對我說，他們當時的帥勁兒，後來人包括他們兒子沒有能比得上。

父親比這些部長們要小几歲，能進入他們的行列，主要是在偵聽方面建有奇功,成了共和國最年輕的上校。大院這些部長們的長子都比我大幾歲，再加上我的智力比同齡的孩子發展得快些，所以每天開心在一起的都是這些大孩子了。順便說一句，在研究中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些將軍部長的第二代無論從長相才幹以及後來的事業很少有超過他們父親的，當然文革是一個原因，我想當年這些將軍部長的婚姻全部都是組織安排，講究政治純潔性，個人選擇餘地很小，這是不是也是個原因。

我到空軍大院那年正好趕上育鵬放暑假，這些大孩子都放假在家，王黑子說，大家都特別喜歡我，說我當時自稱是蒙古人，講話結結巴巴，南方口音，說我小不點的時候，就顯得很寬容，跟誰都能玩到一起。我現在只記住了魏京生大黑子，大黑子說哪只這麼兩個，多呢，梁建英，石新民，韓小春，呂匡義，莫漢文，候小明，都是。魏京生有個大哥叫魏小藍，把我訓練得最好，我們以口哨相約，不論多晚，聽到哨音，我也要跑出去，不過他多是向我要零花錢。

五號樓後面是個大工地，打好了地基準備蓋房子，不知為何停了工，不見一個工人。我現在分析起來可能是遇到國家財政緊縮，資金跟不上而下馬了。那個工地可是我每天流連忘返的地方，我們把工地的磚搭成了炮樓，比在幼兒園搭積木要好玩多了。這時我注意到一個五歲的小女孩，我清清楚楚記得她是住在五號樓，她每天沒有上幼兒園，而是看着我們在工地上玩。有一天我發現她掉進了挖好的地溝里，雖然只有一米多深，想自己爬上來恐怕還不行。那天是個早晨，別的孩子還沒有來“上班”，她見了我說，大哥哥，能給我拉上來嗎？我沒有太費勁兒就把她給拽了上來。那個小女孩兒挺有心計，第二天仍在那條溝的旁邊蹲着等我，看我到了，站起來從衣服里拿出一把餐刀，看樣子是從家裡偷出來的，要送給我。我剛到北京，沒有見過餐刀什麼樣，說你這刀怎麼這麼鈍啊，她說那是吃麵包抹黃油用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家裡用餐刀吃飯的恐怕不會很多，也可能她的父親去過蘇聯。那把餐刀我一直當寶貝似的放在家裡。

空軍大院的孩子同我一起玩過有過交往的很多，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文革。文革中不少將軍部長反目為仇，大家都“你方唱罷我登場”，我同他們的孩子反而玩得更好了，在我眼裡從來沒有“黑幫子女”概念。用大黑子的話說叫“包容性”好，我看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叫“同情弱者”。張小祥張小春的父親文革初期挨整，我同他們玩得很好；尉小歐的父親挨斗，我一天至少找尉小歐兩趟；華建國張寧生黃述海的父親隔離審查，多年我們一直相處很好；對戴抗初星火也是一樣，好像我對邢兵力也不錯。順便要提一句的是到尉小歐家，他父親挨斗的那段時間，每次我進去，他母親都要拿出窩頭鹹菜當着我的面吃，開始我有些感覺，怎麼部長家每天吃窩頭鹹菜。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是暗示我，叫我出去宣傳，部長家生活艱苦樸素，由此可見，當年我這個孩子，在大人眼裡也是顯得挺重要的。

當兵以後一旦有機會回到北京，去的最多的地方我看是大雅寶和東郊民巷了，那裡有我眾多的兒時的小夥伴。在那裡經常可以碰到“梁文的幾個妹妹”，有一個碰到最多，也就是從小到大不穿裙子喜歡穿短褲的那個，笑眯眯地常在家門口站着。聽說池小東家買了一個二十寸的大彩電，真想進去看看，彩色是什麼樣。這是大雅寶也可能是全空軍第一家人買彩電，當時一台彩電兩千九百元，一個高幹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資。記得有一年母親再三囑咐我去打磨廠看看梁建英的母親趙阿姨，好像還帶了點水果。

與林彪事件重要當事人的孩子分別多年後，我一直十分想念他們，只要有機會我就千方百計同他們聯繫，一九九四年驚蟄大聚會是一次機會。我先聯繫到孫衛平，他在一個鄉間小飯館請我吃飯，我晚到了兩個多小時，他一直不動筷子等着，看到這情景，我感動得都快哭了。衛平是個印刷廠付廠長，我讓他幫印一些產品資料，最後還死活不收費。接着找到賀鐵軍，不久我就同他的父親通了電話，我問這些年您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他說多年來沒有生活費，幸虧大女兒在美國，經常寄點美金回來。我到美國後，最先找的就是他的大女兒。

我的力作《林彪問題研究主線》發表後，一文擊起千層浪，沒想到周向陽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常人吐不出的寬容和大度，是個千古留名的好後生，他是有着喪父之痛的。其實我七歲到大院就認識向陽了，童年在一起過的，六年小學在一個班。過去我一直以為周家只有一男一女，又沒想到向陽還有個小弟弟。可以想象這個小弟弟在林彪事件出現後是在何種環境下長大的，打個比方說，這個小弟弟當時是棵幼苗，是給它澆澆水，松鬆土，讓它自由長大，還是狠狠踩它一腳，誰要是這麼做了，即使百年以後，也是天理不容啊。

July16, 2007

追記：自己稱自己的文章為“力作”，大家反應比較大，特別是從事林彪問題研究的年輕學者，見涼。另外，根據大家要求，已在《文學城》上建立博客，一些陳穀子文章逐步貼在上面：http://blog.????/myblog.php?blogID=35561

05/05/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