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口吃到演說家

這篇文章送給中國所有口吃的孩子。
“家”這個詞不像英語隨便用，中國人不太敢用，特別是自己稱自己為“家”，主要是怕人見笑，名片上更不敢印，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收到過自稱為“家”的名片。人去世以後，人們習慣把在某個行業做出特殊貢獻的人稱為“家”，看到這種稱呼，第一個感覺，這個人已經去世。如今我自稱為“演說家”，因為太為改掉口吃而自豪了，自豪得眼前不再有困難，自豪得一生只有光榮與夢想。

母親節快到了，早早掛去越洋電話，再次感謝父母對我的養育。電話中我對母親說，您和爸爸把我這一生安排這麼好，特別是文革那一段，給了我最好的選擇，十六歲時把我送進部隊。如今國家富強，像美國一樣建立社會保險養老制度，我將是這個制度的首批受益者。國家明文規定，一九九二年以前在國營企業（包括插隊）連續干夠十五年者國家代交十年保險，干夠二十年者享受免費醫療。這是我奮鬥大半生從來沒有估計到的事，我把她稱為上帝的禮物。我說現在別的什麼都不想，只想有錢就花，平平安安多活幾年。

作為父母，總想把世上最好的帶給自己的子女，總想自己的子女長得聰明漂亮，但很多情況下不如人願。都說上帝是最公平的，一直不把最好的只給一個人，把最壞的也只給一個人，如果攤上了不好的，千萬別責怪父母，這就是命。記得在武漢趙家條我剛剛懂事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口吃，也想治好，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問過父親怎樣才能治好結巴，父親說吃豬尾巴能治好。從此，不論是在飯桌上幹部食堂還是在商店，只要看見了豬尾巴，總會衝上去一把抓住塞在嘴裡。有次舅舅帶我出去，看見我見了豬尾巴就抓，說怎麼這個孩子這樣，服務員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孩子，他媽會過來結帳的。由這點可見，當時雖還沒有自尊心，也知道口吃不好。

最近，我打電話問過空軍大院當年的孩子王大黑子，他現在是北京著名訓馬師，富人圈中顯山露水人物，我當年剛到空軍大院時結巴嗎？他說結巴很厲害。我又問到底結巴多厲害？他說每說一句話都結巴，小臉憋得通紅。當時只顧和大孩子玩了，還沒有把口吃一事放在心上。

後來上學了，看着班上的小朋友被老師叫起來背課文，一個個背得有快又好，把我叫起來結結巴巴，半天還背不完。開始老師以為我理解能力差，我說不是的，一個人的時候背得很好，一叫我站起來就緊張發慌，越慌就越背不出來。老師發現了我的缺陷，總是最後一個叫我，或乾脆不叫我。記得剛上小學的時候，一個人告訴我，練唱歌能改結巴。是這樣，唱歌的時候能夠唱下來，從來沒有結巴過。現在當年的小同學還記得我當年唱歌的聲音，實在沒個調，該高不高，該低不低。

到了小學高年級，開始有了強烈的自尊心，口吃變成了一塊心病，每次上語文課，都像過關一樣，最怕老師叫起來對話回答問題。為了改口吃，我在家裡每天一個人讀報紙，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一直讀得很好。但是一發現有人站在旁邊，一看到別人的眼神，一下子就緊張一起來，開始語無倫次，後來索性話都說不出來了。父親看到我這個樣子，說嘴裡含着一個小石子能治口吃，我沒敢試，萬一沒練好，咽到肚子裡怎麼吧。父親還說胡耀邦講話也結巴，胡耀邦在延安講黨課的時候，嘴巴里喜歡含一個石頭子，還喜歡打手勢。後來我還真沒聽說過有人說胡耀邦講話結巴，看樣子口吃能改好。

文革開始了，學校停了課，我也解放了，不是我不愛上學，而是上學課堂發言壓力太大，還是自在一點好。重要的是，口吃的人有一種自卑緊張的心理，需要不斷地改換環境，慢慢我又發現，同原來認識的人在一起說話聊天，總是格外地緊張，遇到一些新朋友感覺要好得多。那段停課時間，我總會儘可能地認識一些大院外面的新朋友，同新朋友在一起，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過去的老底兒，慢慢地能完整地表達一些句子出來。

我十六歲當兵，那時已經快成年了，同農村來的孩子在一起，每天都有居高臨下的感覺，口吃也變得好多了，但是一有領導幹部在場就顯得特別緊張，結巴也開始了。特別是政治學習發言，有不少幹部參加學習，輪到我又開始緊張了。那年頭政治學習特別多，每天不是讀報紙就是表態。我試了試讀報紙還行，因為我從小在家裡練過，發言不行，有時一看到快輪到我了，趕緊藉口上廁所，回來時政治學習已經結束了。我總想在部隊干出個人樣來，知道部隊培養幹部除了其它機遇外，真正的硬功一是會說，二是字要寫得好，因為那時部隊的文件全部是手工抄寫。

一年以後，中隊領導安排我當團支部副書記，每月都是我寫總結，指導員在全中隊戰士團員會上宣讀總結，開始讓我讀我不干，指導員只好自己讀，我發現他故意讀錯，把“五月” 讀成“王月”。後來的一個月，指導員不在，參加會議全部是農村來的戰士，我頓時感覺到是個機會，沒有一個幹部在，一定要把總結講好。那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大會上講話，而且大家還說講得很好，都聽明白了，我真想偷偷問一聲：我講話還結巴嗎？

我發現在農村戰士面前侃山是絕好的矯正口吃的機會，我開始一個房間一個房間串，這個房間看到，拿到另外一個房間賣。我說自來水說是自來，用完了一定要關上；關燈要拿手關，一定不能拿嘴吹；電燈一定不能用來點煙；坐汽車一定要坐在後面，不能坐在前面的保險槓上；吃藥要分一天三次吃，不能一頓把一包藥都吃掉。有這些經歷的戰士臉紅得想找個洞轉進去，其他戰士哈哈大笑。

矯正口吃還需要不斷地改換環境。一九七五年我到了空二十九師，領導發現我能說會道，普通話講得好，安排我當批林批孔理論小組組長，專門上輔導課，不過那時我已經沒有恐懼感，我知道如果順利的話，下一步該當指導員了。那時戰士文化水平都不高，我說什麼就聽什麼，有的戰士還記着筆記，我不勝榮幸。幾十年後聽於丹講《論語》，那才叫精彩，我當時真會糊弄事兒。

為了練習交際，我利用在府山住着的極好機會，儘可能多接觸一些當地老百姓，當然少不了每天胡掄亂侃。府山上有個天津來的張醫生，後來他做過空軍天津醫院副院長，那人非常會說，是個典型的“衛嘴子”，我同他成了好朋友，經常在眾人的吆喝下，開始嘴戰，比誰最能侃。有一次，我倆約好上街，比賽在一百米內，看誰碰到的熟人多，結果他碰到十一個，我碰到四個。那時候的二十九師已經沒有人覺得我講話結巴了，只說有股特殊的味。

有時候碰到的命運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國家恢復高考後，我不得已選擇了英語專業，在口才上我實在沒有天分。走進安大的教室，我又開始緊張了，我當班長，每次上課要向老師報告，每天還要站起來背課文，開始幾天還行，後來一着急又說不出話來。最早教課的是尹老師，他很客氣，說我說英語“斷句”太多，以後要改進，我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根據以往的經驗，唯一的辦法就是換一個班，黃書記十分通情達理，也不問為什麼，馬上同意把我從六班換到一班。當時換班一事一直在同學中是個懸念，這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果真，換班後效果很好，新班的同學把我當成了優秀學生，緊張勁兒沒有了。

大學畢業以後又遇到我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我在從事航空維修理論研究的同時又要擔任許多大型項目的口譯工作。能夠口譯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關繫到今後能不能安排出國，不過那時老一輩的領導許多一點英語也不懂，我說什麼怎麼翻，大多找不到一點感覺。往往一個重大翻譯之前，我先暗暗做好兩方的工作，對外方，說明自己只學過幾年英語，你們發言一定要慢慢講，對略懂一點英語的中方人員，說你們千萬別說我的口語不好，否則，我在你的部長面前說你的英語不好，今後別想出國。這兩招還真靈，那幾年在空軍專業系統都把我當成了難得的專業人才。

到了九十年代，我下了海，上面已沒有管我的領導，只剩下天高任鳥飛了。那幾年我的心情極為順暢，想開心就開心，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語言表達能力逐步走向爐火純青，我說白的，別人不會說黑，我說什麼別人就信什麼。那時我參加教委舉辦的設備訂貨會，推銷自己開發的計算機語言教室，這種能力表現得淋漓盡致。我代表合作的是一個校辦小廠，就這個背景常常是滿載而歸。

來美國前夕，我在南京多年的朋友邀請我兩下江南，欣賞江南秋月美景。一天在蘇州歌廳，我想起了白居易《琵琶行》裡的名句“江州司馬青衫濕”，我突然當着老闆們和當地包工頭的面放出大話，過一會兒，歌廳的女領班進來，我只用十分鐘就能把她說哭，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大家都坐着等着結果。女領班姓王，四川人，一般這種情況來到異地歌廳打工都有不幸的婚姻，還沒說話我已經猜到八九不離十了。果真是這樣，她的丈夫是個警察，每天不着家，時間長了在外邊有了相好。我說，女怕嫁錯郎，男怕選錯行，我們倆是同病相憐，他鄉遇故知啊，我看她嗚咽哭泣起來，我立刻大笑，全場男女都笑了起來。

到美國康州紐黑文開酒荘後，我發現不少美國青年小伙子也口吃。因為我有着相同的經歷，總是耐心地聽他們把話講完，臉上絕對不顯出一點點笑意，他們在開口要酒的時候，也總是看着我的眼神。同在國內一樣，我還沒有發現美國女子口吃的，這可能是人類的一個共同特點，我真想告訴這些美國小伙子，女人不結巴，男人一定可以改好，但最佳年齡應該是二十五六歲之前，說不定還會成為優秀的演說家呢。美國總統林肯一直講話結巴，但美國人就愛聽他的講演，選他當總統。

美國著名學府耶魯大學在紐黑文，不少才華橫溢的中國人在這裡工作和學習。每逢節假日大家喜歡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一解鄉愁。開始大家不太了解我，把我當成了大老粗，喜歡在我面前擺弄自己的學歷和房子，聚會時也喜歡叫上我。每逢碰到這樣的機會，我總是不停地大侃，其他的人很少有插嘴機會，有一次，碰上山東大學英語78級聚會，有一位還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論名分他們應該靠前，我感覺棋逢對手，那天我從中午十二點一直侃到晚上十二點，我發現大家還是聽得津津有味。過了幾個月，我打電話問召集人，還有沒有類似高水平的聚會，那位召集人說，沒有了，現在大家都忙，就是有也不敢再叫你去了。

如果說我對大陸人說話還算客氣，對台灣來的中國人一點面子也不給了，在我的眼中，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早幾年來美國嗎。有位鄭先生，隨父母從大陸去了台灣，自己又早早到美國留學，他和夫人喜歡開着名車到紐黑文的教會講解聖經。在我面前他愛談神的大愛讓他獲得了一切，我也特別喜歡通他交流討論聖經。令他最不滿意的是我的問題太多，好像是我在組織學習。一年後，好像給他侃急了，突然心血來潮，兩口子把中文查經換成了英語查經。可能他們沒有想到，正好撞在我的槍口上，兩次英語查經後，兩口子藉口忙再也不來了。這件事我總覺得對不住鄭先生，也四處尋找他，想當面說句對不起，我想鄭先生如果知道我原來是個口吃講不出話的孩子，一定會原諒我的。

今天，我可愛的中國繁榮富強，讓我們每個華人都挺起了腰杆，牛皮可勁兒往大了扇。我的小酒荘附近有個美國民眾講壇，一個月聚會一次，那裡的美國人特別喜歡聽我的講演看我打的手勢。我一個月換一個主題，這個月講的是美國經濟，這是他們最愛聽的，因為現在美國經濟不好。我說，十年前美國經濟已出現不好的先兆，克林頓政府給了像我這樣的生意人五千個L簽證，我們來美國後，開公司的開公司，買店的買店，我們該干的都幹了，美國經濟還是這個樣子，比以往更糟，現在只有美國兵可以出國了。

美國人聽後哈哈大笑，笑聲里不免夾着心酸。

05/0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