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樹：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

您的瀏覽器可能不支持顯示此圖像。您的瀏覽器可能不支持顯示此圖像。 2008-05-03 11:39:00 　　來自: 棹.chan

　　 提示語：西藏問題，關乎人權、道義，也關乎中國未來。此言絕非危言聳聽。面對嚴厲新聞管制下的信息缺位和海內外洶湧的“愛國”狂潮，以清醒、理智的態度正本清源，找到西藏問題的癥結所在，並探尋它的解決途徑，是吾輩的責任。於是才有此文的草成。
　　
　　
　　
　　3月份以來，西藏與奧運攪在一起，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國內短視的政治家沾沾自喜於煽動民族主義的小伎倆，一方面操控國內輿論，用所謂“主流民意”對抗國際社會的批評，另一方面抓緊對藏區的整肅，以期平安度過奧運。殊不知，今天的西藏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重大的危機因素。解決西藏問題需要大勇氣、大智慧，小伎倆則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國。
　　
　　西藏問題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西藏問題首先是人權問題。
　　儘管當權者不願意承認，我還是要直言，這個令中共領導人頭疼的問題，究其源，實在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們不用把歷史扯得太遠。從元至清西藏政府與北京的關係是宗屬關係還是平等關係，學界有爭議，我們可暫且擱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後的西藏確實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這種狀況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才宣告結束。雖然這個協議也是城下之盟的產物（昌都之役解放軍重挫藏軍，已經打開進軍西藏的大門），但總的講，協議內容是溫和的，也是建設性的。協議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認可西藏的現行制度不變、達賴喇嘛的地位不變，可謂當代中國最早的“一國兩制”。1954年，19歲的達賴和16歲的班禪雙雙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被分別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問題暴露始於1955年。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從這一年開始加速，並迅速從內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區。這些地區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民主改革”轟轟烈烈。激進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試圖將“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強力打擊農奴主和他們的“代理人”，沒收寺院的土地、財產，大力推行集體化，詆毀藏人的宗教信仰，強迫上層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結果引起藏人的不滿、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區武裝叛亂從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軍的強力“平叛”、“會剿”。數以萬計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進西藏，這就為1959年的拉薩“叛亂”埋下了種子，也為這樣的“叛亂”何以能夠發生、乃至何以必然發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歷史線索。
　　後邊的事情就不用細說了。拉薩“平叛”勝利標誌着中央政府用武力獲得了對包括西藏在內的整個藏區的絕對控制權，也標誌着西藏快速進入“社會主義”的開始。象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是聽着“雪山上升起了紅太陽”之類的歌曲、看着《農奴》這樣的電影長大的，那時真的相信在黨的領導下“翻身農奴”們早已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後來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這些宣傳有許多不真實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體制，領導人的無知、狂妄，以及他們在藏區推行的一套極“左”政策，給西藏僧俗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62年，位列“國家領導人”的班禪喇嘛致信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痛陳他所看到、聽到的藏人經歷的種種苦難。由於班禪絕無反對共產黨領導之意，而是披肝瀝膽向黨反映藏區真實情況，所以這份被稱為“七萬言書”的文件可視為那個年代描述藏民苦難狀況的可靠文本。不妨在這裡摘引幾段：
　　
　　――關於在藏區開展“階級鬥爭”：“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區，幹部對運動是否細緻和質量好壞不加考慮，一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而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要的目標”，打擊了很多不該打擊的人。往往“被斗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許多無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國外，留下來的人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關於藏區人民生活：“由於農業地區發生了‘五風’和對糧食抓得過緊，以及對群眾留糧的標準低，因而造成口糧很緊”，有不少家庭“斷了口糧”，在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實施“專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結束後，“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於西藏人口少，應採取不殺人或只殺極少數人的政策，但事實卻與此相反。除關押上層人士的監獄情況稍好外，大部分關押普通犯人的監獄管理極其糟糕，監管人員不關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惡言恫嚇、恣意毒打的事情時有發生。更甚者，監獄管理者“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悽慘，還讓起早摸黑地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給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關於宗教民族問題：“在所謂‘破除迷信’之下，反對宗教此其一；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還俗時，“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或大房子內，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進行批評，掀起尖銳的鬥爭浪潮；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成婚”的現象發生。在西藏，原有各類寺廟2500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70餘座；原有僧尼總數約11萬人，外逃1萬，也還有10萬，“民主改革”後僅剩7000人。特別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指沒有宗教的地方）”！
　　
　　嗚呼！讀着這樣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臉上感到發燒。
　　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內地也有，但在西藏卻具有更惡劣的性質，以更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加以放大。無論當政者試圖用自己的社會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動機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這樣駭人聽聞的結果都是一種罪惡，是一種由於無知、狂妄、狂熱和狂暴造成的罪惡！
　　在這種情況下，10數萬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籲全世界關注西藏人權、西藏問題成為全球矚目的標誌性問題之一，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更何況，當時還是冷戰時期，西藏自然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角力和中、蘇、印、美等不同國家基於民族國家利益博弈的一個交匯點。美國中央情報局確曾向西藏流亡人員提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持，這種支持乃是美國遏制“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人當然可以大罵美國佬妄圖“分裂中國”，居心叵測，但話說回來，如果共產黨自己不在西藏幹了那麼多蠢事，搞得那麼多藏人四處流亡，別人又怎麼可能說三道四，或者愣往裡邊插一槓子呢？
　　這裡還沒有說到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來，因為它更“紅”、更“左”、更極端也更暴虐，自然給西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本文就不再贅述。
　　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曾反思“左”禍給西藏帶來的災難
　　
　　客觀地講，中共領導人中不乏開明人士，他們曾在不同時期、不同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儘管在那個大的歷史背景下，能夠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一直負責同班禪聯繫，對班禪寫《七萬言書》、向中央反映情況的過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遷就、放任班禪”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勛被免職，除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個主要罪名外，“遷就、放任班禪”也是一條罪狀。另一名被免職的中共高級官員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從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開民族工作會議，會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發表了尖銳的意見，李維漢表現得十分冷靜、坦誠，他表示歡迎大家的批評，對嚴厲指出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傳佛教大師喜繞嘉措甚至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讚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鏡”，是“民族宗教界一面愛國的旗幟”。但李維漢的做法後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搞投降主義”。
　　文革結束後，西藏百廢待舉，民族政策、漢藏關係需要調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剛剛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上走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萬里一起飛赴西藏考察，在飛機上胡耀邦就對隨行的新華社記者講“我們在民族地區的政策，一定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西藏發展必須解決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發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據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我們確定在幾年之內，免去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第三，“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第四“要把國家支援你們的大量經費，用到促進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來。”第五，“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胡耀邦特別強調，“輕視西藏的歷史、語文、藝術是完全錯誤的。……熱愛少數民族不是講空話，要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的語言，尊重他們的歷史，尊重他們的文化，沒有這個就叫空口說白話。”最後一條，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爭取兩年內，藏族幹部占到脫產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現在西藏“連部隊三十萬漢族同志，這怎麼行呢！”以上這些，可以簡單概括為六個字，那就是“免稅、放開、走人”，此即胡耀邦為解決西藏問題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這些主張，切中時弊，當時即受到藏區上下的熱烈歡迎。當然，由於歷史條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共開明領導人還沒有能把西藏發生的問題上升到制度層面去檢討、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會上就強調不要算歷史細賬，應該“團結起來向前看”。 這反映了胡耀邦作為政治家的老練、機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無奈。畢竟，當代西藏歷史中的眾多悲劇是和共產黨的這個體制、和這個黨推行的社會政策直接聯繫的，是這些政策的後果。不從根本上反思西藏問題產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決這些問題。
　　
　　改革年代西藏問題的新症候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90年代和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中央政府也的確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資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發展的特殊優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國家直接投資西藏建設項目、中央政府實行財政補貼、全國進行對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現代化建設的格局，西藏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政治體制依然如故，黨控制藏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事務的總格局依然如故，名為自治區、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的可悲狀況依然如故，西藏問題的核心並未真的解決，而且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一系列新問題。
　　市場經濟變成權貴經濟，內地如此，藏區同樣如此。黨專制體制和開放政策的結合造就了新的特權階層，包括漢人，也包括那些在黨政機構和文化機構任職的藏人。面對經商大潮中內地漢人的蜂擁而入，拉薩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視乃至被邊緣化的感覺。更可怕的是無孔不入的宗教控制。從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經恢復，國家花巨資重修、維護那些標誌性的佛教建築，寺廟裡香火旺盛，再也不會發生把《大藏經》拿去漚肥的事情。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面，問題還有更真實、更深刻的一面卻被這種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徵的東西隱瞞了、遮蔽了。對西藏問題頗有研究的獨立學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區考察，他的結論是：西藏並無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對登記在冊的寺廟宗教活動嚴加管理，限定寺廟僧人“編制”，禁止寺廟之間“串聯”，規定寺廟之外不許宣傳宗教；另一方面，對自發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動則嚴格取締，絕不能使之產生影響。在康巴藏區，距離色拉縣城不遠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學院，1980年創辦時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漢僧眾近萬人，招致政府的恐慌。當局嚴令佛學院減小規模，規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眾只能保留400人，4000多男僧眾只準保留1000人，1000多來學佛的漢人則必須全部離開。這個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絕，因為對出家人來說，勸僧人還俗屬於最嚴重的破戒行為。政府於是自己動手，派人強拆僧眾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達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內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聽在場的人描述當時場面，一邊是摧毀房屋的聲音此起彼伏，塵煙四起，一邊是上千尼姑抱頭痛哭，震天動地。那一段五明佛學院周圍山上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流浪女尼，風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嚴格控制宗教的一個更致命的結果是造成藏傳佛教傳承的可怕斷裂。傳統西藏宗教本來有一套內部制約系統，比如達賴、班禪雖有“轉世”制度，但格魯派的高僧和寺廟主持卻實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實學的喇嘛競爭，獲勝者才能成為葛丹寺主持，且是達賴、班禪的當然老師。這個制度幾百年延續不墜，保證了藏傳佛教純正教義的代際相傳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後這個延續過程被中斷。80年代至今，雖然表面上宗教活動得以恢復，宗教的核心――通過高僧虔誠的信仰、深入的佛學鑽研和教化活動啟迪眾生――卻已經難覓蹤影。執政當局對現存僧團領袖實施“逆淘汰”選拔機制，“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噹噹局工具的僧團領袖都會遭到打壓整肅，甚至判刑，藉以警示其他僧侶；對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煩，傳統地位比較高的僧團領袖，則當作‘統戰對象’，既給一定甜頭，也把大棒始終舉在他們頭頂；而對個人利益至上，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政府工具的僧團領袖，則給各種好處，安排人大、政協甚至政府官職，對其活動大開綠燈，提供資源，使其成為吸引其他僧團領袖的樣板”。總之，“今日中共雖然標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對佛教的破壞，並不比毛澤東時代更少。毛澤東是要徹底滅佛。歷史上西藏也有過滅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續，因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滅。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侶階層整體墮落，卻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險。”
　　
　　正是由於上述一切，儘管西藏過去30年來經濟上有了長足的進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還是不滿意，藏區還是“事情”不斷，西藏問題仍然是一個“問題”，且不斷被國際社會所關注。今年3月份以來發生的“事情”，不過是這個沒有中斷過的演變過程的最新發展而已。
　　
　　
　　妖魔化達賴喇嘛愚蠢至極
　　
　　
　　3.14“打、砸、搶、燒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刻宣稱這是“達賴集團”指使、操縱的結果。4月份奧運聖火傳遞中出現的衝突，當局又斷言是“達賴集團”唆使“藏獨分子”所為，目的在破壞奧運，為“西藏獨立”張目。
　　用“分裂問題”代替人權問題，從根本上說，源於當權者的統治需要，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兒。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達賴喇嘛頭上，卻體現了中共傳統政治邏輯的荒謬無理，也暴露出執政者缺乏長遠的戰略識見和政治智慧。
　　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也是當今世界備受關注的政治人物。當年達賴倉皇出逃時才24歲，半個世紀的流亡經歷已經使這位藏族智者把佛門的深邃、寬宏和自由民主等當代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融匯在一起。早在1987年，達賴喇嘛就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建議”，包括“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權和民主權利”、“恢復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以及“就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舉行誠摯的談判”。1988年達賴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主張“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關係”、“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等等。 近年來，達賴喇嘛更是在多種場合明確表示不尋求西藏獨立，只要求藏區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實現途徑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間道路”，通過與中央政府的真誠對話、談判解決問題。2002年以來，達賴的特使已經同北京統戰部的官員舉行過六次會談，向中共執政當局詳細解釋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立場，但沒有獲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應。
　　中共的僵硬姿態從當政者的傳統政治立場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還有什麼好談的？認可達賴所說的“自治”將動搖黨國根基，更不可能有任何鬆口。在這個意義上，“會談”對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當然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但這種拖延卻給達賴方面帶來越來越大的麻煩，因為達賴喇嘛有一個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體和國內信眾交代的問題。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團體，政治立場也不盡相同。其中激進者如近來引起人們關注的“西藏青年會”（藏青會），其政治主張就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差異甚大。這個組織成立於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構成，目前已有數萬人規模，在全世界40多個國家設有分會。藏青會最初贊成非暴力，但這些年態度發生轉變。2007年這個組織召開年會時，它的領導人就表示：達賴喇嘛倡導非暴力沒有錯，但這麼長時間沒有結果，“很多人不相信了，這條路走不通”。走不通怎麼辦？藏青會傾向於用暴力解決問題，包括在藏區醞釀“人民起義運動”。據說已有700多藏人自願報名，要“不惜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主張”。 達賴本人則明確表示反對任何訴諸暴力的企圖和行動，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只能以“辭職”以示心跡。就在幾天前，達賴接受《亞洲周刊》記者採訪時還談到，他相信放棄追求西藏獨立、爭取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區人民的主流民意。對於藏青會要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表明，他只能勸告藏青會不要走激進道路，但他無法下命令讓藏青會閉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達賴喇嘛的表白，因為消除長期形成的政治敵意需要時間、需要面對面的溝通；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把對方妖魔化，把達賴說成是“藏獨”的總後台，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國共誅之，天下共討之，這樣做的結果，卻只能把達賴置於很尷尬的境地（當他試圖給藏人中的激進勢力施加影響時），也把中共自己置於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專制者面孔），丟棄了政治談判中應有的迴旋餘地。這難道不是極其愚蠢的做法麼？！
　　當然，歸根結底，是中共頑固而僵化的傳統政治邏輯在作祟，在這個邏輯關係中，沒有平等談判的對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更是當政者的利益邏輯在作祟，根據這個邏輯，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將對黨國體制構成根本的威脅，也對一大群這個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構成威脅。在這樣兩個邏輯面前，達賴喇嘛的被妖魔化，倒也變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着近來被精心鼓譟起來的海內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淺薄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狂潮，反觀我們這個國家面臨的真正深入骨髓的問題，真讓人感到五味雜陳，夜不能寐。
　　
　　在憲政框架內尋求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
　　西藏問題首先是人權問題，但又不僅僅是人權問題。人權災難僅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專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問題的總根源。
　　共產黨當初不是想為西藏人民、為百萬“翻身農奴”辦好事、帶來福祉麼？我相信是這樣的。但歷史上好心辦壞事的例子比比皆是。晚清時朝廷曾大力整頓藏務，推行改革，以防止列強勢力繼續染指西藏。1907年張蔭堂向清廷提出“治藏大綱二十四款”，1905～1911年趙爾豐在川、康兩省推行“改土歸流”，除鞏固清廷統治外，本意上也有移風易俗、為藏族百姓“辦好事”的一面，但這些“改革”卻遭到了藏民的強烈抵制。半個世紀後共產黨在藏區重複了同樣的事情，且更加系統、更加雄心勃勃，其結果，則是對藏區生靈、藏區宗教文化更大規模的破壞。
　　事實上，20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個錯誤，是百年社會轉型中一個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給漢民族帶來不幸，也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了不幸。如今，人們正在深入反思這段歷史。過去發生了的事情當然不可能推倒重來，但牢記歷史教訓、用更科學的態度面對今天、面對未來卻是當今一代人的責任。
　　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對特殊文化傳統的尊重，必須落實到憲政制度層面，才能真正獲得保證。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
　　最近台灣島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輪政黨輪替，是民主制度優越性的又一次彰顯，同時，也再一次反襯出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很明顯，大陸的共產黨黨專制體制容納不了台海兩岸的統一，也容納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構這個體制，建立符合現代文明普世價值和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台灣最終回歸祖國和西藏獲得高度自治、漢藏人民和諧相處的時代才會到來。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始，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經嘗試建立民主的政權建構。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議”也主張“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的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組成”。達賴甚至力倡改變西藏的政教合一傳統，哪怕自己成為西藏歷史上的“末世達賴”。 藏人已經為實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準備，那麼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應該做同樣的準備呢？
　　
　　毫無疑問，對掌權的中共決策人來講，改變現有制度體系，尋求建立新的制度框架，需要大勇氣、大智慧。這不僅僅是為了西藏，為了台灣，也是為了十三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說老實話，即便今後在中國建立起憲政民主體制，如何找到民族地區自治和大國治理間的合理交匯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雙軌共和制：關於中國憲政國家結構改革的一種設想”，其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分權”、“自治”有助於提升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民族地區而言，自治還有助於維護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特殊利益）；但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利益的膨脹本性及其體現的“集體行為的邏輯”，後者勢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其解決必須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級公共權力機構的介入，特別是中央政府的介入。所有這些都提醒我們不能在傳統的“單一制”或“聯邦制”的單一軌道內考慮問題。如果說國家結構形式的調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經成為當今一些中等規模以上國家的現實，那麼中國――由於它的巨大的人口規模、極不均衡的地區發展水平、複雜的民族生態狀況和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同政治實體並存的現實――更有理由、也有足夠的必要去考慮設計一種更複雜的、超越“單一制”或“聯邦制”單一邏輯的制度體系，這就是我所謂的“雙軌共和制”。這個框架還只是個原則；在這個框架內解決西藏的行政區劃和具體制度安排，還有大量事項需要研究、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比如“大藏區”概念可行不可行？可行，怎麼和大國的統一治理相協調？不可行，又如何說服藏族兄弟做出讓步？要討論。這些都需要大智慧，需要高瞻遠矚的戰略構思，也需要寬廣的胸懷。當然，要做到這些，建立起憲政民主體制是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上述一切都無從談起。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決西藏問題的機會還是有的。這個機會就是真誠地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最近北京已經表示願意恢復接觸，這就很好。即便是姿態性的，也有積極意義。大家都希望會談產生貨真價實的結果，趁達賴喇嘛健在時，建構起漢、藏民族和睦的橋梁。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則“分裂”有可能成為真的、現實的危險。我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員，當然不希望西藏真的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歷史究竟向哪個方向走，卻不取決於人們的善良願望，而要看各種政治力量間的博弈。總的說，我們應該相信，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是聯合大於分裂，聯合有助於解決人類今天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但聯合必須是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自願聯合。強扭的瓜不甜。這個簡單道理同樣適用於政治。
　　
　　
　　（本文作於2008年4月22～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