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災難、遺忘與不朽

災難、遺忘與不朽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臘詩人尼可斯·卡贊扎斯基正在中國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裡，在為一位90歲的老太太祝壽的鑼鼓聲中，他和一位中國老外交官進行了一番談話，後者曾是駐法國大使，“講一口古怪的法語”。

“您們不害怕嗎？”遠道而來的詩人問退休的外交官，因為一些日本人正試圖從滿洲進入華北，而共產黨也在向北。

“共產主義年輕。日本年輕。中國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後接着說，“您知道嗎，在大象身上有許多皺，裡面集滿了寄生蟲。許多鳥飛來，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蟲，為大象清理身體。中國是大象。”

“難道您不怕中國的其他敵人嗎？更大的，比方說，鬼，水災？前幾年，長江泛濫，淹死了3千萬人。”

老者繼續保持着他的微笑，聳一聳肩：“3千萬算什麼？中國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國紀行》的小書中閱讀到這個片段，它是如此鮮明的印在我的記憶中（雖然我不相信那3千萬的數字，它可能是一個旅行者的道聽途說）。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曾迎來很多著名、或者日後將很著名的訪問者。從羅素、毛姆到W·H·奧登與海明威，他們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牆、畫着油彩的戲劇臉譜、園林、屏風、淳樸的農民或許還有裹小腳的女人所吸引……

對於其中一些剛剛經歷過第一世界大戰的訪問者來說，歐洲國家間相互殘殺令人厭倦和絕望，而中國或許代表着人類文明的新可能——他們沒有歐洲的競爭與殘酷，有的是西湖邊轎夫的微笑。而對於在30年代到來的更年輕的旅行者來說，他們願意目睹的則是一個古老國家的新生，這個國家飽受饑荒、殖民者、內戰、自然災害的侵襲，但是它正準備在洗禮中獲得重生。

在閱讀《紅星照耀中國》時，我幾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諾最終抵達延安時的喜悅，沿途他看到了那麼多屍體、飢餓與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敗……中國共產黨則代表着嶄新的生命，能夠將這個國家的從混亂與潰爛中解救出來。

災難塑造了這個國家的氣質。因為要對付無窮多的水患，我們塑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體制；因為生活中充滿了太多無常，我們容易把命運交給上天；我們還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堅韌也消極、記憶特別短暫、傾向於神秘主義的看待世界……所以，當卡贊扎斯基來到中國時，他發現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總被看不見的力量所左右，人們害怕烏鴉、狐狸及特別的日子；人們用喧囂的音樂、吵鬧和吃喝，來慶祝死亡；用沉浸在一個又一個戲劇，來逃避現實……而這個國家依靠着她的遲緩、遼闊、人口眾多，還有在瓦礫中歡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來渡過與吞噬一次次災難。有時候，僅僅因為更大的災難到來，人們就忘記甚至製造了另一次災難。斯諾目睹着陝西的饑荒，但日本人到來更為恐怖，於是兩年後，國民黨政府炸開了花園口的黃河堤壩……

二

卡贊扎斯基的中國已離我遠去了，那個讓斯諾抱有強烈同情與期待的組織已經領導了中國將近60年。自從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人就受困一個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應對農民起義，它不能驅逐外國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樣在大規模自然災害前不知所措。

在從1899年—1901年的陝西那場不斷出現“人肉體相食”的大饑荒中，受災地方不可能從北京獲取任何支持，因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倉惶出逃——她一開始支持的義和團導致了八國聯軍的到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人——就像沃爾特·李普曼對大多數落後地區所做的形容——“人們渴望被統治”。這意味着，人們不再需要以個人之力、家庭之力，來對抗時代的震盪。

1949年後的中央政權足夠強大，它可以團結人們建設工廠、研製原子彈、修建水庫……但是，它製造的災難甚至不比它帶來的建設少。在面對1959—1961年的自然災害時，大批被餓死的人要歸咎於政治決策的失誤；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們有強大的解放軍、能調動各種資源，卻因為資訊的不暢、官僚主義的作風、封閉的心態，而使死亡數字達到了不該抵達的高度……

我隱隱意識到提及這些令人反感。在電視畫面上，報紙版面上、互聯網頁面上是那些場景：擔架上的死傷者、廢墟與瓦礫、大批的解放軍、排隊的捐助者，還有憂心忡忡的總理……滾動的字幕不斷提示着最新的悲劇和進展。在5月14日下午16：49分這一刻，我截下的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Sohu.com的新聞頁面的一角——

5000官兵成功空投災區 救援部隊有人受傷

救災：

[16:18 成都軍區再派32600人前往增援][滾動 幻燈]

[15:34 溫家寶乘直升機前往汶川][15:32 距震中40公里未搶通]

[15:24 直升機運走映秀大量傷員][15:03 戰士坐衝鋒舟抵災區]

[14:48 女孩被埋兩天有生命跡象][14:27 無人機將赴災區航拍]

[14:25 千餘重慶礦工無消息][14:20 九寨溝降雪大批遊客滯留]

[14：11 臥龍40隻大熊貓被救][13:43 成都部分中小學校複課]

[13:14 16架飛機被調集飛綿陽][12:26 汶川縣城第一張圖傳回]

[12:07 縣城通訊已經開始恢復][11:41 3架次飛機開始投遞食品]

[11:34 中國氣象局發出緊急通知][11:26 560名官兵到達隴南]

在這些不斷更新的文字的左側，是空中拍攝的汶川縣城的照片，之前是一個被壓在混凝土中的一個少年的臉龐。自從5月12日以來，這場地震的震中的汶川縣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訊與交通的中斷，使它變成了地圖上一個盲點。

三

像對待新聞事件一樣，這場地震帶給我的衝擊是緩慢到來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樓房裡，經歷過短暫的暈眩，事後才知這是地震，而它的源頭來自四川省的汶川縣。但我尚未意識到它的危害有多麼嚴重。

接着，消息開始四面八方傳來。那些觸目驚心的照片開始出現了，被壓在廢墟中的孩學生們的消息不斷出現，死亡的人數從幾千名上升到1萬2千名……而且，一個我去年的旅行經過的地方也成為重災區。

我再次聽到了北川這個名字。我記得去年那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和朋友順着一條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紐村，據說正是大禹的故鄉。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縣，除去大禹，此地還以羌族與漢族人的爭鬥史著稱。但現在，除去房屋外牆上的圖案，羌族的痕跡基本消失了。

對於那個濕漉漉的、設計呆滯的大禹紀念館，我沒有太多印象。到是記住了山間村落的靜謐，陣陣香氣從放滿了菜與辣椒的油鍋里飄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還有山間的那條河流，因裹着沙石而變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騰騰霧氣，拼湊出一幅神秘圖像。

而現在，我印象中那個安靜的新縣城六成以上建築物垮塌了，而老縣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壓在建築物之下，1000名中學生正在北川中學的那七層的主教學樓里上課，除個別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廢墟下……

我接到了好幾個年輕朋友的電話。他們說自己被電視畫面里的慘狀和人們齊心救災的場景弄得既傷心又感動，他們在反思為何自己之前為何對這個國家付出這麼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輕人的熱血。我甚至開始懷疑，是否我的血已經變冷了。我內心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當事情出現時，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卻沒有想到前往第一線；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也沒有對此表現出強烈的情感衝動。甚至偶爾，我還會有點懷疑人們立刻表現出的“眾志成城”的決心，或是那種“愛心”。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太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太善於重複那些“政治正確”的話、太容易被自己感動……我記得4個月前的雪災，人們表現出一種同樣強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後呢？那些被喚出的同情心、關愛與責任，沒有轉化成一種持續的建設性力量，那種空前的社會團結與公共熱忱，也沒有轉變成社會進步的推動力。慶祝的聲音壓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為24小時的新聞台、互聯網和每個城市的報紙，中國可以輕易形成一種國家情緒。於是，一種新的傳播與表達模式形成了。災難到來了，它迅速成為輿論的唯一中心，並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公眾壓力，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覺得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然後通過這些態度的表達過程，人們認為自己成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聞事件，都有成為娛樂新聞的傾向。即使，那些嚴肅的情感，也經常被消解。

當處於災難之中時，人們認為應該“團結一致”，不應該對政府的反應做出質疑，而當災難結束時，人們則又忘記去質疑，很有可能，一個新的興奮點再次出現，人們又再加入表態之中。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泛濫、記憶短暫的年代。《揚子晚報》的那篇評論的標題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緒：請把鏡頭對準災民 請把反思放在抗災之後。但是，我相信，之後，我們很難再反思。要麼，你看看關於2月雪災，關於3月的西藏，關於4月的火炬傳遞和民族主義，我們做出了何種反思？

四

但是該反思什麼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評政府的效率，去責問為什麼見到一所所學校倒塌、卻沒聽到一所政府大樓倒塌的消息，去追問為何在現代通訊如此發達的歲月，汶川卻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成為盲點……關於整個事件，我們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於想要批評都無從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眾來得快也去得快的熱情嗎？濫情的背後，經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當世界各地的災難場面、驚恐的面孔，都通過電視屏幕和報紙展現在你眼前時，情感上的某種遲鈍與麻木經常是被迫的選擇。如果你是個真誠的、如此易被感動的人，那麼你簡直無法在現實世界生存下去。在這場地震之前，不正是緬甸的規模更巨大的災難嗎？

我真正想表達的是，我們如何在一場場考驗面前，培養出成熟的內心與理智。現代社會是複雜的，它需要強大專業分工和快速的反應能力，每個部分都應該提供其各自的責任，一名搶險人員對地震知識的了解，可以直接影響到幾條生命，而一名高級官員的判斷，則可能影響更多的生命。那麼，信息的流暢、多種聲音的並存，是防止錯誤決策的最佳方式。但我們要承認，這個政府正在陷入某種僵化，它的統治能力因為組織內理想主義色彩的消退，而變得日益遲緩和唯利是圖，他們或許在發展經濟、賣出土地方面顯現出驚人的高效，但在維護公共利益上面，則經常是遲緩和漠不關心的。以至於任何一樁重大事件，只有來自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坐鎮，才可能驅動變化。

同時，即使一個政府再強大，它也無法承擔所有救災任務。一個健康、強大的民間社會往往發揮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陝西的饑荒中，是江浙一帶的士紳階層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組織救災。但此刻，這個強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間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它將減少對現政權的挑戰，但也將所有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強大的政權、再有為的官員，能做的事也是少數。

最後一點則是我們關於我們的內心的，關於我們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徵。我不是在要求人們冷漠，而是相信，毫無節制的抒情，既會妨礙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更容易稀釋掉我們的情感濃度，很多時候，人們會愛上的自己的“崇高”與“同情心”，而不是受難者。每個人的一生、每個社會在運行過程中，總會遭遇到各種不測。人的悲劇性似乎在誕生一刻起就已開始，他/她註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這種內在悲劇性，給予了人生的厚度與豐沛。我們讚嘆海明威筆下的硬漢，或是孟子所說的“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是因為他們在不可逆轉的環境中，仍保持了鎮定和勇氣，這種鎮定與勇敢賦予了人類以尊嚴，提供了人生活的意義。那些苦難的面龐當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這種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續得更久，並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們的國家，我們自己並沒有因為5月12日的地震發生改變。那些所有的問題仍是問題，政府依舊是個傲慢的政府，而我們社會依舊被一種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圍，我們仍面臨的深刻的環境、腐敗問題，每個人仍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並抱有一種犬儒主義的心態……這些問題可能因為突然到來的巨大悲情而暫時被遺忘，但是它們並沒有自動消失。但是，這因巨大災難所帶來的同情與能量，如果被妥善處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發我們所期待的社會變革。汶川地震帶來了死亡、鮮血、眼淚與絕望，也喚醒了人們的同情心與良知——很多時刻，人們內心最溫暖與光輝不正在逆境時刻爆發出來了嗎？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個插曲。遺忘一直是我們的傳統。我無法期待它在此刻改變，但至少，我期望我們可能想得更多些。

（作者的郵件是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