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中國社會進步的蝸牛爬行了多遠？

　　　　　　　　　·何清漣·

汶川地震已進入救災善後階段，與十年前中國長江洪災發生時當局的危機處理機制相比，可以度量這十年內中國社會到底“進步”了多少。

所謂“社會進步”包括幾方面：政府的社會管理思維與管理能力，民眾的社會參與及對外開放程度。

從政府的管制思維與管制能力來看並無變化。還是老一套，比如國務院總理趕赴現場指揮，軍隊做為救災主力，政府仍將“牢牢掌握輿論引導權”當作“危機處理能力”的主項，媒體基本上都在表達黨與國家領導人對災區人民的關懷，展示國家的動員能力，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只是１９９８年網路未普及，有關災情的“謠言”沒有多少散布管道。經過了２００３年ＡＲＳ消息散布的教訓，此番中國當局於地震次日就抓捕造謠者，並以“災難當前，謠言須止”為由，讓網路媒體發布《共同抵制汶川地震中各類謠言倡議書》，高度自律。諸如地震之前為何沒有任何預報，救災過程中官員發生的貪污，中國當局拒絕境外專業援救隊伍及時入境的真實原因等，基本不在媒體報導範圍之內。

對於災害的解析仍以“壞事變好事”這一毛澤東的“辯證法理論”主導。１９９８年是部分經濟學家出面，用“破窗理論”向國人解釋災害有助於刺激需求，從而帶動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而現在則是用“多難興邦”論撫慰民眾那被傷害得千瘡百孔的心。

“豆腐渣工程”之多，與１９９８年堪稱異曲同工。１９９８年在九江大堤上，總理朱熔基看着毀損堤壩中用來充作鋼筋的細竹竿，氣得大罵 “豆腐渣工程”；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數百所學校驚現“豆腐渣工程”本相——相隔十年，中國各處曾垮塌了好幾座橋梁，如四川綦江彩虹橋等，但這似乎並未能夠使四川省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有所減少。

官吏們仍然對發國難財情有獨鍾。１９９８年洪區災民啼飢號寒之際，一些官員竟然在大吃甲魚宴。香港捐贈給災區的幾萬條毯子，有不少被鄉鎮幹部“截流”自用。這不堪的一幕如今竟又在四川災區重現。地震餘震未斷之際，一些災區官員被揭發侵吞、挪用救災物資，以及與不法商販勾結，利用多種手段趁國難之機牟取暴利。僅德陽市一地，已經查處民眾舉報的１３０多起涉及救災物資分配不公和挪用救災帳篷等違規事件。更有各處災民反映，當地鄉鎮政府發放救災物資時竟要民眾花錢購買。這種窮凶極惡的貪腐嘴臉，讓捐贈者頗為寒心。

官方仍然將救災看作政府施惠於民的一種特權，不允許民間組織染指。中國當局宣布，捐款者只應將錢捐給官方指定的三大機構：民政部、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而對民間組織的捐款卻一律打壓，如《牛博網》接受捐款的建行帳號被凍結。但這些官方信賴的慈善機構卻得不到民眾信任，中國紅十字會一開始就因帳篷價格過高而被眾多網友質疑，德陽市中江縣紅十字會，購買一萬多元的藥品，竟要求藥廠開五萬多元的發票。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但民眾志願參與救災卻表現不凡。在２００８年趕赴四川的救災隊伍中，有不少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志願者以及中國政府願意接納的國際救援隊伍。民眾更是利用網路發布了各種不被官方媒體報導的資訊，網路亦成為志願者募集捐款、組織救災志願者隊伍的一條主要管道。這樣的民眾，誰還敢說他們不具有參與民主政治的素質？這說明，不管當局怎樣打壓，中國的民間社會還是展現出不可小覷的活力，這正是中國人養成公民意識的前奏，也是中國未來希望之所在。

可以說，這十年，中國政府在社會管理能力與管理思維方面的“進步”屬於蝸牛爬行式，遠遠落後於民眾社會參與意識提高的速度。按國際社會的正常標準，危機處理能力並不包括政府的新聞控制能力，而主要是對危機的快速反應能力（比如救災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危機的善後事宜（比如災後的安置與援助）等問題。在未弄清楚中國當局對這次地震震情是否有瞞報現象，救災捐款正被一群群貪官污吏那一雙雙發綠的眼睛虎視狼顧之際，中國人切莫對政府期望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