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童工轉化為國家主人

作者：劉素珍

一、 進“殺場”

那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充滿仇恨的日子啊——

我的爸爸是個建築工人。媽媽九歲時，就進震寰紗廠做工。後來，媽媽生下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孩子多了，一拖累，就只好在家裡照看我們。在那萬惡的舊社會，物價飛漲，爸爸一天掙不了幾個錢，怎能養活我們全家八口人呢！我哥哥和六妹是有病無錢醫，拖死的。五弟是因我家欠高利貸沒錢還，債主要搶他去賣錢抵債，嚇得病死的。爸爸媽媽實在沒法子，只好把我寄養在外祖母家裡。

外祖母原先也是紡織女工，被日本鬼子打跛了腿，年老體弱，日子也很困難。因此，在我十一歲那年，就設法進了第一紗廠當童工。

每天半夜，雄雞才叫頭遍，外祖母就喊我：“巧，快起來上工。”外面北風呼呼地叫，破房子的板壁吹得嘩嘩地響，我蓋的雖然是一床象魚網似的破棉絮，但能多睡一會也是好的啊！外祖母怕我遲到不能進廠，就橫着心把我從被子裡拖出來。天空是黑黢黢的，我們家離紗廠很遠，我怕路上的狗子咬，又怕碰見壞人，六十多歲的外祖母，總是冒着霜風寒露，跛着腿，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牽着我到廠里去。

紗廠的鐵門還沒有開，我手提着母親做工時用過的破飯盒，束着圍腰，穿着一件破棉襖，站在鐵門外等着。江邊的寒風，把我的骨頭都吹涼了。

為什麼要去這麼早呢？因為，那時我才十一歲，個子矮小，資本家不發進廠卡片，我連做工的權利也沒有啊！多虧住在隔壁的塗伯伯，一紗北場的老工人，她看到我們婆孫倆人生活實在難過，就主動教我學點技術，為了將來好做工。我得趁人多時，牽着大人的衣角，從人縫裡混進去，其實，這都是資本家的鬼花招，他不給你發進廠卡片，不承認你是個工人，當然就不給你發工資，你進去了，就給他白干，有什麼辦法呢？為了日後能有工做，雖然白替人家幹活，那只有忍氣吞聲。

進廠了，站在細紗機台的前面，我還只有機台的一半高。換粗紗夠不着，我就用鐵盒子墊着腳去換。天板上的粗紗，更加夠不着，我不管危險不危險，咬緊牙關，兩腳踩在機台的鐵架上，放紗拿紗。每天連續十四個小時勞動，轉來轉去，爬上爬下，累得我上氣不接下氣。特別是做夜班時，圍着機台接頭，擺管子，掃地，真磨得我昏頭昏腦，兩腿發抖，有時蹲在地檢一朵白花，感到特別舒服，蹲下去就不想起來。如果是紗管掉在車底下，我能撲在地上找，那就更算是“享福”了。做完夜班，早上出來時，臉上煞白，就象棺材裡頭的人。就這樣，我一夜夜地熬，一夜夜地怨天不亮呀！

勞累還不說，我這個沒有卡片的人，象個見不得人的私伢一樣，還要格外擔驚受怕。資本家或者考工之類的人來車間了，我就嚇不過。他們在前頭，我就跑到車後頭，他們在後頭，我就跑到前頭，有時還跑到廁所里去躲。想學點手藝，想生存，真是難啊！每天早不見太陽，晚不見天，用水泡點飯還是偷着一口一口的吃，受累受嚇，連一分錢也掙不到。

資本家只顧他發財賺錢，哪管工人的死活。在三伏天，一進車間，工人們汗濕的衣服就完全貼在身上，經常有人中暑倒在地上。每天和我一路上班的童工魏英蓉，得了癆病，吐血，人瘦得象干雞子一樣，不但沒有錢治病，連飯都沒有吃的。她拖着病還在車間裡受折磨，終於死去了。這個受苦的同伴，在我心上刻下了可怕的痕跡。所以，每當我進車間時，渾身就起雞皮疙瘩，轟隆隆震耳的機聲，好象是轟炸機在我頭上威脅；一排排長皮帶嘩嘩地響，好象是皮鞭打在我身上一樣。我害怕這吃人的車間，憎惡這吃人的車間，每當我進了這個貼着“開車大吉”紅紙大字的“獄門”時，總是膽戰心驚。有一次，我回到家裡，含着眼淚向外祖母哀求：“家家，我寧可在外面檢渣子，做零工，也不情願在車間受這種折磨，這不是進紗廠，是進‘殺場’啊！”外祖母抱着我的頭，眼淚蔌蔌地說：“苦命的伢，不是我狠心，你曉得，在外面做零工總是有一天沒一天的，將來要能在紗廠做，雖說苦一點，事情總要長遠一點，你要咬住牙來熬啊！”

二、“替工”的日日夜夜

日日熬，夜夜盼，好容易學會了細紗值車工的技術，由生手變成了熟手。可是，在那暗無天日的年代，就是你有了技術，也不容易謀到工做，還要面子，托人情。後來，外祖母好不容易東拼西湊弄了一點錢，引我到街上去買了兩瓶酒，兩盒糖，餓着肚子去向頭佬送禮。

頭佬家裡，早擺滿了別人送來的禮物，有各種各樣的綢緞衣料，有繡花緞子鞋。她看我手裡只有兩瓶酒，兩盒糖，扳着臉說了一句：“放在桌子上，放在桌上！”我看見她那雙帶刺的眼睛，聽見她那冷酷無情的聲音，把東西一放，就趕快出來了。

我總算是取得了“替工”的資格，有了一張進廠卡片，進門的時候不用牽大人的衣服角了。可是，替工的日子也不好過，哪個機台上缺人，替工就得到那裡頂；哪裡生活難做，頭佬就往哪裡派，我原來是在一紗北場，後來又到一紗南場，人生地不熟的，年紀又小，這個推過來，那個推過去，象個陀螺，由他們抽打。我除了看守機台外，還要侍候頭佬；上班時，幫頭佬提飯盒子，拿圍腰。快下班時，又幫頭佬打洗臉水，抹身上的飛花，蹲在地上幫她提鞋子，就象她們的丫頭，這樣做，她們是否會對你好一點，多派活給你，或者不打你呢？

不！這些為資本家效勞的狗腿子，是沒有人性的。在三伏天裡，車間特別熱，機台燙手，衣服汗濕了貼在身上，一直沒有幹過。當時我腿上長了膿疱瘡，結成一個個的血疤子，飛花沾在上面，又癢又痛。生活難做，斷頭特別多，機台上開了大花。封建頭佬穿的一套青小紡褲褂，繡花緞子鞋，口裡鑲着金牙，手上戴兩個金戒子，象鴨子一樣歪來了。她站在車頭間，把腰一叉，嚇得我的手發抖，頭都不敢抬。她肩胛上吊着一個銀練口哨，口哨一吹，把我招到車前頭，不問青紅皂白朝我就是兩巴掌，還罵道：“去你娘的鬼，小婆娘，沒有用！”我只好忍着不做聲，一家人的生活要緊啊！她一直站在車前頭，看着我接頭；誰知這裡接了那裡又斷，機台上花越來越大。這時，她把我一掌推到粗柱上，又用毛輥照我頭上打，打得我火星直冒。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心裡一橫：在車間被你們折磨死，出去也會餓死，反正總是一死，拼了！我鼓起膽量，解下了身上的圍腰，朝頭佬身上一甩，怒吼道：“去你媽的，老子不做，看你還耍麼威風！”這一下，把頭佬驚住了。他萬萬想不到一個十二歲的小丫頭，竟敢反抗！在她發呆時，我哭着回家了。

第二天，廠門口出了布告：“‘替工’劉巧巧違反廠規，着予開除。”人開除了，工資也不給，做的工又白白送給資本家了。

三 “看誰是強盜！”

開除後，我和外祖母的生活就更困難了。

每天早上，我提着一個破籃子，到郊外挑野菜過日子。左鄰右舍的工人很同情我們婆孫兩個。和我一道當學徒工的肖荷生，看到我家比她家還苦，就把她做替工的一張卡片給了我。階級之情，叫人難忘。因為這張卡片上的名字是劉壽珍，所以，從此我就由原來的劉巧巧改名為劉壽珍，回到一紗北場做替工了。

替工工資特別低，每到發餉時，這名目那名目一扣，總是只得到兩塊多錢，可買二十多斤米。我和外祖母只能吃高粱羹加野菜度日子。年邁的外祖母，長期吃野菜，撈溝飯，冷一餐餓一餐，瘦得皮包骨頭，兩個眼睛深凹在裡面，日夜咳嗽不能入睡。就這樣，她還把米省下來給我吃。每天上班時，她挖一茶杯米，叫我帶到廠里去蒸飯，她自己就吃菜羹。我心裡過不得，在廠里捨不得吃，總是把米原封不動地用手巾包回來，偷偷地倒在米罈子裡。

在這種吃不飽穿不暖的惡劣條件下，我十四歲的時候得了病，又長了瘡。有病無錢醫，胸部膿泡發展得象雞蛋一樣大。就這樣，還是一天做十四小時的工。

毒辣的資本家，不但在經濟上剝削工人，在政治上壓迫工人，還要在人格上侮辱工人。他們豢養了一批搜腰婆和搜身漢。廠門口安上搜身欄，工人們下班後，就進到那一格一格木欄里排成隊，搜腰婆坐在板凳上，一個個地渾身搜查。一天，我下班出來，搜身婆摸到我胸口的瘡，痛得我叫了一聲，就往後一退。那狗婆象得到了什麼寶貝一樣的高興，硬說我是做假，是偷了紗，氣勢凶凶的拉着我，要解開我的衣服扣子看。當着那麼多人，我怕羞，急哭了。站在我後頭的工人都十分氣憤，大家喊的喊，罵的罵，有的說：“老子們要回去睡覺，少找別人小伢扯冤枉皮啊！”有的說：“你們這些婆娘們，吃了飯沒有事干，把老子們當強盜，放小心點！”你一句，我一句，幾百人在那裡轟起來了。搜腰婆們看見工人們的氣勢，不敢當眾解我的衣服。工人們都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搜身婆解開我的衣服一看，是個大烏瘡，不是紗，她怔住了。當時，我恨不得咬她幾口，氣忿地對她說：“你們為什麼把工人不當人，你們搞清楚，看誰是強盜！”搜身婆無理回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在那強盜橫行的社會裡，強盜冒充正經人，好人被誣成了強盜，這冤到那裡去伸呢？（未完待續原載[長江文藝]）

四、“搖班”

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全國政治、軍事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反動派作垂死掙扎，更加緊對人民的壓榨，工人們的生活越發困難了。大家今天望關餉，明天望關餉，可是每到關餉時，物價像長了翅膀，發的幾張金元券，像“冥鈔”一樣不值錢。

有一次，關了餉，我計劃買米、買柴。下了班，一回到家，我連飛花也顧不得抹，就夾着個口袋往外跑。從武昌糧道街、長街到十幾里遠的八鋪街，挨戶問了幾十家米店，都是一問三擺頭，沒有米賣。我從早晨六點多鐘一直跑到中午十二點，還是夾着空口袋回來了。

不是沒有米，是資本家把米又囤起來了。正當我們跑斷腿子買不到米的時候，紗廠資本家和偽工會從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資里，開辦了一個合作社，賣起配給米、配給油來了。我們擠着去買，買來一看，油里摻的有米湯，米里滲的有砂，資本家剝削人的手段真毒辣，工人們堅決反對！在廠里形成了一次一次的搖班（當時工人把罷工叫搖班）。有時，是一個場，有時是一個班。每次搖班時，一些領頭的工人，總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向資本家提要求、開展鬥爭的事。我們這些小鬼們，就三個一群五個一夥，把紗管一盒子一盒子地裝好，單等那些資本家、領班先生、封建頭佬走到車間，就請他吃“管子糖”。

有一次搖班，資本家派跑腿子到車間裡來了，要工人開車。不等他把話說完，我們的“管子糖”像雨點一般地拋去，打得他招架不住，一雙手把腦袋抱着，彎着腰、夾起尾巴跑了。看見狗腿子那些丑相，我又好氣又好笑。最後直到他答應了工人的要求，我們才復工。搖班的勝利，使得工人們鬥爭的情緒更加高漲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官僚資本家們感到局勢對他們越來越不妙，就和偽工會一起策劃，又在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們說報紙上公布的物價指數是指漢口的，武昌物價要低些，給我們發餉時來了個八五折，工人不同意。他們還說虧了本，八月中秋節的“紅錢”不發了。工人知道這是資本家在玩花樣，大家氣憤極了。因為我們一年做到頭，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借了債，有的等這幾個“紅錢”過年過節好開伙，現在他們想全部吞掉，工人們都鬧開了。

中秋節的這天，工人連飯都吃不到口，可是資本家和偽工會的一些傢伙們，雞鴨魚肉大吃大喝。這時地下黨組織，領導工人又開展鬥爭了。首先，我們要把跟資本家做幫凶的偽工會搞臭。工人們跑到偽工會副理事長陳九九的家大鬧起來。接着車間的工人們，又醞釀如何向資本家鬥爭：一條是工資不許打折扣；二條是五、八、臘月節日必須發“紅錢”。其實，當時我還不知道廠里有地下黨組織，只看見看見修機間的幾個男工師傅也跑到紡紗間來聯繫，說是南場做白班的工人沒有開車，還打一個渾名叫“豬尾巴”的狗腿子。

我們聽了都很帶勁。就在我們北場上夜班的工人剛接好班的時候，車間紅燈亮了，這是罷工的信號。剎那間，我們前紡、後紡的機台也全部關了車，一次全廠性的大罷工開始了。

官僚資本家的醜惡面目更加暴露得明顯，他們同偽湖北省參議長何成浚一聯繫（何是第一紗廠董事會的董事長），一個鎮壓工人罷工的毒計出現了。就在罷工的那天晚上，他們威脅工人開車，可是並不答覆工人的兩條要求。我們就堅決不開車。結果他們派來了警備司令部的稽查，和廠里的門警配合起來，半夜把全廠電燈一關，大門一鎖，使工人不知方向，拿起鐵棍子亂打起來。我和我的師傅肖四佬一道，一個警察用鐵棍子把我師傅的頭打得血直流。這時，更加激起了我們的憤怒，男工女工，搬運工人和職工家屬們在廠外聽說資本家打工人，都跑進來了。我們把電燈總門一開，廠門一打開，全廠幾千人一匯合，力量更大了。罷工隊伍像海潮一樣，又涌到資本家的辦公大樓。這一回，我爬到了三層樓上，看到資本家坐的沙發椅子，發亮的辦公桌，還有夏天用的電扇。當時，我想：資本家終日不勞動，坐在這裡亨天福，這些東西從哪裡來？還不是剝削我們工人的血汗。工人們看了也都非常氣憤，把資本家坐的桌子、椅子都掀倒了，玻璃窗子也打破了，滿地飛的是帳本子、帳單子……

第二天，我們全廠工又聚集起來，手牽着手，心連着心，浩浩蕩蕩到了偽市政府門前去請願。我們提出了五個條件：第一、受傷的工人，要他們負責一切醫療費用；第二、罷工期間工資照給；第三、以後發工資，再不許打折扣；第四、五、八、臘節日的“紅錢”照發；第五、懲辦兇手。不答覆這五條，我們堅決不復工。偽政府看見工人們這大聲勢，就裝模作樣，說是好商量，要我們先回廠等候，並說馬上解決。

老奸巨滑的何成浚，到罷工的第四天，不但不答覆工人的要求，反而派幾十名特務到廠里來找“線索”，說要抓共產黨，還威嚇工人：再不復工，就要關廠。我們絲毫也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復工，而且仍堅持我們提出的五個條件。這就樣，罷工堅持到第五天、第六天，資本家見軟硬都不行，只好答應我們的要求。這次罷工，可以說是大獲全勝，條條兌現。我的師傅肖四佬也被送進醫院冶療，我們開始復工了。

從多次的鬥爭中，我們懂得了一條真理：資本家總是要剝削、壓迫工人的，我們要活下去，就要和他們鬥爭。只要我們工人團結一條心，不管反動派和資本家是怎樣毒辣、狡猾、鎮壓，我們都不怕！

五、解放

解放前夕，美國鬼子，國民黨反動派跑了，那些長期壓榨在工人頭上的官僚資本家也要跑。臨逃跑前，他們盜走了廠里的流動資金和一萬二千件紗，連剩下來的一點破機器，也想運走。官僚資本家叫偽工會代表來說服工人，他們說：“工人靠手藝吃飯，像抗日時期一樣，我們把機器搬到後方去，你們也可以去。”工人代表袁道華（老工人、地下黨員）站出來說：“機器不能搬，我們身家老小都在這裡，死也死在湖北！”後來，資本家還是要搬機器，地下黨組織早在搬運工人中間進行了工作，搬運工人和我們一條心，堅決不肯搬。結果，官僚資本家這個陰謀計劃又破產了。接着，資本家又叫偽工會副理事長周三毛造謠說：“乾脆把棉紗分光賣光，不然共產黨一來共了產，我們一點也得不到。”工人代表袁道華馬上對大家說：“棉紗賣得多，資本家拿走的多，決不能允許他們賣！再說，棉紗是我們工人的命根子，一定要保護好！”

在地下黨領導下，工人們組織了護廠委員會，許多可靠的積極分子都背起槍桿，在一紗廠的東西南門都站上了崗。我和女工們就在倉庫里住着，日夜守着綿紗，不許壞人拿。那時候，工人們保產保廠的勁頭真高，連飯都不回家吃。一天，敵人的“破壞大隊”把一紗廠江邊的躉船炸掉了。我們工憤恨極了。晚上，這些傢伙們又想進廠來破壞，這時，我們把鐵門上裝上電絲網，上面寫着“小心觸電”，工人糾察隊員們拿着槍在門口堵住，他們看事不對就跑了。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解放的日子終於盼來了。解放軍進城的時候，我們拿着早就準備好的紅綠彩旗，去迎接親人，許多人激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接着人民政府派來了軍管會工作組來到廠里。他們一進廠，首先關心我們的生活，看到工人沒有開伙的，馬上發了米。接着，又運來了一船一船的棉花，工廠很快恢復了生產。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廠里的一切都迅速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工廠的柱子上、牆上、機台上，到處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工人階級是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國家主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我看到這些標語，心裡真是高興。

不久，工作組的同志找我談話，那句句話都說到我的心坎里。他們說：“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天下，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工廠要靠工人來管理啦！”接着，全廠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我被選為職工代表。當我胸前戴上一朵紅花，紅佩條，第一次坐在會場聽報告時，心裡真是振奮極了！我想，過去老是倒霉受氣，被資本家、頭佬踩在腳下過日子的人，現在卻當了代表。

在民主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吐出了長期積壓在心裡的苦水，在台上講得痛哭流涕，場裡的姐妹們也在台下流着眼淚。後來，把那個長期騎上工人頭上的大反革命分子周三毛槍斃了，這給我們工人出了大氣。那些壓在工人頭上的大石頭、小石頭通通都搬掉了，我們才真正從政治上翻了身，腰杆更加硬梆起來。

盼望了多少年的文化學習，也終於實現了。工廠舉辦了業餘文化學校，工人識字課本，成了我最心愛的東西。上完課，我用圍腰把書包好；回到家，在清油燈下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我身上裝了很多香煙盒紙，那是我的學習筆記本。一有空，就學寫字，廠里的柱子、地下的石頭都是我的寫字檯。識到幾百字以後，我就學會了讀報，還當上了黨報、工人報、廣播電台的通訊員。經常把我們車間的生產、生活、學習，工人的要求和意見，向報社反映。場裡的姐妹們在報上看到我的名字時，都為我高興得跳腳，她們說，現在報紙也變成了我們工人的講話台了。

黨不斷培養撫育着我。一九五一年，我脫產當了幹部，五二年，加入了黨，五五年，組織上把我送到北京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學習。特別難忘的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我們學校的全體學員，我看見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毛主席啊！是您領導着全國勞動人民翻了身，我才從奴隸變成了國家主人；是您才使我由一個無知的女工，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現在又當了黨報的記者。沒有黨和您的領導，就沒有這一切。我常常想，今天，我雖然翻了身，可是，世界上還有千千萬萬像我過去一樣受盡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還在過着極悲慘的生活。為了求得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我一定聽黨、聽毛主席的話，堅決革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