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毛澤東
[ 寒微學人 ] 於2008-06-09 20:41:10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認識毛澤東
楊新英
（作者的信：這是在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20周年時寫的，現在已是30周年了，翻了翻感覺還有價值，於是傳給貴網。）
前些年曾經炒過一陣“毛澤東熱”，雖然是市場應社會心理的景，但的確也有不少關於毛澤東的文獻資料呈現在世人面前，走下神壇也好，走上神壇也罷，毛澤東在中國人心目中更多的是神的形象。毛澤東對於中華民族如同拿破崙對於法蘭西民族，他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任何人不能替代也不能否認的。
在瀏覽了諸多毛澤東的傳記、回憶、紀念文章和研讀了老人家的部分著述和書信之後，我也形成了自己對毛澤東的看法，這種看法既不同於有諸多證據的考證，也不同於專家學者的專題研究；既不是尋根溯源的傳記，也不是感同身受的回憶；完全是一種建立在駁雜印象和粗泛了解基礎之上的、主觀的揣測和臆斷。人常說“一千個人眼裡就有一千個拿破崙”，我相信一千個中國人眼裡也有一千個毛澤東。
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偉大的理想主義民族英雄逝世二十周年。
一、作為五千年華夏文明回應時代挑戰產物和傳統文化最傑出代表的毛澤東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是風雲際會天翻地覆的偉大時代，同時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動亂年代。當此之時，在西方列強的肆意掠奪和西方文明的劇烈衝擊下，中央帝國固有的傳統政權體制已經全面崩潰，傳世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也面臨着嚴峻的挑戰。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向何處去”已經成為重壓在幾乎所有中國人心頭的極為嚴峻而又迫切的問題。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重任，歷史的落在這一代中國人的肩上。從孫中山到袁世凱，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各逞其才，各用其能，都以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唯一正確的救國之道。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都是華夏文明回應時代挑戰的優秀產物，也都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面。然而，他們卻並不能全面體現傳統文化回應時代挑戰的精髓，儘管他們可能自以為全面領會和代表了這種精神，但時代並不認可，歷史也不認可。
具有五千年歷史的華夏文明，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滄桑巨變，竟能夠一脈相承延續至今，在世界歷史上簡直是一個奇蹟。然而，這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文明，卻從十九世紀中葉遇到了她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到本世紀初，腐敗透頂的滿清帝國已經氣息奄奄回天無術了。面對這空前的歷史困境，前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繼有康梁的戊戌變法、後有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蔡鍔的護國運動，可謂前仆後繼不屈不撓。
但是，接踵而來的袁世凱復辟、北洋軍閥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都自以為是新時代“承天命”的真命天子，割據混戰互不相讓，使得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歷史使命遭受嚴重挫折，中華民族始終未能擺脫岌岌可危任人宰割的命運。無奈的歷史只能無奈地選擇了一位過渡性的亂世梟雄－－蔣介石，依靠北伐戰爭和縱橫捭闔的政治手腕，整合派系紛雜的各種勢力，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建立了國民政府。然而，繼承傳統有餘，借鑑創新不足的蔣氏，不僅從孫中山那裡承襲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傳統理想，而且也依然信奉忠孝仁義那套祖傳古董，家天下的作風和派頭依舊如故。
毛澤東是唯一的，而歷史的選擇卻是多樣的。面臨嚴峻的時代挑戰，博古通今、熟知歷史的毛澤東，恰如其分地既把握了傳統又把握了時代精神，他不僅巧妙地在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思想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間，找到了理論和文化心理上的契合點，而且在深厚博大的歷史背景中，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基本要求，有着最廣泛的了解和最精當的詮釋。更重要的是，他極為了解他想要達到目的所必需的、最具制度破壞力的人群－－備受中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現代工業組織制度和傳統的封建人身依附等級制雙重盤剝、一無所有的產業工人，大量失去土地每天在生死線上掙扎的農民，以及為數不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於毀滅一切的流氓無產者。他不僅了解他們的要求，而且熟諳如何組織、利用、刺激和控制他們的必要手段和技巧。
阿基米德曾聲稱“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橇動地球”，毛澤東則不僅掌握了“槓桿”，而且找到了“支點”。但在他之前，諸多英雄豪傑文武聖賢，卻往往左衝右突千折百回而不得要領。或者僅僅是得到了權位而缺乏創造歷史的能力，或者只是空有報國救民的理想而缺乏應有的權威，或者也就只是一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混世魔王。但在現實社會政治中，僅有槓桿或僅有支點，都只是建立偉業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只有兩樣同時具備，才是建功立業創造歷史的充分必要條件。毛澤東所獨具的這種超凡絕倫的能力，使他在遵義會議以後的歷次對內對外鬥爭中，總是能夠化險為夷立於不敗之地。雖然為了獲得這種能力，他也曾做過艱苦地探索，也曾付出過極大的代價，甚至險些付出了生命。
曲曲折折的歷史經過反反覆覆的選擇，最終選擇了他最傑出的代表－－毛澤東。
按照儒家的正統觀念，前溯到唐堯虞舜時代的天下大同，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而聖人則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積極入世、公而忘私的聖人，他的生命和榮譽不能離開他的社會實踐，並在他參與社會實踐、尋求天下大同的過程中完成他作為“聖人”的標誌－－“立德、立功、立言”。
中國自有文字的記載以來，大聖人孔子不過僅僅完成了“立言”，立德之事只因為和一個絕色美人－－南子多聊了幾句而成為千古話柄，立功更連機會也沒有；亞聖孟子也只是立言，立德因其“民貴君輕”思想而為歷代權貴所詬病(用時下的話來說就是所謂政治思想覺悟不高)，立功也無從提起。此後歷經漢唐宋多家，董仲舒、韓愈、程朱等，立言也大抵偏執一隅往往立歪，立德立功更無從談起。直到滿清已走下坡路時，才從湖南鄉下出了一位挽狂瀾於既倒的末路英雄和聖人－－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一應俱全，不僅被清廷赦封諡號“文正”，而且被諸多文人學士奉為“五百年來第一人”。
非常有趣的是，毛澤東年輕時即極為推崇這位同籍先輩，稱“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更為有趣的是，毛後來的多年對頭蔣中正，竟也極端崇拜曾國藩，行走必帶兩樣寶器：夫人宋美齡和<<曾文正公全集>>。 蔣曾言 夫人宋美齡無論如何都可以抵五個加強師，但不知在他看來，“曾文正公”又價值幾何？
據說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認為他們與丘吉爾和英美同盟國的戰爭乃是Civilization(文明)和Culture(文化)之爭，因為Civilization是僵死的Culture，而Culture才是鮮活的Civilization，大日耳曼民族肩負着拯救人類精神，用Culture統一世界的歷史使命，因此，他們是為Culture而戰。那麼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毛蔣之爭似乎可以看作是兩個曾文正或兩個中華文明之子的爭鬥。他們都是為華夏文明而戰，只是毛代表了新生的華夏文明，而蔣則代表着傳統的華夏文明，在毛早已走出曾文正時，蔣卻依然亦步亦趨沉迷於曾文正，不僅在剿共時奉行“寧可錯殺一千，勿使一人漏網”的“曾剃頭”政策，而且在大渡河邊也要刻意效仿曾文正。
歷史的表象常常是那樣驚人的相似，而歷史的結局卻往往出人意料的不同。帶着<<曾文正公全集>>，在大渡河邊攔截毛澤東的蔣中正，當仁不讓地以“曾文正公”自居。而在他看來，毛澤東自然是那個應該全軍覆沒的石達開，可惜歷史這一次並沒有成全他。此後的所有歷史都能夠證明而且已經證明：毛澤東才是本世紀中國唯一的“曾文正”，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符合儒家正統“聖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標準。
歷史自有歷史的邏輯，它毅然把蔣氏放逐到台灣島，而代之以歷經磨難飽經憂患的民族英雄－－毛澤東。但不知蔣公退居台灣島以後是否還在研讀曾文正。
毛澤東作為華夏文明回應時代挑戰的產物，也體現在他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終生不渝的濃厚興趣和深厚感情上。當有人問如果他不能成為中國的領袖，他能做什麼時，他非常自信的回答：可以做一位一流的 歷史 教授。他不僅對自己的歷史功底充滿了自信，而且終生未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因暗扣了傳統文化的最高社會理想－－世界大同，才因此得到了他真誠的信奉和景仰，他太容易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儒家的世界大同之間找到一種共同的血緣關係了。
有人說毛澤東一直認為中國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馬列主義。他不相信從馬列主義大本營蘇聯回來的理論家，也不相信共產國際的欽差理論家，關鍵在於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了解，遠遠達不到他所期望的程度。他們所信奉的共產主義，毛澤東可以輕而易舉的從儒家的社會理想中採擷出來；他們所應用的辯證法，毛澤東又可以從道家的始祖老莊那裡承繼過來；他們所崇奉的唯物主義，則更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世俗生活的應有之意。因此，毛澤東說“山溝里可以出馬列主義”。他的國產“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中如魚得水無往而不勝，成為後來所謂“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蓋緣於他的思想是生長在豐厚的中國文化土壤之中。
毛澤東的“馬列主義”，形式上是從蘇俄引進的樹苗，開的是馬列之花，但汲取的卻是中國傳統的水土養料，結出的也是中國風味的智慧之果，“國產化率”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因而才能夠在中國的實踐中左右逢源遊刃有餘。毛澤東決不會通讀幾十遍<<資本論>>，更不會在馬恩列斯全集的字裡行間去尋找中國革命的真理，而那些滿肚子滿腦“布爾什維克主義”、動輒通讀十幾遍馬恩列斯全集、甚至連頁碼也倒背如流、亦步亦趨緊跟蘇聯的正宗理論家，卻恰恰是毛最不經意甚至最覺可笑的酸腐文人和書呆子，“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他們往往在中國的實踐中，處處碰壁寸步難行。因此，毛澤東不相信那些具有國際背景的正牌理論家，認為他們不懂“馬列主義”，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影響貫穿始終，影響之深、作用之大，遠遠超過了作為外來文化的正宗馬列主義。對於這一點，恐怕只有最貼近毛的江青、康生、陳伯達，以及深諳毛思想根底的林彪等人，才能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並且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林彪的“克己復禮”、“活學活用”、“天才論”、“四個偉大”等等，其實是恰到好處地投其所好，而且也的確達到了目的，得到了毛的信任。這就難怪當年中蘇論戰時，蘇聯的正宗理論家認為毛的“馬列主義”不過是野狐參禪，而毛則認為蘇聯的“馬列主義”不過是僅得皮毛而且塞進了自家私貨的修正主義。
二、作為傳統文化創新者或叛逆者的毛澤東
毛澤東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傑出的繼承者，另一方面又是傳統文化最大的創新者和叛逆者，或者說是傳統文化最大的創造性背叛者。在繼承和創新上，他更多的表現出了創新的一面。沒有背叛和創新，就不是毛澤東，在毛的天性中，既潛藏着“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做聲”的王霸之氣，也隱含着不甘人下的叛逆精神和創造衝動。為毛終生所看重的辯證法，在對毛本人的分析和認識上也同樣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
毛本身就是一個複雜而又奇異的矛盾組合體，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唯物主義，又有唯心主義；既有馬列主義，又有民族主義；既有絕對主義，又有相對主義；既有權力意志論，也有近代民主思想；既有理想主義，又有現實主義；既有絕對性，又有辯證法；既有傳統性成份，也有現代性成份；既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又有扶弱濟貧的英雄理想；既有英雄史觀，也有奴隸史觀；既有個人主義的自我實現，也有天下為公的無私奉獻。在他的氣質中，既有王霸之氣，也有農民氣質；既有雄健豪放，也有縝密細緻；既有浪漫情懷，又有實事求是；既有穩重莊嚴，也有幽默詼諧；既有儒雅瀟灑的書卷氣，又有豪爽放浪的綠林氣；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激進的一面。許許多多看是尖銳對立完全不相容的東西，在他身上表現出來卻是那樣的和諧自然甚至天衣無縫，如同畢加索那幅名為<<和諧>>的畫,魚在鳥籠而鳥在魚缸，畢加索對此解說道“在和諧中，一切都是可能的”。
時有正統的高明論者放言“毛澤東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毛澤東是一位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等，把毛徹底的絕對化，一本正經的緣木求魚之態，不禁令人啞然失笑。每聽此類言語，總讓人覺得好象是在誣衊和作踐毛澤東，果真要是那樣絕對、那樣單純，那就決不是毛澤東。出此言者，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做蠢邀寵，或是還有其它動機，他似乎不明白人的思想和感情，從來就不是單一和純粹的，毛更是把所有看似矛盾和對立的東西巧妙地融會貫通靈活運用的典範。菲茨傑拉德有言“檢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上乘，就看他的頭腦中，是否能夠同時容納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而無礙於其處世行事”，誠如是！
毛同時也是解決矛盾和把對立面巧妙完美地結合起來的聖手，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的<<論持久戰>>、他的<<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他的<<論統一戰線>>、<<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以及他那充滿哲理色彩的<<矛盾論>>、<<實踐論>>等，無不表現出他巧妙獨到地把握時勢和處理矛盾問題的高超智慧。而在毛的辯證法中，對立面的轉化則更是變化萬千精彩紛呈，毛對事物盤根錯節紛繁複雜的轉化時機和變化分寸的把握，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然而，正是這些最精妙的華彩樂章，在有些人看來，反而成了毛澤東翻雲覆雨變幻無常的證據。除了不求甚解的訛誤之外，曾經深受“文革”和與國民黨鬥爭或者黨內鬥爭之害，因而從感情上對毛極端憎恨，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然而，事實上毛澤東並不是一個沒有原則，反覆無常的人，而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歷史責任感、善於把握時機當機立斷的曠世英雄。他不拘禮法、不拘形式，既不緣木求魚，也不墨守成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崇洋師古，而是遵循“大禮不辭小讓，大節不拘細謹”的原則，提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而，時有創新之舉，神來之筆。
他象一位善於調和鼎鼐的烹調高手，什麼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傳統文化、三皇五帝，在他都不過是烹調的主料配料和高湯佐料，文火慢燉也好，猛火爆炒也罷，萬變不離其宗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引向繁榮幸福的世界大同－－共產主義。也許在達成目標的具體操作中，手段是粗糙的甚至是殘酷的，代價是沉重的也是巨大的，然而毛最大的心理安慰卻是：目標是神聖的！當然他也深深地意識到了這樣一個困惑和悖論：想要達到目標，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不得不採取某些手段，但這些手段有時卻恰恰完全走到了目標的反面！而放棄手段也就意味着放棄了目標。但要放棄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對於毛澤東這樣一位英雄，則無異於自甘平庸、自甘寂寞、自甘墮落，甚至是喪失生命意義的自我否定，這是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容許的，這也是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一般安享江山，坐享其 成的昏 君庸主的最大特徵。
因此，要全面的理解毛澤東，僅僅意識到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繼承者是不夠的，更要深刻地體察到他同時也是傳統文化最大的創新者和革新家，以及他在繼承與揚棄，毀壞與創新之間這種錯綜複雜的雙重變奏關係。他企圖結合他對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的理解，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的、出於浪漫主義理想的現代改造，並領導傳統中國快速進入現代文明，進而達到富國強民的目標。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由於條件和閱歷所限，毛對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在這方面，他遠遠不及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曾經出國留洋、對現代工業文明有直接感性認識和具體經驗的領導人。只有深刻地理解了這一點，毛所一手策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超英趕美”，以及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兒看過去，將是一片大煙筒”等，就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錯誤，毛之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後來的“批林批孔”和評水滸批宋江，也就成為合理的邏輯必然。
自稱有“七分虎氣三分猴氣”毛澤東，青年時代曾寫下過“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和“要把宇宙等稷米”的詩句，壯年時代更有“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和“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的沖天豪情，暮年時期也有“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的嘆惋和徹悟。其蓋世英雄的博大胸懷和“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遠大抱負溢於言表，其洞悉歷史觀悟世事的胸中丘壑，昭然若炬。
然而這位敢於睥睨一切的英雄，卻終生敬佩那位“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中國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
他給予魯迅的評價和榮譽，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沒有得到過的，“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魯迅的人格品質更符合他的人格理想，魯迅特立獨行的意志品質更與他相知相通，他也更容易與魯迅在思想和精神上取得應和。毛澤東也曾經說過“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以毛率真無畏的性格，這決不是應景的敷衍之辭，而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直到晚年，毛澤東讀的最多的，還是魯迅的著作和歷史典籍。
他和魯迅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叛逆者和創新者；他們都深知傳統文化，都對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一往情深；他們也都深深了解傳統文化薰陶下的中國人，熟知他們人性的質樸和陰暗，愛至深而又恨至切。他和魯迅所不同的是：魯迅對現代文明和現代人理解得更為透徹更為深刻也更為明晰，而毛由於早年的經歷所限，在這方面則遠遠不及魯迅，他對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理解，更多的是出於感性理想，因而難免流於浮泛和模糊；魯迅更多地是批判和解剖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人性的陰暗面，力圖通過針砭而療救和改造中國人的精神，而毛則是更多地利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人性的弱點來奪取政權，然後再利用政權的力量反過來改造文化和人性。
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改造方向和改造目標上，毛澤東和魯迅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取向。沒有人比他和魯迅更透徹更深刻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但魯迅只是藉助於筆桿子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精神，而毛澤東則要藉助於槍桿子的力量來達到同一目的。因此，在完成武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後，他要完成魯迅未能完成的文化革命事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且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和魯迅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和革命，但不同的是，魯迅採取的是現代文明所必要的啟蒙方式，毛澤東則採用的是“馬列主義”的革命方式，而他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也就不可避免的帶有中國傳統色彩，最終難免落入了以傳統改造傳統的怪圈。這就註定了毛澤東和魯迅，出於同一目的而採用的兩種不同方式的革命，具有着不同的效果和不同的命運。
毛澤東青年時期寫給蕭子升和蔡和森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又說人心不足蛇吞象……希望用教育來挽回人心，是不切實際的。朱子說'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人心只向擴張的方向走，不向縮減的方面走，要攔住他，必得有一種強力把它打回去……我以為只能藉助於政治的力量”(大意如此，原文見<<毛澤東青年時代書信選>>未查到)。
依此看來，毛澤東藉助政權的力量來完成他改造文化和改造人性的構想，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已經形成了。這是亙古以來，除了上帝和宗教先知之外，沒有人敢於嘗試和能夠完成的天字一號難題，但以毛澤東頑強堅韌的意志、堅毅倔強的性格和冠絕天下的權威，他不信這個邪，他不但敢於思想而且敢於行動，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造中國的文化和人性，他和魯迅出發點相同而方向卻大不相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大革命通常的前置定語“史無前例”，也就不再是虛妄的誇大之辭。
拿破崙曾言“從偉大到荒謬只有一步之差”，這或許是任何一位偉大的英雄早已註定的歷史命運。以神聖正當的目的和初衷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由於種種目前還難以判明的原因，最終卻不得不以荒唐和悲涼來收場。以此觀之，毛澤東晚年的困惑和悲劇，就不但在情理之中，而且也在歷史命運的預定之內。
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英雄不是以悲劇收場。也許悲劇的根子早已深藏在英雄那躁動不安永不滿足的性格和思想之中，這就是命運。永不滿足既是他建功立業、創造奇蹟的內在動因，也是他釀致悲劇的個性根源，這一悖論也同樣符合歷史英雄的辯證邏輯。
據說毛晚年曾自我評價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個是把那個蔣委員長趕到了台灣，一個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對於前一件事，大概沒有人反對，但對於後一件，說法就不一樣了。到底怎麼樣，還要看！”這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他對“文革”既看重又懷疑、既不想輕易否定又不能完全肯定的複雜心情。也許他已經意識到了“文革”的悲劇性，但卻對其初衷的正當性堅信不疑；也許他早已體察到了改造人性的艱難與複雜，以及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影響極其深厚的國家，進行理想的現代化改造的無奈與艱難，他同樣也會感到困惑和迷惘，也會體味到深厚凝重的孤寂、悲涼和挫折感，但依他那特立獨行堅毅果敢而又永不服輸的個性，他又決不願輕易尋求幫助和承認失敗，他寧肯選擇孤獨和忍耐。因此，晚年的他也曾不由得感嘆“再過一千年，也許我們都是錯誤的！”
英雄暮年猶自壯心不已，然而已是神不及思力不從心了。每看京劇<<白帝城>>和<<五丈原>>，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澤東的晚年，心下不禁悽然。偉人已逝再難回頭，千年迷霧萬般情懷，永無破解之日，言之泰然而又思之倀然，誰又能確切地體味到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心境呢！儘管文化革命不成功，文化革命是悲劇，但他卻是英雄失敗的創舉，英雄無奈的悲劇，也是時代的創舉，時代的悲劇。我們曾經接受了英雄帶給我們的榮耀，也應該坦然接受英雄帶給我們的悲劇和災難！我們應該無怨無悔！
三、作為歷史英雄和“時代精神”的毛澤東
歷史之所以選擇毛澤東，不僅因為他是華夏文明的優秀繼承者，而且因為他也是華夏文明的卓越創造者，他肩負着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和時代重任。按照康德、黑格爾和卡萊爾的說法，毛澤東就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時代精神”和“絕對理念”。他是那個時代的歷史進行了長期多次選擇的英雄。而在他之前，共產黨之外有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廖仲凱、蔣介石、汪精衛、甚至還有戴季陶、胡漢民以及李宗仁等，共產黨之內則有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向忠發、李立山、王明、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張聞天、張國濤，甚至還有共產國際的洋專家李德以及工人領袖顧順章等。但是，所有這些能力不同、個性迥異，也都是非同等閒的人物，卻沒有哪一個能夠擔負和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常言說“時勢造英雄”，而在毛澤東之前，時勢似乎並未造就任何一位能夠擔負和完成歷史重託的英雄，反倒好象是所有的人物和歷史事件，都在為那位真正的“時代精神”或“絕對理念”準備出場的條件和烘托登台的氣氛。
毛澤東有一個經常被當作聖經引用的著名論斷：“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新紀元”，而鄧小平對毛澤東也有一句中肯而恰當的評價：“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就可能失去他賴以施展雄才大略的組織基礎，而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則很可能早在“五次圍剿”，遲至大渡河邊，就覆亡在蔣介石的屠刀下了。站在遵義會議舊址那幅已經泛黃的紅藍兩軍形勢地圖前，你不由得不嘆服毛澤東那近乎神話的偉大創舉。
帕斯卡曾說過：“如果克里奧巴特拉的鼻子矮上一分的話，整個歐洲歷史就將重寫！”，悉尼.胡克也認為，如果沒有列寧，“十月革命”就不會發生。那麼，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就將是完全不同的結局，整個中國現代史也就將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我們也許不能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革命，也許同樣不能說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但我們卻有足夠的理由可以推斷：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可能就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國旗就可能是青天白日而不是五星紅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首都可能是南京而不是北京；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可能由鄧小平來倡導；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也將迥然不同；如果沒有毛澤東，世界的格局也將不會是目前的狀況……神由思弛可以無窮無盡，但鐵定的歷史卻容不得半點含糊和假設，它只承認事實和史實。中國正因為有了毛澤東，才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了社會主義革命，才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才有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國現代社會不言而喻的歷史前提。
悉尼.胡克認為英雄可以分為事變性英雄和事變創造性英雄。而毛澤東卻很難這樣簡單地稱為是事變性英雄還是事變創造性英雄。他生逢其時，卻又獨具創造性；他尊奉傳統，卻不拘泥於傳統；他信奉馬列，卻不迷信教條；他提倡民主，卻常常獨斷專行；他蔑視根深蒂固的奴性，卻又不得不經常利用這種奴性；他崇尚和讚賞有個性的英雄，卻又不能容許他超越自己；他既有寬宏仁厚的一面，也有獨斷疑忌的一面；他既有人道主義的一面，也有不盡人情的一面；……但“克己奉公，不徇私情”卻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作風，“公事論理，私交論情”則是他一貫的處事原則。他是多種矛盾和諧統一渾然一體的矛盾聚合體。他不僅在智慧、思想、能力、膽識方面超群絕倫，而且在意志品質、氣質修養、個性特徵方面也卓爾不群獨具特色。他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完全具有個體自覺性和主體獨立性的英雄。
卡萊爾說過“一個英雄可以使千百年的歷史生色”，毛澤東正是這樣，他不僅使我們所處的時代生色，也將使我們子孫所處的時代生色，儘管他對於“文革”這樣的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但“文革”及其災難性後果，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傳統和時代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包括不少曾經受到過那場災難煎熬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夠擺脫歷史的詰難呢？“文革”的歷史到目前為止，還是一段不明晰的歷史，只要是真實的歷史，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我們終會看到“文革”歷史真相大白的時候。但無論如何，我都堅信：將來公開的所有歷史檔案和歷史記錄，將不僅無損於毛澤東作為歷史英雄的地位和聲望，而且可能使那些曾經在“文革”中肆虐無行，事後卻以受害者面目現世的人物，重還其真實嘴臉，從而反證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某些人的鬥爭和打擊，不僅是合理的和不得已的，而且是正當的和必要的。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要論完全地繼承傳統，毛澤東也許不如蔣介石；要論繼承和把傳統文化的精華發揮到極致，毛澤東也許不及周恩來；但是，若論膽略、氣概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則誰也不如毛澤東。毛澤東歷來不懼危難和混亂，他是一位駕馭亂世的能手，局面越困難，情況越複雜，別人越是驚惶失措束手無策，他越是從容自若舉重若輕。他有一種在危難和困境中扭轉乾坤大展雄才的天然瀟灑氣度。周恩來的謙和儒雅和仁愛寬容、劉少奇的機敏果斷和嚴謹慎重，都獨具個性特色，你甚至可以說周恩來完全達到了中國傳統中儒相的最高境界。但是，迄今為止，中國的任何一位領袖人物，在政治戰略和軍事藝術的獨創性上，都是無法和毛澤東相提並論的。
“是真名士自風流，唯大英雄真本色”，儘管“文革”的造神運動把毛澤東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毛本人對此卻嗤之以鼻並不在意。是那個時代和具有五千年奴性傳統、缺乏主體獨立性和主體尊嚴的人們，習慣性活學活用了祖傳的方式，以空前高漲而且難以拒絕的政治熱情，積極主動、死心塌地的、非要把毛捧到了“神”和“超人”的地位不可。做奴才達到如此堅決徹底的程度，就不僅僅是一種討好邀寵的手段了，而簡直是一種忘我無私的完美境界。“萬歲！萬歲！萬萬歲！”豈只是林彪元帥一人造作？
當然，毛澤東也的確具備了一位偉大的英雄人物所需具備的幾乎全部素質－－思想、能力、個性、意志品質以及那種似乎是與生俱來地領袖魅力。然而，一個民族最大的悲劇在於：構成這個民族的人們，沒有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所必須的主體獨立性和人格尊嚴、沒有屬於自己的主體思想和個人情感，而僅僅只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頭腦，也沒有是非觀念和人道良心的烏合之眾。這樣的民族，沒有災難他們會製造出災難，有了秩序他們也會毀滅秩序。
中國似乎再也不可能出現毛澤東那樣真正的偉人和英雄，但是，中國卻有五千年見了皇帝和官員就不由自主地膝蓋發軟的阿Q傳統，加之目下的宣傳和吹捧手段，花樣翻新空前發達，美其名曰“包裝”或“炒作”。因此，中國即使不再出現毛澤東那樣真正的英雄，但如果要刻意“包裝”或“炒作”出一系列“精裝英雄”和“假冒偉人”，供全世界人民瞻仰，卻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其一時的轟動效應，也許會超過毛澤東，只是“各領風騷沒幾年”而已。不過，市場即便是炒作出幾大盤子幾大簍鬨動一時的“時鮮英雄”，其實倒並不可怕，最多不過從人們兜里掏些鈔票，增添些茶餘飯後的談資罷了。而最可怕的，則是政場上爆炒出來的“偉人”，他的能量則要大的多，不僅可能掏空人們的腰包，而且可能掏空人們的思想、良知、道德和人格尊嚴。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中國突然爆炒出那麼一位“偉人”，為中國人民爭臉，給世界人民嘗鮮，則中華民族的另一場災難和浩劫就將為期不遠了。“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民族共同促成的災難，而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責任。
專斷獨行也好，殘酷無情也好，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制度的規定性無法改變也無力改變，“你死我活”才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真實寫照。沒有人比毛澤東更清楚：不同陣營的蔣介石掌權沒有他毛澤東的生存餘地，同一陣營的其它人掌權更沒有他毛澤東的生存餘地！中國的政治傳統歷來如此，“狐兔死，走狗烹”豈但僅僅是歷史的偶然？惟我獨尊的帝王既不允許勢均力敵的均勢，也不容忍“功高震主”功臣；既不允許“十日並出”的無序，也有“朕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慣性心理。迄今為止的中國政治現實，難道不是如此？毛澤東不過是在中國社會及其文化背景下，按照中國傳統的政治規則，玩中國的政治遊戲。
The game is over!The game is inprogress!毛澤東既不需要辯解也不需要證明。
鐵一般的歷史早已作出了自己的證明。本世紀的中國歷史，雖然是豪傑並起英雄遍地的動亂年代，而在我看來，最能體現本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歷史變遷軌跡、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影響最大的，則主要是如下的三個半英雄：毛澤東、孫中山、鄧小平和半個英雄－－蔣介石。
這幾位個性不同風格迥異的英雄，毛澤東是最具浪漫色彩、特立獨行精神最強的理想主義英雄；孫中山是最具道德神聖性、溫和仁厚而又韌性十足的改良主義英雄；鄧小平是最具堅毅實用的政治智慧、剛柔兼具而又豁達大度的現實主義英雄；而蔣介石則是最富有智謀機詐和縱橫捭擴的政治手腕、深受傳統影響、終生籠罩在孫中山影子裡的亂世梟雄，所以只能算半個英雄。
關於毛澤東，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來進行研究和評述，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更是非常寬廣。理解了毛澤東，也就理解了中國；理解了毛澤東，也就理解了中國的政治現實。毛澤東是中國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歷史前提。
毛澤東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間，中國發生了她五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化。現在，連世界“大哥大”美國人、世界“二富”日本人也竟然未雨綢繆地叫嚷“中國威脅論”了。雖然中國目前的實力尚不足以威脅任何人，但中華民族這二十年間的發展變化則是任何人都不能輕視的。中華民族在慶幸得到了她五千年文明所孕育的優秀兒子－－鄧小平的時候，也將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另一位偉大兒子和英雄－－毛澤東。
2006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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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裡只有毛主席是最偉大的!! [ 220.114.38 2008-06-09 22:04:28 ] 16字 [ 0/0/0 ]
一個不惜自己粉身碎骨也要救老百姓於水火的人，他是大寫的人 [ 黃家大嶺 2008-06-09 22:00:05 ] 0字 [ 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