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的意外終止

順利地拿下百靈廟，蔣介石更加相信偽蒙軍不堪一擊，因此力主傅作義再接再勵拿下商都和張北，以給偽軍致命打擊，以便能夠在較長時間裡使其不敢再行騷擾和蠶食綏遠，製造內蒙古獨立。但是，閻錫山等卻並沒有因為百靈廟大捷而特別歡欣鼓舞。他當即電告傅作義不要急於進攻察省境內的商都和張北，“對察戰事靜候我公辦理可也。”[65]

閻錫山的顧慮不是毫無道理。傅作義這時有報告稱，關東軍發出通告謂：“聞綏遠軍曾於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內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溝，原來在長城以北之察省區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與土肥原兩氏之協定，曾有中國軍隊不得侵入該區域之一步之決定，綏遠軍此次之行動顯系違反此項協定。故今後如再有此種行動時，則關東軍不論出任何行動，其責任亦歸綏遠負之。”此則通告顯示對商都，特別是張北發動進攻，將冒相當風險。雖然傅作義根據南京中央和閻錫山的建議，公開否認有此協定，並表示：“際此大軍進剿，當然對該通告應置之不理，以利軍事”，[66]但實際上閻錫山等人還是憂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確表示：“在我準備不足之今日，最忌貪功與浮燥。”閻錫山更顧慮到蔣介石已經準備動用70架飛機參戰，擔心再打下去，戰事勢必擴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戰爭可能，商（當）設法阻止之。”他甚至後悔當初不該把傅作義要求對日作戰的那封電報轉發給蔣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時能用政治方法謀彼此停止攻擊纔好。”[67]他的意見是，百靈廟之役後，目前已不是再度擴大戰果的問題，而是應把防備關東軍的報復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應防其大批飛機轟炸及放毒”和防其“從平綏路進攻大同，截斷晉綏”。[68]

對於關東軍的通告，蔣介石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能示弱。他當即致電外交部長張群，令其就察綏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為我國領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當之任何協議與未經中央正式承認者，概不發生效力。冀東察綏行政主權，中央必求其徹底完成，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準備必要時正式宣布。[69]同時，蔣密告南京中央的何應欽等，要其做好日軍捲入的準備，即“應預備察綏事態擴大，須準備一切，京滬與滬杭兩方面尤應積極工作，並作進兵吳淞之準備，一面與外交部切商絕交之手續，並與馮（玉祥）程（潛）唐（生智）各同志密議籌備”。他並致電河北秦德純等，提出：“望與明軒（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綏事態擴大後辦法。中意察北應乘機收復，請其積極戒備以防萬一”。他進而電示閻錫山和傅作義稱：“對日本駐晉綏各特務機關人員，應準備監視與搜索其住宅。對其室內外所用之無線電機，尤應拆除。”[70]顯然，蔣此時並不想就此收手，並且橫下一條心，有意要擺出不惜與日本一戰的架式。

25日，蔣介石電示閻錫山、傅作義，堅持要他們乘勝發動對商都的進攻，並表示將派空軍協助，預先實施轟炸。閻錫山自然表示難於接受。其復電稱：“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調齊，山意轟炸亦可稍遲舉行。”蔣對此毫不妥協，當即電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務望從速部署，最好能於三日內占領，否則綏遠決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塹亦應同時攻取，如何請立復。”[71]對此，閻錫山亦堅持反對，依舊強調各種困難，並且特別指出，以商都所據位置，縱能奪取，占領和固守亦是問題。眼見閻錫山等前線指揮官與自己意見分歧，蔣介石亦無可如何。他只能一方面再度派陳誠前往勸說並督陣，一方面再電閻錫山、傅作義，強調：“對出擊商都計劃，能否於明日轟炸商都時同時實行俾易奏效，無論商都占領或放棄，但以中意，商都之匪巢不能不剷除淨盡，如不便駐守，則占領即焚燬，再令撤回綏境亦可，否則綏邊仍不能久安。又對於南灤塹匪巢亦應同時掃除也。”陳誠到後，亦極力說明蔣之意圖。但徐永昌等堅持攻商都有弊無利。稱：“縱使攻下，所得甚微，萬一惹起真面目戰爭，則有違我忍辱初衷。”陳誠表示：“取得商、張，亦延岩（宕）戰期之一法”。徐終不以為然，並反問陳誠：“宋（哲元）、韓（復渠）之無準備，山西準備尚差，設有戰事，中央軍能進平津或津保之線作戰乎？”在閻錫山、徐永昌等看來，“日人為準（備）與蘇俄戰，所以設法避免與中國真面目戰。”中國有什麼必要自己找着和日本打仗？因此，他們對百靈廟大捷後，來自社會的呼聲與壓力，尤為反感。稱目前“國力不充實、準備太不夠，共黨仍在橫行，日人正無忌憚，我政府年來努力團結、努力準備，且努力忍辱，此正難能可貴，而社會輿論卻遇事指擇（責），故事攻擊，必使旦暮決裂，俾狙日軍閥之心以為快。”負有政治責任者，斷不應因之而動搖。[72]

26日，蔣介石再電閻錫山，堅持：“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務望從速部署，最好能於三日內占領，否則綏遠決不能安定，弟意南灤塹亦應同時攻取，如何請立復。”不得已，閻錫山當天傍晚在綏靖公署召開會議，與會者一片反對之聲，直要陳誠去電洛陽，勸蔣介石“從長計議”。陳誠自然表示拒絕，並譏諷山西人不夠勇敢。但閻錫山不顧陳誠的反對，自行起草電文，堅持拒絕進一步發動對商都的大規模進攻。

占領百靈廟後，一連幾天得不到下一步進攻行動的指令，傅作義深感困惑，接連電催蔣、閻，詢問結果。但蔣介石對閻錫山亦無可如何，只能暗自在日記中痛斥“閻錫山怕犧牲，不願進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禍於宋哲元，而又借戰爭之名，來索大宗款項六百萬元，其心究何若？”[73]而在公開場合，他卻不能對這種地方實力派領袖有所指責。蔣在27日給陳誠的電報中也只能表示自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為了閻錫山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還要表示毫無強人所難之意。其電曰：“中所希望者在求晉綏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與南壕塹之匪若不掃除，竊恐綏東不能安全，即其飛機擾亂亦無法制止。至於外交問題，自當作整個打算，但中料定我軍進占商都決無問題，即進占張北，此時倭寇亦決不敢正式啟釁。現其政府與昨日雨宮（日本駐華武官－引者注）等屢此之聲明，可以知之。以此種聲明即可為外交有力之根據，決非尋常普通之談話可比也。且為外交全盤計，更當收回張北為有利也。明軒（即宋哲元－引者注）自無問題，貴嚴到平，已與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還明軒也。如伯公等以為此時各方準備未完，應須慎重計議，其理由自屬正當。請兄與伯公商決後電告為要。”[74]

就在蔣介石已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的幾乎同時，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國防部公開發表了談話，威脅說“內蒙戰事如危及滿洲國或共黨危及中國，將採取適當步驟以自衛。”對此，蔣的態度依舊是表示懷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一面還是強調日軍不過空話威脅，其必不敢因此對我開戰。奪取商都、南壕塹，對整個晉綏，

特別是對綏遠的安全將有極大利益。對此，閻錫山和徐永昌的態度也很坦率，即“余意為不惜與日實時開戰，或決其必與我開戰，則可。不然仍以忍耐為上策。蓋共黨方張肘腋間，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統一亦未至表里，相信萬一失利，國家殊有不堪設想者。”[75]為證明自己的擔心不虛，閻錫山還再度向蔣通報了他所得到的日本關東軍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稱“據報某方軍隊約三千人攜有坦克車二十餘輛，飛機三十餘架經過多倫多，向商都增加，日內即可到達。”[76]

鑑於此，蔣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復電稱：“對於此時政略若對察北問題我方已有可進可退之餘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場言，當以收回察北為有利也。惟以顧慮引起敵方整個之戰爭，則準備當須待時，弟意以後戰略之攻守當決之於兄，而政略之成敗則由弟負其責也。但無論如何，惟須速決為盼。”[77]當然，蔣內心裡還是相信這時是千載一時之機，即使日本關東軍有心干涉，亦需相當時日，若能即時進攻商都與南壕塹，漸次收復張北各縣，不僅對晉綏安全有益，且於外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蔣已明確表示綏遠軍事上的戰略部署交由閻錫山來決定，閻自然也就懶得多費口舌了。他對蔣的這種看法只是支吾其詞，再不做正面回應。閻錫山態度如此，蔣介石亦無法可想。綏遠抗戰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閃即逝。整個戰役中值得提及的，雖還有紅根爾圖的抵抗以及大廟之乘勢占領，但真正產生影響並具有軍事價值者，實僅傅作義部襲取百靈廟一戰而已。

12月2日，雖然百靈廟爭奪戰一度大規模展開，但注意到張學良要求援綏抗日，東北軍內部不穩，西北剿共將陷停頓，蔣介石也就乘勢改換了方針，據說是：“一、親自駐陝督剿殘匪。二、對倭緩和進行交涉。”[78]其對綏遠戰役的主導權，已經完全放給了閻錫山。而他自己則把重心轉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戰爭上去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卻引發了一場震驚中外的重大事變。綏遠的戰事，也受到此一事變的影響，意外地停止下來。[79]

綜合上述史實，不難了解，綏遠抗戰就其主要作戰而言，其實並無中央軍直接參預。但此一抗戰從始至終都是在蔣的主導之下進行的。如果按照蔣的打法，綏遠抗戰應有更大的戰績。 無奈晉綏由閻錫山管轄和指揮，閻錫山以及多數山西軍政要員的態度，卻極度擔心對偽蒙軍主動出擊，可能惹惱日本關東軍，引來滅頂之災。綏遠抗戰中途停止，未能達到蔣預想的結果，既非張學良東北軍內部不穩的影響，也非簡單地因為關東軍11月27日夜一紙聲明的恐嚇。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帥與前線司令官意見衝突，調和不下，而蔣尚無力左右地方實力派的一種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