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岌岌，外猘內訌。”靖康年間，北宋王朝內外交困，不僅金軍兵臨開封城下，而且徽、欽父子反目成仇。某些士大夫甚至以為，“內訌”之害大於“外猘”。有人驚呼：“江浙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有人認定:“靖康之世，大病有一”，即徽、欽“兩宮之間不能無間言也”。金軍攻滅北宋後，徽宗對欽宗報怨之語頗多,諸如“汝若聽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禍”之類，即是徽、欽當年幾乎成為仇敵的明證。 趙宋王朝行將國破家亡，徽、欽父子之間的矛盾居然愈演愈烈，實在是對統治者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傳統倫理道德的莫大諷刺。這對高宗來說是家醜，對大臣來說則是國恥。多數大臣面對徽、欽內訌，在盡力調解之餘，與高宗一樣，力圖予以掩蓋，乃至矢口否認，說什麼“兩宮未嘗不和”；[7]“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於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間。”[8]因而在史籍中有關靖康內訌的記載較少，內中又頗多牴牾之處與掩飾之詞，加之靖康內訌始終處於明爭暗鬥狀態，雖然幾度劍拔弩張，畢竟尚未演變為公開的武裝衝突，以致此事長期以來若明若暗,至今仍有加以解析的必要。[9] 上篇 兄弟鬩牆 徽、欽矛盾由來已久，靖康內訌淵源有自。早在政和、宣和年間，圍繞皇位繼承問題，趙桓、趙楷兄弟鬩牆，徽宗厚此薄彼，權要捲入其中。靖康內訌在很大程度上無非是這場皇位繼承權之爭的繼續和發展而已。 一、徽宗偏愛趙楷 如所周知，預立儲君的制度確立於西漢時期，其原則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可是這條原則彈性極大，此後舍嫡立庶的事情屢見不鮮，廢立太子的現象不時出現，甚至還發生了唐玄宗“一日殺三子”一類的極端事件。政和、宣和年間的問題在於：趙桓即後來的宋欽宗雖然是宋徽宗趙佶的嫡長子，但其愛子恰恰不是趙桓，而是三子趙楷。[10]換言之，即徽宗個人的特殊感情與傳統的皇位繼承制度發生衝突。 徽宗的皇子達31名之多,其中長大成人者25名。在這25名皇子當中，只有趙桓即後來的欽宗一人系嫡出。他生於元符三年（1100）四月,其生母王氏是徽宗的東宮原配夫人和第一位皇后。哲宗“以無子致紛紜”，而徽宗即位僅三月即得子，“中外聞而大喜”。徽宗對此子起初“甚愛之”。[11]然而其生母王皇后不久即失寵，宦官“妄意迎合，誣以暗昧。”徽宗“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獄參驗，略無一跡。”雖然“獄止”，據說徽宗“幡然憐之”，[12]但王皇后從此長門冷落，幷於大觀二年（1108）九月含恨去世，死時年僅25歲。趙桓這時儘管只有8歲，但此後每憶及此，心中難免隱隱作痛，乃至憤憤不平。可是趙桓畢竟是嫡長子，政和五年（1115）二月,年屆十六,徽宗依然按照常規，將他立為皇太子。此後，徽宗究竟有無廢立儲君之意？當時人的答案截然相反。一說：徽宗“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13]但其根據不足，顯系掩飾之詞。儘管有記載稱，大觀二年九月，趙桓的生母王皇后死後,徽宗“欲再立後,前數人有寵者當次立。”他“一日盡召語之曰：‘汝輩當立,然皆有子,立之,恐東宮不安。’遂立鄭後,鄭無子。”照此說來，徽宗似乎竭力維護趙桓的太子地位。然而鄭氏早在大觀四年十月已正位中宮，趙桓立為太子已是四年之後的事。此說之不可信，顯而易見。另一說：“道君（即徽宗）嘗喜嘉王（即趙楷）,王黼輩嘗搖東宮”，[14]則頗有依據。 趙楷生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大觀二年正月進封嘉王，政和八年閏九月改封鄆王。他之所以最受徽宗鍾愛，據說是由於其“母王妃方有寵”。[15]其實，這幷不是事實，至多只是極其次要的原因。趙楷的生母王貴妃[16]與鄭皇后原本都是宋神宗向皇后近前的宮女。徽宗即位後，向太后“以二人賜之”。起初，“鄭、王二妃方亢寵”，但鄭氏“有異寵”。從進美人到封淑妃、遷貴妃，王氏均晚於鄭氏。鄭氏此後被立為皇后，而王氏在大觀元年四月以後始終是個貴妃。何況大觀末年、政和初年徽宗寵愛的嬪妃不再是王貴妃乃至鄭皇后，而是鄭皇后的養女、死後被追封為皇后、諡號為明達的劉貴妃。政和三年七月劉貴妃死後，徽宗最寵愛的嬪妃則是劉貴妃的養女、生前被目為九華玉真安妃、死後被追冊為明節皇后的又一劉貴妃。她“朝夕得侍上，擅愛顓席，嬪御為之稀進。”[17]事情很清楚，趙楷的生母王貴妃雖然幷非如《宋史·后妃傳下》所說，已於政和七年九月死去，[18]但早已失寵。可見，趙楷10歲以前，其生母已不再是其父皇的寵妃。 然而趙楷本人確屬徽宗最鍾愛的兒子。其原因在於他的性情和愛好與其父皇相近，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才華較為出眾。詞臣在親王進拜制書中，秉承徽宗旨意，一再誇獎趙楷，諸如“二儀毓粹，四序稟和，學造淵深，貫群經而自得，文摛贍麗，該眾體以兼全”[19]云云。這類充滿阿諛奉承之語的官樣文章雖然不足為憑，但南宋人鄧椿同樣稱讚他“稟資秀拔，為學精到”，“多士推服，性極嗜畫,頗多儲積。凡得珍圖，即日上進，而御府所賜亦為不少,復皆絕品。故王府畫目，至數千計。又復時作小筆花鳥便面，克肖聖藝。乃知父堯子舜,趣尚一同也。”[20]所謂“父堯子舜”雖屬令人作嘔的吹捧之詞，但其父子“趣尚一同”則近乎事實。趙楷是清人厲鶚《宋詩紀事》所着錄的唯一的一名宋朝親王。其傳世詩作雖然極少,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其水平不算低。如果說徽宗稱：“桂子三秋七里香”,他對道：“菱雲九夏兩歧秀”，[21]此對比較一般,那麼徽宗稱：“方當月白清風夜”，他對道：“正是霜高木落時”[22],則相當佳妙。誠然，趙楷的才華不及其父皇。元人夏文彥指出，其花鳥畫的缺陷在於“用墨粗，欠生動。”[23]但他在其兄弟當中，實屬鶴立鶏群。徽宗於政和八年三月,詔“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試”，[24]其目的無非是讓他到大庭廣眾之中去顯示才華。考官極盡奉迎之能事，果不出徽宗所料，趙楷唱名第一。趙楷中省元[25]與梁師成中進士一樣，均屬史無前例的稀罕事。當時人指出：“內臣及第，始於梁師成；親王及第，始於嘉王楷。”[26]徽宗一面降詔，表示謙讓：“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為榜首。”[27]一面又指使詞臣，趁機大肆吹捧趙楷：“殖學貫三才之奧，摛詞搴六藝之華。頃偕射策之儒，入奉臨軒之問。條萬言之對，揮筆陣以當千；發內經之微，收賢科而第一。”[28]這些過分誇張的言詞，實有為趙楷取太子趙桓而代之，製造輿論之嫌。 徽宗尤其鍾愛趙楷,表現在各個方面。賜宴大臣總是讓他作陪,如在保和殿曲宴蔡京、王黼等大臣,皇子之中僅有趙楷一人在座；蔡京奏其庭院之中喜生芝草,徽宗“幸其第賜宴”，仍由趙楷作陪,而“太子卻不在”，以致人們不免揣測徽宗“已有廢立之意”。[29]政和六年二月，趙楷官拜太傅，即使太子趙桓也無出任此職的經歷，實屬破例。按照慣例，“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其後失於撿點，乃有兼者。”但英宗治平年間早已改正。陸游後來指出：“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30]趙楷雖然按照慣例，已於政和八年（1118）閏九月，１８歲時，遷就外第，但徽宗特許其“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幷“於外第作飛橋復道，以通往來。”[31]徽宗還不時親臨其府第,皇九子康王趙構便曾跟隨其父皇，“習射於鄆王府”，且號稱能“挽弓至一石五斗”。[32]宣和五年（1123）七月，王黼等大臣上表，為徽宗上尊號。“自是內外群臣,皇子鄆王楷以下，太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眾。”[33]在皇子當中，領頭的居然不是太子趙桓,而是鄆王趙楷。足見，徽宗與趙楷的父子關係異乎尋常。 徽宗尤其鍾愛趙楷，其主要表現還在於破例令其擔任實職。按照宋朝的制度，在通常情況下,“宗室不領職事”。[34]徽宗在政和七年二月“詔以王子嘉王楷為夏祭都大提舉行宮使”，[35]只不過是無關緊要的禮儀性臨時差使。趙楷長期兼任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地位儘管崇高，無非是宮觀官而已。可是，提舉皇城司則是相當重要的實職差遣。趙楷何時出任提舉皇城司?《東都事略·徽宗子鄆王楷世家》稱，始於政和八年三月中第之後，顯然有誤。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徽宗降詔：“（喜）[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衛所,兼提內東門、崇政殿等門。”[36]從這時開始,終徽宗一朝，他均提舉此司，任期達10年之久。皇城司的主要職責是拱衛皇城幷偵察臣民動靜,率領數千名被稱為親從官、親事官、內等子等不同名目的禁衛與偵探。值得注意的是，這支特種部隊不受殿前司節制。[37]宋人認為：“皇城司在內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38]“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岩。”[39]趙楷提舉皇城司前夕,皇城司親從官的編制由四指揮增加到五指揮,員額由2270名增加到2970名。這或許幷非為趙楷出任此職鋪路,而是出於對付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時局。然而趙楷上任後,皇城司的權勢明顯增大。此司從此不隸台察，即是一例。所謂台察，是始置於元豐二年（1079）的御史台六察司的省稱。此前,“上自諸部、寺監，下至倉場、庫務,皆分隸焉。”皇城司同絕大多數在京機構一樣,接受台察的監督。當時人指出：“崇寧以後，因人廢法。故皇城司以鄆王提舉，……申請不隸台察”，以致成為成例，南宋初年仍然“因之”。[40]趙楷出任此職不久，徽宗即在政和七年元月“降詔獎諭”。[41]次年八月，徽宗大享明堂，趙楷“以提舉皇城司職事當宿衛”。[42]宣和元年十二月，徽宗降旨為趙楷加官晉爵時，再次褒獎其拱衛皇城、保衛父皇的功績：“自董宮城之政，益崇宸極之尊，慮每及於未然，事必形於有備。重軒載肅，克寧莞蕈之安；交戟無嘩，爰整爪牙之利。屬就郊而蕆事，乃前蹕以啟行。”[43]可見，趙楷所任幷非虛銜，而是實職。豈止如此而已，宋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44]而徽宗有意命令趙楷統率大軍，北伐燕山，建功立業。據《宋史·鄆王楷傳》記載，“北伐之役,且將以為元帥，會白溝失利而止。”徽宗對此子格外關愛與賞識，實屬有目共睹。 二、權要動搖東宮 徽宗如此賞識趙楷，人們難免認為他有廢立太子之意。某些好事者甚至在林靈素的所謂“神霄府”中，將趙楷尊奉為“長生帝君”。[45]林靈素雖然一度深受尊重，但畢竟只是個方技之士。他居然敢於誣衊“京師大水臨城”，“水自太子而得”，[46]甚而至於“沖太子節，不避。”[47]宣和年間，翰林學士趙野在春貼子中，更是公然吹捧趙楷： 復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鄆王賢。[48] 如果說好事者的尊奉乃至趙野的吹捧，均可視為區區小事，那麼對政局頗具影響力的權要幾乎無不偏向趙楷，則十分引人注目。如王黼因趙桓“在東宮，惡其所為”，他見“鄆王楷有寵，遂有奪適之意。”[49]楊戩“謀撼東宮”。[50]童貫“數搖東宮，力主鄆邸，與蔡攸俱奉詔，結鄆邸為兄弟。”[51]他負責修建諸王邸宅，特意將鄆王邸“視諸王所居，侈大為最。”據說諸王邸宅賜名“蕃衍宅”，出於童貫之意，取自《詩·唐風·椒聊》序：“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人們由此“知其旨意之屬鄆王而已”。[52]後來欽宗懲處童貫，列舉其十大罪狀，其中之一便是“朕在東宮，屢為動搖。”[53]問題在於：梁師成與蔡京是否偏向趙楷？ 《宋史·梁師成傳》載：“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梁師成曾保護東宮之說雖然在其時便較為流行，然而陳東當即予以駁斥。他指責梁師成長期以來熱衷於為趙楷取太子而代之製造輿論：“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梁師成唱為讖語，以撼國本。群賊和之，更加夸尚，以動天下之心。”只是由於梁師成“陰險禍賊，最為可畏”，欽宗剛即位，他一反常態，“欲貪天之功以為已力”，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定策之功，我實有之。”[54]至於他留居開封，無非是充當童貫等人的內應而已。陳東的上書難免有取材於道聽塗說之處與出自個人揣測之語，但此說則在某些記載中得到印證。如《清波雜誌》卷六《冷茶》對此還有所補充：“宣和間，衣着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為鄆邸倡為此讖。”所謂“韻”，取其與鄆同音。照此看來，《宋史》所載不確，梁師成實有支持趙楷之舉。 至於蔡京與王黼等人態度相反，出自他最寵愛的季子蔡※之口：“政和間，東宮頗不安，其後日益甚。魯公（即蔡京）朝夕危懼，保持甚至。”[55]朱熹或許是受蔡※之說的影響，幷從蔡京後來未被欽宗明令處死一事加以推測：“蔡京不見殺，淵聖（即欽宗）以嘗保佑東宮之故。”[56]其實，所謂“保持甚至”幷無實證，蔡京與趙桓在政和五年秋天曾發生衝突倒是事實。當時事態尚不明朗，蔡京擬討好趙桓，“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器，羅列宮庭。”趙桓大怒：“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器，盪吾志邪！”幷“命左右擊碎之”。蔡京這個飽經風霜、幾起幾落的三朝元老，畢竟老奸臣猾。他對趙桓“含怒未發”，而將怨氣轉而指向太子詹事陳邦光，“因是遂斥邦光”。[57]陳邦光被趕出朝廷，提舉洞霄宮，池州（治今安徽貴池）居住。趙桓當時雖然無可奈何，但對蔡京不免懷恨在心。難怪“欽宗即位，邊遽日急，（蔡）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58]他即刻逃跑，與其說是躲避戰亂，不如說是逃避與他早有宿怨的新皇帝。可見，蔡※之說很成問題。陳東在上書中所說：“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為悖逆”；“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憾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59]幷非信口開河。 王黼比蔡京年齡小30多歲、中進士晚30多年，入仕之後又平步青雲。其政治手腕當然不能同蔡京相比。他鋒芒畢露，企圖推倒太子。政和七年十月，嫡長皇孫趙諶降生，這是有宋以來從未有過的喜事，徽宗十分高興。政和八年正月，剛出生僅數月的趙諶即被封為崇國公、崇德軍節度使，幷未違背宋朝的制度：“本朝皇太子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60]可是，王黼在宣和元年正月剛拜相，立即依據“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有適子無適孫”[61]的古禮，向徽宗進諫：“以皇子之禮封東宮子，則是便以東宮為人主矣。”徽宗“不悅”。[62]王黼“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東宮奏，辭諶官。蓋（王）黼欲以是撼東宮也。”[63]趙諶於次年六月，降封高州防禦使。豈止如此而已，王黼處處同趙桓對着幹。趙桓對太子舍人程振很賞識，“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王黼卻說程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中書舍人。”不久又“使言者，劾為黨，罷，提舉沖佑觀”，[64]以致程振居此閒職達３年之久。王黼甚至將其矛頭直接指向趙楷。他“與童貫力謀，數以詩進，顯結鄆邸和焉。嘗密語上曰：‘臣屢令術者推東宮，命不久矣。’”[65]他不惜惡意斷言趙桓即將廢命，其潛台詞分明是請求徽宗另立趙楷為皇太子。可見，朱熹所說：“道君嘗喜嘉王，王黼輩欲搖東宮”，實屬言而有據。 三、趙桓謹小慎微 如果說徽宗、趙楷父子“趣尚一同”，那麼徽宗、趙桓二父子的性情與愛好則大異其趣。徽宗風流倜儻，趙桓舉止拘謹；徽宗多才多藝，趙楷“聲技音樂一無所好”；[66]徽宗以“好色”聞名，趙桓“不邇聲色”。[67]徽宗不愛趙桓，趙桓對徽宗的所作所為也看法頗多。徽宗寵信宦官與佞幸，趙桓“每不平諸幸臣之恣橫”。[68]徽宗崇道抑佛，“將佛剎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等等，趙桓很不贊同，“上殿爭之”，[69]其結果固然只能是煞費苦心。徽宗窮奢侈極欲，趙桓在東宮則號稱“恭儉之德，聞於天下”；[70]“服御器皿與夫府庫之積，聞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緯帳無文繡之麗，几榻無丹漆之飾。”[71]他下令擊碎琉璃器，固然直接針對蔡京，其矛頭分明間接指向其父皇。徽宗熱衷於制禮作樂，趙桓作為太子，父皇“有事明堂”，居然“不預”。太子舍人程振提醒趙桓：“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趙桓才驚詫地說：“初無人及此。”[72]徽宗大興土木，趙桓不以為然：“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據說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議，宦官楊戩立即另生事端。他“因肆讒說，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執楊馮而誅之。淵聖（即趙桓）之言亦廢。”[73]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會搶班篡位，幷採取極端措施，將太子家令處死。足見，其父子之間的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當時，趙桓僅僅是個儲君而已，面對位居九五之尊的父皇，只能忍氣吞聲。如宣和元年六月，開封大水，正是向徽宗直言極諫的絕好機會。“而在位者乃寂，不聞有發憤納忠之人。”[74]起居郎李綱趁機請求徽宗廣開言路：“特詔在庭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采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75]徽宗不僅拒諫，幷且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堤防不修，即非災異。李綱所論不當，罷起居郎。”[76]李綱因而被貶為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今屬福建）稅務。趙桓對此頗為不滿，幷賦詩一首，其中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但敢怒不敢言。直到即位後，才對李綱說：“卿頃論水災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77] 誠然，趙桓位居太子期間，幷非完全無人支持。從政和二年開始任太子宮僚達１４年之久的耿南仲，就是其堅定的支持者。[78]有記載稱：趙桓“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耿）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計，每因王黼讒譖，頗為解紛。”[79]照此看來，宣和三年出任尚書右丞幷步步高升的李邦彥明里暗裡多方袒護趙桓。李邦彥“與王黼不協”，[80]似乎是其支持趙桓的一個重要原因。宣和六年秋冬之交，李邦彥鬥倒王黼，於當年九月升任少宰即次相，王黼隨即於同年十一月罷相，或許是趙桓的太子地位得以保持的因素之一。趙桓後來即位，李邦彥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絕非偶然。 然而在當時的權要之中，支持趙桓者較少，支持趙楷者居多，他們對趙桓事事橫加挑剔。趙桓處處謹小慎微，心境長期抑鬱。史稱：趙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唯以髹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81]從上述史實看，所謂“事一不關懷”，只不過是偽裝而已。由於善於偽裝，以致把柄較少，這是趙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動搖的更為重要的因素。“每懷兢畏”則是迫於外界壓力的結果，久而久之，勢必養成懦弱的個性。趙桓即位後，“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82]遇事優柔寡斷，詔令朝令夕改，或許與此有關。 四、欽宗僥倖繼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生於元豐五年（1082）、時年不到44歲的徽宗突然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現年26歲的趙桓總算繼位，史稱欽宗。徽宗退位出於被迫，原因在於發生了金軍進逼開封這一突發事件。在退位過程中，積累已久的矛盾頓時激化。 徽宗得知金軍大舉南下，連忙決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將趙桓任命為開封牧，無非是讓他留守開封，至多不過是以太子的身份監國而已。徽宗如此行事，太常少卿李綱萬分焦急。他認為：“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李綱即刻與好友吳敏商議。次日，由當時擔任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的吳敏出面，直言極諫。同時，李綱又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份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其成功於萬一哉？”於是，“內禪之議乃決”。[83]當月二十三日，徽宗在上詔罪己之後，宣布內禪。[84] 關於徽宗決定退位的經過，另有一說：徽宗已有內禪之意，太宰白時中“久執不可”，[85]蔡京的長子蔡攸探聽到這一重大情報，李綱與吳敏敢於懇請徽宗退位，出自蔡攸的指使。有關記載稱：“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綱為援，使冒策立功”；[86]“徽宗欲遜位皇太子，（蔡）攸探知上意，密以告（吳）敏，（吳）敏以力贊其事。”[87]這類大同小異的記載，追究其根源，均出自李綱與吳敏的政敵之口，很難令人信以為真。太學生陳東當時就指出：“上皇傳位陛下，……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88]“蔡攸”，一作“蔡※”。[89]從前面所前引蔡攸“結鄆邸為兄弟”的記載來看，當以“蔡攸”為是。何況徽宗如果不退位，蔡攸後來決不會賜死，他怎麼可能促使徽宗內禪？退一步說，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吳敏也確有“力贊”之功。難怪御史中丞許翰上疏欽宗，盛讚吳敏“首建內禪之策，以堅外御之心”，“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禍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節。”[90] 鑑於吳敏首建內禪之策的說法流傳極廣，徽宗不得不一再辯解。他曾向江、淮、荊、浙等路發運制置使宋煥解釋：“內禪出自我意，雖皇后亦不與知。況群臣皆欲保家族，敢與此耶？”[91]又對主管龍德宮譚世績、李熙靖表白：“去年內禪之事，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誠，不由人言。建牧之事可見矣。我無此意，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傳位與唐睿宗上畏天戒，乃為之。吾有此意者數年矣。”[92]於是，吳敏的政敵大肆宣揚：“道君太上去冬銳然以大位內禪於陛下，不謀闈閫，不問閹官，不詢群臣”，[93]“（吳）敏未嘗建言”。[94]吳敏是否建言，這裡姑且不論。徽宗所說“吾有此意者數年矣”，肯定是假話。如果沒有金軍的南下，“方富於春秋”[95]的徽宗絕不會退位。很清楚，罪已、內禪、南逃乃至於稍前讓趙楷出任開封牧，都是“平日性剛”、死不認錯的徽宗在非常情況下臨時採取的應急措施。當時，金軍已經越過中山府（治今河北定縣），預計十日即將兵臨開封城下。從前不可一世的徽宗，這時“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忽氣塞不省”，甦醒之後，右手不能握筆，只能左手寫字，幷感嘆：“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在此一髮千鈞之際，他才可能下詔罪己，表示：“今日不吝改過。”[96]也才可能放棄最高權力，傳位太子趙桓。 十分危急的時局使徽宗無法考慮更易儲君的問題，何況不僅趙楷的最為堅定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罷相，而且老謀深算的蔡京已於這年四月再度致仕。然而由於矛盾由來已久，在內禪過程中，衝突仍然必不可免。當欽宗一再拒絕登基之際，[97]殿內殿外都發生了圖謀擁立鄆王趙楷的事件。 殿外，趙楷憑藉着父皇平日的偏愛和長期積蓄的力量，由數十名宦官簇擁，企圖闖入殿中，爭奪皇位。奉命把守殿門的步軍都虞候何灌“仗劍拒之”，趙楷說：“太尉豈不識楷耶？”何灌指着寶劍回答道：“灌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98]幷質問趙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99]趙楷無言可對，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僅見於野史，而且見於正史，不可視為小說家言。何況陳東在上書中早已確認：“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100] 殿內，童貫“有易置語”；梁師成勸告徽宗:“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幷稱嗣君。”豈止童、梁二人而已，神志不甚清醒的徽宗告訴群臣，宦官大多反對內禪：“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吳敏立即詢問：“言錯者誰？”幷建議：“願斬一人，以厲其眾！”徽宗假裝胡塗：“眾雜至，不可記也。”徽宗還單獨告訴少宰李邦彥：“人情頗搖，稱嗣君者，可見。”情況如此複雜，外間人們憂心忡忡，直到聽說欽宗“御崇政殿，宰執立廷中”，幷“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相慶。”[101] 擁立鄆王趙楷，“師成實為謀始”。[102]其主謀不是從太原臨陣脫逃，剛回到開封的童貫，而是始終盤據宮中的梁師成。徽宗“嘗諭大臣，始內禪時，師成獨沮異。”[103]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計。”[104]童貫轉而同李邦彥一道，為欽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語”，不僅“李邦彥等皆聞之”，而且欽宗在推託之時也略有所聞，是很難掩蓋的。因而欽宗後來懲處童貫，“策立之時有異語”[105]是其十大罪狀之一。梁師成眼看圖謀失敗，立即搖身一變，“爭言”：“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106]何況他反對傳位趙桓僅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又僅轉告李邦彥一人，以致欽宗竟誤認為梁師成有“舊恩”。 徽宗退位時，或許出自欽宗授意，某些宰執向徽宗提出三項請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徹底交出權力。徽宗急於南逃，無暇他顧，一一依奏照准幷親降御筆。這三項決定意味着欽宗在權力鬥爭中初步獲得勝利，不致成為聽憑太上皇帝任意擺布的傀儡皇帝。 其一，“以鄆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107]趙楷原來的地位雖然得以保持，甚至在表面上還略有上升。欽宗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二十八日，將他改封為鳳翔彰德軍節度使、鳳翔牧兼相州牧。但實權完全喪失，欽宗當政的一大障礙得以掃除。如果說後來欽宗的五弟肅王趙樞、六弟景王趙杞、七弟濟王趙栩、九弟康王趙構還曾奉命出使金營，那麼曾經與欽宗爭奪皇位的三弟鄆王趙楷則從此退出政壇，一年以後已變為“性懦體弱”[108]之人，再無當年的勇氣。 其二，以王宗氵楚管幹殿前司公事。這一職務系“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109]的要職。王宗氵楚“素驕貴，不能任事”，[110]絕非將帥之才，但他是欽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親信高俅，以便欽宗把兵權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裡。欽宗責成王宗氵楚“總齊禁旅，祗護殿岩，守衛京師，作固王室。”[111] 其三，徽宗立即遷出禁中。換言之，即從此不讓徽宗操縱乃至干預朝政。徽宗對此頗為不滿：“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但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龍德宮，而其皇后鄭氏則出居擷景園。徽宗遷離禁中，其寵臣“皆慟哭”，他本人“亦出涕”。[112]足見，徽宗對最高統治權何等眷戀！為了掩其對權力的眷戀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幾”，“欲高居養道，抱子弄孫，優遊自樂，不復以事物攖懷。”[113]當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皇后鄭氏被尊為道君太上皇后。 由上所述可知，欽宗的太子地位未能動搖幷最終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深入人心的儲君理當立嫡立貴的傳統，有力地支持着欽宗；他本人一貫低調，乃至善於偽裝；竭力擁立趙楷的王黼罷相，暗中支持欽宗的李邦彥拜相；特別是金軍大舉南下，徽宗驚惶失措，急於南逃。一言以蔽之，欽宗繼位實屬僥倖。然而皇位繼承權之爭只不過是徽、欽內訌的前奏而已，欽宗即位幷不標誌着問題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如果此前徽宗尚處於較為超脫的地位，表面上還只是趙桓、趙楷兄弟之爭，那麼此後則是徽宗、欽宗父子之間的直接碰撞。 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後，成為兩宋歷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獨裁專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絕對統治者。然而在皇帝與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條件下，皇帝的終極權力如何維護，太上皇帝的權力如何定位，向來是個難於解決、易於惹出事端的問題。太上皇之稱始於漢高祖劉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傳之於子”，而是“子有天下，歸尊於父”，因而“不預治國”。[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後，雖稱太上皇帝，但亦不預治國，那是由於子逼其父，父不得已。徽宗既不同於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於太公，他系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幷且畢竟還算主動退位。他在退位時，於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三省、樞密院發布指揮，表示：“除教門事外，余幷不管。”[115]欽宗固然期盼這一允諾成為事實，然而徽宗退位後，果真能不管朝政，甘於寂寞嗎？欽宗對此不免持懷疑態度。於是，此後如何處理皇帝與太上皇帝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成為徽、欽父子爭鬥的焦點。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東宮”，[116]當時人談及這件歷史往事。其實不用別人提醒，欽宗作為當事人，他即位後憂慮的頭等大事，除了如何對付金軍而外，便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成為立了之後又被廢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於此，勢必引起欽宗警惕。 徽宗退位後，迅疾逃往淮、浙。此前，他通過欽宗發布玉音，將擇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縣）太清宮燒香。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金軍渡過黃河。當晚夜漏二鼓，徽宗連忙乘船逃走，欽宗“詔令范訥統勝捷軍護從”。[117]隨行人員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還有蔡京的長子、領樞密院事、恭謝行宮使蔡攸以及宦官鄧善詢等。蔡京的甥婿、尚書左丞、恭謝行宮副使宇文粹中也隨後趕到。而范訥原本是童貫的門客，後來仰仗童貫的權勢，官至節度使。勝捷軍是童貫的親軍，由西兵組成，軍餉豐厚，裝備精良，戰鬥力極強。范訥這時所統領的勝捷軍，只是其小部份。可見，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標準的“六賊”黨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報欽宗，徽宗幷不駐足亳州，而以鎮江為目的地，幷且早有預謀。此前，蔡京的兒子蔡※被任命為知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煥添差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使。由於走勢太急，準備畢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隱姓瞞名，微服而行，自稱：“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118]其旅途相當艱辛：“乘舟以行”，“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119]其心境頗為悲涼，有前往亳州途中所寫《臨江仙》一詞可證： 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疏疏。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 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120] 經符離（即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到達泗州（治今江蘇泗洪東南）之後，童貫、高俅帶領勝捷兵、禁衛兵各三千名趕到。[121]徽宗一行聲威頓盛，於當月十五日，經揚州到達鎮江，駐蹕府治。 欽宗已將童貫任命為東京留守，童貫“聞之，心不自安”，乃率領其勝捷軍，傾巢出動，“追從龍德之駕”，[122]以致後來童貫的十大罪狀中有：“不俟敕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123]然而童貫敢於藐視欽宗，如此膽大妄為，顯然得到徽宗默許。王黼在欽宗即位後，“惶駭入賀，※門以上旨不納。”他也“不俟命，載其孥以東。”只是由於他與欽宗積怨太深，欽宗一面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沒其家，衡州（治今湖南衡陽）安置，一面採納吳敏、李綱的建議，由開封尹聶山暗中派遣武士，將王黼追斬於雍丘（即河南杞縣）輔固村[124]。欽宗“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125]高俅的東南之行，也未必報告朝廷。[126] 像童貫這樣不經朝廷批准，擅自前往東南的官員為數甚多。據記載，“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從自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127]如工部尚書張勸“身為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於是，出現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眾目駭視”[128]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宮以及江南地區則百官麇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與朱勔。蔡京一家的東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煥“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攸家屬盡往東南。故京、攸一門與煥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眾。”蔡京甚至可以視為南逃淮、浙的帶頭人，“其後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129]南逃途中，八十高齡的蔡京獨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縣），或許是由於身體健康方面的緣故。他“欲歸於浙中”，[130]其目的地仍然是東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欽宗降旨將朱勔放歸田裡，他趁機逃離開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蘇蘇州）。史稱，“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憂之。”[131] 二、徽宗號令東南 豈止百官麇集淮、浙而已，種種跡象表明，徽宗確有在東南另立朝廷的嫌疑。於是，由來已久的徽、欽矛盾頓時激化，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徽宗及其寵臣選擇東南地區作為逃竄方向，本身就值得懷疑。這固然是由於“東南之地，沃野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是當時全國經濟最發達、財富最豐厚的地區，同時也因為“（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黨羽布滿諸路”，[132]東南諸路是他們經營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區。如所周知，朱勔是其老家平江府乃至整個東南地區的地頭蛇，“平江府幷二浙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焰熏灼，無所不至”，“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133]有“東南小朝廷”之稱。蔡京雖是仙遊（今屬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為老巢。他在熙寧三年（1070）中進士後，一入仕為官，即出任錢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貶往杭州，提舉洞霄宮。大觀三年六月罷相後，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間，又將其父親蔡准安葬於杭州附近的臨平山。方臘攻占杭州，“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駭骨，加以唾罵。”[134]杭州不僅是蔡京先人墳塋所在之地，而且是其家財儲藏之處。蔡京“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為雄麗，全占山林江湖之絕勝。”知杭州徐鑄居然公開出面“修蓋蔡京私第”，幷動用公款，“出納違法”。[135]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其宅中。”[136]童貫不僅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幷且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荊、浙宣撫使，全權處置東南事務，負責圍剿方臘。他“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曰‘軍前有勞’，幷補官。”[137]據統計，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即封官達4700多人。出於剿撫結合、分化瓦解的戰略需要，童貫曾命令其部屬董耘“作手詔，稱為御筆，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悅”。據說，他得知花石綱旋罷旋復，還發出過這樣的感嘆：“東南人家飯鍋子未穩在，復作此邪？”[138]童貫有“着腳赦書”[139]之稱，這不失為一個原因。所謂“人情大悅”與“着腳赦書”，實屬渲染之詞，但他在東南或許也多少收買到了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剛到東南不久，便通過行營使司和發運使司向東南各地接連發布了三道“聖旨”。其一，截遞角：“淮南、兩浙州[140]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幷令截住，不得放行，聽侯指揮。”即不許東南各地官府向都城開封傳遞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將兵，及逐州不系將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具兵帳申奏”，“如已差發過人數，幷截留具奏。”[141]即不許東南各地駐軍開赴開封勤王，徽宗截留路過鎮江的三千兩浙勤王兵作為衛隊。其三，留糧綱：“以綱運於所在卸納”。[142]即不許東南各地向開封運送包括糧食在內的任何物資，甚而至於“江津非給符，不渡。”[143]這三道“聖旨”都事關重大，將使朝廷不能號令東南，都城處於既缺兵又缺糧的絕境，開封政權難以維持，而東南將由朱勔的“小朝廷”躍升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東南發號司令，豈止三道“聖旨”而已。他還按照其自定標準，論功行賞，“增秩賜金”，以致“行宮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恩賞僭濫，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紛然，專易守令，遷官賜報，略無虛日”，官員“惑於誥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雖改，稟性難移，依然重用宦官，讓他們擔負到開封刺探情報等重任。“其往來京城，蹤跡詭秘，如鄧珙者；傳播詔書，以惑眾聽，如劉※者；妄議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霽者；朋附道流，兇惡稔着，如董舜賢者。”[146]如果說徽宗的下詔罪己、欽宗的臨危繼位，曾經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那麼這時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絕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報，欽宗的情報也很靈通，他對其父親在東南的所作所為瞭如指掌。如泗州剛得到行宮及發運司的前兩道指揮，立即違背徽宗“聖旨”，如實上奏欽宗，幷告誡朝廷：“童貫且為變”。[148]於是，都城之中，“物議洶洶，莫不驚駭。”[149]“東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將復辟於鎮江”[151]之類的傳說流播甚廣，況且不能視為不根之語。不少士大夫憂心如焚，紛紛上書欽宗，驚呼：“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152]“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北敵者”，“江浙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153]其實，憂慮最深者莫過於欽宗。他“自上皇東幸暴露，日夜憂思，至避殿減膳，不遑寧處，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對此，欽宗公認不諱：“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欽宗雖然生性素來懦弱，但在權力問題上態度相當堅決，對其父親寸步不讓，。如剛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與徽宗針鋒相對，果斷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這道指揮的內容，前面已經講到，即徽宗“除教門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見（此類）台札名敕”，分明“實及予躬”，因而“不覺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蕭然休老之人。”[158]欽宗詔令全國，名正言順。很清楚，在這場權力爭奪中，徽宗今非昔比，處於被動地位。 三、東南怨聲載道 徽宗及其寵臣在東南的處境，幷不像他們最初想象的那樣佳妙，相反倒是愈來愈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人所稱：“上皇北歸，乃其本志”，[159]幷無大錯。 眾所周知，東南地區是徽宗黑暗統治的重災區。徽宗及其寵臣在東南雖然根基深厚，但民憤極大。童貫征方臘，“每戰多殺平民”，[160]“縱為貪暴，悉斬平民，以效首級，於是平民之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東南，“兩浙之民畏之如虎”，[162]“東南之人慾食其肉。”[163]徽宗在揚州擬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綱！”他“聞之，遂罷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騷擾百姓，“所至，藩籬、鶏犬，為之一空。”到達鎮江之後，“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鎮江府上報欽宗：行宮“官兵日給六千餘緡”。“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見塗炭。”“民既愁怨”，兩浙極有可能再度釀成民變，徽宗在東南“豈得高枕而臥耶”？[165] 徽宗的寵臣素來彼此勾心鬥角，南逃之後惡習不改，仍舊相互傾軋。早在到達泗州之初，童貫便於高俅發生衝突。他“詐傳上皇御筆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橋，不得南來。”高俅對這道御筆深表懷疑，擬面見徽宗，“亦復艱難”。高俅所帶禁衛兵欲跟隨徽宗南下，“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於南山把隘”。[167]難怪他不久即“以疾為解，辭歸京師”，[168]從此斷絕了與徽宗的聯繫。像高俅這樣回到開封的官員為數不少，特別是在二月十日金軍撤離開封之後。為徽宗保駕的勝捷兵大多數是西北人，他們在東南，“皆口語籍籍，以南幸為非，有不悅之言”，“人人思土，其勢必亂。”[169]徽宗在東南，眾叛親離，陣腳大亂，危機四伏，兵變、民變一觸即發。 當時的官員大多是些善於看風使舵的變色龍。京城四壁都彈壓使范瓊公然宣稱：“東也是吃飯，西也是吃飯。”“姓張的來管着，是張司空；姓李的來管着，是李司空。”[170]真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但倒也一語道破了官員們的普遍心理。徽宗在鎮江，欽宗在開封，誥命幷行，監司莫知所從，州縣觀望風旨。儘管徽宗竭力拉攏東南地方官員，如他將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曾紆“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渥。”[171]除破例讓其貴妃喬氏出面接待而外，還賞賜曾紆七寶杯一隻。然而徽宗畢竟已經退位，地方官員大多按照常規，遵從在位皇帝欽宗的詔令。徽宗所謂“聖旨”不時遭到抵制，這類事例太多。他本人曾“條舉數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縣）原有“御前竹石錢十萬緡”，徽宗“親筆付（林）篪，取其半。”[172]知宿州林篪或許是由於在宣和三年、四年接連兩次被各“降一官”，[173]對徽宗心存不滿。他僅向徽宗“輸二十之一”，同時又“以其事上尚書省，”尚書省立即命令林篪“以錢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由於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徽宗財源斷絕，根本無法在東南立腳。正如徽宗所說，他不得不離開東南，“只為無裹糧住得耳”。[174] 四、宋煥出使東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軍撤離開封以後，欽宗急於採取強硬措施，從速解決東南問題。徽宗留在開封城內的寵臣王黼、李彥、梁師成因惡貫滿盈，幷有與童貫等人遙相呼應之嫌，已於當年正月先後被賜死或秘密處死。這時，欽宗命令宋煥卸任還朝，任命領開封府聶山為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薛安為副使，前往東南，置童貫等人於死地。聶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175]史稱，聶山“附耿南仲取位”。[176]用聶山、誅童貫，這一主意或許出自欽宗的從龍舊臣、尚書左丞耿南仲。 眼看徽、欽公開衝突即將爆發，知樞密院事李綱認為“投鼠不可不忌器”。[177]他賡即面奏欽宗：“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容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李綱接着指出：“使（聶）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欽宗優柔寡斷，空自嘆息：“奈何？”李綱進諫：“不若罷聶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早迴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178]欽宗接受李綱建議，收回成命，幷於二月中旬降旨，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貶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貶蔡攸為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處罰如此輕微，顯然是考慮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雖不足以平民憤，但從策略上講實屬高招。 處罰蔡、童等人的聖旨下達不久，適逢宋煥奉命返回開封。欽宗當初本擬待其還朝，再行懲處。他這時才意識到宋煥極具使用價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選。欽宗接連兩天與宋煥面談，幷於三月四日再度將其任命為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責成他從速再往東南，奉書行宮。宋煥頓時成為徽、欽父子之間的傳書帶信人與居中調解者。由於欽宗極盼徽宗還朝，而徽宗又急於離開東南，宋煥此行成功的可能性無疑很大。 宋煥深知肩負重任，他“疾馳，不三日，至符離。”徽宗這時已經離開鎮江，北上虹縣（即今江蘇泗縣）。宋煥作為欽宗的信使，面見徽宗於淮河之中的船舟之上。徽宗列舉知宿州林篪拒不執行其“聖旨”等數十事，邊流淚邊質問。宋煥解釋道：“方都城晝閉，中外隔絕，雖御前號令，州縣或不奉承，非獨行宮也。守令之罪，蓋不容誅，朝廷何預焉？”徽宗“意乃解”。宋煥秉承欽宗旨意，詢問：“臣出京師時，聞童貫貶池州，今猶未行，何也？”徽宗的答覆是：“勝捷兵隸（童）貫，未知所付。”宋煥建議：“付宇文粹中，以范訥為副。”徽宗表示贊同，但次日又說：“童貫得勝捷軍情，驟罷，且生變。奈何？”宋煥回答道：“（童）貫平日敗壞軍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眾。生變之語，殆（童）貫自解耳！”[179]徽宗無言可對，只得勉強讓童貫離去。 宋煥總算說服徽宗，幷陪同他走上了返回開封之路。到達南京應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宋煥將先回開封，向欽宗報告，徽宗即將還朝。臨行時，徽宗賜宋煥手詔一通：“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180]徽宗還將他盛讚“為孝子，為忠臣”，[181]真可謂好話說盡。照此看來，徽宗還朝似乎已成定局，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由於宋煥確屬蔡京、蔡攸的姻親與黨羽，他回到開封不久，“以言者論其聯親奸邪，冒居華近，妄造語言，以肆欺妄”，[182]先落職，與在外宮觀，後責授單州（治今山東單縣）團練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僅就他居中調停徽、欽父子關係而言，無疑有功於趙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後，其功績終於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終究還朝 所謂“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不是實話實說。欽宗儘管已將門下侍郎趙野任命為太上皇行宮迎奉使，幷派徽猷閣待制譚世績、中書舍人李熙靖“副執政迎奉”，[183]而且“所差奉迎使副幷至行宮”。[184]可是，徽宗突然改變主意。當時有人提及所謂西內之事，即唐玄宗從四川返回長安之後，作為太上皇，入居興慶宮即南內，他的兒子唐肅宗“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即太極宮），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185]稍前，黃庭堅曾吟詩一首，聲討唐肅宗： …… 撫國監軍太子事，何乃趨取大物為？ 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後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 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 ……[186] 唐玄宗身邊的高力士等人回長安後才被清除，而徽宗的寵臣此時已受到懲處。他當時雖未明言，但對此無疑頗為不滿。北宋亡國後，徽宗在被俘北上途中，命其舊臣曹勛返回中原時，讓他轉告康王即後來的高宗：“藝祖（即太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詳。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幷叮囑高宗：“當知而戒焉”。[187]所謂“誅罰為甚”云云，顯然是指欽宗懲辦六賊，幷且徽宗將它與靖康之禍混為一談。如果說欽宗這時唯恐成為“唐睿宗第二”，那麼徽宗則畏懼步唐玄宗後塵。他預感到返回開封幷非上策，便在應天府“徘徊不進”。僅讓太上皇后鄭氏返回開封，他本人則“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188]徽宗另有打算，據說出自“隨行內侍，其間頗有讒邪之人，造飾奸言”，“而進西幸之策”。[189]宦官石如崗便“畏罪，不敢從道君還京。”[190]這類記載實有替徽宗開脫辯解之嫌。即使確有宦官進“奸言”，聽“奸言”者終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開封，而擬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陽），已使欽宗深感憂慮。更令欽宗大傷腦筋的是：徽宗“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陽門。”他“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朝野更是“喧傳有垂簾之事”，“皆言事且不測”。[191] 欽宗“廷見群臣，憂形於色。”君臣經過反覆商議，決定採取三條對策。其一，改擷景園為寧德宮。朝廷儘管拒絕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無理要求：“大內者，天子之居，神器之所在也。”但“戒敕有司繕治擷景園，易名寧德宮，務極閎麗，以稱崇奉之意。”其二，以太宰徐處仁為禮儀使。為隆重其事，徐處仁率領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請徽宗還朝之餘，明確表示：“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治生於一，亂生於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簾聽政，於國當無此儀。”[192]其三，派遣李綱前往南京。徽宗剛剛傳來御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193]李綱此行可謂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於迎接徽宗還朝。於是，李綱繼宋煥之後，成為徽、欽父子之間的傳書帶信人與居中調停者。 李綱三月十七日從開封出發，次日便在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與返回開封的太上皇后鄭氏相遇。鄭氏一開口便詢問：“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李綱回答道：“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鄭氏考慮再三，最終表示贊同：“相公所論甚有理！”[194] 十九日，鄭氏即將還朝，開封謠傳太上皇后“欲從端門入禁中”，宦官則勸欽宗“嚴備以待”。這時已升任少宰的吳敏賡即進諫：“陛下但推誠盡孝。”[195]三月十九日，欽宗接受昊敏建議，出郊迎奉，鄭氏順利入居寧德宮。當天，出於穩定徽宗情緒與分化徽宗陣營的需要，欽宗下詔：“扈從行宮官吏，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議，已行遣外，余令台諫勿復用前事糾言。”[196]莫說別人，就連雖聲名狼藉但先期返回開封的高俅此前已於三月五日,進封簡國公。其理由是：“扈從上皇，宣勞既久。”[197]於是，出現了“罪同罰異”，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問”，甚至分明有罪反而加官進爵的混亂現象。某些官員如侍御史李光對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責“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負黨奸之謗”，請求“一等科罪”。[198]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不懂策略。 徽宗讓太上皇后鄭氏先回開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於試探。鄭氏順利還朝的消息傳到應天府，徽宗“聞之，乃罷如洛之議。”[199]因此，當李綱於三月二十日到達應天府後，只不過還要費些唇舌而已。李綱“乞道君早迴鑾，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幷秉承欽宗旨,詢問止遞角、阻糧綱、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這話漏洞頗多，李綱不予深究，反而安慰徽宗：“方艱難中，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付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徽宗詢問“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牆等，凡三十餘事。”李綱一一解釋：“追贈司馬光，正欲得民心；毀拆夾牆，止欲防奸細。”幷稱：“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徽宗也不予深究：“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經過三天的交談，徽宗明確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綱：“公先歸，達此意。”[200]其實，徽宗心中有數，洛陽與鎮江一樣，均非告老失勢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有按照欽宗的安排，返回開封。李綱臨行時，徽宗勉勵道：“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名青史，垂之萬世。”[201] 李綱此行，僅剩下一個遺留問題。徽宗拿出尚書省札子：“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他解釋道：“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綱事前不知此事，或許又是當時剛出任尚書左丞的耿南仲所為。他只得承諾：“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札子歸，奏知皇帝取旨。”徽宗在贊同之餘，又讓了一步：“數內兩人，系童貫親戚，不須留。”李綱回朝，立刻上奏，欽宗當即降旨：“聽留龍德宮祗應。”[202]幷且對李綱此行予以肯定：“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203] 徽宗即將返回開封，開封流言頗多。其根源在於徽宗的寵臣從前作惡多端,如今尚未嚴懲。蔡攸將“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即是傳播甚廣的流言之一。人們擔心蔡“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204]不久前所發生的數萬民眾圍攻“浪子宰相”李邦彥的事件勢必重演。台諫官員紛紛上奏：“（蔡）攸依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驚憂，如邦人慾擊李邦彥之類。”[205]對於蔡攸的近況，欽宗最知情。他採納吳敏建議，“令蔡攸勸上皇北歸以贖罪”。[206]此前，欽宗一面將蔡攸貶為提舉亳州明道宮，一面親自降詔蔡攸，令其“專一扈從太上還闕”。蔡攸陪同徽宗到達符離以後，蔡京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陸)居住。鑑於“前去京闕不遠”，[207]蔡攸上書欽宗，請求前去陪伴父親。欽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208]他不大相信蔡攸竟會跟隨徽宗返回開封。難怪欽宗讀過台諫官員上奏，一反常態，幷不驚慌，僅閃爍其詞，批了一句：“候（蔡）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209] 欽宗與大臣們商議如何迎接徽宗還朝，大臣之中發生分歧。耿南仲首先提出兩項建議，一是“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有敢入者斬”；二是“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李綱堅決反對，主張“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210]他當面指責耿南仲：“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211]二人在欽宗近前接連舌戰兩日，欽宗始終笑而視之。他幷不反對從龍舊臣耿南仲的建議，只是感到不合時宜。雙方爭執不休，太宰徐處仁終於表態：“陛下仁孝，宜郊迎稱賀，何謂城守乎？”[212]欽宗順水推舟，姑且按照徐處仁的主張行事。 四月三日，欽宗親自出郊奉迎，徽宗終於還朝，幷安然入居龍德宮。當天，“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213]“兩宮甚歡，無一間言。”[214]其實，這只是人們的願望而已。徽、欽父子怎能相安無事，從此親密無間？ 六、欽宗軟禁徽宗 徽宗回到開封，果然落入欽宗圈套。他從此在其長子的嚴密監控之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實際上已被軟禁。 徽宗還朝前夕，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建議：上皇“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加隆厚，着為令式，風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215]據說，欽宗讀過札子，很是感動，將陳公輔任命為左司諫。徽宗返回開封后，無疑仍然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欽宗有道親書御筆，保存到南宋中期：“內藏庫支錢一萬貫，付李彀，充應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據此，岳珂稱讚欽宗“寧親之孝”。[216]豈止如此而已，欽宗還多次前往龍德宮，拜望徽宗。然而所有這些都是表面現象，欽宗這時最關心的是如何防範徽宗干預朝政。 耿南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的建議，徽宗剛入居龍德宮，立即變為事實。欽宗將徽宗身邊的陳思恭、蕭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幷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217]因此，後來高宗斷言：耿南仲“離間兩宮，其罪甚大。”[218]直到南宋中期，岳珂仍然指責：“靖康之初，耿南仲等執事，兩宮不能謹於調娛。”[219]對徽宗身邊人員的清洗和懲處，絕非僅此一次。有官員上奏揭發宦官王仍、張見道、鄧文誥“輒懷詭計，圖欲離間兩宮，邊防動靜，妄意傳播，轉相聳動，將以遂起其奸志。”所謂“妄意傳播”云云，很可能是指為徽宗通風報信。欽宗“有旨，令三省覺察。”起居郎胡安國認為：“圖欲離間兩宮，則罪不可赦”，建議：“及時裁處”。[220]結果，王仍等“三人遂黜”。[221]此外，欽宗還親自下詔，“鞠龍德近侍梁忻之類”。開封尹程振雖遵旨審理，但為照顧徽宗顏面，“特寬其文”。他因而日後受到稱讚：“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222]其實，程振與耿南仲方法雖然有別，實質幷無二致。 與此同時，欽宗在徽宗身邊安插所謂“明忠孝大節者”。如任命譚世績、李熙靖同主管龍德宮，責成他們“請見上皇，日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遊無事之樂。”[223]即徹底退出政壇，絕不干預朝政。欽宗於當年四月八日，“詔龍德宮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224]五月一日，又“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225]即將徽宗每天的活動及時上報欽宗。很清楚，徽宗身邊的官員乃至內侍，其職責名為照料太上，實則監視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猶時取財物，頒賜左右”，以便收買人心。欽宗當即採取相應措施，“令開封尹籍其所入龍德宮物目，有得賜者出，即納之於宮。”[226]足見，欽宗對其父親警覺性之高。 徽宗處境竟然如此，心中固然憤憤不平。他每有手筆付欽宗，必“自稱老拙，謂上為陛下”，[227]即是其不滿情緒的流露。徽宗這時又想前往洛陽，他斷言“金人必再犯京闕”，請求欽宗准許他“自往西京治兵”。這時已升任太宰的吳敏認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是：“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奉勸欽宗切莫忘記徽宗在東南試圖另立的往事。二是：上皇“今幸歸京師，陛下問安視膳，全孝道足矣。”提醒欽宗毋忘勸說徽宗還朝之艱難！三是：“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228]話雖說得比較隱晦，意思相當明白：朝政尚不許其過問，豈可讓其干預軍政？其實，毋須吳敏勸誡,欽宗自有決斷：徽宗休想離開開封半步，更不用說外出“治兵”。此後，徽宗又提出“與帝出幸”[229]即父子同時撤離開封的建議，同樣遭到欽宗拒絕。 徽、欽父子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在當年十月十日天寧節時再度激化。這天是徽宗的44歲生日，欽宗前往龍德宮為徽宗祝壽。徽宗“滿飲，乃復斟一杯以勸上。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以毒酒謀害政敵是較為常見的手法之一。16年前，知樞密院事張康國因與蔡京發生矛盾，以致中毒而死的舊事，至今人們仍記憶猶新。大臣“躡足”，分明是勸告欽宗勿飲毒酒。於是，欽宗“堅辭，不敢飲而退。”徽宗“號哭入宮”。他如此傷心，是否是惋惜其陰謀未能得逞，則未可知。次日，欽宗頒布黃榜：“捕間諜兩宮語言者，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這道黃榜僅張貼於龍德宮前，明明是針對徽宗。史稱，“自是兩宮之情不通矣。”[230] 金軍在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再度兵臨開封城下，欽宗嚴密封鎖消息，徽宗一無所知。同年閏十一月下旬，金軍攻破開封外城四璧，徽宗所畏懼的“西內之事”果然發生。欽宗採取斷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鄭氏遷入延福宮。“太上皇帝為衛兵擁入禁城。上皇猶豫間，衛兵欲殺內侍官鄭詳以下，遂由金水門以入。”徽宗從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許是由於很不理解，他“躊躇雪中，不知所向。”欽宗“聞之，遣帶御器械王球領殿內帶甲親從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宮。”而“寧德皇后（即徽宗鄭後）早已入禁中”。[231]如此一再動用武力，哪裡是什麼“迎奉”。徽宗從此受到更為嚴密的監控。金軍提出要求，以徽宗為人質。這時，欽宗對待金軍，幾乎唯命是從，但對此則斷難從命。他婉言拒絕：“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金軍又以議和為名，“堅欲上皇出郊”。欽宗竭力推託：“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幷且當即表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232]他果然於次日，慷慨前往金營。欽宗如此自告奮勇，顯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軍，金軍另立徽宗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欽宗被迫再次前往金營，他臨行前降旨：“以皇子監國，以孫傅為留守，尚書梅執禮副之。”[233]對此，欽宗真可謂未雨綢繆。早在靖康元年正月十六日，徽宗到達鎮江次日，金軍首次圍攻開封之時，欽宗連忙將生於政和七年十月，不到10歲的兒子趙諶封為大寧郡王。秘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實在難以理解，上奏提出異議：“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234]而欽宗則置若罔聞，又在四月七日，徽宗返回開封的第四天，舉行冊立趙諶為皇太子的典禮。於是，“咸謂深中時病”的民謠《十不管》在開封廣為流傳，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235]。所謂“二太子”，指率軍兵臨開封城下的金東路軍統帥、金太祖阿骨打的第二子斡離不。欽宗此時立太子，在別人看來實屬不急之務，在他看來則是當務之急。欽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時刻，寧肯讓黃毛未脫、乳臭未脫的兒子監國，也決不允許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父親復辟。於是，這個１０歲孩童居然在開封城內發號施令，諸如“皇太子令添置糶米場濟民”[236]之類。 欽宗在再次前往金營前夕，秘密吩咐孫傅：“我至敵寨，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餘人，擁上皇及太子潰圍南奔。”然而金軍已將開封團團圍困，突圍為時晚矣。不久，徽宗、趙諶以及幾乎所有趙宋宗室先後落入金軍之手。徽宗在前往金營之前，對其身邊官員述說：“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聾瞽我，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無非是些責怪欽宗之語。徽宗到達金營之後，又上札子與金西路軍統帥粘罕：“大兵踵來，……某即遜位，避罪南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某亦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咎將誰執？”[237]不過是些搖尾乞憐之詞。從中也可看出，徽宗返回開封后，的確處於無權地位，境遇相當狼狽。 靖康內訌以徽、欽父子雙雙成為亡國被俘之君而告終。父子相見於金營，“號泣久之”，徽宗開口便斥責欽宗：“汝聽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禍。”[238]他在北上途中，寫下七言絕句一首： 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 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239] 所謂“猖狂”絕非自責之詞，徽宗顯然是埋怨欽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勸告，及時撤離開封，創建抗金基地。或許直到八年後，徽宗死於五國城（即今黑龍江依蘭）時，仍對此耿耿於懷。 結語 在本文行將結束之際，還有以下三點需要指出。 一、靖康內訌的根源在於皇權的絕對性與排他性。“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所謂皇權政治即皇帝一人獨裁專制，皇權絕不允許他人染指，即使是父親、兒子、兄弟也概莫能外。徽宗後期，趙桓、趙楷兄弟是為將來獲得一人獨裁專制的權力而爭鬥；靖康年間，徽宗、欽宗父子之爭則屬於分割與獨攬皇權之爭。如果說選擇太子在中國古代畢竟還有立嫡立貴的原則，那麼皇帝與太上皇帝的權力是否應當分割，應當如何分割，則無一定之規。在皇帝與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狀況下，其權力分配大致有三種模式：皇帝獨攬皇權，太上皇帝不預政事，如前面說到的唐高祖等；太上皇帝雖退位但不交權，如北齊武成帝退位後，“軍國大事，仍以奏聞”，“凡除拜生殺，仍自主之。”[240]皇帝與太上皇帝分權，如唐睿宗在先天元年（712）八月，“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但這只不過是暫時過渡，唐睿宗於次年七月，即“歸政於皇帝”。[241]徽宗在急於退位之時，雖然表示將採用第一種模式，但他事後所竭力爭取的卻是第二或第三種模式。而欽宗所盡力維護的恰恰是第一種模式。然而由於徽宗曾經表態不預政事，更因為欽宗雖然外戰外行，抗禦金軍束手無策，可是內戰內行，對付父親頗有辦法，幷且依靠其業已到手的皇權，終於戰勝其父親。 二、靖康內訌的影響不可小視。平心而論，從總體上說，徽宗作為北宋亡國的第一責任人，豈能責怪欽宗，北宋江山無疑主要葬送在他自己手裡。但具體而言，“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242]如果徽、欽二人乃至其中一人在金軍再度兵臨城下之前，事先撤離開封，組織軍民抗金，不僅可以避免父子雙雙被俘的厄運，甚而至於不會導致北宋的覆滅與南宋的建立，北宋王朝或許尚可苟延殘喘若干年。正如南宋人呂中所說：欽宗“早從上皇治兵兩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乘京城，或可以守。”[243]然而由於徽、欽父子長期明爭暗鬥，直至欽宗一定要把父親與自己死死地捆綁在一起，自己拒不撤離，更不允許其父親撤離開封。這的確是一大歷史性的失誤。從這個意義上，當時人將徽、欽父子不和視為靖康之世的“大病”，確實不無一定道理。 三、靖康之世的“大病”絕不止於內訌。靖康年間問題成堆，如徽宗時期的弊政遠未革除；欽宗本人優柔寡斷，朝令夕改；他忙於不急之務，疏於防禦金軍；等等。凡此種種，其危害之大均不在徽、欽父子不和之下。何況北宋危亡之局在徽宗末年早已鑄成。總之，北宋王朝覆滅的原因很多，關鍵在於極度腐敗。[244]徽、欽內訌只是其中較為次要的因素之一，無非是極度腐敗的多種表現當中的一種而已。本文絕無將內訌視為靖康年間的唯一“大病”，誇大為北宋亡國的主要原因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