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張戎的《毛，不為人知的故事》 金小丁 前言 張戎的自傳《鴻》已經被譯成三十幾種文字，賣了一千萬本，在今日西方沒有任何一本中國人寫的書有類似的影響。她的新作《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在英國出版時，受到從左到右所有重要媒體一致推崇，不僅有《ＢＢＣ》，《衛報》，《每日郵報》等敢寫敢說的豪放類，也有《泰晤士報》，《經濟學家》和《金融時報》平時言必有據的學者型。慷慨激昂為張戎站台的，政界有中國人的老相識末任港督彭定康（C. Pattern），新聞界有《泰晤士報》東亞編輯曾因報道６.４獲獎的J. Mirsky, 學術界有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系主任中國問題專家M. Yahuda。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不帶偏見的人，看了張戎的書都不可能對她的結論有任何一絲一毫的懷疑。 在其他歐美國家，張戎新作所受的熱烈擁戴也不比在英國差，德國媒體的精英代表《明鏡》周刊，美國從《紐約時報》以下幾乎所有重要報紙全都加入了不分黨派的讚美詩大合唱。全世界有產者，聯合起來！ 該書一周之內便躍居英國非小說類排名榜之首。隨後又獲得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德國的非小說類排名狀元。張戎已成為中國歷史的新權威，講演，座談，簽名，採訪，四處奔波應接不暇。包括諾貝爾獲獎者在內的西方作家裡也鮮有享此殊榮的。說張戎是在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國人，恐不為過。在她的演講會上提出不適當問題的人，被與會者視為“毛主義者”，無法把問話說完。在Amazon賣書網頁上對該書的歷史真實性有懷疑的讀者評語，被其他評論者斥為“醜惡中國人的宣傳” 。 張戎此書的主要賣點是論證毛至少“像希特勒一樣，或更壞”。相信這點的西方人，恐怕不會認為奉毛衣缽的中國政府比納粹好多少，進而也很難對半個多世紀以來向這個准納粹政府妥協並與之合作的中國人有多少好感。當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現經濟政治甚至戰略矛盾時（如台灣海峽或東海大陸架），這種惡感可能對西方的民意以至事態的發展產生影響，後果很嚴重。 比如，小布什就很喜歡這本書，說它“真實地表現了毛這個獨裁者有多麼殘暴，超出了以前人們的想象”。張戎聽說後“非常驚喜”，說布什總統正在跟中國政府打交道，“應當了解這個政權是從什麼樣的根上長出來的”。美國專家分析，“布什之所以對此書感興趣，大概是由於它對於他在第二個任期內向全球推行民主的計劃提供了支持”（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1.22）。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是在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談時提到張戎的書的。如果美國有意介入台海，必做兩件事。一是尋求歐洲的支持，二是在西方公眾眼裡豎起中國的薩達姆或米洛舍維奇，而讓胡錦濤進入角色的捷徑則是把毛畫成希特勒。其中的關鍵在於說服歐洲知識界的左派和自由派。而這群人正是張戎自傳《鴻》與《毛》書的主要讀者。從德國綠黨對“反分裂法”的強烈譴責和對歐盟售武解禁的成功阻撓，便可看出張戎的特殊影響力。布什向默克爾提到張戎的書，恐怕並非閒聊吧。 據張戎說，《毛》書的中文版將於２００６年春在台灣出版。而陳水扁已經“廢統” 了。一旦中東平靜下來，台海就要起風浪。而毛在西方人眼裡是不是希特勒，可能會成為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決定戰爭與和平。 張戎的書據稱是十年鑽研之成果，以各國秘密檔案和數百知情者採訪為依據。如果她的結論正確，後果再嚴重中國人也應當接受。可惜，在其驚人之語和浩瀚資料之間存在着鴻溝。更有甚者，二者時常相左。本文之目的在於指出這些自相矛盾之處，展示一下西方媒體最推崇的關於中國的書的真實價值。 本文非但尋找張戎書中的弱點和枝節，而是着專挑那些對毛人品攻擊最力和被西方媒體評價最高，認為證明最充分的１７個問題。為了便於讀者驗證本文的論點或發現錯誤，筆者儘量不用讀者難以驗證的材料，主要依賴於張戎書中所提供的信息，讀者可以輕易核實。希望張戎的支持者在她這１７個論點中能找出一個能站得住腳的。這些問題將在以下的１７個小節里分別討論： １）瑞金肅反，２）蔣放走紅軍進四川，３）蔣放走紅軍救兒子，４）瀘定橋，５）被抬著長征，６）不打日本，７）陷害新四軍，８）犧牲胞弟，９）整風， １０）賣鴉片，１１）鎮反殺人三百萬，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１３）超級大國工程，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１６）文革目的，１７）毛與希特勒相提並論。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簡要介紹一下最近圍繞張戎此書的爭論。在該書出版四個月以後，西方媒體對張戎一面倒的喝彩聲在歐洲以外開始出現雜音。今年１０月《紐約時報》的紀思道（N. Kristof）披露，被張戎列入受採訪者名單的章含之否認曾接受其採訪。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 Spence）在《紐約書評》上指出張戎的某些參考書不是嚴肅出版物，從中找不到任何資料來源。澳大利亞的H. McDonald在《The Age》（2005.10.8）上披露：該報記者最近到瀘定橋採訪，未能找到張戎所講的那位當時９３歲的老太太，也沒找到任何能記得此人的人。但是記者找到一位現年８５歲的寡婦李桂秀，據當地人說是唯一活着的見證人。“李老太太說戰鬥確實打了”。“是在傍晚打起來的”。McDonald引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T. Bernstein的話：張戎“這本書對當代中國研究是一大禍害”，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力（P. Link）也承認該書有違事實曲解史料。最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 Nathan）於十一月在《倫敦書評》上列舉了書中大量違背史實的聳人聽聞之論，確鑿證明“張戎和哈利代是一對饒舌的烏鴉／喜鵲（magpies）”。 值得一提的是，當張戎的書今年夏天在英國出版時，美國主流媒體也是一片喝彩，並無半點保留。澳大利亞的《The Age》也不例外。而以上那幾位美國學者的反毛情結並不在張戎的英國崇拜者之下。比如，曾常駐北京的紀思道在其文章之首斷言，假如毛當初預見到張戎日後會寫這本書，早就把她全家滅九族殺光了。中國現代史權威史景遷在其文章里沒有任何證據而宣稱彭德懷是被毛殺害的，儘管連張戎都承認彭死於直腸癌。《天安門文件》的編譯者林培力，毛的醫生李志綏回憶錄的策劃人黎安友，則是最有財源的“民運”組織“中國人權”的美方負責人。這些知名人士長篇大論批張戎絕不是為了“保衛毛主席”。實在是因為張戎太不爭氣，幫倒忙，幾乎壞了人家的反共大業。若不撇清關係，他們的信譽都給糟蹋了。 在西方學者開始批評張戎之書之前，筆者從今年八月初以來，已將本文的英文稿寄往多家發表過對該書評論的西方媒體和作者。既沒有願意發表本文的，也沒有願意刊登一封簡短讀者來信的，任何反應都沒有（直到十二月以後才收到最低限度的禮貌回應）。對英文稿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http://www.geocities.com/jinxiaoding。同時，筆者自八月開始向海外中文網站尋求發表的機會。先投給筆者認為最有希望的《萬維》。待遇確實好多了，前５個問題於九月下旬在其主頁上登出，但最多待了幾小時，其他內容到十二月初才登完，而且再也沒出現在主頁。此後筆者將本文投給號稱秉持“對意識形態的超越，對不同地域，不同立場觀點的包容” 的《多維》。待遇進一步提高，在主頁上登了大約三分之二。且全文獲准在《多維時報》和專為張戎之書開闢的博客里登出。在此之後有些中文網站從《萬維》或《多維》轉載了本文的部分內容。全文最終在國內網站《中國選舉與治理》主頁上發表。 感謝《多維》的何頻先生，今年十月在紐約對張戎採訪時曾特意徵詢其對本文所提的１７個問題的意見。張戎表示：“我看了，我還看得比較仔細。我覺得有的問題問得很好，我也希望有機會能回答這些問題。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東西我不知道他是沒有看懂英文本呢，還是沒有去研究我們書後邊的注釋，因為有很多細節，數字的來源，都必須到書的後邊，我們800頁中有150頁是注釋，是資料來源，那麼一定要到注釋那裡把原文找出來看一看。我看他要麼沒有懂原文，要麼沒有去仔細去看注釋。我看了一下，這些問題我都很容易的回答” 。 遺憾的是，她僅僅對其中三個問題給了十分“容易的回答”。這些回答和筆者的再提問讀者可在問題（２），（３）和（４）★部分的討論中看到。張戎之弟張朴（《毛》書的中文翻譯者之一）在《多維》博客上說將很快登出張戎原文與本文翻譯的對照，使讀者“一目了然”。儘管讀者反覆催問，張朴的中英文對照迄今仍無蹤影，實在令包括筆者在內的讀者們一臉茫然。 本文與其他評論之不同在於，不僅指出張戎不尊重史實，誇張臆造，而且用其矛攻其盾，不用旁證博引，證明該書邏輯混亂，自相矛盾。認真的讀者根本無須熟悉中國歷史，也應當看出來。因此，張戎在西方新聞界甚至讀者群中受到的廣泛擁戴，恐怕只能用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來解釋。是否如此，請讀者公斷。 １）瑞金肅反 張戎對毛第一個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據地（包括江西和福建蘇區）害死至少３５萬人，占人口總數１０％。她先從１９３１－３５年江西蘇區人口減少５０萬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據地總人口死亡數７０萬（１１３頁）。她把這７０萬稱為“死亡數”是不對的，因為從江西蘇區人口減少數不可能按比例推出瑞金根據地“死亡數” ，只能是人口減少數。她再從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於戰場和黨內被清洗者” （１１４頁）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據地烈士總數（大約３３.４萬），最後用人口減少數扣除烈士數，剩下的她都算成“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頁）。張戎的算法太不專業了，因為她完全忽略了因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和難民。 在此期間蔣介石發動了５次圍剿，其中一次出動５０萬大軍（１２５頁），根據地從５萬平方公里縮小至幾十平方公里（１０３－４頁）。蔣軍並非以善待百姓著稱，早在紅色政權出現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數萬共產黨人及被懷疑者遭屠殺” （４７頁）。在如此長期反覆的戰爭里，平民因誤傷，疾病，凍餓，經濟困難等致死數目經常超過軍隊戰場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區連年戰亂，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張戎的說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沒收最後一件東西”（１１１頁），“第一個紅色政權的恐怖統治如同監獄”（１１３頁）。那麼，大批民眾必定趁蔣大元帥５次拯救之機逃離毛匪地獄。 假如平民死亡和難民的總數與烈士數相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這類死者只剩下３萬２千人（７０萬－２×３３.４萬），少於張戎數字的十分之一。 ２）蔣放走紅軍進四川 張戎對中國歷史的第二個重大貢獻是否定毛在紅軍長征中的作用。她說“不會有任何疑問，是蔣介石放走了中共領導和紅軍主力” （１３７頁）。據她說蔣介石想把紅軍趕入四川來嚇唬當地軍閥，迫其允許國民黨軍隊隨之進入其地盤剿共。 張戎的資料只證明蔣確實把借追剿紅軍之機進入四川當作額外收穫，但無法證明蔣為此放走紅軍。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張國燾就已“進入四川建立了根據地，並將其部隊擴充至八萬人”。張戎稱“國燾毫無疑問是最成功的共產黨人” （１４７－８頁）。當毛到達四川時，張的八萬紅軍“兵強馬壯，有機槍迫擊炮，彈藥充足，訓練有素” ，而毛的部隊“僅剩一萬來人，殘兵弱旅處於崩潰的邊緣”（１６３頁）。 那麼，為什麼“最成功的共產黨人”張國燾和他的八萬精兵強將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沒把四川軍閥嚇得允許蔣軍入川？而非要毛的萬把殘兵來當此大任不可？這個問題沒解釋，人們對張戎的驚人發現怎麼“不會有任何疑問”呢？ ★　針對這個問題，張戎向《多維》的何頻作了如下解答：“這個問題問的很好。但是我們早已經研究到了。張國燾的軍隊從陝西入川的時候，他在川北，蔣介石的軍隊就想跟進來。但是四川當時是防區制，每一地方有自己的軍閥，都不是一塊兒的，都是分開的。蔣介石把中央紅軍是從南邊趕進去，他要征服的是整個川南川西川北，同時也要征服川東的軍閥”。 那麼，為什麼蔣介石不把張國燾從川北趕到川西川東和川南，而非要把中央紅軍從江西大老遠趕來呢？為什麼不把中央紅軍消滅在湘江邊，回頭再以圍剿張國燾的名義進入四川，而要陪着中央紅軍到貴州雲南繞圈呢？張戎的回答馬上引出幾乎同樣的問題，等於什麼也沒解釋。這種 “很容易的回答” 恐怕有點太容易了吧？ ３）蔣放走紅軍救兒子 為了進一步證明毛對紅軍毫無貢獻，張戎為蔣介石放走紅軍提出另一個“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 （１３８頁）：把他兒子蔣經國從蘇聯換回來。可她的證據只說明蔣想要兒子回來，而無資料證明蔣放走紅軍，連這種想法的證據都沒有。 相反，據張戎說，當“蘇俄特務”宋慶齡代表莫斯科向蔣介石提出以蔣經國交換在上海被捕的“兩個頭等蘇聯特務”時，卻被蔣拒絕（１３９－４０頁）。蔣為他兒子連釋放兩個特務都不干，怎麼會甘心放跑他稱為心腹大患的幾萬紅軍呢？什麼樣的特務比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德一夥還重要？其實這“兩個頭等蘇聯特務”是默默無聞的中國夫婦牛蘭和他太太。張戎在書中介紹了十幾位蘇聯特務的大名，可偏偏不介紹這“兩個頭等蘇聯特務”。為什麼？她大概有“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 吧。 ★　張戎“比較仔細”地看過本文後，在接受《多維》何頻採訪時作了以下“很容易的回答” ：蔣介石“想用中共的生存來換回他的兒子。這個材料我們是怎麼來的呢？很多很多的來源，首先是俄羅斯檔案館的大量材料，蔣介石是怎麼跟蘇聯政府打交道的，蔣介石本人的日記有大量的記載，蔣經國自己有一個自述也有，也提到這方面的情況。還有，至於蔣介石是怎麼放走紅軍的，這個就是紅軍長征時有很多史料，當時國民黨來往的電報，這個我們的書裡有詳細的解釋” 。 所有這些，正如筆者已經向張戎指出的，“只說明蔣想要兒子回來，而無資料證明蔣放走紅軍”。為什麼張戎死活不拿出哪怕一句資料原文證明蔣介石有意放走紅軍呢？這難道不是比羅列一大堆“很多很多的來源” 更“容易的回答”嗎？ ４）瀘定橋 張戎對瀘定橋戰鬥的否定被西方媒體廣為宣揚，被稱為對紅軍傳奇的致命打擊。據她講，瀘定橋戰鬥“是完全的編造。在大渡橋並無戰鬥。紅軍到達時那裡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 （１５９頁）。否定瀘定橋之戰的主要證據來自對一位９３歲婦女的採訪。“她記得共產黨‘陰一下，陽一下’ 地打炮－中國話意為時斷時續。她根本不記得她這邊河岸被射擊” （１５９頁）。 張戎沒說清楚她指的“國民黨軍隊”是否包括不屬於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川軍閥部隊。從其資料來源看好像並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論顯然不成立，因為根據中共黨史，當時守瀘定橋的正是軍閥部隊，而不是國民黨正規軍。 況且張戎承認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擊” （１５９頁），“城內起火了，很可能是紅軍炮擊所致” （１６０頁）。彈藥匱乏的紅軍不可能拿炮當焰火放。僅一個月後，未經大仗，他們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槍，平均每枝５發子彈”（１６３頁）。他們最後的重兵器應當用在了最緊要的關頭。怎麼會在瀘定橋放空炮呢？偵查失誤？不太可能。既然張戎否定橋上木板被拆除（１６０頁），派個人過橋看看恐怕比建個炮兵陣地還容易。而且若是偵查失誤，偽造戰鬥故事的八成是前線指揮員，以掩蓋浪費彈藥之責，毛應是被騙對象，不是騙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紅軍打炮就是為了造假，張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紅軍造假也沒必要打炮，除非他們有錄像機。而且他們不應畫蛇添足使其謊言更容易被揭破。可他們卻“馬上開慶祝會” ，給２２位假英雄每人發“一件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１６０頁）。紅軍當時性命都難保，可能浪費寶貴彈藥和找這麼多麻煩來造假嗎？更奇怪的是，為什麼國民黨不揭穿這個謊言？即便蔣介石想放紅軍一馬，這也是他的個人秘密，其宣傳機器怎麼也讓紅軍醜聞成為“不為人知的故事”？ 最後，誰會因這個謊言受惠呢？據張戎說紅軍被毛領着走了“２０００公里冤枉道” （１６２頁），“對毛深深不滿”，“所有人都對毛憤恨” （１５５頁）。如果毛能讓紅軍一槍不放而過大渡河，對其鞏固剛篡奪的領導地位幫助更大。編造戰鬥故事只能減少毛的功勞，讓他被迫與２２位假英雄分享。也許當年有人編造故事就是要反毛的，如今被張戎揭破，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了。 ★　張戎在《多維》採訪時對此問題是這樣說的：“他（筆者）的很多的立論完全是因為沒有看我們的注釋，甚至沒有看我們的正文”。她否定瀘定橋戰鬥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文獻資料，其中一條文獻資料就是當時第一批過瀘定橋的是２２個紅軍，這２２個人，過瀘定橋後一根毫毛未傷，在橋那邊舉行了一個儀式，他們每個人還得到一雙碗筷，還有自來水筆，. . . 他（筆者）既沒看注釋，又沒看正文，就來發議論，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還有我們也研究大量的守橋的國民黨軍隊到底是誰，這在我們的正文裡有詳細說明是哪一支國民黨部隊，那麼這支國民黨軍隊在紅軍到來之前就被調開了，這都有當時的電報，在注釋里也有電報的來源，他完全不提這個就沒有道理，這樣的問題回答起來就很浪費時間”。 很對不起，筆者正是看了張戎的正文和注釋，才會明確寫道：“張戎沒說清楚她指的‘國民黨軍隊’是否包括不屬於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川軍閥部隊。從其資料來源看好像並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論顯然不成立，因為根據中共黨史，當時守瀘定橋的正是軍閥部隊，而不是國民黨正規軍”。從張戎對筆者的回答里，人們仍然無法知道到底她說的“國民黨軍隊”包不包括四川軍閥部隊。顯然，張戎連看一下本文短短幾句話的時間都不想浪費，就來“很容易的回答”問題，讓筆者實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張戎在其回答里強調，她否定瀘定橋之戰的主要證據是沒有死人。筆者早先“完全不提這個”實在是因為這根本就不是證據。即使瀘定橋的２２位紅軍都沒死，也只能令人懷疑戰鬥的激烈程度，而不能徹底否定戰鬥的發生。當時守橋的軍閥部隊被叫做“雙槍兵”，一杆步槍，一杆煙槍，戰鬥力極差，見到不要命的紅軍衝過來，嚇得亂放幾槍就跑是完全有可能的。張戎用沒死人證明瀘定橋戰鬥“是完全的編造”顯然在邏輯上講不通，只能是白白“浪費時間”。 《多維》的何頻接着提問“那麼這個故事是怎麼出來的呢？” 張戎回答：“瀘定橋的神話最早是斯諾寫出來的”。可她在書裡明明寫着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擊”，過橋後“馬上開慶祝會” ，給２２位先過橋的戰士每人發“一件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沒有戰鬥為何開慶祝會？為何發獎品？根據張戎講的這些事實，即使瀘定橋戰鬥的故事是編的，起碼當時就編出來了。怎麼可能“最早是斯諾寫出來的”？張戎剛講完發獎品的事，就馬上“完全不提這個就沒有道理”。 ５）被抬著長征 張戎的又一驚人之論是毛在整個長征中被擔架抬着。可她的證據沒一個站得住腳。　 按張戎的說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幫行軍時粘在一塊，通常躺在擔架上。一些領導人給配備了擔架馬匹和挑夫。整個長征途中，包括最難走的路程，他們大都是被抬着的” （１４４頁）。對包含如此重要指控的這句話，張戎反常地在附錄里沒有列出任何支持材料。其實，在王力所著的《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記事》（牛津大學出版社，１２６頁）中有一段毛自己的話：“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倆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難怪張戎不肯把史料依據拿出來！ 張戎那句話除了沒有史料依據外，還有其他疑問。首先，毛的三人幫是否有這麼大特權。“洛甫，三人中唯一的書記處成員” ，說“我感覺自己毫無權力” （１４４頁）。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處境很可憐” （１３２頁）。長征前他擔心自己被遺棄，竄到每一個他以為紅軍會經過之處，盼望部隊通過時把他帶上（１２８頁）。在此情況下，毛的擔架恐怕不是因為他的特權，而是“開拔幾天前，他因瘧疾而發燒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頁）吧。 另一個問題是毛是否願意被抬。照張戎的說法，毛的三人幫正醞釀篡奪紅軍指揮權，他們理應爭取軍心。而“對特權的厭惡在紅軍里特別強烈，很多人本是出於對平等的追求而參軍的，這是黨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頁）。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擔架上成功搶奪領導權嗎？為什麼他的對手不指責呢？除非他們也被擔架抬着。那紅軍怎麼沒垮並能忍受張戎所描述的過草地等千辛萬苦（１６７－９頁）呢？ 張戎在另一處提到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領導在整個長征中一直‘坐轎子’” （１６５頁）。這句話的根據是張國燾的書，可其中直接引語只是沒有主語的半截話“坐轎子”。而張國燾是毛的死對頭，寫書時早已從紅軍叛逃到國民黨一方多年。張與毛在長征中相會於３５年６月末，分手於８月初，其間開會多行軍少（１６６頁）。如張戎書中地圖所示，倆人的共同行軍路線只有很短一段。即使張國燾說的“整個長征中” ，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如果他是聽別人說的，究竟是誰呢？ 張戎關於毛一直被抬着的最直接證據是：“毛自己幾十年後對其下屬說：長征中我躺在擔架上。幹什麼呢？我就看書，看了很多” （１４４頁）。毛的話並不一定意味他總是被抬着，讓我們看看張戎的解讀是否合理。按張戎的註解，毛的話出現在其生活秘書葉子龍的回憶錄里，由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張戎總責怪中國政府封鎖毛的史實，可她的關鍵證據卻來源於最權威和嚴格控制的官方公開出版物。即使我們相信葉子龍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官方已搶在張戎之前幾年揭露了毛的惡行，但這樣的公開揭發怎麼可能在中國竟無人知道，還是“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６）不打日本 張戎說毛對打日本沒興趣，只想發動反蔣內戰。可是她的證據卻表明與日本正面交鋒很難取勝，而毛的持久戰方針才是長期抗戰的有效方式。 在題為“清黨反蔣－不抗日” 一章里，張戎寫到：“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 （２１１頁）。“ 他不斷給部下發電報，要他們‘注重創建根據地，而非打仗’ ，從頭到尾毛督促他們別打日本，專心搶地盤” （２１２－３頁）。 照張戎的觀點，共產黨應該跟日本人正面交鋒。若如此結果將怎樣？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開戰。“中國１７０個師的７３個－最強的三分之一－超過４０萬人投了進去，全部報銷。. . . 日本方面損失輕多了，雖然也不少，死傷約４萬” （２０９頁）。日中戰績十比一。 “此時紅軍有６萬正規部隊” （２１１頁）。假設他們的戰鬥力跟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相同，儘管其裝備給養和訓練都差得遠。如果他們與日軍正面作戰，最多能給日方造成６千人的傷亡，自己就 “全部報銷”了。這還不到蔣介石上海戰績的六分之一，對整個抗戰影響甚微。而日本後方穩固以後，蔣先生也就難持久了。 幸虧紅軍聽了毛的主意。結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個敵後根據地晉察冀，人口一千二百萬” （２１３頁）。“至１９４０年１月朱德彭德懷的八路軍已增長到２４萬（從戰爭開始的４萬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劉少奇領導的新四軍增加３倍達到３萬人。十幾個根據地在敵後建立。光是離北京僅８０公里的晉察冀就控制了２千４百萬人口” （２２５頁）。張戎擺出這樣的事實，能讓人相信“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嗎？ ７）陷害新四軍 按張戎的說法，皖南事變是毛設計的。目的是讓新四軍軍部９千人被蔣介石殲滅，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發動內戰。可她的材料顯示毛即無動機又無能力這樣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撤出長江地區” 。１２月“毛設計要借國民黨軍隊消滅項英所部，以此說服斯大林允許他發動對蔣介石的內戰” （２３６頁）。“毛在抗日戰爭烽火最熾之時要求莫斯科支持他開始全面內戰” （２３４頁）。 據張戎講，毛讓新四軍走一條被蔣介石否決的路線，但不告訴蔣。“國民黨大部隊不知道新四軍只是路過，以為是進攻他們。從而雙方開戰，. . . 在戰鬥最激烈的４天裡，１月６－９日，毛聲稱沒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蔣介石沒收到新四軍要求國民黨部隊解除包圍的請求，導致新四軍總部９千人被殲。 讓我們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內戰。當時毛的２４萬八路軍主力在“離北京僅８０公里的晉察冀”，３萬人的新四軍“在上海南京附近” （２２５頁），皆在敵後。蔣介石在哪？“遷都到了深入內地的重慶”（２２３頁）。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准“開始全面內戰”，也得跳過日本人占領區才能碰到蔣大元帥。他的武器也比不了人家。抗戰剛開始蔣介石光從蘇聯就獲得了“１０００架飛機，還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頁），而壯大到抗戰快結束“八路軍也才只有１５３門大炮” （２９５頁）。 其次，“毛聲稱沒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導致皖南事變。有點軍事素養的人都不難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隊伍是在行軍還是在進攻。即使國民黨軍官無此素養，他們總可以在開火前，或在四天激戰中向新四軍訊問一下，那樣毛的陰謀也就破產了。即使他們懶得問，總該在消滅抗日友軍前請示一下大元帥吧。既然蔣介石剛否決過新四軍的行軍路線，沒有毛的通知他也該馬上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如果”蔣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戰之中爆發全面內戰” （２４０頁），他應不至於下令剿滅新四軍，這樣毛的詭計還會失敗的。 按張戎的說法，毛連蔣軍司令的糊塗和蔣大元帥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懸了吧。 ８）犧牲胞弟 希特勒都沒殺過自己的親人，按張戎的說法，而毛卻連這種事也干。 “為了在中共黨內煽動反蔣情緒，毛又給國民黨設計了另一個‘大屠殺’ 。. . . 這次的犧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澤民和１４０位共產黨人及其家屬（在新疆）被捕”。中共領導集體（以書記處名義）讓中共聯絡人周恩來要求將他們釋放。兩天后（二月）１２日毛給周又發了一封電報，釋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面。周就沒提出釋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澤民和另兩位中共幹部以圖謀顛覆罪被處決。可死的太少，僅三個，毛無法指控‘大屠殺’。他也沒對處決提出譴責，因為那樣會使人懷疑中共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頁）。 這個指控滑稽得讓人不好意思嚴肅對待。下面讓我們想象一段虛擬的法庭對話。 張律師：法官大人，我發現姓毛的設計了“大屠殺” 並把親弟弟澤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動機是什麼？ 張律師：他想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呀。 法官：　毛幹了什麼？ 張律師：他沒讓姓周的要求蔣先生釋放澤民呀。 法官：　可他兩天前剛告訴過周，為什麼沒重複發指示就害死了澤民呢？ 張律師：這樣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澤民死呀，他就沒要求蔣先生釋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為什麼這麼理解。毛有沒有譴責澤民被殺呢？ 張律師：沒有呀，因為他怕暴露澤民確實有罪呀。 法官：　如果這樣，他怎麼能利用澤民之死來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呢？ 張律師：他原來期待蔣先生會殺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蔣先生只殺了３個人，我看不出毛為何指望他殺很多人。 張律師：因為其他１４０個共產黨都犯了圖謀顛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蔣先生不僅殺澤民合理合法，他還有權殺很多人？ 張律師：是這樣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這樣，你怎麼知道毛再給周發個指示澤民就能得救的呀？ 張律師：呀！ 這樣的對話肯定“會使人懷疑”毛“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 ９）整風 張戎斷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風期間，毛及其同夥康生在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中以抓間諜揪特務為名，大搞政治迫害，造成“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２５７頁）。她沒給出任何證明材料支持這麼多人死亡的說法。 讓我們看看張戎重點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願者的領頭人” 王實味的命運。毛讀了王在《解放日報》上的文章，“把報紙摔在桌上生氣地質問：誰在這裡當家？王實味還是馬克思主義？” 看到“實味深得人心毛說：‘我現在有了靶子’。之後他憤恨地說：‘很多人大老遠跑來看他的文章，卻沒人想看我的！’ ‘王實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制了延安，. . . 我們敗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責他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說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討人喜歡的人’ ，‘幹了數不清的壞事’ ” （２５０－２頁）。 很難想象有誰會比王實味面臨更嚴重的死亡威脅。可他直到整風結束後的第四年還活着。在胡宗南進攻延安迫使中共撤離的４７年，王實味因為成了軍隊轉移中的累贅而被殺害（２５２頁），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張戎詳細介紹的這個典型案例，沒有任何其他證明，人們怎麼相信整風造成“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呢？ 附帶說一下，張戎在書中斷定剛提到的國軍將領胡宗南是中共間諜。由此引起胡之子胡為真的抗議。據張戎之第張朴在網上介紹，張戎對胡為真的答覆是“要他提供相應的證據，以證明其父不是紅色間諜”。胡為真遇張戎，有理講不清。這世界上到哪能找到某人不是間諜的證據呢？！ 其實，張戎的懷疑依據的只是胡的軍事失誤。這很可能不是因為胡當間諜，而是共軍太狡猾。按張戎的邏輯，蔣介石應當是最大的中共間諜才對。其實胡身邊的中共間諜熊向輝對胡的失利起了很大作用。但張戎和張朴爭辯說：“胡進攻延安時，熊已經離開了。你翻遍熊向輝的回憶錄，也找不到他在這段時間起了什麼作用”。其實，熊向輝自己說的很清楚，正是在他離開胡以後，又在赴美留學前兩次被胡召見，從而獲得了有關進攻延安的重要機密。 這個小小的插曲顯示，如果當年不是毛和康生在延安主持整風，而是張戎和張朴當家的話，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才真的會由於無法“提供相應的證據，以證明”自己不是間諜，而“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呢！ １０）賣鴉片 “１９４３年蘇聯人估計毛的鴉片銷量達到４４７６０公斤，價值為天文數字的２４億法幣（按當年兌換率約合６千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６億４千萬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積累了價值２億５千萬法幣的儲蓄，. . . 這個數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區官方預算的６倍” （２８７頁）。 如果這樣，１９４３年的鴉片銷量就應為延安１９４２年預算的５８倍（６×２４億／２.５億）。而稅收不會高於預算多少，所以鴉片銷量約為稅收的５８倍。 張戎又說，毛對延安老百姓徵收重稅，“有時‘幾乎等於全年的收成’，對許多人來說‘交了稅就沒剩下任何糧食了’ ”（２８４頁）。因此延安稅收幾乎是人民維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麼得到相當於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鴉片收入呢？不是從延安，因為“染上煙癮的農民對他是沒用的”（２９０頁）。只能從周圍地區。如果這些地區的人口和收入水平與延安相仿，即使所有人用全部可支配收入來買毛的鴉片，毛的鴉片市場也必須覆蓋５８個延安的廣大區域。而延安的面積“大體與法國相等”（２８４頁）。５８個法國的面積超過３個中國！如果把全國人均收入算作延安地區的３倍，毛的鴉片市場也非得覆蓋全中國不可。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為中國著名的金三角了，怎麼可能這事至今還“不為人知”呢？ １１）鎮反殺人三百萬 在書的開頭，張戎宣告：“毛澤東要為和平時期超過７千萬人民的死亡負責” （３頁）。她這７千萬人的第一筆帳，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鎮反中“３百萬人死於槍決，非法暴力和自殺”。她的解釋是，７０萬人被槍決，“被毆打或刑罰致死的至少也有這麼多。根據幾個地方的調查，自殺的人很可能與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體相等” （３３７頁）。所以，７０萬×２×２＝２８０萬　≈　３００萬。 張戎沒提供任何資料支持被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與被槍決數相等的說法。至於為什麼自殺數等於前兩項之和，她的“幾個地方的調查”的具體細節也完全省略了。即使她真有幾個調查案例，把他們推廣到全國範圍也是很不專業的做法。哪怕是根據大樣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們把當時全國５億５千萬人口中７０萬被槍決作為比例，應用到“毛的主要打擊目標－羅馬天主教”。既然“中國有大約３３０萬天主教徒” （３４０頁），其中被槍決的至少應有７０萬×３３０萬／５億５千萬＝４２００人。可張戎告訴我們只有“幾百位中國天主教徒被槍決”（３４０頁）。 即使在鎮反中殺掉的７０萬人，也並不都能恰當地稱為和平時期的死亡。當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一半領土還沒解放，國共戰爭和清匪反霸持續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區甚至延續到１９５１年。“鎮反和在居住著全國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區所進行的土改”（３３７頁），在很大程度上與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緊密相連。許多人被鎮壓是與其在戰爭中的軍事或暴力行為有關的。一些偏遠地區的長年匪患歷代官府都束手無策，解放軍一到，立即煙飛灰滅。不掉幾個腦袋怎麼可能呢。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號召大陸匪區人民造反，迎接美軍解放。不少人響應，參與了顛覆組織，宣傳，諜報，縱火，爆炸，放毒，謀殺甚至武裝暴動。這些行為被張戎今天所屬國的政府叫做“恐怖主義”，針對這些行為的鎮壓應叫“反恐戰爭”。張戎把“恐怖分子”都算成和平時期的無辜受害者了。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這是張戎記在毛名下的７千萬冤魂的第二個群體。她說在毛２７年統治下“死在監獄和勞改場的可達２千７百萬”。證明：“在毛統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國在監獄和勞改場的人數大約一千萬。囚犯們對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１０％” （３３８頁）。所以，１千萬×１０％×２７＝２千７百萬。 每年一千萬囚犯的數字怎麼來的，沒解釋。哪裡的囚犯描述的哪個年代的生活狀況所得出的１０％死亡率，也沒解釋。為什麼毛要為所有這些囚犯之死負責，更沒解釋。顯然張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國人都算在毛的帳上。照這個公式，若把１９７８－８９年算作鄧小平的統治期，他應為一千二百萬人之死負責。要是這樣對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頭的２百萬推給華國鋒，中間的７百萬劃給胡耀邦，最後３百萬留給趙紫陽。反正無論誰當中國領導人，每天都得攤上兩三千條人命。 １３）超級大國工程／計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張戎宣告毛從１９５３年開始就一直醉心於稱霸世界的夢想，並搞了一個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計劃。這顯然是張戎的西方朋友最想聽的，因為她為“中國威脅論”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惜張戎沒拿出一點有關這個工程／計劃的證據。 書中一章的標題是“啟動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 。張戎在其中寫道“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宮的繼任者同意賣給中國９１個大型工業企業。. . . 這實際上是毛的超級大國工程。其完全的軍事性質被掩蓋了，而且至今在中國也幾乎無人知曉” （３９６頁）。此後，毛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 並“命令城市工商業實行國營，以便把每一點資源都用於超級大國工程”（４１２頁）。１９５６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毛髮現他能提供給埃及的只是“步槍等輕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２５頁）。他通過反右消滅了不同意見，接着發動大躍進來“推動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４４頁）。儘管大饑荒令其計劃受挫， “成為超級大國仍然是毛的最大夢想。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換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調的新的政策貫徹者。這個一搞完，他就開始加速超級大國工程” （５７３頁）。甚至向西方世界，“毛開始尋求與美國拉關係，以求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獲取西方的技術” （６０１頁）。 毛即使有超級大國的野心，也不等於有一個超級大國工程／計劃（Programme）。按照Webster 新世界英語辭典的解釋，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確寫下來，宣布出來，或陳述出來的有關具體活動的方案和程序。它不是僅存在於某人腦袋裡的，從未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出來的想法。 在整本書裡我們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級大國工程的任何記錄。這個名字就挺怪。毛一直聲稱中國屬於第三世界（６５０頁），決不當超級大國（由鄧小平１９７４年在聯合國宣布）。即使他暗地裡搞，也不太可能用這個名字。事實上“超級大國” 這個詞到７０年代才在中文裡出現，毛怎麼可能在１９５３年就“首次規劃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３２頁）呢？ 如果毛用了別的什麼名字，或某個代號，究竟是什麼？“那東西” ？“那玩藝兒” ？如果連個名字甚至代號都沒有，毛和他的同夥怎麼討論這個工程呢？更別提實施了。如果連這個也不知道，張戎的“不為人知的故事” 恐怕連天也不知吧？ 雖然沒有存在的證據，張戎還是列出了毛的超級大國工程的兩項內容。一個是１９５３年蘇聯賣給中國的９１個工業項目。可她一點也沒解釋什麼樣的“軍事性質被掩蓋” 在這些水電站，拖拉機廠，礦山，鋼鐵廠，汽車廠，煉油廠，機械製造廠之類的企業里。也許在她看來中國人吃飯穿衣都是“完全的軍事性質” 。 張戎列舉的第二個超級大國工程項目是原子彈。好幾個國家在中國之前或之後發展了原子彈。張戎沒講為什麼中國搞原子彈就是要當超級大國。可她沒忘了告訴我們：“１９５５年３月，美國表示它會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核武器。１６日愛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非常明確地說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彈或其他東西那樣使用’它們。. . . 中國看來真有遭受美國核打擊的可能” （４１４頁）。 張戎沒提到的是，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將軍曾要求向北京等大中城市投擲二十幾枚原子彈。該計劃在經過多次激烈辯論之後被杜魯門總統否決。還有１９６３年“肯尼迪總統準備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英國《獨立報》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張戎至少知道中國受到核威脅只是因為向其領土內“國民黨占據的島嶼打炮” 而已（４１４頁）。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沒有受到過比中國更嚴重的核威脅？按張戎的觀點，是否他們都搞了超級大國工程？ 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 張戎說，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間，“近３千８百萬人在大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頁）。 她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證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頻臨餓死而沒採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論據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關鍵的兩年裡，光糧食出口就幾乎７百萬噸，這些糧食可以給３千８百萬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別” （４５７頁）。 ５８－５９年大饑荒剛露苗頭，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糧食出口會導致大量餓死人。５９年的糧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據５８年的糧食估產與國外簽約的。而５８年的虛報產量造成毛錯誤地“宣告５８年的產量是５７年的兩倍” （４６１頁）。如張戎所述，當時浮誇盛行，《人民日報》曾報道過單產達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聞（４４６頁）。看來毛對增產一倍的估計自己確實是相信的。毫無疑問他要為產生這種浮誇的政治風氣負責，也要為５９年未能及時發現饑荒並迅速取消糧食出口合同負責。當時中國的出口幾乎只有糧食，取消合同在國際信譽上的損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負面影響。但這跟“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 是兩回事。 要客觀地判斷毛是否“明明知道”，我們不應低估當時獲取可靠信息的難度。一個現成的例子就與張戎有關。張戎在其自轉《鴻》中介紹，她父親是當時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不過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單位叫做 “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部” ，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農村訪貧問苦。據她講四川饑荒造成７百萬人死亡。對此沒人比她父親更應該“明明知道”了。從饑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裡，很難想象他沒把這些告訴也是“公共事務部” 官員的妻子，更難想象他妻子會在此後３０年裡對張戎隱瞞。可無論在《鴻》還是在這本書裡，我們都找不到從她父親那裡獲得的有關四川饑荒的任何信息。就連張戎那７百萬的數字，也是她出國十多年後才聽說的。如果一省之內專管農村“公共事務”的官員對本省人大批餓死都沒有“明明知道”的話，遠在北京的毛怎麼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實對張戎來說，證明毛“明明知道”應當輕而易舉。她只須拿出證據，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務部”曾向北京匯報過大批農民頻臨餓死的情況並呼求緊急救濟，而北京沒有馬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措施。如果張戎把找不出這樣證據的原因歸咎於毛的殘酷打壓，她應該至少舉出一個證據，表明毛曾制裁過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濟糧的幹部。她書裡講到的彭德懷不是恰當的例子，因為他幹了許多別的事情，比如張戎認為他“考慮過某種類似軍事政變的活動” （４６４頁），而且在廬山會議上當眾質問為什麼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頁，片斷引語）。 為什麼張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證據呢？大概與四川省委成功地掩蓋了四川的饑荒有關。其他嚴重餓死人的省的第一書記不久都被撤職，如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所以能瞞天過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對四川媒體的嚴密封鎖。而控制這些媒體的頂頭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即張戎父親的“公共事務部” 。讓我們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張戎的３千８百萬餓死人數頗有爭議。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人死亡數字基本相等了。為了讓讀者信服，張戎把國家統計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作為支持這一結論的參考資料。可是，無論死亡率還是總人口數，她的數字都與該統計年鑑不同。她沒有告訴讀者這些差異，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發表的統計數據有問題，因為地方公安局低報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數” （４５７頁）。張戎沒有解釋她的正確數字是怎麼來的。差別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僅這一項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萬餓死鬼。 其實，按照張戎所解釋的算法（４５６－７頁），不論具體數字準確與否，那些人數應屬“非正常死亡” ，並不等於餓死累死。比如受營養不良影響但主要因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醫療護理條件影響本可多活幾年卻“提早”去世的老年人。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後的統計資料上占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當時卻不被看成饑荒的犧牲品，因而沒有引起政府與社會的高度重視。正因為如此，今天在中國找不到張戎宣稱的那種世紀大災難所應伴隨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張戎的邏輯用到俄羅斯震盪療法後的人口數據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國饑荒時還高。她應該贊同蘇共老黨員的觀點，判葉利欽種族滅絕罪。張戎“明明知道” 這是不公平的吧？ 最後，讓我們看看張戎是怎麼證明毛甚至有意讓幾千萬人死亡的。她寫道：“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備犧牲多少人的生命” （４５７）。“毛說：‘象這樣工作，所有這些工程項目，中國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知道這話聽起來太嚇人，他想推卸責任。‘死五千萬人’ ，他繼續說，‘我可能要被撤職，甚至掉腦袋，. . . 但是你們若堅持，我就讓你們搞，死人的時候可別怪我’ 。” （４５８） 張戎所引毛的話出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包括上下文的原話是這樣的：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３０００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看了原文，“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備犧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張戎所說的７千萬毛氏犧牲品中的最後一批，是死於文革的３百萬。“從毛髮動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裡，至少３百萬人因暴力死亡。. . . 而這些屠殺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頁）。 她的３百萬數字的主要參考文獻，是《中國之春》，很難說是中立和客觀的雜誌。 文革時中國有２９個省市。張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廣西，“１０萬人被殺” （５６６頁）。要湊齊全國３百萬的總數，其他各省死人數也得達到廣西的水平才行。可張戎的第二和第三名，雲南有“１萬７千人被槍決，打死或被逼自殺”，內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頁）。讓我們假設廣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數都是２萬，加上廣西的１０萬，總共６６萬。張戎宣稱的３百萬里剩下的２３４萬，又成了她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毛對死人應負的責任。張戎說死人最多的廣西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實例” （５６５頁）。在那裡兩派武鬥是由於其中的“一方拒絕承認毛任命的（韋）國清將軍的領導” （５６５頁）。那麼毛對兩派武鬥是什麼態度呢？據張戎說，文革一開始，“毛讓周恩來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會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鬥’”（５４０頁）。“１９６８年儘管北京不斷下令，各地武鬥屢禁不止。其中特別不聽話的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曾用他來折磨劉少奇夫婦。蒯這時已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左派’ ，決心要制服他在校內的反對者。他對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親自出面讓他服從，同時把他當成例子來警告全國，武鬥必須停止” （５６４－５頁）。 既然毛阻止他身邊最器重的造反派武鬥，怎麼會支持廣西雲南內蒙那些邊遠省份的武鬥分子呢？張戎自己也承認：“毛掀起的風暴衝擊了他自己的權力。他不得不放棄區分左派與保守派的念頭，號召各派大聯合。可他的命令無人理睬” （５６４頁）。按她這個說法，顯然毛有發動文革之錯，並無支持武鬥之罪嘛。 １６）文革目的 評毛功過必談文革，因為他自己把文革作為一生兩件大事之一。張戎認為毛“搞這場大清洗是為了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來推行他的超級大國工程（５５８頁）。他的真正目標“是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毛要把他們整個幹掉” （５４３頁）。可是她的證據不僅跟她的說法矛盾，而且還支持了毛自己宣稱的文革目標：“從中國清除蘇聯修正主義”（５７０頁）。 （１）張戎的證據表明毛並不需要文革來“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因為文革前在黨內並不存在毛與“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之間的尖銳矛盾。１９６４年毛開始了大躍進以後的最大項目，三線工程。“它的成本達到２千億元的天文數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國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資。它所造成的浪費超過了整個大躍進時的物質損失”（５０３頁）。 儘管如此，“劉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對如此的愚蠢行為並沒抵抗。. . . 只要毛不驅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來就是他的同事們最好的指望了－並且足以使他們感到心甘情願繼續順從下去” （５０４頁）。這樣看來毛根本沒必要“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來換下對“極端政策不滿者”，他應當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擊後者。可張戎描述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張戎先舉了一個例子，反文革的一員干將是“毛的老跟班譚震林，他在大饑荒時主管農業（可見他為追隨毛能走多遠）” （５４６頁）。接下來她甚至說得更明確：“毛並不區分心懷不滿的幹部和那些徹底效忠於他哪怕在饑荒時期也沒動搖過的人。事實上，他也分不出誰是誰，所以他決定先一鍋端了，然後再讓他的新政策貫徹者去調查區分” （５４３頁）。 這可不是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的好辦法。假如毛經過對其部下的多年考查，還“分不出誰是誰” 的話，他能相信那些剛從黨外突然冒出來的造反派替他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嗎？實際上，“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們統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書記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務部”的），當年合夥躲過了大饑荒的責任，這次就沒跑掉。毛若用文革的方式來選拔“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簡直是成心跟自己過不去嘛。 （３）張戎的文革理論更難解釋毛髮動民眾搗毀黨政系統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貫徹他的“極端政策”，他最忌諱的應當是破壞貫徹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政府權威。沒有這個什麼樣的貫徹者也無法貫徹任何政策，不論他們多麼無情。挽救張戎理論的唯一可能是證明毛必須靠發動民眾打倒政敵。可惜這個可能性也被張戎徹底排除了。 張戎的證據表明毛無須民眾幫忙就能打倒對手。比如，在打倒被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時，“毛都不屑出席” ，會議“其實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幹的事最後將導致他自身的毀滅”。“劉要求所有贊成的人舉手，所有的人都舉了，包括彭真和劉少奇”（５３１頁）。 在劉少奇被打倒的過程中，紅衛兵確實有些參與，但張戎證明他們的作用只是象徵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話後，她寫到：“這是紅衛兵實際上怎樣運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們只是工具，膽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這點” （５５０頁）。正式打倒劉的時候，“毛讓周恩來打電話告訴劉停止見外賓或公開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寫了一篇指控劉的文章，兩天后在中央委員會上宣讀，公布了劉的倒台” （５４８頁）。紅衛兵根本沒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與其他文革反對派的鬥爭。“在他剩下的最高領導層里，只有一次抗爭。１９６７年２月，幾個沒倒台的政治局委員發表異議，對黨內同僚的遭遇表示憤怒” （５４６頁）。“但這些高層的倖存者或是毛長年的追隨者，或是已經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這些人退縮了。. . . 這個小型反叛被輕易壓了下去” （５４７頁）。在包括幾位元帥的集體挑戰面前，毛仍沒用紅衛兵幫忙。 （４）現在看看張戎怎樣用她的證據支持毛的說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黨內存在親蘇勢力，並可能以政變方式奪權。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台。. . . 幾天后周（恩來）告訴蘇聯駐華大使Chervonneko毛‘熱切希望’改善關係。周希望受邀請參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紀念活動” （５１０頁）。“在１１月７日克里姆林宮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周說：‘我們不想再讓毛或者赫魯曉夫阻礙我們發展關係’ 。. . . 馬林諾夫斯基接着又對中國的代理國防部長賀龍元帥講：‘我們趕走了我們的笨旦赫魯曉夫，現在輪到你們趕走你們的笨旦毛了’ ” （５１１頁）。 張戎接着談到中共黨內的秘密活動。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長彭真在劉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導全國的提綱’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殘文化和對文化的維護。更進一步，他事實上壓制了毛想發動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綱一頒布，彭市長就飛到四川，名義上是視察那裡山區的國防工業。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讓人震驚的事。他秘密地會見了彭德懷元帥。. . . 考慮到這個特殊的時間，他在未得允許的情況下秘密會見毛的主要對手所冒的巨大風險，很有可能他們討論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賀龍元帥，就是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勸其‘趕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義上也是視察國防工業。. . . 還有更多的跡象令毛不安。彭市長似乎考慮與蘇聯人接觸，而且可能想求蘇聯的幫助來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頁）。　 　 按照張戎的推論，當時中國確有發生親蘇政變的可能。如果這樣，人們就很難懷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從中國清除蘇聯修正主義” （５７０頁）。 （５）與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緊密相連，毛宣稱的文革目標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５４１頁）。這些目的不僅跟張戎的證據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釋張戎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為什麼毛要發動群眾打倒大批老幹部。因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論，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不滿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權的。所以要防止資本主義就要靠老百姓造反來對抗黨和政府。 毛對資本主義的擔心至少與中國今日的現實大體相符。現在國內外大多數人都同意中國在經濟上已很接近資本主義，起碼對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如此。而且關鍵的轉型正是在文革時被批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領導下完成的。我們可以不贊成毛對“資本主義”的抵制，但無法否認他對其可能復辟的預見是有根據的，合理的。毛反對“資本主義”（或叫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肯定無疑的，對這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見也被證明是基本上準確的，連帶領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的主要領導人都算準了。那麼他試圖用文革來阻止“資本主義”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１７）毛與希特勒相提並論 最後，討論一下張戎全書的主題：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樣壞。我們從三個方面比較：對外國，對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對政敵所造成的客觀傷害及主觀動機。 （１）對外戰爭：希特勒侵略了大半個歐洲，導致五千萬人死亡。 毛的記錄：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鮮政府邀請出兵朝鮮。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請秘密出兵北越。兩次出兵中國均在家門口與不遠萬里來保衛自由世界的國家作戰，並在交戰對方離開之前先期撤回中國。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為“中國不承認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所劃定的邊界” （４８６頁）。速勝後幾天之內，毛命令部隊單方面全部撤回原邊界線內。１９６９年中蘇之間爆發衝突，在“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上，. . . 中國軍隊的伏擊造成３２名蘇軍陣亡” ，而“蘇方對該島的主權是根據不足的” （５７０頁）。在其整個統治期內，毛沒有把一塊土地納入中國版圖。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處死數百萬猶太人，共產黨和左翼人士，耶合華見證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和其他“不適宜生存的人”。 毛的記錄：鎮反殺７０萬，但相當大部分被殺者與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時期的軍事和暴力行為有關（詳見１１節）。毛統治下監獄和勞改場犯人死亡可能數目不小，但這主要由於社會歷史大環境造成，尚無任何證據表明毛負有個人責任（詳見１２節）。大饑荒可能造成了近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並非餓死），毛應對導致饑荒的重要條件，即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機會主義所帶來的不良政治空氣負責，但無證據顯示毛知道災情而見死不救（詳見１４節）。毛髮動的文革可能造成近百萬死亡（包括大量受迫害時正常死亡但被列為“受迫害致死”的）。張戎有證據表明這是毛的失誤，無證據顯示這是他的本意（詳見１５節）。 （３）迫害政敵：這應是最有意義的比較，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兩個獨裁者的個人責任皆無法推卸。可惜從希特勒那幾乎找不到什麼例子來比較，因為基本上沒人有機會成為他的政敵。不過我們知道他下令槍殺了早期的納粹黨同夥勞恩，罪名據說是同性戀。他還迫使最優秀的德國將軍隆美爾自殺，因為他被懷疑牽涉進一場未遂政變。當然，希特勒還殺了策劃暗殺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黨。沒有一個希特勒的政敵在納粹德國壽終正寢的例子。 毛的記錄：根據張戎所述，毛當權後的第一個政敵張國燾，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國民黨方面去了（２２０－１頁）。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後曾留在黨內，１９７４年死在蘇聯（３５７頁）。第三位高崗１９５４年自殺（４０５頁）。第四位硬漢彭德懷１９５９年挨批後“被軟禁” （４７０頁），１９７４年死於直腸癌（５５７頁）。第五位劉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幾乎無人護理（５５６頁）。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於飛機墜毀（５８２頁）。對最後一位鄧小平，“毛只能妥協，讓他與親人住在舒服的家裡” （６４９－５０頁）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敵里，沒有一位被處死。也沒有任何人因與毛的政敵牽連而被處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劃暗殺毛本人這樣的事都發生了，可讓人難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沒有處決一個人” （５８６頁）。 讓我們看看毛是怎樣“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頁）劉少奇的。“毛的奴僕周恩來向中央作的報告把劉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並建議判處死刑。但毛反對，正如他否決了劉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頁）。可是，劉的罪名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而劉“死於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頁）。並不怎麼慢 。而劉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過程不僅在毛統治下持續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還沒結束，快４０年了。這也太慢了點。如果毛真想讓她死，不管什麼死法，１０年牢獄後的健康狀況也不會允許她享此長壽吧。 再讓我們看看毛是怎麼給劉少奇按罪名的。張戎提到毛要把劉打成特務。“專案組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之中，捏造證據與搞不出證據同樣危險。有一次，專案組宣稱劉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軍入侵中國，還為此打算與杜魯門總統見面。毛說：‘提出這種說法，是把我們當成傻子。讓美軍大規模入侵？連國民黨也不會同意’ ” （５５５頁）。結果，劉的特務罪名最終沒能成立。 張戎沒有提出劉的哪個罪名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按上去的，也沒有提到劉的專案組用刑訊逼供過任何證人。當然，毛的個人偏見是造成劉少奇冤案的主要原因。但張戎的材料尚無法證明毛是故意誣陷。 這一節的討論足以否定張戎把毛與希特勒相提並論的說法。所以，張戎此書的基本結論，在有理智不帶偏見的人看來，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實際上，張戎書裡自相矛盾之處遠遠不止這１７點，本文只挑其中重要的點到而已。正如前言引述的幾位西方學者所說，即使書中有些言之有據的觀點，也都是別人早就提過的，而張戎大都沒有說明，當成自己的原創了。除此以外，真正屬於張戎的獨創觀點，都可以輕易駁倒。限於篇幅，不可能把這些無稽之談一一列舉，剩下的“打假”工作留給感興趣的讀者們，作為消遣。 張戎此書的中文版預計２００６年初面世，屆時希望中國政府讓它與國內讀者見面，使大家都能欣賞一下西方最推崇的中國作家的真實水平。其實，最好能讓張戎的《鴻》，李志綏的《回憶錄》等書都在大陸公開發行。只有如此，中國人才能逐漸培養出鑑別真偽的能力。 初稿（英文）寫於２００５.８.７，現稿修改於２００６. ２. ２７. 附錄１：張戎簡歷 根據其自傳《鴻》所述，張戎６９年中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區插隊。但她在那隻待了２６天。期間所幹過的較重農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覺背了１２６斤，而現場稱量結果為４斤半。 然後她以偽造證明的方式轉到成都郊區。在此期間她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城裡，在農村時也很少干農活。她自己在《鴻》中毫無愧意地說，她這樣的特殊行為引起村里農民的普遍不滿，但她根本不在乎。 ７１年張戎母親通過後門將其調入成都國營工廠。 ７３年再經其母的關係進入四川大學外語系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畢業後由於其母的積極活動得以留校任教。 ７８年在其母干預下獲得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 附錄２：被張戎採訪的部分大陸人士（總人數２９３） （１）毛的親屬：李納，劉思奇，毛新宇，張文秋， （２）毛的舊故：李淑一，劉英，羅章龍，肖克，易禮容，曾志， （３）身邊工作人員和情人：孟錦雲，師哲，謝靜宜，閻明復，章含之，張玉鳳， （４）中央領導的親屬：陳昊蘇（陳毅之子），林立蘅（林彪之女），劉詩昆（葉劍英女婿），劉湘屏（謝富治之妻），羅點點（羅瑞卿之女），陶思亮（陶鑄之女），王光美（劉少奇之妻），薛明（賀龍之妻），張寧（林立果未婚妻），張清林（林彪女婿）， （５）隨從人員：杜修賢，侯波，徐肖冰， （６）高級幹部和歷史見證人：華君武，黃火青，蒯大富，李銳，錢三強，秦川，王力，吳祖光，夏衍， （７）重要事件見證人：陳凱歌，李秀珍（住在瀘定橋的９３歲婦女），司馬璐，宋永毅，魏京生，吳宏達， （８）歷史學家和作家：戴晴，丁抒，高文謙，龔育之，金沖及，權延赤，王年一嚴家其，楊奎松，葉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