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玄武門兵變真實起因 ——兼析李世民人格的陰暗一面 徐星明 有關隋末唐初這段歷史，無論是《資治通鑑》、《舊唐書》、《新唐書》《隋唐演義》、《瓦崗演義》、《說唐》等史書或舊小說，還是當代的一些歷史研究文獻，以及近年出版的《貞觀長歌》、《貞觀之歌》等新小說，包括形形色色的電視連續劇，無不把李世民刻畫成一個幾乎十全十美的人物。縱觀中國曆朝皇帝，李世民以其英明神武，善用人才，納諫如流，會打仗也善治國，為大唐一統天下立下無人可與比擬的汗馬功勞，開創了廣受人們讚譽的貞觀之治，為其後的大唐盛世打下了堅實基礎，對歷史所作的貢獻無可非議，堪稱一代雄主，歷史上可與他一比高下的封建帝王委實不多。史學家與小說家、電視編劇、導演眾口一詞，極力誇讚他的功德和才能，也自有他們的道理所在。 但是，歷史畢竟是成功者的歷史，中國所有的所謂正史，由於受當時統治者直接或間接干預，無不存在它的局限性，即誇大對統治者優點、政績的宣揚，有意無意地掩飾他們的缺點和不足，或儘量對他們的缺點和不足一筆帶過，對失敗者則不顧事實真象，極盡所能，大加撻伐，將他們的劣點無限渲染，擴大。當政者統治時間越久，他們的政績、優點就越多。至於小說，電視劇，也大體以歷史書籍為依據，通過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事件描寫，環境渲染，往往使香者更香，臭者更臭，離歷史真實也就越來越遠。在描述李世民的眾多學術研究和文學著作中，這一點就越發突出，雖然在《資治通鑑》等史書中，作者作為史家本應具備的實事求是精神，也隱隱約約，以極其簡略的筆法，透露過他的另一面，然而很不充分。為了進一步探討歷史真像，我們不妨從史書中極其可貴的字縫間隙里，認真加以分析，鑑別，來“曝光”一下李世民的另一面，給歷史人物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 托爾斯泰說過，任何一位偉人，無不存在其渺小的一面。人無完人，即使偉大如毛澤東，也有他的不足、甚而非常錯誤的一面。李世民作為一代封建帝王，他的生性，他的一生經歷，除了具備常人所不及的許多優點外，也自有他野心勃勃，無情無義，自私兇殘，甚而極端愚昧的一面。 客觀地評價，李世民從極力主張父親李淵并州（今太原）起兵，一路兵進長安，以及後來獨當一面，力平薛仁果，李軌，宋金剛，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為大唐王朝的建立與鞏固功勳卓著。假如拋開封建王朝“立嫡以長”的舊習，把他定為大唐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實在是當之無愧。事實上，李淵起頭也一直深深地痛愛這個兒子。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六月，李淵剛剛在長安稱帝，就有心立李世民為太子，並於事前當面向他表達過自己這一意願。如果李世民當時爽快地接受了這一封賞，以他的過人能為與遇事深謀遠慮的一貫辦事作風，他一定能把手中既得權力把握得很牢固，使旁人沒有窺伺機會，從而也就不會發生唐廷皇室後來那震驚世人的玄武門兵變血腥事件。令人遺憾的是，李淵當時這片好心遭到了李世民委婉謝絕。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分析一下，李世民放着現成的、令他後來一直夢寐以求、志在必得的太子高位不要，是不是因為那時候還太年輕，思想比較單純，或者說當時思想境界還比較高，不忍心打破“立嫡以長”的老規矩，心甘情願地成全他的大哥李建成呢？回答也是否定的。據史書記載，因這件事，李世民曾問過其屬下眾官的主意，是房玄齡極力勸阻了他：“今天下紛亂，逐鹿中原尚須時日，正建功樹德之機也。公若此刻愈序而進太子位，名為儲君，則率軍出征之機盡失，猶如虎之入牢籠，兵權盡皆旁落矣！待後天下大定，公無功無德，勢單力薄，何以安保其位？”正是這短短幾句話，就把李世民當時的心態描述得暴露無遺。原來，李世民當時不願當太子，並不是他具有伯夷叔齊一類人物的謙讓品德，而是擔心因此失去“率軍出征之機”，為免今後手中既沒有繼承皇位的資歷，也沒有與他的哥哥爭奪皇位的本錢，才苦心孤詣，隱忍不發，甘願暫時“退居二線”。事實上，李建成自從當上太子以後，每次想統兵出征，多被群臣以“太子乃國之儲君，不宜輕出”為由而諫阻，使他的軍事才能得不到應有的發揮，也使他喪失了很多為國立功，延攬人才、擴充自己實力的機會，從而也使他的公眾形象明顯與李世民相形見絀，也因此充分證明了李世民與房玄齡的遠見卓識與過人心機。由此，我們也可從中得出結論——李世民謀奪皇位的野心，至少也是那時候就萌發了，甚至初步制定了一整套長期、完整的謀奪儲位基本方略，而他那種隱忍不發的深謀遠慮，也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備。 有關李世民一心謀奪皇位的野心，我們在史書上還可以覓出很多蹤跡。房玄齡投奔李世民時，李淵還沒稱帝。房一來，就特別注重為之網羅人才，深得李世民賞識，李世民得意之餘，常對左右說：“本公身邊之有玄齡，猶光武帝殿前之有鄧禹也！”也就是說，李世民從那時候起，就自命皇帝了。武德四年上半年，李世民率軍一舉剿滅竇建德與王世充，進入東都（即洛陽）之後，遍覽全城風景名勝，目睹這座新都城尤其是顯仁宮皇宮御苑的雄奇俊偉，翠園西苑的旖旎風光，內心竟隱隱然生發出無限眷戀之情，停留很長一段時間捨不得回長安，後來在封德彝等人力勸下，才不得不下令班師。李世民當時為什麼捨不得離開東都呢？史書上沒有明言，甚至沒有直書其事，僅僅在後來描述李建成一班親信力勸李建成要對李世民多加防範，才借這些人之口，指明李世民當年曾有過這種逗留，目的是擁兵自重，有心在中原另立王朝。有關李世民這方面的舉動，《資治通鑑》也有過明確披露：武德九年正月，“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由此，我們也足可看出，李世民早就把眼光盯上了洛陽這塊“形勝之地”，只是因為前後時間、處境不同，打算也有所不同。他當年的逗留洛陽，是指望能在洛陽割據一方，劃地為王，為自己營造今後爭奪天下的根基，而後來的派溫大雅坐鎮洛陽，讓張亮押送大量金銀到洛陽，遍賞中原各地州官守將，目的是廣結人心，鞏固河南、山東等地根基，以便萬一在京師無法立足時，有一個穩靠的中原大後方作為退路，使他能永立不敗之地。後來這一次，李淵也很清醒地看穿了李世民用意所在，曾下定決心要借這件事剎剎李世民陰謀奪嫡的野心，下旨把張亮逮捕下獄，令刑部嚴加審訊，但因張亮抵死不招，無果而終。 因為心中有一個奪嫡的長遠規劃，李世民當年雖然因條件還很不成熟，一時無法在洛陽另立王朝，但從洛陽返回長安後，首先考慮的還是自己一貫來的奪嫡方針這一長期規劃，趁李淵對他的恩寵還很濃厚時，打着“為國廣納人才”的幌子，上表要求建立“文學館”，把天下精英都吸納到自己門下，並很快達到預期目的，使本已人才濟濟的天策府更加錦上添花，名重一時，其中尤以大行台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于志寧，軍咨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學士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薄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天策府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咨典藏蘇勖等十八學士盛稱於世。李世民對這一人才工程無疑傾注了大量心血，為了使文學館高效運轉，他讓十八學士每日分三班輪值，待遇非常優厚，他本人也常常親臨文學館，與各位學士“商討文章典籍”。為了更加廣泛地傳播文學館聲望，吸引更多超群出眾的人才來投奔，李世民還仿效當年燕昭王築黃金台求賢辦法，命庫值閻立本分別為十八學士圖像，緒亮作贊，辟出專室懸掛，號稱“十八學士館”。此舉一出，朝野轟動，各地賢人能士無不以有朝一日能成為天策府文學館學士為榮，爭相來投，儼然成了長安城的又一個小朝廷。 李世民這麼肆無忌憚，或明或暗在私下搞小動作，為謀奪儲位把準備工作做得那麼長遠，那麼充分，明眼人自然一眼可以看穿。作為主要對手，他的同胞大哥、太子李建成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針對自己這位親弟弟的所作所為，他在那些年又做了些什麼？ 作為最後的失敗者，史書和各種文學作品對李建成的評價都很差，例如與李元吉一起淫亂後宮，企圖用毒酒毒害李世民，為了達到最終戰勝李世民的目的，還私下在府上組建了一支二千八百人的“長林軍”；趁李淵帶領李世民、李元吉赴仁智宮避暑的機會，派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密約慶州刺史楊文干起兵，與李元吉裡應外合，以期謀殺李世民；打獵時故意把一匹劣馬送給李世民，試圖藉此謀害他的性命；為了拉攏李世民手下勇將尉遲恭，不惜用一大車金銀厚禮送上門去……總之，李建成這個人很壞。李世民最後發動玄武門兵變，殺害他的哥哥和弟弟，完全是出於自衛，不得已而為之。事實果真是這樣嗎？這裡頭是否有史官迫於當政者的權勢，有篡改或誇大事實的嫌疑在內？筆者認為是有的，因為史書也曾忍耐不住借當朝國舅、即李家兄弟的親舅舅竇軌之口，小小地透露了一點訊息，即“太子生性仁厚，秦王工於心計！”夠了，有這麼一句，已足以說明問題！並且，史書還記載李世民登基後，曾借閒談為名，繞着彎子到史官朱子奢處索閱當朝史事記載，閱後，因為不滿意朱子奢把《武德紀事》、《今上起居》中許多事件的來龍去脈描述得“過於簡略”，“建議”朱子奢重新修撰，把一些“該寫”的東西寫到位（李世民此舉，也為中國以後歷朝皇帝直接干預史官修史開了極其惡劣的先例）。偏偏朱子奢一副死腦筋，拒不從命，李世民只得堂而皇之，以升遷為名，奪下他手中那支筆，讓他別就高位，另委心腹褚遂良、許敬宗主持，按他的旨意添枝加葉重修史事（褚遂良此前都是名不見經傳，後來卻一躍而為李世民臨終撫孤重臣，許敬宗雖為秦王府“文學館”十八學士之一，但起先地位並不是很高，後來也一路平步青雲，在高宗朝獲得中書令高位，進而成為高宗與武則天的第一寵臣，大概也同他能順從李世民之意改修史事有關吧）。由此可見，褚、許等人重新“創作”出來的歷史是怎麼回事就可想而知了，從而也給我們為探討這段歷史提供了足夠的想像空間。 先說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淫亂後宮的“二妃事件”。這件事的真實程度如何，我們已無法查考。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的是，李建成兄弟和張、尹二妃干下這種見不得的事，一旦泄漏出去，那可不是一般罪行，李建成的儲君之位不保是肯定的，那張、尹二妃的可悲下場就更難想像，恐怕不僅是自己頸上這顆人頭保不住，還勢必帶累各自的娘家人遭罪。這種生死攸關的道理，他們當然不可能不懂，既然明知風險這麼大，他們再怎麼膽大妄為，總也該遮着點掩着點，偷偷摸摸地干吧，為什麼偏偏要在閣樓上狂呼亂叫，讓偶然從樓下路過的李世民也能一下聽出來？假如他們不是在同一時間腦神經同時失常的話，這樣的瘋狂之舉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不過，作為後來者，我們姑且尊重前人的說法，把它認定為真事。那麼，我們不妨認真探討一下另一個問題，即李世民對待這件事的真實心態——李世民當時在門外經過，發現了這件事，他為什麼要把自己的腰帶掛在門上？那時候，雙方的儲位之爭不是已逐漸公開化了嗎？以後來玄武門兵變時，李世民可以把手段用得那麼殘暴、絕情的程度來看，他當時沒有採取更直接的手段當場來個拿賊拿髒，捉姦捉雙，一舉扳倒李建成，真的是因為顧全大局才出此下策，以至最後反惹得自己一身髒，說不清道不明嗎？筆者認為是不可能的。比較可靠的推測應該是：李世民當場發現李建成兄弟這件大逆不道的醜事，第一反應不必說是心頭大喜，很想當場破門而入，當面責怪那兄弟倆忤逆不孝，犯下這種人所不齒的亂倫大罪，並很快把事情上奏李淵，從此使他二人一跤跌入深淵，永無翻身之日。那麼，李世民當時為什麼沒有那麼做呢？唯一的可能是因為他回頭一想，如果自己一個人孤身闖進去，難免被對方反咬一口，到時候百口莫辯，反而使自己變得被動。儘快召集宮廷侍衛來個現場捉姦？固然是好辦法，可惜這種事情太過敏感，一旦傳出去，皇家的臉面就丟盡了，還會成為千古笑談。李世民深知李淵是個很愛面子的人，恐怕他在盛怒之下，不但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要遭到重譴，難免還殃及池魚，氣惱李世民處事失當，不懂得用一種更能顧全皇室臉面、較為隱蔽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從此心生嫌隙，尋藉口疏遠他，也不是不可能。李淵的兒子多達二十幾個，如果對三位嫡子極端失望了，未必就不會促使他下定決心，在那許多庶子中另選賢能者為太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真要是落下那麼個結局，實在不是聰明人該做的事！於是，他選擇了掛玉帶示警的辦法，意在讓那兄弟倆明白：你們所做的醜事我已清清楚楚，從此以後，你們最好是老老實實在我面前夾起尾巴做人，免得到時候惹翻了我，沒你們的好看！ 再說毒酒的事，如果認真加以分析，其真實性也很值得懷疑。李建成如果心腸真有那麼毒辣，有心要害死李世民，他為什麼不一步到位，在酒里把毒藥下足？退一萬步說，即使毒藥沒有下足，李世民當時孤身一人進了李建成地盤，而且已經喝下毒酒“吐血數升”（這“吐血數升”一語也很值得質疑，一個人身上到底有多少血，“吐血數升”過後還能安然無事地活下來？），李建成為什麼就不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當場補他一刀，反而眼睜睜地看着李神通把他扶回秦王府去，讓他今後再有反撲機會？因此，筆者認為，這件事要麼純屬子虛烏有，是李世民登基後授意褚遂良“創作”出來的，要麼是李世民當場使詐，自己咬破舌尖吐的血，意在讓李神通這位從（堂）兄當場做個見證，為他“伸張正義”，李建成是如何不擇手段歹毒地謀害他，從而使李淵震怒，把天平倒向他這邊。事實上，李建成如果心腸真的狠毒到如此地步，這樣的機會還是很多的。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嘛，東宮一班主要僚屬如太子洗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舍人徐師謨、太子舅父竇軌、東宮庶子裴矩、鄭善果、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乃至李元吉等人，因李世民奪嫡野心太過明顯，氣勢太過咄咄逼人，都曾經先後進言，勸李建成趁早動手，先發制人，置李世民於死地，以絕後患。可是，李建成卻一直沒有採納眾人建議。那麼，是李建成生性剛愎自用，輕易不會採納部下的意見嗎？不對，歷史上真實的李建成雖然存在不少缺點，但同樣也是一個具備很能打仗，善於採納屬下意見等很多優點的人物。例如武德五年，劉黑闥一軍死灰復燃，聲勢日見浩大，占領了中原大片土地。李淵因李世民奪嫡野心日見露骨，擔心他“尾大不掉”，不放心再讓他領兵出征。李建成聽從東宮府眾官建議，主動請纓出征，並很快得到李淵批准。在與劉黑闥雙方對壘時，魏徵提出“堅壁不出，與之對峙，俟其糧盡而擊之”，並進一步分析，“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系虜，故齊王以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 李建成無不“悉依其言”，按照剿撫兼施的辦法，嚴禁虐殺歸降將士，把原來俘虜的劉黑闥部眾全部釋放，切實安撫百姓，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後來，劉黑闥兵敗逃竄。李建成本想率軍窮追，又是魏徵勸阻了他，建議他號令各地（包括竇建得當時所轄領地）官員廣為揖拿，免得勞師勞力。最終，果然按魏徵事先設想，劉黑闥兄弟於武德六年正月逃到饒州時，被他的部將、饒州刺史諸葛德威生擒活捉，押送到唐軍營中。因此，李建成在對待李世民的問題上之所以不肯採納群言，不肯貿然下手，應該是與他的為人厚道和對骨肉親情的看重有關，從來就沒有打算要先發制人，置李世民於死地。 說到李建成的厚道，我們可以舉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來證明。第一件事是，李建成征伐劉黑闥的時候，李淵為了確保這場戰爭的勝利，把尉遲恭、秦叔寶、程知節等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心腹愛將調撥給他指揮。李建成如果心懷歹意，盡可趁這一大好機會，或設計讓他們一個個戰死在陣上，或捏造罪名，把他們分別“正法”於帳下，讓李世民一下吃個大啞巴虧沒處申訴。假如換了李元吉擔任這次統軍主帥，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這麼做的。但是，李建成沒有，而是讓他們在戰後完璧歸趙，回到秦王府。第二件事是，武德七年六月，李世民探知李元吉府上私蓄甲士，私藏大量兵器衣甲，暗中使人奏告朝廷。李淵聞奏，當即以“巡視”為名，率李建成、李世民到齊王府查問真情。李元吉得訊後，依從手下謀臣榮九思等人建議，在府上埋伏武士，準備當場誅殺李世民，就機逼父親“禪位”，立李建成為帝。但是，當李元吉臨動手前暗中找機會告知李建成，希望徵得他的同意時，卻因“建成性頗仁厚，邃止之”，果斷地予以拒絕，以至使這次伏擊行動流產。試問，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與李世民的矛盾已經很深，很公開化，既然有了這麼好的機會，都因為“性頗仁厚，邃拒之”，我們能說李建成的“性頗仁厚”有假嗎？ 緊接着發生的幾件事就越發耐人尋味，據《資治通鑑》記載，李建成組建“長林軍”和派爾朱煥、橋公山暗約楊文干試圖謀殺李世民的事，都是發生在李建成阻止李元吉於府上伏殺李世民的武德七年六月，作者甚至中間毫無任何間斷，一口氣就連續交待了這幾件事。讀史讀到這兒，未免就讓人有了太多疑問，感覺宋朝那位司馬光老頭兒實在幽默、搞笑——你剛剛還說李建成“性頗仁厚”，怎麼一下又連續羅列了他兩件“性頗不仁厚”的彌天大罪來？在東宮組建自己的私人軍隊，這是一個國家絕對不能容許的事，作為國之儲君，未來皇上，朝廷對你的人身安全已經提供了必要保證，該給你安排的侍衛人員已經給你安排了，你再私下成立一支軍隊，不是圖謀造反又是什麼？並且，你緊接着又派爾朱煥、橋公山暗約楊文干起兵去仁智宮，試圖謀殺陪李淵一起避暑的李世民，就越發證實了你謀反的罪行是千真萬確，不容辯駁的！這樣明顯自相矛盾的歷史記載，果真是司馬光筆法過於粗疏，以至發生的筆誤嗎？筆者認為不可能。《資治通鑑》之所以能流傳至今，正是因為司馬光寫史態度嚴謹，能受到社會廣泛承認的緣故。那麼，這樣稀奇的記載又該作何解釋呢？筆者追根溯源，認為事情恐怕還得從李世民更換史官，“建議”新史官“完美”這段歷史的原因查起。試想想，當時的褚遂良、許敬宗為了儘快滿足李世民的心願，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膽虛構，或把一些實有的事掐頭去尾，達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標準，然後“充實”進去。但是，褚遂良出於一個史官應有的職業道德，在當時那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在下筆時留下這麼個明顯缺陷，給後來者留下足夠的推測空間也很難說。至於後來者司馬光，肯定也是經過反覆琢磨，明白了前輩史官的這種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來。 說到這兒，也許有朋友質疑：你這種推測未必就沒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馬光何來這種顧慮？他有必要為前人做錯的事遮遮掩掩嗎？筆者說，司馬光存在這種顧慮其實並不奇怪。歷代統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視對史事的記載，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無疑就是讓後來的統治者參照前人經驗得失作為決策依據，以便減少失誤。因此，歷史首先是寫給有政策決定權的人們閱讀參考的。宋在唐之後，但它的政權卻不是直接從唐朝奪取，與李唐皇朝沒有直接利害衝突。宋朝皇帝為了倡導皇權觀念，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極力頌揚與自己並無恩怨的前朝皇帝，對李世民這位唐朝的創業之主肯定是大加讚賞。有了這樣的大背景，司馬光不敢輕言犯忌，就未必沒有可能了。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不妨就事論事，姑且依了該書所載順序，探討一下它們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大？ 先說“長林軍”的事，具體分析下去，我們難免又有了疑問——李建成為什麼要組建這支長林軍？難道他剛剛制止了李元吉的兇殺計劃，又馬上組建這支軍隊專門來對付李世民嗎？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李建成的大腦神經也太成問題了——毫不費力就能達到目的的事不去做，偏偏要跟自己過不去，要冒着被父皇責罰的風險，繞那麼個大彎子，去組建一支非法軍隊來以硬抗硬，打一場沒有任何必勝把握的仗！因此，這件事如果是事實的話，答案只能有一個，即李建成眼睜睜地放棄了這麼一個不用自己勞心勞力，就可除掉李世民這一心腹大患的好機會，回府後肯定受到手下一班謀臣的激烈批評。大家七嘴八舌，難免不厭其煩地對李世民手中所擁有的實力重新來一番全面評估。這麼一評，無疑就評出了問題，其中最令東宮眾官擔憂的是，李世民過去在長期征戰中，曾培訓出一支一千二百人的玄衣隊，分別由秦叔寶、尉遲恭、翟長孫、程知節等四員驍將統領，戰鬥力相當驚人，在歷次激烈的征戰中屢克強敵，使各路敵軍聞風喪膽。李世民在與王世充、竇建德等強敵決戰前夕，每次親自去偷看敵營地形虛實時，都是率領這支軍隊的一部分擔任警衛任務。但是，打完那些大仗，我們在史書上再也沒有看到這支軍隊出現，倒是這支軍隊的幾位統兵大將一刻也沒有離開過秦王府，連李淵下聖旨另外封他們官職也一直沒法調得開。但是，有的史書卻提到李世民在這一時期暗中使人在太原招募到八百死士來府。既然李世民這時候還暗中招兵買馬來保證他的奪權鬥爭穩操勝券，那麼一支他一直掌握着的王牌軍，怎麼可能會僅剩將不存兵呢？這一點，恐怕也是當時的史官事後奉旨“疏漏”的吧？但史官可以事後“疏漏”，作為當時的東宮府眾官，卻很可能一直把它盯得很緊。你李世民身邊擁有這麼一支“鐵軍”尚嫌不夠，還要在暗中招募死士，其目的何在，恐怕連傻子也看得很明白吧（後來兵變時，李世民既有足夠的兵力埋伏在玄武門，還可及時分出一部分軍隊去查抄東宮和齊王府，靠的恐怕也是這兩股力量吧？）？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李建成身為一國儲君，既不忍心用武力傷害自己的同胞骨肉，他為人再厚道，面對人家的政治野心，面臨這樣一種極為明顯的外在威脅，在部下的一再提醒下，也不可能安然無動於衷，任人宰割吧？試想想，在當時李世民的奪嫡野心日見畢露那樣一種大環境下，李建成恐怕把忠於他的所有僚屬，連同李淵皇殿中所有取中立的文武官員全部加到一塊，也沒法和李世民比擬吧？為了防備李世民對他下手，李建成組建這麼支軍隊加強自衛，應該說不算過分吧？而作為一國儲君，皇位的繼承人，因顧念骨肉親情，寧可舍易求難，放棄直接的殘暴手段不用，卻又不得不時時提心弔膽，防止自己的親弟弟使用殘暴手段來暗算他，李建成的仁厚本性無疑已近乎於迂腐！他這太子怎麼看也當得夠可憐了！ 同樣的道理，李淵在這期間攜子外出避暑，李建成突然一改初衷，既火速組建長林軍，又派人勾結外臣，大張旗鼓去仁智宮追殺李世民，這種事於情於理說得通嗎？如果歷史上真的出現了這樣的稀奇事，又該作何解釋呢？依筆者所見，如果真有其事，也應該是李建成手下一班人實在看不慣主子如此仁厚懦弱，有了這麼好的機會，且有李元吉為他安排好了一切，橫豎一個現成便宜也不肯去撿，擔心他遲早要遭李世民毒手，到時候不但他本人的下場落得很慘，還難免把禍殃蔓延到部屬身上。與其如此，還不如先斬後奏，以他的名義，背着他號令部眾，先把生米煮成熟飯再說。只要事情順利成功，還怕你太子爺加罪責罰我們這些忠心耿耿的下屬嗎？這一點，從事情敗露後，李淵大怒之下，再次親口表示要立李世民為太子，改封李建成為蜀王，但臨時又改變主意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李淵一定是很快又證實了這一大逆不道之舉是李建成少數部下背着他幹的，李建成確實是冤枉的，如果把他部下所犯的罪過加到他頭上的話，實在太冤枉了他，因此只把他的部下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連同李世民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天策府兵曹杜淹，一起流放三千里以外了事。杜淹為什麼也會一起被流放？史書上沒有說明原因。但是，正是史書上的“留白”，讓我們更能體會到史官記載史事時不得已的苦衷來，也使後來者至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李淵之所以各打五十大板，應該自有他的道理所在。至少，杜淹與這一惡性事件的發生有着比較直接的關聯，甚至是他的言行嚴重失當，使雙方手下部屬的矛盾迅速激化，才直接導致了這次事變的爆發。 以上，我們也大致了解了李建成一貫來的為人準則，那麼，同一年的冬季，他真的會徒起歹意，使用一種並無多少把握、大庭廣眾之下用贈送劣馬的拙劣方式試圖來置李世民於死地嗎？限於篇幅，筆者就不在這兒多加羅嗦了，還是讓讀者朋友自己去探討吧。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並以書招之曰：‘願遷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但被尉遲恭當面謝絕。結果，惹得李元吉很生氣，“使壯士夜刺敬德”。看來，這件事是真的了，並且也牽扯上了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只是派人送了尉遲恭金銀和書信，拉攏不成後，李元吉惱羞成怒，“使壯士夜刺敬德”，卻跟李建成沒有關係。李建成最後為什麼不再參與這件事了呢？當然跟他一貫的“生性仁厚”是很一致的。他之所以要花這麼大的本錢去拉攏尉遲恭，恐怕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種迫在眉睫的危機，甚至準確地得知了李世民已正式做出了武裝奪權的決策消息，不得已而為之吧？但是，以他仁厚的本性，既然人各有志，拉攏失敗，也就不可能考慮進一步的嚴厲措施去報復人家。李元吉無疑也是深深看透了他大哥這一致命弱點，不得不赤膊上陣，派自己的手下先把這顆眼中釘拔除再說。 三個兒子明爭暗鬥的事情越來越多越公開化，李淵可說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李淵既想要李唐王朝子子孫孫順利繼承下去，又思李氏宗族子孫發達，確保皇室宗族勢力強盛，因此一心想着如何一碗水端平，使幾個兒子彼此相安無事。但是，處於這樣一種局面，李淵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這一良好心願實在是自欺欺人，很難指望實現了。武德九年正月，也就是李元吉謀刺尉遲恭的事情敗露之後，這種形勢就越發明顯了。李淵計窮之下，只得推心置腹地對李世民說：“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朕當年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今建成年長，且為嗣日久，朕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台，居洛陽，自陝以東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李世民呢，當時的野心已是志在必得，要把整個國家的皇位繼承權完整地奪取過來，思想一時轉不過彎子，因此當場以“不願遠離膝下”為由極力推辭。但是，回到府上與眾部屬一議，大家都認為去洛陽暫時自成一國，以李世民手中所擁有的雄厚實力，人才資源，今後與李建成再爭天下，自然是穩操勝券，豈不是比留在長安相互陰謀算計更靠得住？因此極力贊成他成行。李世民這才下定決心去洛陽。 單從大局穩定考慮，從天下百姓的根本利益出發，李淵作為一國之主，輕率地做出這種承諾，其實是很不應該的，大有一種病急亂投醫的味道。試想想，這樣做，無疑是使一個完整的國家從此一分為二。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李建成和李世民本來已面臨水火不容的地步，再讓他們各人分治一國，彼此能夠相安無事嗎？二人各自手下的文臣武將能不各為其主，千方百計挑起戰爭嗎？唐初時期，因為大亂初定，全國的總人口僅有一千二百萬（也有說僅有八百萬的），全國百姓還能夠經受得住又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嗎？因此，消息傳到東宮，府上的人都極力表示反對，建議李建成一定要發動朝中親信大臣出面力阻。結果，李淵在眾官反複分析這件事勢將引發的種種不良後果後，也深切地意識到自己這主意太“餿”，只得不了了之。為了控制惡性事件的發生，為了大唐皇位能夠順利地傳承下去，也為了保全所有子孫的身家性命，李淵心裡明白，惟有讓李建成這位“生性仁厚”的長子繼承皇位，才有可能互不衝突地實現這一目標。不過，要讓李建成順利接班，首先就必須削弱李世民手中實力，削弱到他無力爭奪儲位才行。於是，李淵採納了裴寂、封德彝等重臣的建議，以封賞為名，把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干將分散到各地任職。這樣，也無疑向李世民敲響了警鐘，眼睜睜地看着舊部十去六七，卻又無可奈何。正是在這種關鍵時候，房玄齡又及時提醒他說：“所遣諸人皆不足惜，惟杜如晦具王佐之才，殿下若守藩端拱，無所用之，任之自去亦未嘗不可！若思經營四方，一統天下，則非此人莫屬矣！”李世民聞言大驚，以手加額道：“玄齡不言，幾失良才矣！”隨即入朝，極力奏請李淵，才撤消了杜如晦陝州總管府長史的職務，仍舊擔任秦王府的屬官，以後每當有了大事難以決斷，總不忘找房玄齡、杜如晦商議。所以，我們說，李世民之所以發動玄武門兵變，絕不是所謂的迫於無奈，即使最後面臨這種處境，也是他長期來蓄謀奪儲、處處表露得咄咄逼人的做法所致。當然，如果沒有李元吉從中挑撥離間，興風作浪，玄武門兵變或許不至於如此之速。所以，我們說，玄武門兵變的發生，離不開李元吉一份“功勞”在內。 對於李元吉這個人，歷史上沒人替他說過一句好話，看來他為人的壞是不容置疑的。李元吉自幼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走馬遊獵，壞事做盡，真實本事還真沒多少。大業十三年，李淵舉兵進取關中時，讓李元吉留守并州（即太原），過了幾年淫樂無度的太平日子，一遇宋金剛率大軍來攻，一仗被打得落花流水，倉惶逃往長安，把山西大片土地全部丟失，幾年後在滄州遇上劉黑闥大軍，也是一路望風披靡……但是，就是這位無德無才的傢伙，奪取儲君之位的野心，卻一點不比李世民遜色，長期以來稱得上是垂涎欲滴，甚至喪心病狂。但是，李元吉根基最淺，既沒有李建成的長子優勢，也沒有李世民的顯赫戰功，雄厚實力，胸中才學也比二位兄長差着很多。不過，這點自知之明他還是有的。懂得自己劣勢所在，為了最終達到奪嫡目的，李元吉能採取的謀略當然只有“曲線救國”了。為長久計，李元吉一則採取“扶危濟困”的手段，百般依附勢力較為弱小的李建成一方，時時不忘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尋找李世民的野心證據，處處鼓動李建成防備李世民，甚至不時設計要除掉他；二則暗中養精蓄銳，大肆招募死士入府，以便一旦協助李建成除掉了李世民，再找機會除掉李建成。例如李淵父子入齊王府查問兵器庫一事，如果李建成首肯，恐怕就輪不到李世民後來的玄武門兵變了。 行文至此，問題又來了：李元吉既然志在奪嫡，那一次為什麼不來個快刀斬亂麻，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塊除掉呢？其實，這件事看似難以理解，但開動腦筋認真分析分析，答案就不難得出——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朝中擁有的那兩股強大的勢力，如果貿然同時向二人發難，二人的眾多部屬藉口為主人報仇起而造反，一定引發天下大亂。李元吉自問至少眼下還不具備這樣的實力同時與兩大勢力為敵，亂軍一起，他這條小命還保不保得住實在很難說，風險成本太大，他怎麼能輕易下得了這種決心呢？因此，他必須徵得李建成同意，借李建成的旗號除掉李世民。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是，一旦李建成因這件事的成功，順利登上了帝位，一定會遭到李世民舊部的報復反抗，那時候，李元吉還可以維護正義的面孔出現，藉機打出為李世民報仇的旗號，把李世民舊部那些不舊明真相者拉到自己門下，從而達到最終奪取帝位的目的。令李元吉懊惱不已的是，李建成心性過於善良，一味顧念手足親情，任憑李元吉耍盡千般手腕，或旁敲側擊，或直言不諱，都無法奏效。李元吉無奈之下，不得不跳到前台，公然派出刺客，謀刺尉遲恭等李世民的鐵杆心腹；派人到李淵面前上奏，把李世民手下的謀臣武將如房玄齡、杜如晦、程知節等人一個個驅逐出秦王府，從而一步步促進了矛盾的尖銳化，表面化。 武德九年五月末，突厥頡利可汗派大將郁射設率領八萬大軍攻入代州，意在長驅南下進犯長安。李淵得報，因考慮到李建成、李世民兩派勢力紛爭日趨激烈，既然不便派李建成這位太子出征，也不想再讓李世民統軍，免得再一次讓他坐大，因此一直舉棋不定。裴寂、封德彝等人揣摩李淵的意思，提議由李元吉掛帥，燕國公羅藝、天紀將軍張瑾為副帥，率軍出征。李淵本來擔心李元吉沒有統軍才能，不敢輕易答應，但考慮到羅藝、張瑾都是久經沙場的老將，就欣然准奏，同時嚴戒李元吉凡事要多聽從羅、張二人的主意，不得輕易自做主張。李元吉獲得這樣的好機會，心裡那股高興勁就沒法形容了，趁機提出要求，盡調秦王府驍將尉遲恭、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侯君集等隨軍出征，計劃在戰爭中尋找機會，把他們一起除掉，從而剪盡李世民羽翼。李淵正愁沒法奈何得了李世民的奪嫡野心，如果一下把李世民手下這班虎狼之輩全部調出，打完仗再把他們分別安排在各地任職，李世民失去了這些人的支撐，他的野心再怎麼大，能力再怎麼強，孤家寡人一個，怕也無所作為了，因此一口答應下來。 李元吉和李淵各自打的這種如意算盤，如果順利得以實現，無疑是對李世民是極為沉重的當頭一棒。類似這樣的舉措如果是用來對付那種一般的庸碌之輩，不必說也一樣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他們所面對的是李世民這樣一個長期以來工於心計的“有心人”，效果就正好是適得其反了——這消息一經傳出，李世民馬上把問題的嚴重性看得很明白自不待言，他手下一班親信因此而群情激憤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以李世民的精明機警，第一反應當然也是氣憤，但接着被部下的憤怒情緒一鼓，馬上讓他敏銳地意識到，李淵與李元吉的這一舉措，無異於義務地替他做足了部下的宣傳鼓動工作，無形中把他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一致對外的看法意外地集中了，把他們的士氣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使他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實現他蓄謀已久的武裝奪權行動，可以說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於是，李世民毅然決策，派人通知宮廷禁軍總管常何和他手下的兩名副將雲麾將軍敬君弘與中郎將呂世衡為內應，義無反顧地發動玄武門兵變。常何勇冠三軍，歷來是李世民心腹。李世民深謀遠慮，數年前就推薦他充任禁軍總管，為了確保他能在關鍵時刻為自己所用，當時還賜給他金刀一柄，黃金三十綻，讓他永遠記住這份情義。敬君弘和呂世衡也全是李世民的舊部親信，所以派二人充當常何的副手。 玄武門兵變，人們歷來持肯定態度。這種心情不難理解，因為李世民登基後，開創了貞觀之治（其實也談不上開創，李淵在位時，對農業生產、文化教育、完善科舉制以及法律的形成等方面已卓有成效，李世民在這些方面僅僅是較好地繼承並稍有改進而已），為以後的大唐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社會歷史發展作出了他應有的貢獻。但是，如果換一種情況，李世民當上皇帝后成了一個糊塗的昏君呢？人們是否會對這場兵變換成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呢？筆者個人以為是完全有可能的。就事論事，李世民在兵變中可以說是暴露了自己極其兇殘的一面。如果說，李世民當時毫不猶豫地射殺自己的親哥哥，又單馬獨騎窮追弟弟李元吉，必欲親手除之而後快，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隨後令人殺盡李建成和李元吉十個兒子，就充分顯示了他骨子裡的窮凶極惡。試想想，李世民登基那年才二十七歲。李建成比他大了十三歲，古時候結婚生子早，他的五個兒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訓、李承明、李承義或已經成人，或基本已到成人年齡，我們無法推斷。但是，作為李世民同母所生的弟弟李元吉，中間還隔着個李玄霸，年紀頂多也就二十三、四歲。那麼，李元吉的五個兒子李承業、李承鸞、李承獎、李承裕、李承度會有多大年紀呢？恐怕全是低幼兒童吧？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而要跟着父輩一起遭此橫禍！如果怕他們長大後為父報仇，你李世民就不能動用你的權力機構，在生活上給以寬待，在行動上加以限制，在教育上加以奴化，恩威並舉，最終把他們培養成一班循規蹈矩的順民？好歹留下他們幾條幼小的生命吧！即使是李建成那五個已經成人或基本成人的兒子，也未嘗不可以按筆者以上所說的管束方式，放他們一條生路？當然，假如這一歷史事件果真是按筆者所說的結果，李世民也就不成其為李世民，因為與這相類似的暴行，在他的人生經歷中，還發生過一次，從而顯示了他在對待內部競爭對手不留任何可能後患的兇殘本性——李淵去世下葬時，李世民也曾毫不手軟地下旨，後宮中凡受過李淵封號的所有妃嬪全部為他陪葬。如果要考究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下決心又一次大規模地干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目的大約不外是：堵口舌之源，免得她們日後在各自兒子面前搬弄是非，與他的後代來爭奪皇位吧？ 李世民的兇殘一面之所以被忽略，主要在於他是中國曆朝皇帝中最愛護功臣的一個。其實，單憑這一點，並不能證明他對待功臣就格外寬容，或者說他的心腸就比其他皇帝善良。因為，在李世民的一生中，也有過無故殺害功臣的記錄——李世民曾因聽信民間“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謠傳，無故將一立過多次戰功的武連縣公、左武衛將軍李君羨殺害，原因是其官銜、爵號、籍貫和職務連占四個“武”字，與“武王”二字嫌疑最大。以至李君羨臨到死時，還不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另外，玄武門兵變前夜，李世民因為需要房玄齡與杜如晦這兩位歷來被他倚為左膀右臂的謀臣作最後決策，令長孫無忌上門相請。二人因以前被趕出秦王府時，李淵曾嚴旨他們不得擅回，害怕因此惹來殺身之禍，不敢輕往。李世民聽說後，以為二人變了心，盛怒之下，顧不得二人一貫來對他的忠誠和屢獻奇謀，下令尉遲恭再次帶刀前往，要麼把人請回來，要麼把他倆的人頭提回來。李世民當時的想法無疑是：兩人的才能太超群出眾了，如果他們不肯再死心塌地為我效力了，就只能讓他們馬上去見閻王爺，免得他們今後投靠了別人，對付起來困難。這樣的事例，在後來對待李世勣（特註：李世勣本名徐世勣，投唐時，得李淵極度賞識而賜姓李，後李世民去世，因避其名諱去掉名中的“世”字，改稱“李勣”。去世多年後，因孫子李敬業起兵反抗武則天失敗，被剝奪李姓，又做回徐勣）的時候，也幾乎如出一轍。李世勣一生出生入死，為大唐王朝的創建與鞏固忠心耿耿，功績累累，在李唐一朝中，很難有超越他的人。但是，李世民臨死前，因擔心他的才能過於傑出，擔心兒子李治繼承皇位後難於駕馭，也一度動過殺機，無緣無故把他的官職連降好幾級，以觀察他的反應，來決定是殺掉他，還是為兒子留下這位稀世能臣。虧得李世勣心態良好，或者說是早已看透了李世民的為人，無故被貶，也沒有絲毫怨言，欣然赴任，這才免去了殺身之禍。 比起別的皇帝來，李世民在女色方面似乎比較節制，尤其是李淵死後，把宮中幾千宮女全部發還民間，讓那麼多宮中怨女重見天日，可說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他在這方面其實也有很不檢點的時候。齊王府的楊妃天姿國色，貌若天仙，因為與長孫王妃沾親，以往常到秦王府做客，見了李世民也不避忌。李世民見過楊妃幾面，暗暗驚羨她美色難得，可惜礙着她那弟媳婦的身份，不方便下手。李元吉被殺後，李世民機會來了，就不惜裝模作樣，一次次到舊齊王府弔祭，顯得他和這位弟弟感情很深似的，同時花言巧語，把當日殺害李元吉的行為說成是“奉旨行事”，聲稱即使如此，他當時還是不忍心下手，後來是被尉遲恭“誤殺”云云，以至終於騙得楊妃芳心相許，攜得美人歸，從而也在世人面前撕破了他不重女色的偽裝。 筆者一口氣列舉了李世民這許多不是，如果要再說他極端愚昧的一面，自古至今那李世民的眾多崇拜者恐怕要憤怒到把唾沫星子噴到我臉上大罵了：李世民那麼個英明神武的皇帝，哪方面顯示出了他的愚昧？你憑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一個古人過不去`！但是，我還是不得不遺憾地告訴您，李世民至少在晚年做過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並且為這件蠢事搭上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這事最初發生在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七年），李世民得了中風病，癱瘓在床上。御醫給他精心治療了半年，病情大有好轉，開始隔兩天可以上一次朝了。如果照這樣治下去，以御醫的高明醫術，最後治癒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他這時候卻鬼迷心竅，幻想長生不老，迷戀上了方士煉製的丹藥，服用了一段時間並不見效，也始終無怨無悔，死心認定是國內方士“仙術”差勁，派人四出，到各個國家去尋訪高人。貞觀二十二年，大將王玄策在戰鬥中俘獲了一位名叫那羅邇娑婆的印度和尚。那羅邇娑婆自稱一生專門習練長生不老之術，至今已有二百多歲高齡，並吹噓說只要吃了他煉製的丹藥，一定可以長生不老，甚至還能成仙，大白天飛升到月宮裡去。王玄策投李世民所好，趕忙把那羅邇娑婆獻給他。李世民聽了印度和尚一通不着邊際的神吹，果然如獲至寶，令人把和尚當做神明一樣供養起來，同時號令天下，不借任何人力財力物力，按照和尚開列的各種稀奇古怪的藥物，四下採集，經過長達一年時間才配製煉成，成後迫不及待服用，結果當場中毒，七孔流血，沒兩天就“駕崩”了，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直接被 “長生藥”毒死的皇帝，死時年僅五十二歲。他的這一愚昧之舉，無疑使後世眾多真誠崇拜他的人惋嘆不已，也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一個千古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