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底毛澤東主持兩次省委書記會議，商議定出了《農業四十條發展綱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內，依靠農業集體組織，興修水利和採取各種增產措施，把糧食畝產提高到“四五八”目標——黃河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長江以南達到800斤。 有的省委書記為了表示自己能幹，有作為，就謀劃着提前實現，其中最突出的是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和主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趙紫陽，他們在1957年就上報中央說廣東轄區內部的潮汕某縣已經平均畝產過了1000斤，叫做“千斤縣”，這個假典型材料經過書記處某責任人（陶鑄的哥們）未加任何稽核而認可，並作為已經核實的材料上報毛澤東（可能是為自己的哥們爭取政績），在1957年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表揚了陶鑄趙紫陽諸人的能幹：“有規劃比沒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五、八’就有危險，抓緊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細作吃飯，我國將來要是世界上最高產國家，現在已擁有潮汕千斤縣。‘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還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第238頁）本來毛澤東組織擬定的《四十條綱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實現四五八目標，但是陶鑄和趙紫陽一年就搞出來一個千斤縣，可見他們是多麼的能幹，毛澤東是多麼的保守啊！ 千斤縣這樣的政績工程，不是那麼容易讓人信服的，畢竟共產黨高官中間職業農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計跟毛澤東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額外做些說服教育工作。陶鑄自己就親自出馬在《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可能陶鑄的觀點在廣東省委內部還有異議，很快，趙紫陽就給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時的回應，並在當年的《紅旗》雜誌第六期上發表署名文章《從化四日——給廣東省委的一封信》，說“密植一定能夠增產，密植不會帶來倒伏危險，密植後出現的突出問題是勞動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頁）還在文中推廣他所總結的廣東先進農業經驗——複式插秧法，每一個坐在書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讓水稻產量短期內提高十倍，高產又不能讓一粒稻穀長成十粒那麼大（這個方面造假有困難），那麼剩下來的方法就是讓水稻植株多出十倍來（這個可以通過輟秧來人為地實現）。可以說，趙紫陽不僅通過書記處裡頭的哥們，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政績工程樣板的認定，而且從理論上解決了高產的難題，從而設計了1958年各地高產衛星都一體遵循的製造原理。 這個通過書記處稽核的“千斤縣”假典型，給各個省委書記以強烈的刺激，各省爭先恐後搞“千斤縣”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縣搞“千斤縣”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縣搞千斤縣典型。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趙的典型更有說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慮到不可能每一塊田每一個公社的產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報》編輯的老魏，親身經歷了王任重的千斤縣試驗：“王任重說‘千斤縣裡必定有某產幾千斤的公社，畝產幾千斤的公社裡頭必定有萬斤田’。”（對老魏的訪問，2005年10月）所以，一個千斤縣要有說服力，必須經過“高產衛星”的檢驗。王任重自己親自擔任孝感千斤縣的指揮長，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是副指揮長，還邀請華中農學院的白教授作為顧問，在孝感北門立了一塊千斤縣的大牌子。這樣，到了水稻收割季節各種各樣的高產衛星就出來了。